2009年1月31日星期六

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访问蒙古


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基尔桑-伊柳姆日诺夫将于2月四日访问蒙古国乌兰巴托。今年是卡尔梅克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400周年纪念。基尔桑-伊柳姆日诺夫也是国际象棋联合会(FIDE)主席。

这个卫拉特蒙古民族组成的全欧洲惟一的藏传佛教国家前些年曾经以该国总统名义发起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要从遥远的中国新疆,把一万名卡尔梅克卫拉特蒙古族人迁徙回他们的故乡,希望令这个逐渐没落的民族重新壮大起来。

  发起这项大迁徙行动的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世界棋艺联会会长伊利姆泽诺夫。他宣布准备安排现时居于新疆的一万名卡尔梅克族人,迁回三千里外的卡尔梅克共和国,目的是要令这个民族的语言、传统和文化延续下去。

伊利姆泽诺夫于1993年当选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这位百万富翁曾承诺振兴国家经济,让每个牧民人手一部手机,并为此启动了数个耗资巨大的经济项目,试图重现卡尔梅克共和国当年辉煌。作为国际象棋迷的伊利姆泽诺夫从1995年开始一直担任国际棋联主席,举办了多次国际大型比赛。目前,他正斥资数百万英镑在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利斯塔市郊建造一座“棋城”。

据悉,卡尔梅克共和国现在大约有二十九万人口,其中卡尔梅克蒙古人有十四万六千人,占了总人口的45%,其余大部分是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

根据历史资料,卡尔梅克蒙古人以耕种和畜牧维生,虽然他们付出很大努力保家卫国,但在过去三百多年来却饱历风霜,度过了不少风浪。1944年,苏联领袖斯大林指控卡尔梅族人与纳粹德国勾结,于是将全部族人放逐到西伯利亚,其中一半人惨死。其后,部分族人流落中国,落地生根。

  伊利姆泽诺夫说,很多住在中国的卡尔梅克蒙古人,至今仍然口操卡尔梅克语,而且精于畜牧。他指出,其实在过去数年,已经有数百个卡尔梅克蒙古人从中国迁回故乡,而且十分适应故乡的生活。

他同时指出,目前在新疆和内蒙古居住的卡尔梅克族人,估计有多达三十万至五十万人。

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总统要百万“买”列宁遗体

10月29日电 据莫斯科新闻网报道,国际棋联主席、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基尔桑-伊柳姆日诺夫称,他准备划拔100万美元用于运送前苏联领导人列宁的遗体至卡尔梅克首府埃利斯塔。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伊柳姆日诺夫的话称:“我已经正式通报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如果安葬列宁遗体的问题被提出,我们准备划拔100万美元将(红场的)列宁墓和遗体全部运到埃利斯塔。”

  最近几周,多次有俄罗斯官员称可能会将列宁的遗体从其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陵墓中迁走。普京总统的地区特使格利高里-博尔塔夫琴科称,列宁的遗体应该和其它布尔什维克要员一起安葬在同一座墓地内。俄罗斯副议长柳波夫-斯里斯卡周一透露,列宁遗体的安葬工作可能最早于明年1月份启动。圣彼得堡州州长马特维延科也呼吁将列宁的遗体从红场的陵墓中迁出埋葬。

  久加诺夫就此事向克里姆林宫发出警告,称埋葬列宁遗体的意图是“不负责任而且煽动性的”。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则认为,俄罗斯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做出这样的举措。普京总统此前表示,他反对埋葬列宁遗体。他说,许多俄罗斯人将自己的生命同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埋葬列宁意味着使这些人生活在空虚中。

美国共和党选出黑人党主席


BBC 2009年01月31日
非洲裔的前马里兰州副州长迈克尔·斯蒂尔周五(30日)当选美国共和党新的全国委员会员主席。
斯蒂尔在六轮投票中,击败了另外四名对手。他并不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因此被视为"外来者"。
2003年至2007年任马里兰州副州长的斯蒂尔是该州第一个担任州一级职位的黑人。
已婚并有两个儿子的斯蒂尔1958年出生,1991年获得乔治城大学法学学位。
他后来曾长期从事和金融交易相关的法律咨询工作,目前仍是华盛顿杜威路博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美国共和党立场相对保守,传统支持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劳工阶层的白人。 在奥巴马出任总统的背景下,共和党这次选出一位黑人领袖,具有特殊的意义。
有人预测斯蒂尔可能会代表共和党在2012年与奥巴马上演一场非洲裔之间的总统竞选。
但观察人士指出,斯蒂尔接手的是一个四面楚歌、刚刚失去国会和白宫控制权的共和党。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天然草场遭严重破坏

今春以来,大批外来人员来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南部的嘉尔嘎勒赛汉镇退牧还草项目区采挖草苁蓉,使处在恢复中的天然草场受到严重破坏。
记者从嘉尔嘎勒赛汉镇草原站了解到,前来偷挖采挖草苁蓉的还是来自宁夏的农民或打工人员,采挖地点是同宁夏接壤的四个嘎查、约一千五百平方公里范围。在采挖草苁蓉过程中,采挖人员还就地樵采多年生灌木生火取暖做饭。双重摧残使草场受到很大破坏,使当地退牧还草项目区天然植被的自然恢复效果大打折扣。

今年以来,嘉尔嘎勒赛汉镇已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和嘎查民兵,清理遣返采挖草苁蓉人员几百多次。

南蒙古西部的“百里污染带”


内蒙古、宁夏交界处的“百里污染带”
在我们的印象中,内蒙古西部,本应是一片净土。然而,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这里的一些地区迅速工业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内蒙古、宁夏交界处的一块狭长区域,就是这样一块地方。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假借发展之名而开设的上千家“
高污染、高耗能”工厂,让这里成为中国西部的“百里污染带”,再也找不到曾经的纯净。近几年来,摄影师子民及记者喻尘一直关注着这个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本文就是他们用镜头和文字所做的真实记录。
近年来,黄河中上游的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等部分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许多高载能、高污染的工业园区相继建立,林立的烟囱占据了原来的村庄,浓烟遮蔽了天空,污水流入黄河,废渣倒入草原。不少居民还仍然生活在被严重污染的环境中,
疾病时常爆发。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近20年来,黄河排污量增加了一倍,十几条重要支流成为“排污沟”,干流近40%的河段丧失水体功能。
近年来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电石、焦化、硅铁等企业相继在当地建立,所产生的“三废”污染正在深刻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
据介绍,从2001年始,内蒙古近两万亩草原被工业园区占用。随着工业园区的建设,上百个炉子开始冒出黑烟,污浊的空气弥漫着整个小村庄。空气污染给当地的农作物带来了最直接危害:西红柿、茄子等瓜果出现了黑点和腐烂现象,蔬菜也销售不出去了。“但我们并没有拿到补偿,直到前不久才与区上达成一个补偿协议。”袁广深说,乡亲们搬出了厂区,但离开了世代耕种的土地,大家都无事可做。
以前,这个深处沙漠和草原边缘的苏木,与绝症没有什么联系。从2003年开始,陆续有人患上癌症等疾病死去。“如果赶上刮风天,还好些,否则满屋子都是呛鼻子的味道。”袁广生望着那些正在开工的工厂摇了摇头说,“如今我们大都患有呼吸道疾病。

一位牧民跪在工地前请求不要再建工厂,还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
棋盘井工业园区占用的土地原是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鄂尔图克嘎巴的牧场,著名的阿尔巴斯羊就产自这里。“2004年开始,家里的羊一年要死十几只,羊绒也变黑了。”蒙古族牧民王吉拉一边赶着羊一边说。200多只羊在20多根吐着黑烟的烟囱附近艰难觅食,一条黑色长龙从公路边上延伸过来,足有一公里。“这原本是一个河床,从去年开始,附近的电石厂把废料和炉渣倒在这里。”他说。向东不到两公里远,是一个被铁丝网围着的自然保护区。王吉拉是坚守在工厂污染区域里所剩不多的几户牧民之一,更多的阿尔巴斯牧民放弃了羊群,迁移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小镇上谋生。“以后也许就没有阿尔巴斯羊了。”王吉拉感叹道。
-- 内蒙古乌海市某工业园,滚滚的浓烟遮蔽了整个天空。
-- 民工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每天吸入大量粉尘。
曾经蓝天白云的碧空变成而今的浓烟滚滚的阴霾,再也回复不了晴朗;曾经青山绿水的村庄变成而今满目疮痍的荒原,再也长不出庄稼;
抚育华夏儿女的母亲河承受着巨大的伤痛!无数的重工业污水流入黄河!
西部的开发,不应以丧失曾经的蓝天白云,草原牧歌为代价!不应以丧失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和福祉为代价!

从2001年始,内蒙古西部牧区18883亩草原被工业园区占用。一个因开发而诞生的村庄,却将因开发而消亡。
  北山村是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公乌素镇唯一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子,在无边无际的阿拉善沙漠东部边缘上,西枕黄河。400多人口的小小村庄生产的蔬菜和粮食供养了公乌素镇周边的厂矿。村子往东不远即是鄂尔多斯草原,种植和放牧是村庄里的两大主业。
  “我们是1974年过来的,我的老家是鄂托克旗巴音浩特乡。”村里的副支书说,全村大都是从鄂尔多斯各旗迁移来的,刚来时是220人,现在则是420多人了。“我们将面临着再次迁移,公乌素镇上这唯一的村子将没了。”袁广生指着自家的房子,“这些,将在今年的11月被拆掉。”
  北山村是一个因开发而诞生的村庄。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内蒙古对乌海一带的煤田进行开发,一些来自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青年人应征投身到原本为荒漠一片的沿黄河的狭长乌海谷地,开辟了大量的优质煤田。为了使这些从内蒙古各大城市来的开发者吃上新鲜的粮食和蔬菜,一些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农民应征来到了这里,引来了黄河水,开发了矿区之间上万亩的农田。
  如今,这个因开发而诞生的村庄,却将因开发而消亡。
  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西来峰工业园区已经开发到了村子的边上。从2001年始,北山村18883亩草原被工业园区占用。“但我们并没有拿到补偿,直到前不久才与区上达成一个补偿协议。”随着工业园区的建设,上百家焦化、铁合金厂、电石、硅铁厂的炉子冒烟了,黑烟和污浊的空气开始弥漫了北山村的四周。大气的污染给北山村的农作物带来了最直接的危害,西红柿、茄子等果实出现了黑点和腐烂现象,蔬菜便因此不能销售出去。
  “庄稼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少,羊也不能养了。”袁广生说,从2003年开始,村里陆续有人患上癌等病症死去,在以往,这个深处沙漠和草原边上的村庄,与绝症没有什么联系。更多的是村民大都有呼吸道疾病。“如果赶上刮风天,还好些,否则满屋子都是呛鼻子的味道,从2003年开始,这里就很少看到蓝天了。”袁广生望着那些正在开工的厂子,摇了摇头。
  今年4月,一位来自北京的摄影师发现了这里的境况,曾来到村子里,将袁广生等人写的反映北山村遭遇的材料带到了北京,并寄给了中共国家环保总局。
  抗争的结果是海南区与北山村签署了一份赔偿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北山村被占用的每亩草场将获得333元的赔偿,全村已经被占用的土地将获赔630万元,但这些钱将分15年付清。按照这份协议,村里的房子也将被拆除。“我们必须搬迁到政府建好的安置房里,但是我们拿不出买房子的钱。”袁广生每天都在为此事奔走,“我们村子有600多亩农耕地,公乌素镇也只有这些农耕地,以后一点也不会有了。”
  “周围的厂子包围了过来,如果温棚不能住,我们就不住了。这里也住不成了,我们走就走吧。”袁广生望着远处的一片工地,那里是神华集团投资10亿元兴建的100万吨大型焦化厂,北山村所有的土地将埋葬在此厂的厂房之下。
高污染厂“开满”黄河岸
   如果近千家重污染企业一起冒烟,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中午就像是刚落日的黄昏
  西来峰工业园区只是内蒙古的乌海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交界处众多工业园区中的一个。三地像是比赛似的,从2000年左右开始,争相在沿黄河两岸数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开设工业园区,而这些园区,无一例外都是以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为主要的引进对象。公乌素镇开发区、乌达工业园区、乌斯太工业园区、阿拉善左旗工业园区、棋盘井工业园区都挤在内蒙古西南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不大的空间里。如果近千家重污染企业一起冒烟,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中午就像是刚落日的黄昏。
  乌斯太工业园区是1996年被内蒙古自治区确定的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区,2002年又升格为自治区级开发区,规划面积为16平方公里。区内的企业主要为盐化工、染料化工、冶金、建材、煤炭深加工等工厂。目前,已有上百家企业进驻到这个属于阿拉善盟的开发区内。虽然在行政上乌斯太属于阿拉善盟,但距离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却只是一路之隔。在早晨的时候,两边的工厂同时开工,两个园区之间的道路目所能及的不到10米。
  棋盘井工业园属于鄂尔多斯市蒙西经济开发区的一部分,仅一个高载能工业园的面积就达到了60平方公里。根据一份由棋盘井工业园区管委会提供的资料,到2007年,园区的全部项目建成后,高载能产品生产能力将达到每年100万吨,原煤产量每年1200万吨,机焦600万吨,水泥200万吨,GDP达到100亿元。棋盘井与西来峰之间隔着一座山,两区工厂冒出的黑烟交织在山顶之上。
  为鼓励“高载能、高耗能”工厂的投资,内蒙古和宁夏各地纷纷出台了优惠政策。以乌海为例,在乌海市发展改革委和对外开放办最新合编的“乌海投资指南”上,明文规定“硅铁、电石等高载能产品生产及深加工”、“煤焦油的深加工”、“大型发电厂”等为乌海市鼓励发展的产业,在乌海工业园区“高耗能企业享受含税用户实缴0.29元/千瓦时的优惠电价”,并且入区企业免征土地出让金,减半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城市建设附加费,土地使用税5年内先征后返,企业所得税前三年先征后返,后两年征后返还50%。
  内蒙古西部的这一片规模巨大的工业园区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工建设的,相邻的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和阿拉善盟立足于当地丰富的煤炭、电力和矿产资源优势,纷纷制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在三地交界处的乌海市周边9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建起了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鄂尔多斯棋盘井工业园区及阿拉善盟乌斯太工业园区等5处高载能工业园区,累计引进各类工业企业近千家。仅2002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些园区的工业产值达到40亿元,上缴税金5978万元。2003年,园区内企业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前10个月就完成工业产值58.77亿元,而2004年,更是突飞猛进到了百亿元。
  从公乌素镇向西南走十公里左右是一个叫拉僧庙的小镇,站在一个化工厂的废料堆砌起来的“土地”上向西南望去,隔着弯曲的黄河是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的河滨工业园区。沿着从惠农区穿过的109国道向西南方向延伸,直到石嘴山大武口区,则分布着红果子、泰山、兰山等工业园区,而从大武口区向东,连接平罗县,更是一条规模更大的工业园带,站在包兰铁路上的立交桥望出去,密密麻麻的烟囱望不到边际。
  如果从平罗的工业园区开始算起,到乌海市北面的一个冒着大片黑烟的小镇,乘坐火车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经过平罗、惠农、乌海西、乌海等主要的车站。在这个狭长地带内,究竟有多少家正在开工生产的焦化厂、电石厂、铁合金厂,目前,两自治区则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

  阿尔巴斯羊成了“黑羊”
  蔓延的工业园区使阿尔巴斯苏木的大草场正面临着灭顶之灾,而那著名的羊群也将随之消失
  40岁的蒙古族牧人王吉拉坚持在棋盘井工业园东面的草场上,他的一些同一个嘎查(村庄)的牧羊人已经迁走了。“我家里养了300多只羊,原来有400多只。以前,羊毛能卖100多块钱1斤,现在都变成了黑毛,卖不上价了。”他在一条河床前,指挥着吃草的羊,“从前年开始,一年要死10多个羊。”羊群在几十根吐着黑烟的烟囱附近艰难地觅食,一条从公路边延伸过来的黑色长龙铺满了多日没有来水的河床,直到羊啃食沙葱的嘴边。
  鄂托克旗棋盘井工业园区就在109国道的侧旁,与西来峰和公乌素工业园区相连,其规模之大要超过海南区的西来峰工业园区。一条从东胜到乌海的公路正在修建,草原被拦腰截为两半。
  王吉拉用手指着109国道的方向说,那“黑龙”足有1公里长。他说这话的时候,一辆卡车正好过来倾倒废料,几个从废电料中拣拾废铁块的拾荒者在废料堆上坐着,等着车倒完,“每半个小时来一次车,我们一天能拣到几十斤废铁。”他们其中的一位说,他们在这里拣废铁已经1年多了,“黑龙”最早从公路边上开始,逐渐占用了整条河床。
  “马上就倒到草原上了,我找过嘎查的和苏木的领导,但没有阻止他们。”王吉拉说,开始时,那些倒废料的人答应倒满了河床就不倒了,“但你现在看,河床填满了,他们还没有罢手,再这样下去,我只有把羊全部卖掉了。”羊在啃食沙葱,可那沙葱的上面沾满了灰尘。“我怀疑羊就是吃这有毒的沙葱死的,还有,从工厂里飘出了很多废弃的塑料到草原上来,羊吃了也会死。”
  阿尔巴斯苏木出产的羊叫“阿尔巴斯山羊”,是鄂尔多斯草原上享有盛名的一个羊的种类,它的羊绒特别受欧洲人的喜爱,在国际市场上一直价格不菲,但从乌海市海南区蔓延过来的工业园区,已经侵蚀到了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西部,阿尔巴斯苏木的大草场正面临着灭顶之灾,而那著名的羊群也将随之消失。王吉拉是坚守在工厂污染的范围内所剩不多的几户牧民之一,更多的阿尔巴斯牧民放弃了羊群,迁移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谋生,阿尔巴斯羊将逐渐成为历史。
  化工废渣上的拉僧庙镇
  “大部分的拉僧庙镇原来都是一个大坑,废渣把大坑慢慢填了起来,盖上了房子,住上了人”
  乌海市海南区拉僧庙镇在黄河拐的一个不大的弯处,对岸就是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的河滨工业园区。镇子是由一个化工厂发展起来的,现在这个化工厂卖给了一个广东的老板,装备了一个火电厂。化工厂处理废水的池子一级级自上而下排下来,在一个与黄河相连的深沟处被最后处理。化工厂的废料被卡车装载着倾倒在低洼的大坑里,足有十多米深,然后被压实,再往前推进,方向是不远处的黄河。化工厂自备的火车站站台上,停靠着几列等待装货的货车,车皮上醒目地标示着:“危险品,剧毒。”
  小镇上几乎没有一间新盖的房子,低矮的房屋是以前化工厂职工的宿舍。“许多当地人已经搬离了住处,房子租给了来打工的外地人。”一位在街道上站着的大妈说,“这里没法住了,每天都是黑烟滚滚的,工厂的废渣堆得快没处放了。”一个人家的房子开着窗,几个人正在炕上喝酒,他们说话的声音是不同的方言。在化工厂的大门口,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从进入这个小镇开始,难闻的气味是逐渐加剧的。
  从一条小小的街道向下走去,是一些由化工厂带动起来的烧碱小作坊,它们就建在废渣堆上,污水处理池的边上。“这些污水处理后分配给那些小作坊。”一位叫李桂英的值班女工在污水处理池旁的一个小屋内,她说,这些作坊利用被处理的废水,生产的烧碱捎带着卖给化工厂的客户,生意一样很好。
  沿着污水处理池向黄河的方向走去,几辆大卡车正穿梭不息拉着废渣,朝黄河的方向倾倒着,还有一些四轮拖拉机,也载着废渣往黄河的边缘倾倒。“大部分的拉僧庙镇原来都是一个大坑,有几平方公里大小,废渣把大坑慢慢填了起来,盖上了房子,住上了人。”站在拉僧庙最高处的小山上,一位在庙里修行的喇嘛说,他每天站在山上往下看,但滚滚浓烟挡住视线,他看不到下面的景象。
  废渣堆的前方,黄河的边上,一个叫“向阳X队”的小村庄在那里,农民低矮的庄稼明显缺水缺肥。站在他们的圆形打麦场上向四周瞭望,发现村庄是被一圈高耸的烟囱包围的,近在身旁的黄河流着混浊的水,低声流淌着,像是在哀怨地呜咽。
 被污染改变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肺病和癌困扰着附近的居民们:“果树每年都在成片地死去”
  “生活在我们这里的人要少活10年以上。”公乌素镇上一位出租车司机对那些近在眼前的黑烟发着无可奈何的牢骚,他很多次要经过109、108国道去宁夏的石嘴山市或者内蒙古的东胜等地,“大白天从公路上走,都要开着车灯。”太阳和蓝天被遮住了,厚厚如乌云般的却是有毒的黑烟。公乌素镇是因一个煤矿而发展起来的,所以,街道上的煤灰不一会儿就沾满了鞋子,从随便哪条街上走过,就感觉鼻孔被堵住了,呼吸不甚顺畅。
  在公乌素镇医院里,几个肺矽病人正在接受治疗。这些病人,并不是附近厂矿的工人,只是住在镇上的居民,那些厂矿的工人有多少人患上肺矽病,不易统计,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千里之外的乡下来此打工的,即便得了病,也就被老板辞退,转回老家治疗了。越来越多的肺病和癌不仅困扰着公乌素镇居民,也困扰着海南区、乌达区更多的居民,甚至在七八十公里之外的石嘴山市红果子工业园区,附近的西河桥村和聚宝新村等几个村庄里的村民也同样被越来越多的疾病困扰着。
  “用渠水浇田,庄稼就会死,第二年也种不成庄稼。”一位扛着农具骑自行车从田里回家的农民在第三排水渠边停下来说。第三排水渠是从宁夏省会银川北面不远的贺兰县开始,由人工开挖的一条分流黄河水给两侧的农田的人工渠,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流入黄河,有百多公里长。现今,这条曾承载了农田浇灌多年任务的水渠变成了一条巨大的排污沟。“许多村民得了皮肤病,几乎每家都有这样的病人,得癌症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在以往是很少的。”
  “夜里开着窗户不能睡觉。”聚宝新村的一位在路边聊天的妇女说,“一是噪音,二是难闻的气味。别看这些厂子白天都没冒烟生产,可一到晚上就都开动了。”附近的一个农场果园全面绝收,一个焦化厂赔了这个农场3万元了事。
  “我们石嘴山人喝的可都是这黄河水啊。”在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黄河西岸,一位在河边草地牧羊的老人用羊鞭指着一条热气腾腾的排污沟说,“现在看到的是黄色的,每周要有两次是白色的,这些水就直接排进了黄河。”老人指了指排污沟的方向,距离河岸20多米处,污水与自南向北流动的黄河水交汇在一起,像是黄河一个细小的支流。沿着排污沟向上走,发现污水是从“西部聚氯乙烯公司”厂里流出的。“这个厂是上海人投资的,规模很大,现在投产的才只是一期工程。”牧羊老人在附近住了多年,他是从工业园区最早的工厂恒力钢厂退休的。
  “我们的果树每年都成片地死去。”石嘴山园林场职工田富岭承包的果树在4年之内死了60来棵,正在收获的果实上落了一层灰尘,手一碰就脏了。田家的果树每年要灌溉6次黄河水,他怀疑果树的死亡与水有关,而那水则是受到了那家“西部聚氯乙烯公司”排出的污水污染了的。“三四月份,树刚吐花时死了一片,我怀疑是被围墙外的电厂熏死的。”田富岭说,河滨工业园区的配套电厂就在果园隔壁,每天排放的粉尘和烟雾,像厚厚的被子盖在果树上面。按果树的产量和苹果市价估算,田家每年的直接经济损失在2000元左右。一位在摘枸杞的妇女摊开双手说:“你看,这枸杞我们自己是不吃的。”她的双手上是一层油脂样发黏的黑色污物,那是摘枸杞时染下的。
  在内蒙古一方与乌海乌达区交界的是阿拉善左旗乌斯太工业园区。9月14日上午,“大河之旅”采访与考察团途经此处,乌斯太小学在几个焦化厂的包围中,靡靡细雨中,两百多小学生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两柱黑烟就在他们的身后,7个没有冒烟的烟囱张着大口。学校升起的国旗在黑烟之间被风吹得飒飒响。
  铁腕治污与“聋子的耳朵”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装备了环保设备,但大都是在应付检查时才开”
  高速、畸形发展的宁蒙交界处的各类工业园区已经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高度重视。早在2003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对“晋陕蒙宁交界区域的环境污染问题”做出批示后,引起了国家环保总局的高度重视。环保总局共7次累计出动执法人员一百多人对该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明察暗访,并召开了4次有关地方政府领导参加的现场会或协调会议。
  2003年11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乌海市召开了乌海市周边地区污染防治现场会,要求各地严把新上工业项目审批关,将可能带来污染的企业拒之门外,对现存违法排污的企业限时整改,在限期内达不到排污标准的企业,将依法实行关停。一些环保专家曾对这次会议给予热切期望:受地方保护等因素的制约,环保执法一直举步维艰的局面尽快得以彻底改变。
  2005年5月30日,是宁蒙晋陕交界区电石铁合金焦炭行业治理整顿达标的最后期限,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国家发改委、监察部、电监会等部门进行的现场督查发现:乌海市政府仅与47家焦炭行业签订了责任书,与污染严重的西来峰、乌达工业园区铁合金和电石企业没有签订责任书,西来峰的小炼铁炉正在违法生产;部分企业除尘设施营运不正常,如乌海市蒙金冶炼有限公司、乌海市新世纪铁合金有限公司在检查中仍停运治污设施,超标排放,一些工厂的布袋式除尘器出口被封死,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装备了环保设备,但大都是在应付检查时才开。”乌海市一位了解各污染企业内情的人士说,“如果他们在生产中开动环保设备,是要亏本的。他们没有能力负担环保设备运行时巨大的电力支出,而且,这一地区的电力供应已经远远不够。”从远处看去,每家工厂锅炉的旁边都装配有一巨型的绿色方型机器,上写有“XX环保制造”等字样,但那只是“聋子的耳朵”而已。
  2008年8月19日、20日两天,由国家监察部监察专员杨春玲、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及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局副局长高震风带队的内蒙古电石、铁合金、焦炭清理整顿检查小组对乌海市三行业清理整顿情况又一次进行了检查。
  西来峰工业园区和乌达工业园区成为检查组查看的重点。检查结果表明一些企业的排污环保设备比上次检查时有所达标,冒出了清烟,20万吨以下的小焦化厂仍然在被关闭取缔之列,这些厂子的一些设备开始被拆除。
  在这次检查后,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一位副局长表示,清理整顿工作力度大、信心足、措施有力,成绩也很明显。但以后的查处、监督管理力度将更大,防止一些被关掉的企业死灰复燃。
  谁为“畸形繁荣”埋单?
  这些“高载能、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在赐与所在地区“畸形繁荣”及投资者“短期暴富”的同时,不仅加重了能源紧张局面,还使脆弱的西部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工业园区在家门口开起来有利有弊。一开始是利大于弊,给富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可现在是弊大于利了,我们受不了了。”北山村的那位村支部副书记袁广生说,“工厂建得多了,我们的房子租给了来打工的外地人,增加了收入,可这环境却无法再让我们呆下去了。”
  谈及生活、环境和未来,几个在石嘴山红果子工业园区附近的聚宝新村聊天的当地人与袁广生有着同样的感想。“如果真的一下子把这些厂都关掉了,我们从哪里挣钱呢?”“厂子关了,你给我们找地方挣钱啊?”可面对四邻乡亲增加着的肺病和癌等病症的病人,他们也表示深受污染其害,“10年挣的钱也不够一场病花的。”
  2008年岁末,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检查组曾经对乌海市及周边地区进行过一次环保执法检查。检查组发现高载能工业园区在快速壮大的过程中喜中有忧。喜的是:这些园区的兴建加速了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为发挥资源优势、拉长产业链条、增加财政收入、拓宽就业渠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担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心切,在招商引资中降低了企业入园的门槛,一些被引进的污染企业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记者在西来峰工业园区采访时发现,一些规模小的厂子被贴上了封条,上面写着“乌海市海南区电石铁合金焦炭行业清理小组”的字样,表明查封的日期是“2005年7月10日”,在海南区,有五六十家企业是这样封掉的。
  环境治理对小规模企业的查封,引起了工厂老板的强烈不满。“我们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没有说这些限制?而是拉着我们非得要进他们的工业园区。”一位厂子被封的老板说,出了问题就来找他们的麻烦,以前干什么去了?在西来峰工业园区一个电石厂的围墙上挂着一个几十米长的标语条幅:“数千股东血汗钱付之东流,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在记者采访的前几天,几名工厂老板组织了几千工人,把银川通往乌海、包头的公路堵住了,更有一名刘姓老板,因为自己的20万吨的小焦化厂被查封,跑到了北京去告状。
  受多方因素推动,这些“高载能、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它们在赐与所在地区“畸形繁荣”及投资者“短期暴富”的同时,不仅加重了能源紧张局面,还使脆弱的西部生态环境雪上加霜,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恶果。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宁蒙交界处的高耗能产业都是面向国际市场生产,生产的产品不少都是出口国外,实际上是把其他国家限制发展的高耗能产业向我国转移。
  一些能源专家分析,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从能耗、环保、税收等方面对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化等高耗能项目进行限制,迫使这些产业向境外转移。而我国由于缺乏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正在成为世界高耗能产业转移的中心。现在国内在建和已经建成的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等生产线,已经超出国内需求的一倍以上,不少新上项目的主要市场在国外,这是一些地区正在不惜资源、环境代价,不顾国内能源紧张的形势,努力为别人提供高耗能产品,实在是得不偿失。

蒙古国总统出席了达沃斯论坛2009年会

乌兰巴托1月24日电: 据蒙古国对外关系部新闻司发布消息,应达沃斯论坛创始人、主席施瓦布教授邀请,蒙古国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将于1月28日至2月1日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主题为“塑造危机后的世界” 达沃斯论坛2009年会。

  蒙古认为,在世界面临经济危机之时举行这次论坛,对于蒙古国向世界介绍本国的政策、立场,以及寻求渡过危机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参加会议期间,恩赫巴亚尔总统还将与部分国家代表举行双边会谈,并就双方合作事宜交换看法。

2003年1月,时任蒙古国总理的恩赫巴亚尔曾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2008年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

乌兰巴托1月21日电蒙古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宣布,2008年蒙中双边贸易总额为28.139亿美元,占蒙对外贸易总额的45.72%。中国连续10年成为蒙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据悉,2008年蒙中双边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35.48%,其中蒙对华出口16.313亿美元,同比增长16%,占蒙出口总额的64.24%;蒙自华进口11.826亿美元,同比增长76.24%,占蒙进口总额的32.71%。

蒙古国主要向中国出口铁矿石、铜钼精粉、原油等,2008年仅铜钼精粉一项出口额就达到约8.35亿美元。

蒙古国古尔凡布拉格铀项目公布该矿最低可开发成本

2009年1月9日,西方勘探者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了其在蒙古国的古尔凡布拉格铀项目的最终的可行性研究。该报告认为,如果铀价在每磅八氧化三铀65.0美元的水平上,那么古尔凡布拉格铀项目将是可行的。而以目前现货市场价格为每磅八氧化三铀53美元计,那么古尔凡布拉格铀项目的开发是不可行的。原先古尔凡布拉格铀项目的铀生产的启动时间是定在2012年,由于多种原因推迟至今。近些年来开发方-西方勘探者集团有限公司在当地做铀矿地质勘查工作的同时,也同步做了了不少切合当地特点的民生工作,包括为矿产地民众提供教育奖学金和相关技术的培训计划,雇佣当地劳动力等等。

蒙古要求中国提供30亿美元贷款应对金融危机

据美联社1月16日报道,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煤炭、铜以及羊毛价格下降,蒙古国政府15日要求中国政府提供30亿美元贷款,以应对当前危机。

据美联社报道,蒙古国政府在声明中说,30亿美元贷款包括两个部分,其中10亿美元为稳定其银行系统,另外20亿美元则将用于道路 建设、工业和农业项目,以扩大与中国贸易。

声明说,蒙古国副总理Enkhbold Mieygombo将负责与北京进行贷款谈判。
美联社报道说,蒙古国向中国申请援助反映了少数具有中国血统的蒙古人形成和把持蒙古中央政权,逐渐抛弃西方,开始倾向北京。
蒙古国议会预计,2009财年预算将出现3950亿图格里克(约2960万美元)赤字,大约占蒙古国GDP的6%。
蒙古国财长称,如果铜的价格继续下降,将削减经费。 他还透露,蒙古国政府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可能的贷款进行谈判,目前还不清楚蒙古国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具体金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称目前正在乌兰巴托就此事进行磋商。

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就中国人权状况举行听证会

2009年1月31日

据世界维维吾尔大会 - 1月30日
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日前举行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特别听证会,邀请国际西藏运动、美国维吾尔协会、国际特赦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和劳改基金会等民间机构的代表出席作证。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今年二月份提出关于中国人权记录的报告。1月27号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为此就中国的人权状况举行特别听证会,由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主持,他表示:
“我们今天邀请各方专业人士就中国的人权现状举行听证。自从去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以来,中国政府继续加强对人权的压制,打击民间的各种维权活动,特别是加强了对于西藏和新疆人民的武力管制。从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被判刑入狱,到目前《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刘晓波被拘禁,中国当局漠视人权的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也是美国新一届政府所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雅各布∙布劳斯坦学会的格尔女士首先发言,她介绍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全球阶段性审核程序,以及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估:
这将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联合国成员国面前,回答相关的人权问题。从2月9日上午9点开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就公民新闻、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各方面的人权问题提问,并发表相关的审核报告。这也是联合国加强保障人权的重要举措之一。”

国际西藏运动的布琼次仁就西藏人权状况提供了自去年西藏事件以来,中国当局以军事手段对 数以千计的普通藏族民众,进行拘禁、酷刑的调查报告。他强调,西藏民众对于信仰自由的追求正面临着来自中国政府的致命威胁。
美国维吾尔协会的负责人热比娅女士揭示了中国新疆维吾尔人所受到的迫害。她在听证会后通过翻译向本台记者表示:

“这是我们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还有其他人权组织,我们都特别写了报告,发给联合国人权组织,所以他们可以在这次审查中能审查中国的人权问题。人权记录――如果确实他们听我们被压迫的民族的人权要求,我们写的东西他们应该审查。所以我们在努力。”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莫瑞兰女士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库马尔先生在发言中分别谈到中国的新闻管制、互联网监控,以及死刑的使用和犯人权利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在听证会上概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他在听证会后向本台记者表示: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人口计划问题,这涉及到每一个中国人、每个家庭、每个妇女本身的利益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三个是关于中国劳改的问题,这是一个专政机器的问题。最后还有死刑和摘取器官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因为只有这么一个政策,才能使很多人被消灭掉。所以,我想这些问题是比较清楚的,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有一个根本的人权问题。奥巴马还没有对中国政府做出明显的反映,对中国问题的反映,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奥巴马会做一些事情。”

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持的全球阶段性审核每四年对全体192个成员国的人权纪录做出调查和评估,旨在促使各国政府履行保障人权的义务。联合国将于2月9日就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并将于2月11日提出相关的审核报告。

中共的“民族识别”

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54年,首先认定蒙古、回、藏、满、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侗、瑶、白、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拉祜、高山、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羌、撒拉、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鄂伦春”、“保安”、裕固、“塔塔尔”等38个“少数民族”。

第二阶段:从1954年至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新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赫哲、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名为德昂)、独龙、京、毛难(后改名为毛南)、门巴;同时,将普查中自报的74个族体分别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中。

第三阶段:从1965年至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65年认定了西藏珞瑜地区的“珞巴族”,1979年认定了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至此,使中华民族的成员增加到56个。

第四阶段: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据统计,自1982年以来,全国恢复、更改民族成份的人数在1200万人以上。

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


(简称国家民委),是中共国务院组成部门。 “国家民委”承担着执行中共以国家名义制定大汉族沙文主义民族政策,监视、监督和实施对控制少数民族区域,监督办理少数民族事物的官僚机构。类似“理藩院”、“蒙藏局”、“蒙藏事务处”、“蒙藏委员会”。

历史
1949年 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简称中共民委。
1954年 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改称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
1970年 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被撤消。
1978年 恢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国家民委,此后一直作为中共国务院组成部门。

历任主任
李维汉
乌兰夫
杨静仁
司马义·艾买提
李德洙
杨晶(现任)

现任领导
杨晶 (主任,蒙古族)
杨传堂 (副主任,正部长级,汉族)
牟本理 (副主任,汉族)
杨健强 (副主任,白族)
周明甫 (副主任,汉族)
吴仕民 (副主任,汉族)
杜鹃 (纪检组组长)

内设机构
办公厅
政策法规司
经济发展司
文化宣传司
教育科技司
国际司
规划财务司
人事司(机关党委)
驻委纪检组、监察局
离退休干部局
民研中心(政研室)
信息中心
机关服务局

直属单位
中央民族干部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大连民族学院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
中央民族歌舞团
民族出版社
民族画报社
民族团结杂志社
民族文化宫
中国民族博物馆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
中国民族报社

兼职委员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土资源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体育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扶贫开发办。

地方单位
地方各省区市都有地方民族事务委员会或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民族识别工作
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54年,首先认定蒙古、回、藏、满、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侗、瑶、白、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拉祜、高山、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羌、撒拉、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鄂伦春、保安、裕固、塔塔尔等38个少数民族。

第二阶段:从1954年至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新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赫哲、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名为德昂)、独龙、京、毛难(后改名为毛南)、门巴;同时,将普查中自报的74个族体分别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中。

第三阶段:从1965年至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65年认定了西藏珞瑜地区的珞巴族,1979年认定了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至此,使中华民族的成员增加到56个。

第四阶段: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据统计,自1982年以来,全国恢复、更改民族成份的人数在1200万人以上。

网址: http://www.seac.gov.cn/gjmw/index.htm

蒙藏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民国法律
民国29年11月30日(非现行条文) 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民国31年
中华民国 18 年 1 月 26 日 制定17条
中华民国 18 年 2 月 7 日公布
中华民国 21 年 7 月 8 日 修正全文22条
中华民国 21 年 7 月 25 日公布
中华民国 25 年 10 月 2 日 修正第9, 15条
中华民国 25 年 11 月 5 日公布
中华民国 29 年 11 月 30 日 修正全文26条
中华民国 29 年 12 月 16 日公布
中华民国 31 年 4 月 15 日 修正第19条
中华民国 31 年 4 月 27 日公布
中华民国 33 年 11 月 18 日 修正全文28条
中华民国 33 年 12 月 2 日公布
中华民国 36 年 6 月 27 日 修正第3, 4, 13, 18, 21条
中华民国 36 年 7 月 16 日公布
中华民国 36 年 9 月 25 日 修正第22, 23条
中华民国 36 年 10 月 4 日公布
中华民国 69 年 12 月 26 日 修正第1条
中华民国 70 年 1 月 12 日公布

第一条
  蒙藏委员会依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条之规定组织之。
第二条
  蒙藏委员会掌理事务如左。
  一、关于蒙古西藏之行政事项。
  二、关于蒙古西藏之各种兴革事项。第三条

  蒙藏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委员二十一人至二十七人,由国民政府遴选熟谙蒙藏政教情形者任命之,就中指定六人为常务委员。
第四条
  蒙藏委员会每星期举行会议一次,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
  前项会议以委员长为主席,委员长因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委员长代理之。
第五条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执行前条会议之决议,并综理会务,监督所属职员及各机关,副委员长辅助委员长处理会务。
第六条
  蒙藏委员会会议事项,与各部会有关系时,得通知各部会派员列席。
第七条
  蒙藏委员会委员应每年轮流分往蒙藏各地视察。
第八条
  蒙藏委员会置设左到各处:
  一、总务处。
  二、蒙事处。
  三、藏事处。
第九条
  总务处掌理文书及庶务等事务。
第十条
  蒙事处掌理关于蒙古事务。
第十一条
  藏事处掌理关于西藏事务。
第十二条
  蒙藏委员会设参事二人至四人,撰拟、审核本会之法案、命令。
第十三条
  蒙藏委员会设秘书二人至四人,分掌会议纪录及长官交办事项。
第十四条
  蒙藏委员会设处长三人,分掌各处事务。
第十五条
  蒙藏委员会设科长九人至十二人,科员五十人至七十人,助理员二十人至四十人,承长官之命办理事务。
第十六条
  蒙藏委员会设调查主任一人,调查员五人至十一人,编译主任一人,编译员十人至十五人,分掌调查编译事项。
第十七条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特任,副委员长、委员、参事、处长、秘书二人简任,其余秘书及科长调查主任编译主任编译员四员荐任,其余编译员及科员调查员助理员委任。
第十八条
  蒙藏委员会必要时,得呈准行政院于蒙藏或其他适当地方置办事处,每处设处长一人,简任,其组织规程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九条
  蒙藏委员会必要时,得呈准行政院于蒙藏或其他适当地方置驻外调查组,每组设组长一人,荐任,调查员六人至十二人,委任,其调查规则由蒙藏委员会定之。
第二十条
  蒙藏委员会必要时,得聘用专门人员。
第二十一条
  蒙藏委员会因事务上之必要,得酌用雇员。
第二十二条
  蒙藏委员会设置会计任一人,统计员一人,办理岁计会计统计事项,受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之指挥监督,并依国民政府主计处组织法之规定直接对主计处负责。
  会计室及统计室需用佐理人员名额,由蒙藏委员会及主计处就本法所定委任人员及雇员名额中会同决定之。
第二十三条
  蒙藏委员会得设招待所。
第二十四条
  蒙藏委员会会议规则,由蒙藏委员会拟订,呈请行政院核定之。
第二十五条
  蒙藏委员会处务规程,以会令定之。
第二十六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台蒙藏委员会裁撤危机


3月18日,马英九关注拉萨事件。

2008年6月初,国民党新政府蒙藏委员会,在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举办“台湾心,蒙藏情——台湾美术联展”。新任委员长高思博照例观展。上任一月的高思博,是国民党大老高育仁之子,也是桃园县长朱立伦的妻舅。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后又攻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马营人士表示,高的法学背景,适合政务推动。
  但是,蒙藏委员会实在没有多少政务可以推动。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长期存在于台湾行政体系之内,最应该对西藏事件提出立场、有所行动的蒙藏委员会,反而在这次的纷争中,除了一纸声明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动作。
  西藏事件发生后,一度成为民进党操作的议题,让国民党及马英九陷入危机,也引发台湾政坛的口水之争。高思博的任命,使得蒙藏委员会在此刻又成焦点,其实,围绕这个机构的存废之争,长达数十年。

蒙藏会的渊源
  这个如今已被台湾民众视为冷衙门的蒙藏委员会,其实有其悠远的历史。早在17世纪的清代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清军尚未入关之际,清廷即设置“蒙古衙门”,专司与蒙古各大部族联系。康熙时,清廷将蒙古衙门扩大为“理藩院”,专责处理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一直到光绪年间才改为“理藩部”。

  清朝灭亡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忽略这个偏远的地区,先是于1912年4月在内务部设置“蒙藏事务处”,同年7月改制为“蒙藏事务局”,隶属于国务院,又在1914年升格为“蒙藏院”,直属总统府。1929年,国府再依据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成立“蒙藏委员会”,正式成为行政院八部二会之一,其位阶与其他各部相同,都是中央的一级单位。

  当时,蒙藏委员会的行政管理范围极为广大,包括外蒙古、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西康省、青海省、甘肃省及西藏地方,统管这些地区的行政及宗教事务。当时蒙古事务管理对国府而言,尚称平顺。但是藏人数百年来与汉人在宗教与风俗习惯上,相异甚巨,尽管臣服于清廷及国府,但始终是面服心不服。
  1940年第十四代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时的认定风波,更将藏人与中央政府的长期矛盾,拉向对立的边缘。
1940年,单增嘉措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这一职位是普渡众生的佛陀轮回转世神秘现象的具体体现,也是西藏精神和世俗的领袖。西藏解放之后,他策划了叛乱,失败后逃到印度。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十三世达赖举行追悼会。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依据藏人宗教规定,派人分别在青海、西康及西藏南部等地寻找转世灵童。经多年努力终于寻得,西藏地方便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希望中央派员参加转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
  国府当时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但就是这个“主持”二字,触动了藏人对宗教自主立场的敏感神经,让坐床大典过程一路充满藏汉究竟是“从属”还是“对等”的论战。
  当时国府的报纸,还刊登了一张吴忠信与达赖的合影,作为吴忠信“主持”大典的证据。对于这一点,日后出走印度的达赖及其支持者,始终否认吴忠信当年的身份是“主持者”,强调吴只是“参与者”,双方各说各话争论不休,也让达赖与国府间从此在互不信任的关系中纠缠。

  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前,西藏地方政府还将当初参加坐床大典后留下来的代表团成员予以驱逐,显示出西藏与国府间的裂痕之大,已经难以弥补。
  除了藏汉长期对立的问题之外,外国势力积极介入西藏、鼓动西藏独立,也是造成西藏问题至今难解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在1913年,英国就积极策动西藏独立,当时双方代表还曾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议。1942年初,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突然宣布要自行成立“外交局”,摆明西藏已有独立打算,国府于是倾注全力施压,逼得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暂时改变计划。

  英国眼看计划并未成功,再度于1942年3月策划在新德里举行“泛亚洲会议”,密邀西藏代表参加,还试图在大会会场上将西藏旗帜与各国国旗并列。此事立即遭到中国代表团的强力反对。凡此种种,都暴露出英国对于扶植西藏独立的野心与企图。当时正值中国抗日的艰难时期,可谓内交外困,但国府及蒙藏会一直都在警惕西藏部分人的分裂行动。

  蒙藏会立场强硬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居台湾,尽管失掉大半江山,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仍然维持着大陆时期的庞大编制,这也是蒙藏委员会至今仍存在于行政院部会组织之内的主要原因。同时,国民党政府也设置了“新疆省政府在台办事处”,长年发行《天山》杂志,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结束这个编制。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外仍自称是“唯一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包括藏人)的合法政权”,也引发西藏人民的震惊与不满。1959年,达赖出走印度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曾经发表公开声明,称“西藏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中华民国政府若光复大陆,一定会尊重藏人自决的权利”。

  对于这样的说法,藏人仍抱着存疑的态度。在1950年至1990年间,台湾虽与西藏中断往来,但却与在印度的达赖及流亡组织,在台面下保持着联系。双方多次派出密使互访,希望能在有限的空间中,提升台藏关系。

1967年至1995年间曾服务于达赖组织,并且担任过“噶厦内阁”的首席部长5年,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他指出,达赖流亡组织曾于19601970年代多次派遣特使前往台湾,这些特使不乏知名人士,包括达赖喇嘛的妹夫彭措札西、“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功德林等人,他们到了台湾之后,都试图要求台湾改变其西藏政策,却都无功而返。因为台湾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不愿改变或调整既有的西藏政策,立场非常强硬。
表示,到了1970年代晚期,达赖索性跳过蒙藏委员会,再次派出特使到台湾,在瞒着蒙藏委员会的情形下,数度与行政院长及国安会的高层官员会面。他说:“根据当时双方共识,蒙藏委员会将不再负责西藏事务。然而蒙藏委员会毕竟是依宪法设置的政府机关,不可能马上废除,功能也无法立刻缩减,因此双方决定保密,不对外透露共识与部分互动内容。”

  不过,台湾与达赖流亡组织间的秘密往来,出人意料地在欧洲曝光。
  消息曝光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台藏双边的合作计划宣告结束,参与台藏合作的达赖组织内部官员也被逼表态与台湾撇清关系。更重要的是,“台湾在西藏内部搜集情报的活动也只能停止。”但时国民党政府究竟当如何利用流亡组织进行情报工作,
N.Tethong则不愿透露。
  2008年3月14日西藏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籍立委廖婉如在立法院质询时,质疑西藏事件是台湾军情局透过蒙藏委员会在幕后操控的结果,目的就是要影响台湾大选。

  在台藏人为数不多
  现在看来,台藏关系在1990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登辉的态度是一大关键。李登辉上台后,有计划地改善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其中,在1997年邀请达赖喇嘛首次到台湾弘法,可说是台湾与达赖流亡组织关系的重大突破。
  1997年3月,达赖喇嘛首度到台湾访问,立刻引发一阵风潮。后来达赖甚至决定在台湾设立一个足可代表流亡组织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作为与台湾之间的对口单位,而这个基金会也是西藏流亡组织的第12个驻外单位。

  李登辉与达赖共有3次会面,达赖在1997年、2001年两度到台湾访问,都曾与李登辉见面。2000年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二千年论坛”时,李登辉与达赖共同参会,因此双方在国际场合中自然晤面。因为李登辉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有别于两蒋时代,达赖还曾公开称赞李登辉对于促进台藏交流有莫大贡献。

  达赖访问台湾,也曾为台湾内部带来另一次风波。因为台湾政府内部的不同单位,对达赖到台湾的身份问题争执不休。达赖当时是持印度政府核发的国际难民证到台湾,但时任陆委会主委的张京育,却一再声称达赖是“中华民国国民”。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却认定达赖是华侨,要求他持华侨证件到台湾。

  双方为了达赖证件的问题吵了许久,最后达成共识。达赖完全不持任何证件,而是由他人代持。就像现在海基、海协两会人员互访,在证件上均采取代办代持的模式入境,所以达赖身份的争论,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随着达赖来台访问,蒙藏委员会的合法性,也多次成为台湾朝野辩论的焦点。达赖在启程来台访问之前,就发出声明说:“在1912年至1950年中共进入西藏前,西藏完全以一个独立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民进党上台后认为,“中华民国政府”亦承认其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实无理由对非领土地区设立治权机关性质的蒙藏委员会。台湾的绿党当时也声援达赖,要求台湾政府以国宾礼仪对待达赖。

  在台湾的藏族人仅有500人左右,不管是外蒙还是西藏,距离台湾的地理位置实在太遥远,加上台湾与印度并没有邦交关系,台湾对于藏人的吸引力不高,所以数十年来,到台湾的藏人屈指可数。

  在台北市的青田街有一处风格独特的建筑物,就是蒙藏委员会所属的蒙藏文化中心。这栋建筑物原为喇嘛章嘉呼图克图所有,章嘉呼图克图与蒋介石过从甚密。他1957年过世后,故居就被改成文化中心使用,他当年自中国大陆带到台湾的重要佛教文物,也收藏在文化中心内。

  除了章嘉呼图克图外,另一位较为知名的在台藏人是有将军之称的贾玛桑佩。他曾经长期参与西藏反共运动,1960年代初期,他在台湾的协助下到台湾定居,当时也有几户藏族人家与贾玛桑佩一同来台,这几家藏族人士经过这几十年的繁衍,已形成一个小的藏族社区。

  此外,西藏流亡组织也有两位知名的政治人物迁到台湾生活。这二人都是曾经担任过流亡组织部长级职务的人士,一位是宇托,另一位是苏康。二人都带着家人到台湾定居,并且不断建议台湾政府要调整西藏政策。只不过,台湾政府不动如山,宇托因此对台湾失望,于1970年代离开台湾,移居加拿大,而苏康则在1977年在台过世。

  在这两位较具分量的藏族领袖离去之后,台湾再无具领袖地位的藏族人士,取而代之的则是单纯的藏传佛教宗教人士。藏人在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上,与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不同,因此他们自成一个生活圈子,也让台湾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即使已经到台湾数十年之久,还是难以融入台湾本土社会中。

  蒙藏会裁撤危机
  细数蒙藏委员会的历任委员长:郭寄峤、崔垂言、薛人仰、董树藩、吴化鹏、张骏逸、李厚高、高孔廉,具有蒙藏族人身份的,只有吴化鹏一人(蒙古昭乌达盟敖汗右旗),其他多为党政军首长背景出身。2000年台湾政权轮替后,民进党政府对蒙藏会委员长的任命,则改为由有学者背景者出任,如徐正光、许志雄。

  几乎没什么功能的蒙藏委员会,每年仍要耗费预算上亿的台币。以2008年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来说,蒙藏会共编列了150029000元台币,其中光是人员薪资、日常行政支出,就占去一半以上,真正用在蒙藏业务工作的经费不到一半。而蒙藏业务也多半是交流活动,或是对在台蒙、藏胞的教育补助,甚至是直接补助来台弘法藏僧及在台藏传佛教团体。

  正因为蒙藏委员会已无政治性任务,且萎缩为台蒙、台藏文化交流补助的单位,因此蒙藏会长期遭到民意代表的批评,不仅国民党执政时期有自家立委炮轰,民进党执政时期也有人多次提出裁撤建议。扁政府一度有意修正两岸条例,要将外蒙排除在大陆地区之外,由“中华民国”外交部设立驻蒙古办事处。

  对此,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高孔廉,不断撰文捍卫蒙藏会存在的价值,强调维持蒙藏会的必要性。高孔廉说,如果删除外蒙,反而可能在两岸关系敏感的时刻,触动双方更为敏感的神经。他还称,这等于以行动来变更“中华民国”领土范围,将外蒙视为外国,这已形成违宪之举。不过,高孔廉还补充说,外蒙在国际间存在为一个国家,亦是事实。

  当然,蒙藏委员会也因为欠缺对蒙古及西藏的实际行政管理权,使得它的存在显得突兀。达赖及其支持者对台湾蒙藏委员会的误会并未化解,台湾的政局也因为本土势力的兴起,非国民党的民意代表,甚或是国民党内以本土形象起家的民意代表,也屡屡要求裁撤蒙藏委员会,这些内外情势的转变,都使得蒙藏委员会的地位尴尬不已。

台湾的清水衙门--蒙藏委员会

颜昌海

根据台湾著名自由学者吴燕玲女士的文章,笔者发现了台湾,至今还存在一个伟大的清水衙门。它,就是台湾"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因为,围绕这个机构的存废之争,长达数十年;现在它仍然屹立在台湾"行政院"中,默默发挥着它无可替代的作用。

台湾"蒙藏委员会",有其悠远的历史。早在17世纪的清代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清军尚未入关之际,清廷即设置"蒙古衙门",专司与蒙古各大部族联系。康熙时,清廷将蒙古衙门扩大为"理藩院",专责处理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清光绪年间,改为"理藩部"。  

清朝灭亡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忽略这个偏远的地区,先是于1912年4月在内务部设置"蒙藏事务处",同年7月改制为"蒙藏事务局",隶属于国务院。1914年,袁世凯将蒙藏事务局改为直属大总统府的蒙藏院,地位与各部相同,置总裁、副总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改蒙藏院为蒙藏委员会,特任阎锡山为委员长,指定赵戴文为副委员长。1929年,再依据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成立"蒙藏委员会",成为行政院八部二会之一,其地位与其他各部相同,为中央主管蒙藏政务之最高机关。  

当时,蒙藏委员会的行政管理范围极为广大,包括外蒙古、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西康省、青海省、甘肃省及西藏地方,统管这些地区的行政及宗教事务。当时蒙古事务管理对国民政府而言,尚称平顺;但是藏人数百年来与汉人在宗教与风俗习惯上,相异甚巨,尽管臣服于清廷及国民政府,但始终是面服心不服。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依据藏人宗教规定,派人分别在青海、西康及西藏南部等地寻找转世灵童。经多年努力终于寻得,西藏地方便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希望中央派员参加转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  

国民政府当时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但就是这个"主持"二字,触动了藏人对宗教自主立场的敏感神经,让坐床大典过程一路充满藏汉究竟是"从属"还是"对等"的论战。当时国民政府的报纸,刊登了一张吴忠信与达赖的合影,作为吴忠信"主持"大典的证据。对于这一点,日后出走印度的达赖及其支持者,始终否认吴忠信当年的身份是"主持者",强调吴只是"参与者",双方各说各话争论不休,也让达赖与国民政府间从此在互不信任的关系中纠缠。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将当初参加坐床大典后留下来的代表团成员予以驱逐。
  除了藏汉长期对立的问题之外,外国势力积极介入西藏、鼓动西藏独立,也是造成西藏问题至今难解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在1913年,英国就积极策动西藏独立,当时双方代表还曾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议。1942年初,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突然宣布要自行成立"外交局",摆明西藏已有独立打算,国民政府于是倾注全力施压,逼得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暂时改变计划。英国眼看计划并未成功,再度于1942年3月策划在新德里举行"泛亚洲会议",密邀西藏代表参加,还试图在大会会场上将西藏旗帜与各国国旗并列。此事立即遭到中国代表团的强力反对。当时正值中国抗日的艰难时期,可谓内交外困;但国民政府及蒙藏会,一直都在维护民族团结,警惕和打击西藏部分上层人的分裂活动。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居台湾,尽管失掉大半江山,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仍然维持着大陆时期的庞大编制;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外仍自称是"唯一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包括藏人)的合法政权"。同时,国民党政府也设置了"新疆省政府在台办事处",长年发行《天山》杂志,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结束这个编制。

1959年,达赖出走印度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曾经发表公开声明,予以关注。在1950年至1990年间,台湾虽与西藏中断往来,但却与在印度的达赖及流亡组织,在台面下保持着联系。双方多次派出密使互访,希望能在有限的空间中,提升台藏关系。Tenzin N.Tethong,1967年至1995年间曾服务于达赖组织,并且担任过"噶厦内阁"的首席部长5年,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指出,达赖流亡组织曾于上世纪6、70年代多次派遣特使前往台湾;这些特使不乏知名人士,包括达赖喇嘛的妹夫彭措札西、"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功德林等人,他们到了台湾之后,都试图要求台湾改变其西藏政策,却都无功而返。因为台湾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不愿改变或调整既有的西藏政策,其对西藏独立的立场,非常强硬。

Tenzin N.Tethong表示,到了1970年代晚期,达赖索性跳过蒙藏委员会,再次派出特使到台湾,在瞒着"蒙藏委员会"的情形下,数度与行政院长及国安会的高层官员会面。他说:"根据当时双方共识,蒙藏委员会将不再负责西藏事务。然而蒙藏委员会毕竟是依宪法设置的政府机关,不可能马上废除,功能也无法立刻缩减,因此双方决定保密,不对外透露共识与部分互动内容。"不过,台湾与达赖流亡组织间的秘密往来,出人意料地在欧洲曝光。

消息曝光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台藏双边的合作计划宣告结束,参与台藏合作的达赖组织内部官员也被逼表态与台湾撇清关系。

2008年3月14日西藏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籍立委廖婉如在立法院质询时,质疑西藏事件是陈水扁当局透过蒙藏委员会在幕后操控的结果,目的就是要影响台湾大选。现在看来,台藏关系在1990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登辉的态度是一大关键。李登辉上台后,有计划地改善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其中,在1997年邀请达赖喇嘛首次到台湾弘法,可说是台湾与达赖流亡组织关系的重大突破。

1997年3月,达赖喇嘛首度到台湾访问,立刻引发一阵风潮。后来达赖甚至决定在台湾设立一个足可代表流亡组织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作为与台湾之间的对口单位,而这个基金会也是西藏流亡组织的第12个驻外单位。李登辉与达赖共有3次会面,达赖在1997年、2001年两度到台湾访问,都曾与李登辉见面。2000年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二千年论坛"时,李登辉与达赖共同参会,因此双方在国际场合中自然晤面。因为李登辉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有别于两蒋时代,达赖还曾公开称赞李登辉对于促进台藏交流有莫大贡献。

达赖首次访问台湾时,曾给台湾内部带来另一次风波。达赖在启程访问台湾之前,就发出声明说:"在1912年至1950年中共进入西藏前,西藏完全以一个独立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达赖当时是持印度政府核发的国际难民证到台湾,时任"陆委会"主委的张京育,一再声称达赖是"中华民国国民";而"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却认定达赖是华侨,要求他持华侨证件到台湾。双方为了达赖证件的问题吵了许久,最后达成共识:达赖完全不持任何证件,而是由他人代持。就像现在海基、海协两会人员互访,在证件上均采取代办代持的模式入境。关于达赖的身份争论,实际上就是给了达赖的声明一个耳光:西藏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出生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国民"。

但随着达赖访问台湾,蒙藏委员会的合法性,就成为台湾朝野辩论的焦点。民进党上台后认为,"中华民国政府"亦承认其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实无理由对非领土地区设立治权机关性质的蒙藏委员会。台湾绿营当时也声援达赖,要求台湾政府以"国宾"礼仪对待达赖。

在台湾的藏族人仅有500人左右。不管是外蒙还是西藏,距离台湾的地理位置实在太遥远,台湾对于藏人的吸引力也不高。不过,在台北市的青田街有一个"蒙藏委员会"所属的蒙藏文化中心。这栋建筑物原为喇嘛章嘉呼图克图所有,他1957年过世后,故居就被改成文化中心使用,他当年自中国大陆带到台湾的重要佛教文物,也收藏在文化中心内。
  除了章嘉呼图克图外,另一位较为知名的在台藏人是有将军之称的贾玛桑佩。他曾经长期参与西藏反共活动,1960年代初期台湾的协助下到台湾定居,当时也有几户藏族人家与贾玛桑佩一同来台,这几家藏族人士经过这几十年的繁衍,已形成一个小的藏族社区。

台湾"蒙藏委员会"历任委员长,只有吴化鹏一人具有蒙藏族人身份,其他都系党政军首长出身的汉族人。2000年台湾政权轮替后,民进党政府对蒙藏会委员长的任命,则改为由有学者背景者出任,如徐正光、许志雄。

目前,"蒙藏委员会"已无政治性任务,且萎缩为台蒙、台藏文化交流补助的单位,因此蒙藏会长期遭到民意代表的批评,特别是民进党执政时期,有人多次提出裁撤建议。扁政府曾有意修正"两岸条例",将外蒙排除在大陆地区之外,由"中华民国"外交部设立驻蒙古办事处。
  对此,现任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高孔廉,不断撰文捍卫蒙藏会存在的价值,强调维持蒙藏会的必要性。高孔廉说,如果删除外蒙,反而可能在两岸关系敏感的时刻,触动双方更为敏感的神经。他还称,这等于以行动来变更"中华民国"领土范围,将外蒙视为外国,是违宪之举。

而台湾治权并未达及西藏和蒙古,有无存在必要,成为争议的目标。达赖及其支持者对台湾"蒙藏委员会"则大肆攻击,民进党以及国民党内以本土形象起家的民意代表,也屡屡要求裁撤蒙藏委员会;使得蒙藏委员会的地位尴尬不已。

马英九上任后,顶住压力,任命前"立委"高思博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另外两个同"蒙藏委员会"一样,地位尴尬不已的职位,如"台湾省主席"由"政务委员"蔡勋雄兼任,"福建省主席"由"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兼任。

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高思博,是国民党大佬高育仁之子,也是国民党副主席、桃园县长朱立伦的妻舅;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后又攻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

2008年6月初,国民党新政府"蒙藏委员会",在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举办"台湾心,蒙藏情--台湾美术联展",新任委员长高思博照例观展。这是笔者这么久以来,在网络上看到的关于"蒙藏委员会" 唯一的"新"消息。可见,这实在是一个清水程度达到无人理会的清水衙门。

但是,笔者却将它称为台湾"伟大的清水衙门"。

"蒙藏委员会"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在历史上为维护我国多民族的团结、融合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坚持国家统一、主权完整和抵制、打击分裂国家势力上所做出的艰辛努力。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两蒋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现在因此也赢得整个中华民族同胞的赞赏和尊敬;两蒋之后,在李登辉、陈水扁淫威之下,"蒙藏委员会"力经风雨侵袭而屹立不倒,本身也就构成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有力宣示。而对于藏独势力的立场坚定、毫不妥协的硬气,"蒙藏委员会"更让人由衷的尊敬。

只要是为国家和民族做过贡献的,无论是地位低微的普通百姓,还是无人理会的清水衙门,笔者都深深地鞠躬,然后仰望着他们,行尊崇的注目礼。

蒙藏委员会

蒙藏委员会,前身为1912年4月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之蒙藏工作处,同年七月改为“蒙藏事务局”,属国务院;1914年升格为“蒙藏院”,直属北洋政府总统府。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再根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成立“蒙藏委员会”,管理蒙古地方(今蒙古国)、西藏地方及其它各省蒙族、藏族聚居区的行政、宗教及其他各项事务,属于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

民国蒙藏委员会的职权基本沿袭北洋政府蒙藏院,"所有随北洋政府消灭之蒙藏院承办一切蒙藏事务,统由蒙藏委员会办理"。后来,又对其处理蒙古盟旗事务的权限具体规定为,除"管理关于蒙古行政即各种兴革事项外,前清理藩部则例所载关于蒙古各盟旗设官、奖惩、铨叙、军政、司法、宗教等事项,历经照例办理者,亦均系蒙藏委员会对于蒙旗直接主管范围。
  蒙藏委员会除内设蒙事处、藏事处等处室之外,还下辖驻(北)平办事处、北平蒙藏学校、蒙藏政治训练班等机构。蒙藏委员会先后向蒙古各盟(部)旗派设了专员和调查组。
  除蒙藏委员会之外,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及中央军事委员会监管边疆地区事务的机构,还有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参谋本部边务组等,当然也包括内政部。

民国大陆时期(1911年—1949年),蒙藏委员会所掌政务几乎涉及所有蒙古地方、兴安省、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和西藏地方、西康省、青海省、甘肃省的民族文化宗教事务。抗战时,曾参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认定和坐床仪式,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代表重庆国民政府亲自主持。但在这一点上,西藏流亡政府和一部分历史学者认为吴忠信并没有主持,仅循例为座上宾,应邀观礼。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撤离中国大陆以后,由于无法管辖蒙藏地区,蒙藏委员会的权限与业务有所改变,主要负责在台藏人、蒙古人的生活和就业,以及与今日蒙古国、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务的交流。
另外设有蒙藏文化中心,用来传扬展示蒙藏两地的文化交流。
直到1946年,历任正副委员长中无一蒙藏人士。蒙藏委员会委员则多由蒙藏僧俗上层充任,以使"内外情感始得沟通","藉宏怀柔远驭之略"。


历任委员长

1911年.......
郭寄峤(1963年-1972年)
崔垂言(1972年-1981年)
薛人仰(1981年-1984年)
董树藩(1984年-1986年)
吴化鹏(1986年-1993年)
张骏逸(1993年-1994年)
李厚高(1994年-1997年)
高孔廉(1997年-2000年)
徐正光(2000年-2002年)
许志雄(2002年-2008年)
高思博(2008年-)...现在

现在的蒙藏委员会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委员长: 高思博
成立日期: 1929年2月1日
所属部门: 行政院
总部: 台北市
地址:徐州路5号4楼
网站 www.mtac.gov.tw

“蒙古衙门”与“理藩院”

在清初崇德元年(西元1636年),皇太极创立理藩院的前身“蒙古衙门”,因蒙古部落联合满清联合执政,故将“蒙古衙门”定改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负责处理对蒙古的事务。在三年后,将蒙古衙门正式改为理藩院。随着帝国疆土日渐扩张,理藩院成为管理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以及西南土司等各个少数民族事务的行政机关,并兼理对俄罗斯帝国的事务。在顺治元年(西元1644年),顺治将藩院长官‘承政’改名为‘尚书’,副长官‘参政’易名为‘侍郎’,助理‘副理事官’为‘员外郎’,并在随后的顺治十六年(西元1659年),让理藩院尚书、侍郎兼任礼部的官衔,将‘理藩院尚书’定为‘礼部尚书衔掌理藩院事’,将‘参政’改名作‘礼部侍郎衔协理理藩院事’。在顺治十八年(西元1661年),顺治皇帝认为理藩院管理整个外藩事务,责任重大,附属于礼部不合适,便下谕此后理藩院官员不用兼礼部官衔,理藩院各长官又复称理藩院尚书和理藩院侍郎,顺治同时也规定理藩院官制与六部看齐,并授权理藩院尚书可参与中枢议政。

理藩院的首长为尚书,名额一人,由满人出任,官阶从一品,统理院内一切事务;副首长是侍郎三人,其中左右侍郎二人由满人出任,蒙古侍郎一人由蒙古贝勒之中选贤出任,官阶从二品郎中十二人,由宗室一人、满族三人、蒙古八人所组成,官阶正五品,分掌院内各司事务,是处理各项庶务的中级官员;员外郎三十六人,由宗室一人,满族十人、蒙古族廿五人组成,官阶从五品,一般为闲职;堂主事六人,由满族二人、蒙古三人,汉族一人;校正汉文官二人,皆由汉人出任,作翻译工作;司务两人,满族蒙古族各一人;各司主事十人,分别由两个满族官及八个蒙古族官组成;银库司官、司库、司使合共五人,全由满员出任;笔帖式九十五人,分别为满族官三十四个、蒙古官五十五人、汉族官六人,负责翻译奏章、文书抄写、检查奏章满汉蒙三文之间的校注。全院共设官一百七十二人,另有吏一百四十七人协助院务。
理藩院分司六个,分掌不同事项,四个司分掌外蒙古新疆蒙古族、青海西藏(即所谓‘外扎萨克’)及内蒙古(即所谓‘内扎萨克’)的内部行政及对朝廷关系事务、一个掌管新疆回部及西南土司各部、最后一个司主理各外藩司法事宜。
旗籍清吏司:掌管内扎萨克所属24个部落49个旗的划定疆界、封爵、内部会盟、驿递、军旅等内部行政事务。设满族郎中1人、蒙古族郎中2人、宗室员外郎1人、满族员外郎1人,蒙古族员外郎2人,满族主事1人,满族笔帖式5人,蒙古族笔帖式10人,经承2人,帖写书吏2人。
典属清吏司:掌管外扎萨克划定疆界、封爵、内部会盟、驿递、军旅、蒙藏各地喇嘛事宜、察哈尔各族牧民事宜、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等内部行政事务及俄商来恰克图贸易等事宜。设满族郎中1人、蒙古族郎中1人、满族员外郎2人,蒙古族员外郎6人,满族主事1人,蒙古族主事1人,满族笔帖式4人,蒙古族笔帖式6人,经承1人,帖写书吏2人。
王会清吏司:掌管内扎萨克所属24个部落49个旗王公的朝贡、俸禄、赏赐等对朝廷关系事务。设满族郎中1人、蒙古族郎中2人、满族员外郎2人,蒙古族员外郎3人,蒙古族主事3人,满族笔帖式3人,蒙古族笔帖式8人,经承2人,帖写书吏1人。
柔远清吏司:掌管外扎萨克王公及蒙藏各地喇嘛的朝贡、俸禄、赏赐等对朝廷关系事务。设宗室郎中1人、满族员外郎2人,蒙古族员外郎7人,蒙古族主事1人,满族笔帖式2人,蒙古族笔帖式9人,经承2人。
徕远清吏司:在乾隆二十六年(西元1761年)设立,掌管回部扎萨克及四川土司之政令及对回部的赏赐、封衔等事宜。在设蒙古族郎中1人、满族员外郎1人,蒙古族员外郎4人,蒙古族主事2人,满族笔帖式3人,蒙古族笔帖式5人,经承2人。
理刑清吏司:分掌外藩各部的刑罚事件,如修订惩治外藩的法律。而理藩院驻扎各外藩的司员,会参加审理关符外藩的案件及判决。判决是遣罪(发配犯人流徙边远地方)以上者,均需汇报理藩院总部以及会同刑部三法司覆审及执行。设蒙古族郎中2人、满族员外郎2人,蒙古族员外郎4人,蒙古族主事1人,满族笔帖式2人,蒙古族笔帖式5人,经承1人。
理藩院尚管辖内馆、外馆、蒙古学、唐古特学、托忒学、俄罗斯学、木兰围场(清代皇家猎苑)、总管驻京喇嘛印务处(负责管理北京,东、西陵,热河,五台山等各喇嘛寺院的工作)、则例馆(处理部门内的法律条文、定例、办事程序、文案)等机构,以及派出司员笔帖式作为中央朝廷在外藩的驻官,处理外藩事务,定期轮换。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 )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后,兼办对俄外交事务的作用被总理衙门接管。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清末新政实行行政改革期间,改名为理藩部,由寿耆出任尚书,清亡后帝国改组作统一的共和国,中古式的外藩概念及封贡体系己不合时宜,在五族共和的理念下,各外藩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理藩部再无存在的必要,遂废。

2009年1月29日星期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与蒙古族、藏族独立自决权

巴雅古特 2009年1月29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Chinese Soviet Republic)是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7日)建立于江西省境内的一个武装割据政权,其首都是瑞金。
这也是中共执政和领导的第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有点不三不四,它是在中华民国领土上产生的“国中之国”,没有法统地位,从中华民国政府来看,它是个匪贼之朝,因此,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共匪”的武装叛乱。
如果套用中共一贯逻辑和言辞,它应被称为“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坐大”,故按“成者为侯败者贼”的中国传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得到正面肯定至今,成了中共的“光荣历史”之一。
1934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中华民国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被迫撤离瑞金,在原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办事处”。1935年,中央抵达陕北后,11月在陕北成立“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9月6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此自告寿终。

(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此不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性质等问题如何,单就其所规定的有关民族问题的立法条款来看,确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四条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引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年,北京,P.23)
此条款体现了中共当时所倡导的“民族平等”口号,它起码对蒙古、藏等民族做出了某种姿态,这对处于被压迫地位的蒙古族、藏族是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诱惑力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甚至更明确地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见《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年,北京,P.25)
在此,中共以法律形式,第一次明确地承认了蒙古、藏等民族的自决权和独立权。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假如中共后来也一贯坚持和实施这个条款,今日中国国内就不会产生如此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
问题是在中共建立的专制政治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即使有宪法规定,也不可能得到实际实施而合法地解决民族问题。

后来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了蒙古族、藏族的独立自决权,只承认了一个自治权。因为中共一贯地言行不一,朝令夕改,朝三暮四。
中共在大陆掌权以前,用这些“自决权”和“独立权”来对蒙藏等民族进行号召,使之跟共产党走。中共在延安时期,也是用承认蒙古民族的自决和独立权利等口号来吸引蒙古人的,毛泽东的“三五宣言”即是其例之一。
但是中共一旦在全国掌权而“称王”后,就翻脸不认民族自决和独立了。如果中共是一个人,再没有比这个人更恶劣的、不守信用的食言者。
如今,中共动不动就给蒙古、藏、维吾尔等民族扣上 “民族分裂主义”大帽子,以作为任意打压的理由。岂不知,中共自己曾是“民族分裂”的倡导者。

没有民族自治的“人民共喝(毒奶)国”

巴雅古特 2009年1月29日

一、 “蒙牛”没有蒙牛

“蒙牛”奶业曾经是内蒙古的支柱产业之一。它和“伊利”曾以内蒙古大草原为潜台词,完成了规模化大生产,在中国牛乳行业一度名列前茅。
可是好景不长,如今“毒奶事件”曝光,“蒙牛”和“伊利”前途莫测,前景暗淡。只是在目前中国这种权利政经体制下,钱权机制这种保护伞还在的情况下,估计“蒙牛”们即使遇到一些“毒奶事件”的麻烦也不会走到破产倒闭的地步。但是从远景发展看,奶制产品销售和盈利,不可能不回落和下降。长期性打击的来临是肯定不可避免的。
我不是做企业经济评论,此我只想说,如果中国的体制不变,任何事业都不会有前途,甚至整个民族,也将在食毒和中毒中断子绝孙,趋向慢性死亡。

“蒙牛”等内蒙古奶业,原来有很好的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那就是用内蒙古的天然草场养牛这种传统畜牧业来做后盾以保障原料奶源。
可惜的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摧残和折磨,内蒙古“天堂草原”已经呈现出地狱般的惨景,恶魔般的沙化阴影无处不肆虐蔓延。尤其是近十几年,内蒙古各级政府推行所谓的“圈养”政策,破坏了蒙古牧民几千年传统的天然草场放牧这种独具特色的畜牧业,因此,只有草场畜牧业才能生产的优质肉品和绿色奶食早已不复见了。
媒体播放的蒙牛广告上至近还见牛群在天然草场吃草的场面,但它只不过是“纸上谈牛”。那种“天然草场的”蒙古奶牛和“纯然优质的”草原奶汁,除非是在天堂,在内蒙古早就找不到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广告也脱不开蒙骗消费者视听之嫌。因为“‘蒙牛’早没有蒙牛,草原已没有‘草根’”,这是当地知情者和蒙古牧民有目共睹的事实。今天在内蒙古大草原全面走向荒漠化的进程面前做这种广告,令人感到其虚构之成分太离谱。
当然,“蒙牛”也有奶牛,但那不是天然草场上漫步取食的蒙古牛,而是在饲养场用玉米杆和混合饲料喂养的圈舍牛。因为喂养的饲料已经不是天然的,而是合成的,其奶源的受污染和含毒素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就不可避免的了。
没有蒙牛的“蒙牛”,将来怎么能够保证其奶制品的“纯天然”和“无污染”呢?!

二,草原没有“草根”

“草原没有‘草根’”,这不仅指沙漠化,也指内蒙各地草根群众蒙古人的销声匿迹的现象。
几十年来,“上面”通过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和洗脑宣传,首先破坏了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同时,又通过“巩固边疆”或“建设边疆”的方针,全面破坏了内蒙古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把蒙古人推向社会、文化和生活崩溃的绝路。很多蒙古人无法继续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纷纷离开家乡,只好进城打工度日。
内蒙古草原传统畜牧业的终结和蒙古草根群众的失业,意味着中国各族人已经失去了天然纯正的畜产食品。剩下的是只好喝毒奶粉的份儿了。
假如中国保护了蒙古人的文化环境和内蒙古的生态环境,那不仅是蒙古人的幸运所在,同时也是汉族人的福祉所在。假如蒙古人和草原不至于破产,在草原上生产的绿色蒙古牛奶和天然草场产出的优质肉制品,不仅可以提高蒙古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内地需要,贡献于各族民众的饮食和健康。
这不是凭空设想,这种局面曾经在上个世纪50-80年代一度出现过。当时的内蒙古调拨给内地的牛羊肉,物美价廉,供应惠及了汉族广大干部和城市工人。这都有统计资料可查,只可惜我手头暂时还没有。(因为体制原因,汉族农民可能没有享受到供应待遇。)
蒙古人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卖奶,在知情的情况下绝对不会掺毒,如果让我们设想他们最差劲的情况,也不过是兑兑水的吧。可惜,这些已经成为过去,纯朴虔诚的蒙古人目前也不多了。现在大家所有的,唯此毒奶耳。

中国如果是各民族的大家庭,那他们应该是一荣具荣、一枯具枯的关系。破坏内蒙古草原,取消蒙古族的自治,消弱畜牧业文化的繁荣,对中国内地汉族和对内蒙古的两千多万汉族来说都不可能是福音。通过这次毒奶事件,此理是否越明了?
只有各民族自治、平等,才能互惠、互利。至今,内蒙古名曰“自治”,可历来是“他治”的;这种情况,近来尤甚。而从长远看,“他治”对“他”们也是不利的。
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也有个“五族共和”,而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共和”也就谈不上了,而人民也好像没有什么“共和”,倒是有“共产”。
如今倒好,“人民共和国”成了“人民共喝(毒奶)国”,这实在是蒙汉藏满回各民族共同的不幸了!

内蒙古的“现代化”和蒙古牧民的“城市化”

巴雅古特 2009年1月29日

时值二十一世纪初,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和蒙古牧民的贫穷化早已成为不可抵挡的普遍现实而呈现在世人面前。对此严峻局势,政府所采取的对策之一是“生态移民”政策。所谓的“生态移民”是政府在城镇边缘建立一些“移民新村”,把原来分散居住的牧户或自然形成的村落家庭集中搬迁到这个人为建造的“移民新村”来安家落户。“移民新村”规模大约为80-120户。按政府计划,迁居到移民新村的蒙古牧民应该都成为“养牛专业户”。内蒙古一般“移民新村”的住宅为两间平房,面积约40平米,砖瓦结构,每户院子为一亩半。两间平房造价大约为8000-12000元人民币。首先,政府出资建造这种住宅设施,施工验收之后“免费”提供给入居者。政府所投入的资金可能是出自世界银行的无偿援助或贷款之类。从表面上看,这是政府做的好事,给入居者的经济优惠不少。但是,不去作亲历调查,不听入居者的真心话,外人无法看到其中存在的深刻问题。国内一般媒体是必须要宣传政府政策的“正确性”,所以他们抓住一个或少数比较成功的家庭,以点盖面,掩盖所存在的问题。

这是党文化所“创造”的所谓的“抓典型”是也。锡林郭勒盟(Silin-GoulAimag)正蓝旗(Silugun hovhe Hosigu)上定郭勒镇(S’angdu-yin goul Balgasu)伊拉加呼嘎查(Iaraljahu Gacaga)是内蒙古诸多移民村之一,位于离正蓝旗上都镇北约5-6公里处。“新村”由镇政府出面建设,2003年初成,至今年(2008)已有四年的历史。远看“新村”,红砖朱瓦,屋脊相连,整齐画一,颇成景观。然而,到得村里才知道,每户才两间平房,面积约40平米。平房每座四间相连,东西住二户,二户公用一堵隔墙。仅就此,你就能看出开发者的精明入微,为了省工简料,多亏他们费了不少心计,全村120户计,仅此一项,也能省出不少费用。每户房后都设有牛圈,可是面积只有一亩,如果在此养牛,也只能容得3-4头牛,而且牛要或卧或站,不能走动,牛的“自由”空间是不在设计之内的。移民至此的蒙古牧户,都是原来的伊拉加呼嘎查(Iaraljahu Gacaga)自然村人,原嘎查在移民新村北,离新村约15公里处。四年前,政府为了让蒙古牧民“自愿搬迁”,一边作宣传,把移民新村的好处宣讲得天花乱坠,一边强行或半强行地推倒了他们原来的自家住房,而且没有任何补偿,只提供了新村“免费住宅”两间。而蒙古牧户在原嘎查起码持有三间瓦顶土房,父母子女都有安身的空间。土房虽然外观差些,但是冬暖夏凉,易于居住。而新村新居只有两间,虽然是“免费提供”,但再糊涂的人也知道,三间换两间就是不合算。

实际上政府不是给牧民提供免费住宅,而是让牧民亏掉了一间房。政府给免费提供的两间房,给牧户带来不少麻烦,平时父母子女一家人虽然也可以凑合着混居,而一旦亲戚朋友来了无处安排,生活所必要的收藏室就更不用提了。所以,有些有家底的牧户只好自己再盖一间连接在两间上,以应付生活所需空间。更奇怪的是,原来的伊拉加呼嘎查是纯蒙古牧民村,没有汉族。而新建的伊拉加呼嘎查的一半户是汉族,汉族由各处迁来。人为建立这种汉蒙杂居的“移民新村”,在内蒙古也许具有更多的潜在含义。孟和(Movnghe)一家是这个新村的牧户之一。孟和夫妻俩均60岁,子女四人,儿子成家独立。一个姑娘出嫁在本嘎查,另一个姑娘在镇上餐馆打工,暂时能够挣自己的生活费。(还有一个子女,漏查)孟和本人到镇上电厂“上班”,工作是夜间打更,按当前体面说法叫“门卫”。他晚上骑电动自行车到镇上,早晨骑回家,一个月能够拿到400元左右。他们家现在一头牛也没有,曾有的都病死了。“移民新村”明显不是牧民的好居所,连家畜也难于适应其拥挤的环境。孟和先生讲,这里一旦下雨,“街道”就成了泥泞路,成为人畜疾病蔓延之所。政府经手卖给牧民的改良牛(霍鲁斯泰因)更是经受不住内蒙古的气候和环境,牧民没有能力满足改良牛的饲料和设施。村里盛传一句话:“额吉(蒙古语“母亲”)死了,我没哭;花牛死了,我痛苦”。(eji-ben uvhuhu-du ohilagsan uvgei, alag uvniy-e-ben uvhuhu-du ohilala)因为,政府经手卖的改良牛很昂贵,买一头起码花费1万元,而且有的竟是病牛,死一头牧民就濒临破产,没有经济能力再买,银行贷款和他们好像无缘。所幸的是,孟和夫妻俩今年双双入“低保”成功,每人每月可得90元,加上他的“门卫”工资,共计收入近600元,一家总不至于饿肚子。可惜,象孟和这样在“移民新村”生活“成功”的“富裕”人家,在本村毕竟是少数。在到处都是钱-权编织的关系网的社会,蒙古牧民要获得生存空间的一席之地,没有一点背景是不可能的。“低保”是政府所发低收入者生活保障金,“移民新村”的牧民60岁之后才能申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低收入者往往得不到它,而如果有关系,不是“低保户”也可以拿走了。

孟和还好,因为他弟弟Masii是村长,所以今年“低保”申请成功。孟和的邻居,离他家只有几百米远的普尔莱(Puvrlei)一家就不如他家了。普尔莱先生今年64岁,老伴61岁。他家五个孩子,两个大儿子在放牧,两个姑娘成家在锡林浩特,小儿子Buvren-Bilig在外地开出租车。在移民新村只有普尔莱老两口生活,两间房子倒是够用,不用扩建了。遗憾的是,他俩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老两口“低保”年龄早到,身体远不如孟和壮实,打工无处要。但不知为什么,“低保”就是不顾怜普尔莱夫妻,他们到嘎查申请了几次,就是没有下文,好像他们不是这里的公民。再往上到镇上或旗里找,他们根本不会,说蒙古语没人理。他俩的生活政府不保,倒是由子女们保的。子女们根据自己情况,有收入就不管多少寄给父母一些。但要知道,子女们也是在打工,他们的收入也不是稳定的,如果哪一天他们给不起了或不给了,普尔莱先生也只有饿死的份儿了。但是,原来的普尔莱不是这样。他自己说:“在原来的伊拉加呼(Iaraljahu)努图格(nutug 牧地)上放牧的时候,普尔莱的生活并不比别人差,一说伊拉加呼的普尔莱,人们都知道他。就这几年,迁到移民新村后生活困难了。再说也上了年纪,身体也差了,就靠子女救济过日子。“低报”不给也罢,我最想回老努图格放牧,那样我老两口还是能够养几头家畜”。他对现在的生活表现出一脸的迷茫。在过去几十年,“党的喉舌”不断批评蒙古传统畜牧业“靠天放牧”的“落后性”和蒙古生活跟不上时代的“落伍性”,落得连蒙古人(尤其是知识界蒙古人和年轻的蒙古人)自己都觉得是那样。如今,他们终于成功地把“先进文化”输入到蒙古,把蒙古人“领导”到“现代化”和“城市化”之路而奔向了属于“中国人的”21世纪。这在官方看来是莫大的政治成就。而蒙古人、尤其是蒙古牧民亲身体验的是,被现代化遗弃、生死不保、绝对贫困化和被城市边缘化的“移民新村”的尴尬生活而已。移民新村倒是为城镇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和为其伪劣商品的销售提供了便利的市场。而昔日那些虽然不算富裕,但衣食无忧的自由而自豪的蒙古牧民生活离我们日趋渐远。党和政府所如期的内蒙古蒙古人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就是这样的吗!?

图1 孟和一家 图 2 孟和的“新住宅”及他的电动车,右侧为他扩建的一间。
图3 孟和的“后花园”,原设计为牛圈 图4孟和家的客厅兼卧室
图5-6 普尔莱两口子 图7-8 普尔莱室内摆设 图9 正蓝旗“移民新村”远眺

“内人党”冤案四十周年祭

巴雅古特 2009年1月29日

一、从一份《提纲》说起
我手头有一份“文革”材料,是在半年前搜集到的。材料名称是《呼和浩特铁路局被挖“新内人党”各族受害者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领导汇报提纲》(下简称《提纲》),全文共14页,B5纸、油印。
《提纲》的落款为:“1974年5月5日草稿,5月10日定稿。19日向内蒙党委尤太忠等领导汇报。6月15日打印”。
本《提纲》日期署写甚为详细,然而没有执笔者的署名。当时撰写类此材料,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不署私人名,是可以料想到的。
这是一份申诉书,是由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内人党”案受害者们提出的申诉。
在没有法制和法律程序的中国,冤案罪案得不到解决时,只好向中共各级领导人申诉。“内人党”案受害者们也不例外,他们在滕海清掌管蒙古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滕海清走后,就向内蒙古最高领导人尤太忠提出申诉了。
尤太忠,时任内蒙古革委会主任,是滕海清将军的后任。而滕海清是乌兰夫的后任,他被中共中央派来内蒙古搞所谓的“挖出‘内人党’黑线、肃清乌兰夫流毒”的运动,对蒙古族施行了种族灭绝政策。

二、惊人的数字
《汇报提纲》中写道:“1968年内蒙古全区挖‘新内人党’,在呼铁局4万名职工中,挖了3700多名各族职工,446名蒙(古)族职工中有444名被打成‘新内人党’。这些人中死亡的11名(另有家属2名),病残的347名(另有家属12名),早产流产的3名(另有家属2名)”。(见第2页)
呼铁局即呼和浩特铁路局,是一个即是公司又是行政的机构。在这个拥有4万多人的机构中,蒙古人当时约占10%左右。不幸的是他们这些“百分之十”,在挖“内人党”运动中几乎全部受到了打击,只有2人幸免于难,可谓是“全军覆没”。其中,被害致死者竟达13人,伤残者高达364人,死伤人员合计为377人!

三、“死亡档案”之一角
统计数字再惊人也是抽象的。看了下面的申诉,人们方可窥见本案的无与伦比的残酷性和野蛮性之一二。《提纲》中写道:
“为了搞出人造(人为编造的——笔者按)的‘新内人党’,赛汉机务段将专业军人、共产党员、战斗英雄、西苏旗供销社主任阿民不和同志由地方强行揪到该段进行非法逼、供、信武斗,要他供认该段有所谓‘新内人党’,当本人拒绝诬害时,裴正杉、高继重等人在场,不到六小时用机车检点锤敲起脑瓜致死。”
“赛汉机务段司机白音乌力吉,正在住院治病,但不顾其死活,揪回段里隔离批斗。同时,将其70岁高龄的母亲(家庭妇女)也进行了隔离批斗,还在火红的炉子上烤老人头,称曰‘烤羊头’,当时白妻离婚回家,家里只剩三[岁和]五岁的两个子女过非人生活。”
“赛汉机务段司机曹道被隔离批斗的同时,将其怀孕四个月的妻(家庭妇女)[子]也进行了隔离批斗,并把胎儿用铁丝勾下来弄死。参与者还说什么:‘生下来还是个‘内人党’,留他做什么用?!’”
“对有的女同志强行脱光衣服,把荫(阴)毛一根根拔光,男看管人往荫(阴)道里捅进手指头乱抓狠剐,还问什么‘好受不好受?’。”(以上见第2、3页)
“革命者”们的兽行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对此,任何谴责的语言反而都失去了意义!

三、伤口上的伤口
内蒙古的“内人党”冤案顶峰造级的炽热时期是在1968年1月至1969年5月间。
196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1969年24号文件(后称之为“5·22批示”),认为此案已经犯了“扩大化错误”。文件的下达,在当时情况下确实起到了控制事态的作用,防止了其进一步的恶化和发酵。
但是直到1974年,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还在申诉着。
《提纲》中说:
“对这些无辜受害的各族革命职工,为什么从政治上不予彻底平反,从政策上不予彻底落实?!死的不予抚恤,其家属子弟不给安排正当生活出路,病残的得不到及时而有利(力)的医疗,因病残坚持不了正常工作的还要扣罚工资……。”
“更为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68年挖了‘新内人党’,69年有了中发5·22指示,到了70年又挖‘新内人党’、抓工人?今年3月,正当批林批孔运动轰轰烈烈深入之际,在一次掀起一股还要挖‘新内人党’的妖风???现在仍有人大喊大叫说:‘新内人党’是有的。这是从什么人嘴里吹出来的妖风邪气?根子在哪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宝铁林场孙树涵,大地主出身……。该孙(氏)乘挖‘新内人党’之际……,大打出手,当了骨干分子……。对这样的人竟让他荣座(坐)林场主任的宝位不加处理,是何道理?”
“包头客车段张俊科……,是在包铁地区公安系统大挖‘新内人党’的总头头,而且经常给党委书记柴高升等领导送礼而得到加倍重用,书记私自上报,由普工提升为保卫干事。”
“阿吉拉车辆段王保录,对所谓‘新内人党’被隔离批斗的达瓦妻进行武斗(脚踢),使怀胎六个月的婴儿流产死亡。现已把该王(氏)由工人提升为团委书记。”
“白音敖包站,纳新的四名党员,全是挖‘内人党’的所谓积极分子。”(以上见第3-5页)
俗曰“不平则鸣”。“内人党”案件事过已经几年,然而加害者不仅没有得到惩罚,反而受到重用和提拔了;而被害者没有赢得公正待遇,仍在贫病交加中含冤吟呻。
然而,不平之事,不仅此而已。
《提纲》还说:
“白音敖包站的军管武国柱说什么:‘你想翻案吗?除非乌兰夫回来你才能翻案吧!别高兴得太早了,‘内人党’问题还没有完’。”
“该站群专头头吴龙祥说:‘内人党’过去打,现在打,将来还要打’。”(以上见第7页)
在人家旧伤口上再捅一刀,再撒一把盐,那隐隐作痛的感觉是肯定很难忍受的。

四、竟有冒名顶替的
更奇怪的是,其中竟有人出来冒充“内人党”的受害者,为的是要顶名领取那一点点为“内人党”受害者们发的经济补偿金。
《提纲》记曰:
“付(副)局长(革委会付主任、党委常委)孟宪章的所谓侄儿孟祥林……,因派性作怪被列入了‘新内人党’黑名单,然而根本没动他一根毫毛。可是……还给补助了1375元损失费。”
“阿吉拉车辆段党委委员、车间支部书记李进武,冒充被打‘内人党’,骗取300元损失费。因群众用大字报及时揭露,未能如愿以偿。”(以上见第8页)
结果,真正的受害人自然就得不到这个补偿金了。

五、仍然是“非我族类”
“文革”是中国各民族所经历的空前的大灾难,汉族当然也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对各民族而言,其所承受的文化摧残和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蒙古族施行的“内人党”冤案,为什这样残酷和如此灭绝人性呢?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深层的文化原因之一,乃是所谓的“大中华”思想,即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也异”是也。共产党把它发扬得已经到了顶峰遭际的地步。
《提纲》中说:“集宁机务段原政工组负责人、现为分局干部科干部王相才……说:‘你们这些老蒙古,参加铁路工作虽然二十年了,所以没有提升司机,是因为集二线(集宁至二连)离苏蒙修近,提升司机还了得?把车开到蒙修去了怎么办?!过去你们这些人工作干的(得)都还不错,那是为了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以便搞你们的反革命勾当’。”(12页)
这种民族歧视和文化不信任感在“文革”环境下发酵,加剧了悲剧的深度,为蒙古族带来了很多残酷的恶性伤害案件。

六、结语
“内人党”冤案自发至今已经过了40年了。但对内蒙古的蒙古人来说,“内人党”冤案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不管它经过了多少年,总会有人记着它。何况,受害者当事人今天还健在,他们怎么能够那么容易地忘记呢?
何况,冤案在今日内蒙古照样还在发生着!它可能不叫做“内人党”案了,而是叫做“牧民失地案”、“放牧被罚案”、“蒙古语言被歧视案”等等、等等。这些大小轻重案件每天都在发生着,而且处理的还是那样,还是得不到不公正。
这是因为内蒙古照样没有法制,照样没有自治,冤案照样发生。内蒙古的最高领导人照样也是派任的,他们就是继滕海清和尤太忠之后的“封疆大吏”、“节度使”、“总督”或“安板大臣”。
人们现在照样也在写着类似《提纲》之类,然后想找领导人解决问题,但照样也得不到解决。
在这种意义上说,在内蒙古,“内人党”冤案远没有结束,它还在继发着,“文革”还在延续着,不堪回首的历史还没有终结!

变调主旋律《东方红》

作者:巴雅古特 2009.1.29

东方昏,太阳藏,
中国出了个毛左虫,
他为人民谋阳谋,祸儿害爷
他是人民大宰星。

猫做戏,爱日民
它是祸门的歹头人,
为了践踏全中国,祸儿害爷
拎着人头向权冲。

棍铲党,象贪狼
跑到哪里哪里慌,
哪里有了棍铲党,祸儿害爷
哪里人民得遭殃。



附:《东方红》原词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约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
他是我们的带路人,
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嗨約
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象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约
哪里人民的解放。

2009年1月28日星期三

土层薄弱的草原沙漠化潜在危险更严重


 近年来,呼伦贝尔草原过度利用导致草原不同程度破坏,沙漠化加速发展,这对东北地区及西部松辽平原的生态安全构成威胁。为此,需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生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在呼伦贝尔草原主体的海拉尔盆地广泛分布平均厚达38米的松散沙沉积地貌,构成了草原风蚀沙化的丰富物质来源。秋冬春季少雨多大风的气候是草原风蚀沙化的强大动力,干旱气候和显著温差引起的寒冻风化作用使得土层的整体性不断遭受破坏。土层总厚度仅有0.1-0.3米,细沙含量高达85%,极易遭受风沙流磨蚀和降水浸泡软化并冲蚀破坏。失去草原植被及其根系保护的土层受侵蚀速度加快,一旦形成破口,风的掏蚀作用会轻易将薄土下的细沙搬运出来造成巨大的风蚀坑,难以控制的沙漠化就此开始。
沙质草原区土层的厚度、质地、结构、整体性都很脆弱,使强风有更多机会和可能与地下散沙结合为害,土层与草原植被及其根系相结合具有显著的抗风蚀防沙化作用。土层是沙质草原区难以再生的珍稀资源,保护草原植被及其根系层对于草原生态保护和沙漠化防治意义重大。
1989年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土地总面积8065平方公里,2000年为20893平方公里,2004年比1999年又扩大了4288平方公里。呼伦贝尔草原正面临着人类活动大幅度持续增强的空前压力。风蚀坑是草原风蚀沙化的主要形式,87%的风蚀坑由人类活动直接诱发,其中翻耕、道路、人类定居活动分别占风蚀坑诱发原因的35.8%、34.8%、16%。人类定居活动诱发风蚀坑的分布范围最广,97%的翻耕诱发风蚀坑处于活动状态。放牧不会破坏土层直接诱发风蚀坑,但是重度放牧能促使已经固定的风蚀坑及各类沙丘活化并助长风沙活动。
有效遏止草原沙化,就必须提高对草原沙化成因的认识。首先必须强化土层保护观念,历史上游牧民族曾经把土层的保护作为草原资源和生态保护中最重要的事情以习惯法、成文法确定下来,体现在生活习俗、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化。继承和发扬这一文化传统,重新树立和不断强化土层保护观念,并将其落实到草原区生产生活活动中,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
其次,要积极响应环境变化,为草原植被自我恢复留下余地,缩短生态恢复周期以节省治理费用,将大兴安岭林区及其以西的地带确定为禁垦区。现有耕地退还天然植被以恢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障草原区的生态安全;严格控制草原载畜量。迁出生态状况危险区的超载居民,只放牧指定限额的牲畜;在生态状况恶化地区建立生态保护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发展生态保护型畜牧业。岭东种植业的调整方向应当以满足整个呼伦贝尔牧业生产需要为主要目的,以解决畜牧业发展饲料不足的问题,缓解牧业发展对日益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的压力,
第三,要持续扩大通过太阳能、风能获取能源的份额,化强太阳辐射及其派生的风害为电能风利,最大限度地保护草原和沙地植被以发挥其生态效益。
第四,应将呼伦贝尔列为草原文化及生态保护、防沙治沙重点区。制定实施符合当地生态保护的绩效考核体系,大力扶持对环境影响小的新能源、矿产、绿色食品、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寻求符合草原生态特点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发挥游牧文明的作用是减缓沙尘暴的唯一选择。


内蒙古主要的沙尘源有四个,近年在干旱区的冬季以及非干旱区的耕地、湖盆,沙尘暴有扩大趋势。沙尘暴的源头不是沙漠和沙地,它们的沙尘含量仅有2.5%,沙漠和沙地不是沙尘暴的源头而是后果。防止沙尘暴的功臣不是乔木,乔木春季枯干的枝条挡风作用不大。由于人工林下的草本植物稀疏,反而增加了吹扬的可能。特别是大面积草原人工林,满山遍野的鱼鳞坑,倒成了沙尘暴的源头。
  为什么近年来来自内蒙古的沙尘暴多了?主要原因是草原大面积退化、沙化,耕地的扩大、湿地的破坏、湖泊的干枯等。核心是游牧文化被同化的速度加快了,基本实现了定居。这与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西部移民垦荒、六十年代中亚开荒、北非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引起的沙尘暴如出一辙。因此治理减缓沙尘暴的根本出路,在于体现游牧文化的作用,而不是一再削弱。

  沙漠并不可怕
  沙漠和沙地是干旱区的地下水库和油库,它埋藏着大地的血液,是众多河流湖泊的源头,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沙漠和沙地具有复杂的地形,具有时空多变的地貌,它是干旱区生物多样性表现最充分之地;沙地和沙漠是牧民、牲畜、野生动植物冬季最温暖的家;它也同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游牧文化的避难所,它还是世界几大宗教文化的发源地。
  沙地一般不需要治理,干旱区有一定面积的沙地和沙漠,沙地有一定面积的裸沙,并不一定是坏事情。大面积正在流动的沙地的存在,是有一定的生物学意义的,由于植物种子被风吹走后,不能够落地,一般就需要人为帮忙,如设沙障、插黄柳等,需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当地的沙生先锋植物,如沙米、虫实等一年生植物应是首选。不可一步到位,直接种树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沙地时空多变,沙丘阴坡、阳坡、沙脊、风蚀穴、落沙坡等,生态环境差异很大,不能够都采取统一的做法,种植林带的做法更不可取。

  草原不应随意开采
  内蒙古草原蕴藏着大量宝藏,是我国的能源基地,这些矿藏资源应该适当开采,以支援国家建设,但必须考虑草原的脆弱性。破坏后恢复能力很差,有的根本不能恢复,就整个内蒙古来讲,其最大的长远优势是祖国的生态屏障,民族文化的摇篮。而不是矿藏和牛羊肉,有包头的工业,河套、辽河下游的农业就够了,特别是我们的水比黄金贵重,不能为开采煤炭而浪费了比黄金还贵的水。矿开完后,不仅要恢复环境,还要转移外地劳工回内地,草原地区发展工矿业付出的代价,产生的负作用,造成污染的危害程度,治理难度,都比内地大得多。就目前我们的技术水平很难达到有利可图。近来某些草原牧区也提出工业强旗的口号,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草原畜牧业搞糟,已无多少油水,就把眼光瞄准工矿业,实际上只是单纯输出原料,解决暂时的利益,根本算不上强旗。

  游牧是最佳选择
  游牧文明是生态文明。草原畜牧业面对严寒、干旱、多灾、骤变、多变、脆弱低产的生态环境,游牧是草原牧草、人、畜最佳的双向选择。只有游牧才能保障草场较轻的均匀利用和均匀施肥,只有游牧才能保障草场、牲畜和人类的健康。游牧是草原畜牧业最经济最高效的利用方式。
  为了不影响牲畜正常采食,草原游牧畜牧业的各个环节,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因此就形成了互助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草原游牧畜牧业的特点在于移动,在于集体,在于与大自然的融和。草原游牧畜牧业不仅合理利用和保护了草原,还造就了一个开放进取诚实守信的伟大民族,以及推动世界前进的游牧文明。
  八九十年代照搬内地农村的经验,在草原牧区推行了草畜双承包,认为这样能调动牧民积极性。草场承包到户就完全告别了游牧,这样最好的草场也只能有一个季节好,其他三季都是灾害,定居点附近无草区域越来越大,牲畜走的路程越来越远。不到十年草场就全退化了,又有人提出舍饲围封转移,把马变成猪,造成人畜缺素症和疫病发生,圈养的山羊光长蹄子不长绒,牛羊肉变味,失去了绿色品牌和优势。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蒙古高原游牧了几千年,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游牧文明,即使战乱不断,草原仍一直保持完好,这就证明了游牧的合理性。就保护草原和游牧文化来说,我们比蒙古国更有条件。我们的草原可以不生产一粒粮食,可以不开采一吨煤,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祖国后盾。

  春季不该禁牧
  在四季游牧的情况下,春季禁牧不成问题,因为春天除春草场外,其他草场都不放牧。春季禁牧的制定者,过分地夸大了春季采食对牧草的副作用。实际上羊春季在草场上主要吃的小白嵩和枯干的细草,如糙隐子草,而夏天不吃小白嵩。另外春季采食对某些植物的抑制作用,并非都是坏事。牲畜吃草并非一扫光,是挑着吃,随走随吃,有时为了防治羊羔痢,春季也常移场。只要不过牧,没那么严重,有时适当采食对草场还有利。
  春季,尤其接羔期,完全舍饲、禁牧,对牲畜是十分不利的。消毒、清圈给本来最缺劳力的春季更增加了麻烦。另外母羊和羊羔完全脱离了户外活动,吃不到一点青草,会提高春亡的比例。每到春天,当羊吃到了返青最早的小白嵩,叫的声音、走的姿势、粪的形状都变了,奶也下来了。牧民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牧区从草记年,新的一年开始了。春季是草原畜牧业的关键,也是人与牲畜磨合、展示牧民技能的季节。草原本来青草期就很短,还要缩短牲畜吃青草的时间,对牲畜太残酷了。每年当牲畜闻到青草味时,就不再吃干草,也圈不住,有的羊把角都撞破了,由于长期不走路,山羊的蹄越长越长。由于无法管理,牧民只能夜间偷偷放牧。春季禁牧绝对是坏主意。我不知道这些从未放过羊的所谓草原专家是否征求过牧民的意见,遗憾的是,此等荒唐之事,竟发生在有优良传统的畜牧业大省。我看世界上除了疯牛病、禽流感,还会发生羊流感。

  山羊没有罪
  近年来,有人把草原退化、沙尘暴的原因,归罪于牲畜,特别是山羊。说山羊不仅吃草,还吃树,连草根都刨着吃,是破坏草原的头号罪犯。山羊吃树枝是真的,刨着吃草根不是事实。
  种树不要一味人工化
  内蒙古沙尘暴增多的重要原因是天然环境的人工化,包括无序发展的农田、人工草地和人工林。而人工林和人工草地是打着治沙、绿化、治理环境的旗号,得到政府部门和部分专家、群众支持的。人工化是剥夺了大自然以往的自由和自主权,按照人的意识表达。重树轻草、重人工轻天然、重改造轻适应,是农耕文化的特点。一味发展人工林、人工草地、农田是对草原的文化入侵。

内蒙古锡盟地区“围封转移”移民政策的失败

-- 敖仁其

“围封转移”的核心内容是“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
“围封转移”的最早雏形来自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程项目(在牧民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对那些草原生态极度恶化,牧民单靠放牧牲畜无法生存的少数地区,实施扶贫移民搬迁工程)。
从2002年开始,锡盟盟委、行署,把“围封转移”工程提升到解决内蒙古草原牧区生态恶化,牧区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战备高度,并得到自治区党委的肯定,成为内蒙古草原生态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围封转移”项目中的 “围封”,其内容要宽泛一些,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完全禁牧区,约占草场总面积的20-30%。这一部分禁牧区是指草原生态严重沙化、退化,已无法提供和保证农牧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环境的地区。对这一地区的牧户将采取整体或分散迁移的措施。迁出的草牧场,长期禁牧,但牧户对草牧场的使用权不变;二是季节性休牧区,约占草场总面积的40-50%。春季休牧的主要措施是4月中旬至6至中旬禁牧40-60天。三是轮牧区,约占草场总面积的20%左右。轮牧区主要指那些草场条件较好,人均草场面积较大的地区。从一些相关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高层决策者的撰文看,把“围封转移”工程与生态畜牧业、集约畜牧业、牧区产业结构调整完全相等同,无论从“围封转移”这一形式概念还是从其语义内涵看,都欠妥当,值得商榷。

随着 “围封转移”战略措施的深入,特别是整体搬迁的“转移”项目,并未实现最初设计的目标,且带来诸多的生态、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问题。究其原因,“围封转移”的设计者们,没有事前对“围封转移”项目做系统地研究、评估。有不少项目的设计、实施,违背了生态经济规律,社会文化变迁规律。“围封转移” 战备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的生态、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相关问题的制度成因可归结为“围封转移”项目的设计者们,沿袭了传统计划经济中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模式。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当人们亲眼目睹了“转移”所造成的生态、经济损失后,这一“战略”仍以很大的惯性向前扩张、推进。究其深层原因,它的运行机制及其管理方式代表了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需求。

一、存在的问题

1.关于“围封转移”的目标与形式
“围封转移”的基本目标和主体形式是将“围封”区的牧户整体迁入至城镇效区或交通条件、饲草料条件相对好的地区,从事集约化的奶牛、育肥养殖业。锡盟地区计划在8—10年内,将牧区20—30%的牧业人口纳入到“围封转移”项目中。
转移20—30%牧区牧业人口的依据是草原牧区约有20—30%的草牧场严重退化,以无法提供牧民的基本生存条件。然而,这20—30%退化草场是一个草原植被的地域概念,而需搬迁的20—30%的人口是以行政组织—嘎查为载体的集体经济组织概念,两者占据的地域分布多数情况下并不相吻合。
其次、内蒙古牧区具备种植饲草料和集约经营畜牧业的土地,几十年前以开发完毕。如果有,也是有明确产权主体的集体经济土地。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指令实施的“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项目,在许多地区助长了草牧场侵权案例的发生。
第三、“围封转移”的形式,特别是“转移”的形式,应当是多样化的,自愿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以单一化的,强制性的“整体迁入”模式为主。据了解,95%以上的“围封转移”项目,是以嘎查为单位,整体就近搬迁。
第四,在实际操作中,有不少地方政府背弃对“围封草牧场”产权不变的承诺,对原有围封区的建筑房屋强制性拆迁或将“围封”的草场,未经所有者的同意,擅自或强制性地转让给其它经营者。
少数地区地方政府在“围封转移”项目实施中也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其中的几种形式有:①国家将牧民卖掉牲畜的钱,存入银行,每月每人付给固定的生活补贴,要求他们在几年内不得利用围封禁牧的草场(如西乌旗的额仁诺尔苏木赛汗西勒嘎查76户、259人,4100多头只畜,目前多数牲畜已卖掉,人均补贴150元/每日);②对“围封禁牧”的草场,国家按牧户所占有的面积,一次性买断(锡盟镶黄旗采取的办法是每亩草场按1.5元,累计10年计算),也叫退牧自由转产;③远距整体搬迁;如镶黄旗政府,根据以往成功的经验,将奶牛饲养户整体搬迁至呼市郊区,建立黄旗奶牛村。
2、关于“围封转移”项目潜在的生态问题
就近整体移民搬迁,从事舍饲、集约化畜牧业,关键是建立以水源为基础的饲草料基地。然而,有不少旗县政府,侧重移民区的“五通条件”(通水、通路、通电、通电话、电视),忽视生产发展的基础条件——饲草料基地。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已迁入的奶牛饲养户仅靠政府补贴的草料和异地购买的草料(成本相对高)维系再生产,即使开垦了一些饲料地,其水源和灌溉条件都比较差(白旗阿拉坦戈达斯苏木敖根嘎查8户牧民在朝格温都日力格开垦了80亩饲料地,租金每亩20元,浅层地表水、径流补给能力均很差,)无法保证奶牛饲养业对草料(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草料)的长期需求。
我们在调查中看到,(西苏旗)一些旗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迁入牧户的生产条件和稳定的饲草料基地前,将牧户迁入项目区。例如,西乌旗其哈日格图迁入20户牧民,要求圈养舍饲山羊。他们种植的3800亩高产饲料基地利用地下古河道水源,其水源补给量缺乏科学的依据。饲料地没有防护林网,这里地势平坦、风速极高,不易开垦。事实证明,这一“高产饲料基地”的开垦,已失败而放弃,并造成该地区草原生态的新一轮破坏。
就牧区发展高产饲草料基地问题,应当从战略的高度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在牧区,适合种植高产饲料基地的生态环境非常为有限。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缺水(包括降雨量、地表与地下水)是牧区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因此,政府提倡和规划牧区一家一户要种植10亩高产饲料地的政策导向,缺乏科学依据,不带有普遍性。对大多数牧区而言,牲畜全舍饲饲养不具备起码的物质条件。如果不能从宏观政策上给予正确引导,盲目和不限制条件地提倡所谓“引种入牧”的指导思想,将会引致草原牧区的第二次生态灾难。

3、“围封转移”项目潜在着巨大的市场风险
整体搬迁的地区,多因生态条件极度恶化,失去了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多数牧户,其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以奶牛业为例,形成最低的规模效益和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需购买5-6头奶牛,价值5-6万元。通过入户访谈我们了解到多数牧户将原有牲畜全部卖掉,只能筹集到1-2万元,购买1-2头中等生产水平的奶牛。大多数情况下,牧户的2头奶牛中的一头奶牛是靠银行贷款购买的,且贷款期限仅为一年。为了还款,不得不挪用最基本的生产流转资金,这给奶牛饲养户正常的生活、生产维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难。这次从入户访谈中了解到,近几年连续干旱、牧民收入普遍下降,而贷款量年年增加,牧民生活非常困难。
“围封转移”中整体搬迁的牧户大多选择了奶牛饲养业。奶牛头数的迅速增加和奶产量的快速上升,潜在着奶源收购价格的下跌趋向。这是受市场经济中的供给需求规律所制约的。另外,牧区奶源到最终消费市场的距离远,成本高,特别是牧区饲草饲料的种植成本远远高于农业区,这样牧区奶牛业同农区奶牛业相比存在着比较成本高,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移民整体搬迁,从事集约化的畜牧业生产(奶牛业),就必须对畜牧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有一个统一的物资供给,技术服务,市场收购等方面的组织系统给予支撑,而如何使这一组织系统运作的稳定有效,就必须有一个好的经营组织制度加以保障。这里包括饲草料的统一供给组织,疫病防治、选育品种的技术组织,产品收购和销售的营销组织。我们在调查中深切地感到,奶牛饲养必须有一个稳定的饲草饲料供给基地,而谁来经营,如何经营,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答案。如果由牧民自己统一经营较大规模的高产饲料基地,其技术和其它生产、资金条件暂不具备;如果由他人(承包商)经营,牧民的长期利益(稳定的价格水平)如何保证?如果由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饲草供给价格,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再从奶源的收购环节看,基本依赖大的乳品企业,即所谓的龙头企业。奶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产生波动时,作为独立的乳品企业,是否能真的能保护牧民的利益吗?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奶牛饲养业对饲料供给企业、奶产品收购企业均拥有一定的控股权利,以保护自身长期稳定的经济利益。目前,我们的经营组织制度离上述模式还很遥远。

二、制度与政策建议

要建立长效、稳定、自主选择的人口转移制度。牧区人口的转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经济、文化以至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恰当地把握其政策界限,建立牧区人口输出的可持续制度模式,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那么,牧区人口“转移”,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制度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待深入研究的政策制度设计问题。切忌采取急功近利、短期政治绩效的思维定势。要突破传统政策设计的思路,构建牧区人口“转移”的新型原则和新型制度模式。
1、基本指导原则
牧区人口问题是多年形成的,其成因是复杂的,因此解决的途径不可简单化,特别是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经济指令来解决,而是要通过有效的、长期稳定的、自主选择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建设来调节和疏导人口转移的规模、走向,逐步形成牧区人口规模、布局、流动的良性循环机制。
2、草原生态补偿金制度
牧区人口与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牧区现有人口规模远远超出了草原承载能力,即牧区人口向草地资源直接索取的物流、能流超出了草地生态流自动补偿恢复平衡的能力。因此,牧区人口输出,是解决和恢复草原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措施。当前,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投入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资金力度逐年上升。如果,从这一资金中,切出专项资金,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作为生态移民的专项补偿资金,可有效地加速牧区人口的转移力度。
3、建立职业培育机制
牧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农业劳动力进入城市,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相近或相似,显然要比牧区少数民族进入城市过程中遇到的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困难,更具优势和竞争力。因此,建立有效的牧区职业培训机制,对于实现牧区人口转移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建立西部开发职业培训或实用技术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牧区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牧区职业教育,特别是二、三产业的职业教育,是改变牧区长期单一畜牧业,促进牧区人口向城市流入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准备阶段。
牧区职业培训的内容,要适当地同繁荣少数民族的文化产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内蒙古为例,应加强对牧区青年在蒙古餐饮业、民族工艺美术、旅游产品、草原文化旅游业等方面的职业培训资助计划。
4、尊重原住民的居住选择权
千百年来,蒙古民族居住和生活在这片广阔、神秘、富有诗意的草原地带。他们的欢乐与悲哀、幸福与艰辛、理想与失落、生与死与草原紧紧的融入在一起,不分彼此、不分主客、融为一体。随着农业文明的兴起、工业文明的强势,草原民族不仅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失去了自己无法割舍的家园。现代多元文化的思潮和少数几个具有文明理性国家的认同和提倡,包括中国和法国的宪法和政策在内,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权益给予了充分的保护和发展空间。但是在具体政策实施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中国最大的、保存最好的典型天然草原——锡林郭勒盟东西乌珠穆沁草原面临着工业开采、污染和失去家园的严峻威胁。对此,我们认为建立锡林郭勒盟东西乌珠穆沁草原生态文化保护是维护原住民的居住选择权的重要途径之一。
5、牧区人口转移与城镇化
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牧区小城镇建设是吸纳牧业剩余劳动力的理想途径。然而,事实证明这一路径难以实现。牧区小城镇能否发挥吸纳牧业人口的功能,关键问题是牧区小城镇在较大的区域经济物流循环中是否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过去我们普遍认为,发展牧区畜产品加工优势,建立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提高牧区小城镇的经济功能,提高吸纳牧业人口的功能。然而事与愿违,多年的发展已证明,绝大多数牧区旗城镇的畜产品加工企业,由于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趋于衰弱、萎缩,甚至倒闭的态势。
从历史上看,牧区小城镇不是经济发展、分工和演化的产物,而是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产物。牧区城镇的主体人口仍以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为主。他们主要依靠牧业税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维持其管理职能。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传统管理职能的弱化,原有行政事业单位的大量人员,面临着择业转型。内蒙古33个牧业旗县的财政收支长期处于赤字水平。发生赤字的基本原因之一是需要支付大量的行政人员工资。
牧区人口转移与城镇化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研究。仅从目前的现象看,牧区人口正在大量地流入大中城市。大中城市不仅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也是培养、提高自身职业技能和提高子女教育水准的理想场所。因此,对于牧区人口进入大中城市,特别是内蒙古境内的大中城市,应根据自治区自治法规和目前的状况,出台相关的政策,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提供就业机会和保障子女享受教育的环境条件。
6、以集体经济为法律基础,发展牧区合作经济组织
以嘎查和浩特为单位,以草牧场使用权入股的形式,实现规模化利用,同时将剩余出的牧业劳动力,尽可能地参于到畜牧业产前,产后的服务性领域内,从而有效地保证贫困户的基本生存利益(阿巴嘎旗通过贫困户入股草牧场使用权这一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民间契约的形式,合理使用共有放牧场(如根据一家一户的草场面积和相应的载畜量,组大群集中放牧),或将自家的放牧场做为划区轮牧的基本单位,集中组群,科学合理地轮转使用。
建立有效的畜牧业经营组织制度,也是当前需要回答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因为,面对市场经营主体的集中化趋势,特别是行业垄断和大企业的集团化趋势,一家一户的畜牧业生产者就显得极为单薄和弱小。如果遇到较大的市场波动,他们就更难保护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了。作为牧区少数民族的经济群体,其先天不足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弱势的一面就更为突显了。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特别强调龙头企业、公司+农户的组织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能保证企业稳定的原料来源。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公司或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遇到市场风险时,首先保护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农户的利益。根据市场组织形态的多元化模式,我们应当鼓励农牧民发展自身的合作企业、关联企业,并通过入股、控股与上下游关联企业的形式,维护自身长期稳定的经济利益。

三、简短的结论

从近期来看,锡盟“围封转移”措施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条件:
1.“围封转移”实施后,要保持或适度提高现有牧民的生活水平(通过项目实施或一定的经济补偿)。
2.“转移”后的产业选择要多元化。集约化、舍饲畜牧业的比重根据水源、土壤、风力条件做严格的科学论证。严格控制高产饲料地的开垦,防止第二次生态灾难。
3.要有好的项目管理模式和具体方法,要建立科学、民主、监督有机结合的项目管理制度;树立政府官员对项目的高度历史责任感,避免为短期政绩而产生长期的负面效应。
4.关注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文化保留和发展问题。要通盘考虑“转移”后的教育和社区问题,避免单纯经济目标对文化心理的侵蚀。
5.建立“围封转移”信息反馈、项目评估的独立专家系统。由生态、经济、文化教育等多学科的专家组成。
从长期来看,牧区人口转移与产业选择,需要制度创新与良好的政策环境。牧区人口转移与产业选择是一项涉及生态、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的系统工程。因此,要尽快改变“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为主的牧区人口转移与产业选择的政策导向和发展模式。

建设兵团在内蒙古

196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总校、分校及原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华北农垦兵团大部一同并入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北京军区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现役军人组成各级领导班子,率领数千名复员、转业军人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和锡林格勒盟等地接管国营农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兵团规划为6个师的建制,每个师辖10个团,每个团辖10个连队。1969年5月7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司令部设在呼和浩特市。当年,兵团组建了4个师,24个团,246个连队,接收知识青年5万余人,全兵团在职人员达7万余人。1970年,又组建了2个师,15个团。1971年,内蒙古兵团已有41个团,其中有青岛知青4032人,1975年6月24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撤消。
番号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当时对外是保密的,各师称为部队,在师的序号前加上“五七”二字;团的番号则于124相加,成为信箱号。如二师十四团的通信地址是“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五七二部队138信箱X连”.。兵团的通信地址隐含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一*二四批示”,确实是一个独巨匠心的发明。1973年12月,兵团司令部发出通知,从1974年1 月1日起停止使用信箱号,通信地址才一律改为书写兵团各部真实番号和单位名称。1975年后,改农场名称。

各团驻地
1、乌海劳改农场——2师11团、12团
2、中滩劳改农场——2师17团
3、建丰劳改农场——2师15团
4、狼山劳改农场——3师22团
5、临河劳改农场——3师21团
6、乌拉特安置农场、务梁素海水产局——2师19团
7、苏独仑国营农场——2师14团
8、东方红种羊场——2师16团
9、锡林郭勒种畜场——6师31团
10、高力罕牧场——6师41团
11、乌拉盖农牧场——6师52团
12、哈拉盖农牧场——6师52团
13、宝格达山林场——6师55团
14、贺斯格乌拉牧场——6师53团
15、乌拉特造纸厂——2师13团
16、巴拉亥林场——3师23团
17、满都宝力格牧场——6师54团
18、包头新生沙石厂—2师13团
19、包头新生阀门—2师13团厂
20、包头农牧机械修理厂—2师18团
21、包头共青团农场——2师18团

2009年1月27日星期二

3000余孤儿在内蒙古

3年困难时期,全国食品严重缺乏,大家都在为如何渡过难关积极想办法。上海市、江苏省等南方地区的一些孤儿院因为粮食匮乏而陷入了困境,3000余幼小的孤儿营养不良,患病人数越来越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按照党中央指示,接受并养育了这些孤儿。
1959年末,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对正在北京开会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提出,上海和华东其他几个城市有些孤儿,由于食品不足很难办,能不能想办法帮助一下。乌兰夫说:“可以。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送奶粉能解决孩子们多少时间的问题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康克清觉得把孩子们给牧民抚养的办法好,当即表示赞同。

乌兰夫回到呼和浩特市后,立即召开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大家一致决定:就让草原把这些孤儿养大。当周恩来总理听说此事后,对乌兰夫说:“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小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孩儿,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是有好处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但要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们安排好。”乌兰夫回答:“请总理放心,一定会安排好,准保他们吃得胖胖的长得壮壮的。”

为了接收和安排这批南方孩子,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了以卫生厅和民政厅厅长为首的专门机构,抽调了一批医护和保育人员,负责孩子们的医疗保育工作。1960年初,内蒙古开始了接收孤儿以及安置工作。第一批近百名孤儿分别被收留在内蒙古医院和呼和浩特市医院。1960年至1963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乌兰察布市)、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等地先后接纳了3000余名孤儿。牧民们非常喜欢这些孩子,纷纷前来领养,有的牧民从几百里外赶来,有的牧民一家就收养了五六个孩子。这些孩子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7岁。牧民们把孩子接回自家的蒙古包,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料,教孩子说蒙古话,学蒙语,骑马,打猎,还供孩子们上学读书。

1964年,全国粮食短缺情况得以缓解,北送孤儿停了下来。草原人民用心血将孤儿们养大,使他们有了温暖的家,有了疼爱他们的阿爸和额吉(妈妈),茁壮成长。这批孩子讲着流利的蒙古话,成了蒙古族牧民的后代,草原上的新一代主人,成长为工人、牧民、医生、干部、教师、科学家。他们都这样说:“我们永远是草原的孩子。”

2009内蒙古“政府工作报告”

2008年工作回顾

  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在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08年是本届政府的开局之年,也是经受严峻考验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自治区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实现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初步预计,全区生产总值完成7600亿元以上,增长17.5%;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1107.3亿元,增长32.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4480元和4650元,均实际增长11%;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6%;城镇登记失业率4.1%;节能减排完成了国家下达的指标。

  (一)努力促进经济较快发展。农牧业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900亿元,增长8%。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总产量420亿斤,增产58亿斤,创历史新高;牧业年度牲畜头数保持在1亿头只以上,肉类产量220万吨,增长6.6%。现代农牧业全面推进,优质高产高效作物和良种牲畜比重分别提高5个和1.5个百分点,设施蔬菜和马铃薯面积分别增长34%和127%。产业化经营水平稳步提高,农畜产品加工率达到63%。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全部工业增加值3620亿元,增长23%,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400亿元,增长24%。能源基地建设不断加强,煤炭产量4.4亿吨,发电量2100亿度,分别增长24.3%和8.7%。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分别增长30%和18%。第三产业平稳运行,实现增加值2600亿元,增长14%。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传统服务业稳步发展,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4700亿元,增长2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60亿元,增长24%。区域发展进一步协调,东部盟市发展步伐加快。

  (二)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步伐,实施了18个重大科技专项,在资源利用等重点领域取得了一批技术创新成果,开工建设了一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重大工业项目。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全年完成林业生态建设面积1050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10万亩,草原建设规模7500万亩,禁牧休牧轮牧面积7.9亿亩。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可利用草原植被盖度提高1.1个百分点。加强资源保护和节约利用,坚持最低开采规模制度,提高资源利用率,煤炭综合回采率提高到60%。狠抓节能减排,下大力淘汰落后产能,预计单位GDP能耗下降5%以上,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在消化增量的基础上,分别削减1.44%和2%。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0.055,全区安全生产状况保持稳定。

  (三)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加大投资力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600亿元以上,增长29%,其中工业投资2890亿元,增长30%,建成230个、新开工301个亿元以上工业项目。新增煤炭产能1.1亿吨,电力装机660万千瓦,其中风电120万千瓦,全区风电装机容量突破300万千瓦,居全国第一位。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新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116万亩、节水灌溉面积313万亩。交通建设投资创历史新高,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61亿元,新增公路里程8678公里;铁路建设完成投资160亿元,开工建设10条铁路,新增铁路里程795公里,在建里程5300公里;开工建设二连浩特和阿尔山机场,巴彦淖尔机场项目获得国家批复。加强城镇建设,城镇化率达到51.6%,提高1.4个百分点。加大资源勘探力度,煤炭、天然气、石油、有色金属等勘探工作取得新进展,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四)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稳步实施包钢集团战略重组,全面启动森工集团所属企业改制和剥离办社会工作。东部盟市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推开。农村牧区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完成了农村牧区义务教育债务化解任务,累计化解债务39.2亿元。完善农村牧区基本经营制度,全面启动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大金融改革创新力度,开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支持农村牧区、中小企业等薄弱环节发展。着力在“东联、北开、西出”上下功夫,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出口总额达到90亿美元以上,增长18%,口岸过货量达到3300万吨。引进国内(区外)资金到位2000亿元,增长16.8%。加大“引智”力度,一些地区和行业出现了人才流入大于流出的可喜局面。

  (五)切实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自治区财政用于教育、卫生的支出分别增长34%和35.5%。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助学体系不断健全,在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方面迈出了积极步伐。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得到加强,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深入推进,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进一步繁荣,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深入。圆满完成了奥运火炬在我区的传递,竞技体育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加大民生工作力度。新增城镇就业23.8万人,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3.9万人。加强“米袋子”、“菜篮子”工程建设,有效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给予补贴。累计投入资金140多亿元,加强“十项民生工作”,1100多万群众受益。解决了140多个苏木乡镇通油路、1600多个嘎查村通公路、700多个自然村通电话、2.5万农牧户通电的问题。筹集资金3.4亿元,专项用于茅草屋改造、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棚户区搬迁改造。投入资金71亿元,落实“八件实事”,全面兑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承诺。城镇居民和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人均每月分别提高了35元和20元,保障范围分别扩大到82.4万人和113.4万人,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和分类施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启动,参保人数达到214万人;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财政补助标准翻了一番,1180多万农牧民受益;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人均每月提高了105元;教育资助标准有较大幅度提高,补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两免”城乡全覆盖;新开工建设廉租住房65万平方米,发放廉租住房补贴5.1亿元,9.6万户家庭受益;解决了86.7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六)认真抓好政府自身建设。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增强了科学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加强政府法制工作,向自治区人大提交了6部地方性法规议案,制定、修订、废止13部政府规章。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确定了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深入推进政务公开,电子政务建设得到加强。进一步强化审计工作,加大对重点领域、专项资金的审计监督力度。加强行政监察和政风建设,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等违法行为。加强信访工作,群体性上访事件进一步下降。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积极支持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过去的一年很不平凡,既有许多大事和喜事,也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我们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积极为国家分忧解难。及时组织电煤生产和外运,为抗击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汶川特大地震提供了有力支持。积极开展对地震灾区的救援,累计向灾区捐赠款物8.1亿元,支援四川省大邑县灾后重建资金3.3亿元。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作出了积极贡献。加强协调与配合,确保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成功举办了世界草原草地大会。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了黄河冰凌严峻险情。面对突发奶粉事件,加强应急处置工作,保护奶农利益,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促进乳业健康发展。面对急剧变化的经济形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迅速出台应对措施,确保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受国内外经济环境急剧变化的影响,去年四季度以来,工业增速明显回落,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电力负荷降低,企业订单减少,经营困难加剧,不少企业停产或半停产,对财税、就业等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二是产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农牧业基础比较薄弱,现代农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不均衡,资源精深加工能力不强;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服务业比重偏低。三是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还不高。农村牧区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公共服务水平比较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现象仍然存在,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四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城乡居民收入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够协调,部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就业、物价、住房、社保、教育、卫生、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五是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铺张浪费、虚报浮夸、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2009年的主要任务

  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在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是我区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不确定因素和风险隐患明显增加,外部经济环境异常严峻,我们可能面临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复杂困难的局面。

  巴特尔强调,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我们既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防止由于估计不足和准备不够而陷入被动;又要善于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发展机遇,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应当看到,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区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国家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对基础设施、农牧业、社会事业、民生工作的投入,有利于我区强化薄弱环节,提高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水平;随着一批重大建设工程的启动,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将逐步扩大,为我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国内外企业重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有利于我区承接先进生产力转移;市场约束加剧,要求我们必须苦练内功,提升产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从而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创造了新的契机。总之,我们坚信:挑战蕴含机遇,困难激发潜能,压力催生动力。只要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坚定信心,冷静思考,积极应对,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就一定能够把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扩大内需为根本途径,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提高开放水平为强大动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推进“三化”互动和“七个转变”,着力提高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民主法制和政府自身建设,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13%,地方财政总收入增长1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1%,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4%,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以上,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控制在27.9万吨和141.12万吨以内,完成“十一五”任务总量的90%和80%。

  确定上述预期目标,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力求体现既积极又稳妥的原则。考虑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和各种不确定因素,适当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但在全国总体格局中,仍然保持领先水平。这不仅体现了中央“保增长”的要求,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增强发展信心,而且从我区的发展条件和面临的现实机遇看,这些目标经过积极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在具体工作中,我们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扩大内需保增长。坚持扩大投资与启动消费相结合、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相结合、中间消费与最终消费相结合,千方百计扩大内需,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合力;二是调整结构促升级。加大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推进产业多元、产业延伸、产业升级步伐,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三是改善民生促和谐。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高度关注民生。要把经济增长的成效充分体现到民生改善上来,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认真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进一步凝聚力量,促进和谐。
落实扩大内需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在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全面落实国家扩大内需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巴特尔强调,要加大投资力度。今年要通过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力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100亿元。一是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强项目前期工作,落实好中央投资项目建设条件,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积极与国家有关部门对接,多方争取国债及各类专项建设资金。二是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作用。加强和改进金融信贷服务,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拓展信贷领域,满足合理资金需求。完善地方金融体系,逐步做大做强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加强对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扶持,改善信用环境。三是努力扩大社会投资。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国内外大企业和民间投资。出台鼓励引导社会投资的优惠政策,创新融资方式,实现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四是管好用好项目资金。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重大民生工程等薄弱环节,严防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强资金使用和工程质量监管,切实提高投资效益。

  优化投资结构。一是加快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

  启动百亿斤粮食增产工程,加快标准化养殖基地建设。

  加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设,力争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00万亩,节水灌溉面积300万亩。积极推进海勃湾水利枢纽、锡林郭勒供水、绰尔河引水等重大调蓄水工程的前期工作。继续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解决1.3万户农牧民的通电问题,建设乡村道路2.4万公里。二是加强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建设力争完成投资300亿元,建设总规模2.2万公里,公路总里程突破15.5万公里,其中一级以上公路达到5000公里。铁路建设力争完成投资300亿元,建设总规模达到7000公里,力争新增铁路里程1500公里,总里程突破1万公里。民航机场建设力争完成投资20亿元,开工建设巴彦淖尔机场,改扩建通辽、鄂尔多斯机场,积极推进霍林河机场和阿拉善通勤航空试点的前期工作。电网建设力争完成投资200亿元,新建500千伏变电站6座。邮政通讯便民设施力争完成投资50亿元。三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继续推进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完成1000万亩造林、3000万亩退牧还草任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50万亩。

  大力发展沙产业、草产业等生态后续产业,解决退耕退牧和搬迁农牧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巩固和扩大生态建设成果。四是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新建3万套、135万平方米廉租住房,组织实施煤矿、林区和农垦棚户区改造,继续推进农村牧区危房改造工程,加快“城中村”改造。五是加强社会事业基础建设。完成农村牧区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加快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学生宿舍建设工程,解决20万中小学生的校外借宿问题;力争开工建设内蒙古科技馆、扩建内蒙古保健院,加快内蒙古蒙医医院建设;完成3个盟市级、11个旗县级中蒙医院、181个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开工建设568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一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认真落实自治区关于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强化支农惠农政策,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完善公务员津补贴政策,抓好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二是改善消费预期,增强消费信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加即期消费。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培育消费热点。认真贯彻落实鼓励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发展商贸餐饮、文化健身、社区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会展业和旅游业拉动经济、促进消费的作用,改善旅游基础设施条件,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提升旅游业发展层次。四是完善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出台鼓励消费的政策,完善消费信贷,稳步扩大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精心组织实施“农牧机下乡”和“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以财政补贴方式支持“家电下乡”,拓展农村牧区消费市场。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

  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在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以促进农牧业稳定发展、农牧民持续增收为重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

  巴特尔强调,要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一是优化农牧业结构。突出抓好粮食生产,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继续为维护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作贡献。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进一步提高畜牧业特别是农区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比重。优化农牧业布局结构,加快东部玉米、中部马铃薯、西部农区肉羊和东部草原肉羊肉牛产业带建设。二是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加快推进农牧业集约化生产,鼓励发展规模化种养,扶持发展各类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着力推进农牧业科技创新,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农牧业设施装备和机械化作业水平。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力争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到100万亩。三是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加快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健全农村牧区市场流通体系,完善农畜产品营销网络。四是切实抓好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加强动物防疫、良种繁育和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继续加大对饲料生产企业、奶站和生鲜乳运输环节的清理整顿力度。积极推广奶联社等新型合作养殖模式,力争新建标准化奶牛养殖小区400个。完善奶农和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帮助乳制品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重塑企业和品牌形象,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

  加大农牧业投入,促进农牧民增收。增加财政对“三农三牧”的投入,保证各级财政对农牧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度增加对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牧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农村牧区公益性建设项目投入。今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农牧林水专项资金增长50%以上。落实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的政策措施,完善农牧业补贴制度,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促进农牧民政策性增收。加快发展农村牧区二、三产业,拓展农牧民就业增收空间。高度关注并认真解决好牧民的生产生活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牧民收入增长。地方财政各项支农支牧资金的30%以上要用于“三牧”,其中农牧业产业化资金和扶贫资金的60%要向“三牧”倾斜。整合各类涉农涉牧资金,发挥规模效益,集中财力办大事。加大扶贫开发投入,解决10万绝对贫困农牧民的温饱问题,扶持15万低收入农牧民增收。

  深化农村牧区各项改革。一是稳定和完善农村牧区基本经营制度。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农牧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草牧场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发展种粮养畜专业大户、家庭农牧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二是改革征地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妥善解决被征地农牧民的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三是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今年要基本完成商品林及宜林地的确权工作。四是继续深化农村牧区综合改革。扩大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建立农村牧区公益事业投入新机制。全面实现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放,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安全发放到农牧民手中。五是加快农村牧区金融体系建设。探索建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向农村牧区金融机构批发贷款、农村牧区金融机构向农牧民发放小额贷款的资金传导机制。完善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加快推进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牧区金融机构试点工作,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行为。大力推进农牧业保险体系建设,建立风险分散机制。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在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巴特尔强调,要千方百计促进工业经济增长。保工业就是保发展、保稳定、保大局。要切实加强对工业经济运行的组织、调度和协调,及时解决工业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保工业经济平稳发展。落实减免税费、优化资源配置、电力多边交易等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减轻负担、降低成本、渡过难关。着力抓好停产企业恢复生产,强化工作措施,逐级抓好落实,争取符合产业政策、环保要求的停产半停产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落实国家重点产业振兴规划,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做好技改项目的储备和对接,积极争取国家技改资金。加大工业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力度,力争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3500亿元,组织实施重点工业项目150项,切实增强工业经济发展后劲。

  优化工业经济结构。巩固和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合理安排煤炭和新建电源规模,稳步扩大风电等再生能源建设规模。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外送电力通道建设。推进产业延伸升级。加快调整冶金工业产品结构,力争深加工转化量提高到50%左右。要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策,根据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加强对化工产业的调控,避免盲目发展,重点是抓好化工续建项目和计划开工项目建设,拓展煤化工领域,为尽快形成千万吨级煤化工生产能力奠定基础。加快发展非资源型产业。抓好以汽车、风电设备、煤矿机械、化工机械为重点的装备制造业,着力扩大产业规模。大力发展以硅材料、稀土材料、生物制药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突出抓好深加工和应用产品开发。

  加大自主创新力度。认真落实自治区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加快创新型内蒙古建设步伐。在化工、冶金、装备制造、新材料及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大力实施技术攻关,突破一批重大关键技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自治区将在3年内组织实施100项工业自主创新产业化项目,加快建设50个自治区重点实验室、50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100户企业技术中心。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紧密合作,完善市场化导向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落实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加快培养、引进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推动自主创新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继续实施“一个产业带动百户中小企业”和“一个园区带动百户中小企业”的“双百工程”,提高中小企业配套协作水平。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突出解决融资难问题。扩大自治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的规模,通过信用担保、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加快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完善扶持政策,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

  加大节能减排攻坚力度。今年是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关键的一年。要采取有力措施,“倒计时”地分解任务、安排进度,确保完成年度目标。要强化技术、工程和管理措施,突出抓好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的节能技改,加快火电机组脱硫改造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继续淘汰落后产能。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做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保护集中饮用水源地,确保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加强重点城市和工业园区的空气污染防治,做好煤田火区、沉陷区治理和生态恢复工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完善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严格落实项目建设节能审查和环保“三同时”制度,通过制度约束减少浪费和污染。强化政府主导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切实推进依法治理。

  加强资源管理。一是规范资源配置行为。切实改变把配置资源作为招商引资唯一条件的做法,严格按照资源转化项目的投资规模、技术水平、市场前景和转化率配置资源,以合理的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完善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机制。合理确定资源开发企业、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得,切实提高资源开发的社会效益。三是建立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受益、谁出资,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督促企业落实环境保护、治理和恢复责任,决不允许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代价留给社会、留给子孙后代。四是积极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加快培育接续替代产业。五是整顿和规范资源开发秩序。做好重要战略资源储备工作。严厉打击倒卖矿权、乱采滥挖等违法行为。六是高度重视水资源保护。调整用水结构,推进水权转换,实施引水工程,着力解决工业用水和地区缺水等结构性问题。
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在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巴特尔强调,要稳步推进城镇化。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完善城镇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科学制定并严格落实城市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稳定发展房地产业,把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发挥房地产拉动作用结合起来,加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廉租住房的投资建设力度,确保资金、土地供应和优惠政策落实到位。调整住房供应结构,促进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开发建设。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拉动住房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突出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和与大中城市、工业园区配套衔接的产业,搞好产业分工协作。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拓展农牧民就近就业空间。加强旗县所在地和重点小城镇建设,统筹城乡建设规划,促进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牧区延伸,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妥善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牧民向城镇有序转移。

  统筹区域发展。鼓励呼包鄂地区继续率先发展,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城市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水平,更好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加大对东部盟市支持力度,继续在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安排、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倾斜,改善发展条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统筹兼顾,积极支持其他盟市加快发展。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扶持革命老区、边境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着力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

  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在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巴特尔强调,要切实抓好就业工作。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全力维护就业形势稳定。一是加强失业调控和预警。建立企业裁员备案、农民工返乡统计报告等制度,抓紧出台帮助企业减轻负担、稳定就业岗位的政策措施。二是鼓励全民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放宽市场准入,减轻税费负担,较大幅度地增加各级贷款担保基金的投入,营造鼓励创业的良好环境。三是扩大就业培训规模。积极开展引导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改进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增强劳动者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四是进一步加强对“零就业”家庭、4050人员及其他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和生活救助。统筹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复转军人安置工作,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或到农村牧区工作。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扶持,鼓励农牧民进城创业。启动实施对“零转移”家庭的专项援助行动。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研究解决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参保问题,努力做到应保尽保。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推进农村牧区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继续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将在校大学生纳入参保范围。落实政府补贴政策,解决好关闭破产企业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增加城乡低保补助,完善分类施保办法,保障最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加强社会福利机构建设,进一步提高重点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认真落实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做好老年人和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鼓励和支持红十字等慈善事业发展。

  办好“十件实事”,实施“十项民生工程”。近年来,自治区政府不断加大民生投入,实施民生工程,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受到各族群众的热烈拥护。今年,尽管财政增收难度加大,但自治区用于民生的投入将进一步增加,着力为群众办好“十件实事”,实施“十项民生工程”。自治区本级财政为此将新增投入18亿元。“十件实事”是:城镇居民低保标准人均每月提高30元,保障水平进入全国前列;农村牧区低保标准人均每月提高15元,在此基础上对牧民低保补助水平再适当提高;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标准提高10%以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际参保人数达到380万人以上;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参合率按常住人口计算力争达到95%以上,适当提高参合农牧民的住院报销比例,适当提高牧民参加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的补助标准;安排资金3.4亿元,对困难家庭大中专学生进行资助;安排农牧业保险补贴资金6.6亿元,惠及200多万农牧户;解决100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廉租住房实物配租比例力争达到40%以上;取消地方制定的收费项目108项,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1.6亿元。此外,在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扶贫开发、教育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组织实施“十项民生工程”,推动民生工作由应急解难向建立长效机制转变。

  加强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工作。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加强对生产流通全过程的监管,坚决杜绝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继续整顿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狠抓煤矿和非煤矿山、尾矿库、沉陷区、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坚决关闭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事故报告、主要领导出现场、属地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全面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加强信访工作,完善信访工作体制机制,强化领导责任制,妥善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健全社会矛盾排查调处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确保边疆稳定。积极支持军队和国防建设,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加大民族工作力度,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在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巴特尔强调,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加大教育事业投入,今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安排教育支出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5.3亿元。坚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深入推进标准化中小学建设。大力发展城乡职业教育,加快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组织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教育资金安排要向中等职业教育倾斜,扩大办学规模,改善办学条件,今年,要率先在牧区推行免费职业教育。优化高校布局,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提高高校生均拨款标准。优先重点发展民族教育,落实优惠政策,提高民族教育办学水平。积极扶持民办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健全激励机制,全面落实国务院制定的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制度,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同时对义务教育学校离退休人员发放生活补贴。

  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开展公立医疗机构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加强医疗服务管理,努力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抓好重大疾病防治,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快建设农村牧区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推进优生优育。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启动实施农村牧区政策内孕期妇女“一杯奶”生育关怀行动。

  加快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加强草原文化研究,充分挖掘、整合民族文化资源,着力打造一批富有地区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精品,提升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牧区和基层文化基础设施条件,加快建设一批图书馆、群艺馆、博物馆和文化馆。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无线覆盖、农村牧区电影放映工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培育壮大体育产业,做好第十一届全运会备战工作。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在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巴特尔强调,要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内蒙古能源发电公司、乌兰水泥集团等国有企业战略重组步伐,推进产权多元化,壮大企业实力。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规范国企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职工权益。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减轻企业税负。做好成品油税费改革实施工作。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加大对困难旗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县乡基本财力保障制度,提高基层财政保障能力。

  提高开放水平,以开放引投资、促发展。全年力争引进国内(区外)资金2200亿元,实际利用外资25亿美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抓住当前国际资源性产品价格回落的时机,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加强与俄罗斯、蒙古国在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落实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加能源、资源性产品进口,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提高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能力。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提升口岸服务功能。进一步提高对内开放水平。大力加强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承接先进生产力转移。在招商引资工作中,一是坚持大中小并举。加强与中央企业的沟通和协作,积极引进符合产业政策、产业链长、带动力强、技术水平高的大项目、大企业;积极引进有利于扩大就业、开展延伸配套的中小项目、中小企业。二是坚持引资引智结合。加快引进先进技术、高层次人才和现代管理方法,提升发展水平。三是坚持政策、服务配套。增强政策透明度,精简办事程序,提高服务质量,优化投资环境。

  加强精神文明、民主法制和政府自身建设

  自治区代主席巴特尔在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加强精神文明、民主法制和政府自身建设。

  巴特尔强调,要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稳定人心,增强信心,动员全区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加强和谐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和谐社区等文明创建活动。加大社区建设力度,充分发挥社区在就业、社保及维护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认真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决定,自觉接受监督。积极支持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认真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主动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的意见和建议。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开展工作。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和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这是应对当前严峻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保证。一是提高行政效能。认真做好政府机构改革工作,调整机构设置,理顺部门分工,提高工作效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取消和调整一批审批项目,规范审批程序,减少中间环节,努力为群众、企业和基层提供优质便捷服务,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二是提高决策水平。规范政府决策行为,凡是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坚持科学论证、集体决策、社会公示或听证制度,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三是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深化政务公开,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四是坚持廉洁从政。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大行政监察工作力度,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严肃查处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部门、行业不正之风。加大审计工作力度,强化对投资项目、专项资金的审计监督。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和监督,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对公务购车和用车经费、会议经费、公务接待经费、出国经费等支出实行零增长。五是加强政风建设。大力弘扬艰苦奋斗、求真务实作风,坚决制止铺张浪费、虚报浮夸。下大力气整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推诿扯皮的不良作风,确保政令畅通。加强对公务员的教育、监督和管理,努力建设一支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

平反“新内人党”等“冤假错案”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内蒙古自治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新内人党”“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3大冤假错案,使大批干部、群众蒙受不白之冤,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给内蒙古的各项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粉碎“四人帮”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工作,为受害者洗刷冤屈,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到1980年,彻底平反了3大冤假错案和其他冤假错案。
内蒙古自治区平反3大冤假错案是从平反“新内人党”冤案入手的。1977年12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提出了《关于认真解决好审查干部工作中遗留问题的意见》和《关于认真清理“文化革命”运动中形成的干部档案材料的意见》,转发全区各地,要求各级党组织妥善处理干部审查工作中的遗留问题。1978年4月20日,党中央在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呈送的《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为所谓“新内人党”案彻底平反。自治区成立了专门机构,落实人员、经费,先后召开了4次全区干部大会,宣传贯彻中央“4·20”重要批示,彻底为“新内人党”冤案平反昭雪,一大批在“新内人党”冤案中受迫害的同志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自治区直属单位、内蒙古军区、各盟市旗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在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指导下,认真听取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意见和要求,对受害者的家属在经济、工作、子女安排等方面一一落实了政策。

1979年1月21日,党中央又批准了自治区党委提交的《关于彻底推倒“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的请示报告》。2月7日,自治区党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解决冤、错、假案政策问题的原则规定》,6月16日又作出了补充规定: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政治上一律彻底平反昭雪,强加的罪名和诬陷不实之词通通推倒,恢复名誉;对于因冤假错案受到刑事、行政、党籍、团籍等处分的,一律平反纠正,发给文字证明,妥善安排工作,补发工资,解决户口迁移问题;对受害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一律按因公负伤待遇;农牧民因冤假错案致死或严重伤残者,社队企业招工时,可优先安排一名子女;大中专毕业生或学徒工因冤假错案延续分配、转正、定级者,应按原定日期纠正。

为推动全区3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自治区党委首先为自治区和盟市党、政、军一些领导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陆续为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在整个平反过程中,自治区党委始终贯彻“有错必纠”和“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方针。自治区各级党组织和信访等相关部门,都从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许多被伤害的同志顾全大局,以民族团结、稳定大局为重,不计个人之间的恩怨,最大限度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增强了民族团结,稳定了内蒙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

内蒙古的中共高官

8月,有消息称,内蒙古区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在京病逝。10月内蒙古区委作出决定开展向牛玉儒同志学习活动,现在全国大张旗鼓宣传夸颂牛书记的高潮正在展开。看看简历和略知道的一点故事,壮年逝世的代价还是沉重的。但可惜知道的并不多,本文要写的,其实是就此展开对整个内蒙古近年来高层人事的看法。

说到内蒙古,首先就不能回避乌兰夫。因为相信大家知道的都很多,这里就简单评说一下。

(一)草原“蒙古王”乌兰夫

乌兰夫(Ulanhu),汉名云泽,生于1906年,1925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先于共和国),即任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独领一方。建政后在中央有民委主任、副总理等职,地方上仍是一头独大,直至文革。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开国上将,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12月,卸任国家副主席9个月后逝世。

(二)花开多枝的乌兰夫子女

家族政治或曰所谓“太子党”,历来是海外重要的关心话题。对内蒙古来讲,在乌兰夫数十年的巨大阴影下,内蒙古的各个领域曾经无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乌兰夫的子女云曙碧、布赫、乌可力、乌杰

先说明一下,官方公布的乌兰夫夫人云丽文(1922-1995),并非布赫等人的生母。云丽文是乌兰夫的老乡,1937年参加抗日,1939年10月奔赴延安。建国后历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民委委员等职。

长女云曙碧生于1923年,1949年任内蒙古妇联副主任,此后在哲里木盟任职至盟委副书记直至文革,1972年平反后回复原职,1980年任区卫生厅厅长,1987年任区人大党组副书记、区顾问委员会常委,1987年5月起,任内蒙古红十字会会长至今。

长子布赫(1926-)完全是子承父业。文革前官至内蒙古文委党委代书记、主任。平反后任包头市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区委常委,国家民委副主任,呼和浩特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2年任区委副书记,1983年任自治区政府主席,1993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至2003年。

次子乌可力,生于1934年,研究员、教授。1963年毕业于中科大后,曾任八机总局科技局预研处处长、航天部预研局副局长、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执行副总裁、顾问,中国九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3月起任上海国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幼子乌杰,生于1935年12月,研究员、教授。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工程物理系后主要从事研究教学工作。1983年任内蒙古赤峰市副市长,1985年任包头市市长,1989年任山西省副省长,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兼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根据有关传言,乌兰夫堂兄之子云照光曾任内蒙古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政协副主席,之女云曙芬曾任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内蒙古妇联主任、区政协副主席。不知真伪。

以上是搜集到的简历。客观的来讲,乌兰夫的子女们本职工作都做得不错,看待这样的“太子党”不该太片面。

布赫1982年起任区政府代主席、主席长达11年,历经周惠、张曙光、王群三任党委书记。80年代以来,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党委一把手统统由汉族出任,当地主要少数民族出任政府主席成为惯例。因而布赫虽然排名在内蒙古为第二,但因乃父影响,与书记其实平起平坐。与布赫类似的,是广东省前省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叶选平。但内蒙古距北京太近,远不如广东消遥。广东的人情事治,还留到广东篇里述说。回过来说内蒙古,在1988年乌兰夫病逝后,其子女也被陆续安排出内蒙古或虚职。布赫在1993年67岁高龄下才除去地方职务,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杰于1989年由包头市市长调离内蒙古,出任邻近的山西省副省长,却失去了在内蒙的依靠,1993年再调中央。应该说乌杰作研究仍是好料,比作行政还是为强。乌可力走的是实业路子,这里就不予置评。

(三)布赫之后

布赫之后,中央着手对内蒙古进行高层人事布局。布赫时期的区委书记王群生于1926年,是老新四军,一直在湖北工作,1987年起调任内蒙古区委书记,在1993年布赫上调中央、乌力吉改任主席时,于5月出任区人大主任。90年代由老资格的党委书记任人大主任被认为是退居二线,通常会在不久后辞去党委职务。果然,在1994年8月,中央调刘明祖任内蒙古区委书记,接替王群。王群的区人大主任一职直到1997年才被刘接任。

刘明祖,山东威海人,生于1936年,曾任威海市(县级)革委会主任、乳山县委书记、烟台地委副书记、临沂地委书记,1988年任广西区委副书记,1993年任广西区人大主任,1994年8月接到中央调令去内蒙。90年代有“上海干部进中央、山东干部守边疆”一说。除了刘明祖在广西、内蒙,还有:王乐泉在新疆,宋法棠在黑龙江,刘建国在宁夏,杨传堂在西藏、青海等等。以上这些,还未算入进中央部委和其他内地省份。这个现象,留在山东篇里细讲。

这里捎带提一下,1991年12月,中央调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林用三去内蒙古任政府副主席。林是元老林伯渠之子,曾在一机部等部门长期从事科技工作。80年代后,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副理事长,1988年任奇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副部级)。最后在劳动部副部长位置上退休。

再说内蒙古,布赫经历了周惠、张曙光、王群三任党委书记,刘明祖则经历了乌力吉、云布龙、乌云其木格三任政府主席。

乌力吉生于1933年,起于东蒙部队,历任海拉尔市市长、呼伦贝尔盟委副书记、盟长,1991年起任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1992年任区委副书记,1993年任区政府主席。一届之后年龄到线,1998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赫宗教委员会主任委员,至2001年逝世,年68岁。由于布赫在国家高层代表着蒙古族直到2003年,因而乌力吉没有机会进入到国家领导人行列。随便一说,现任的十届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满族的钮茂生。

接替乌力吉的是1937年出生的云布龙。云布龙是乌兰夫的土默特左旗老乡。在太原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太原重型机械厂工作。之所以提到这个厂,是因为云布龙离开10年后的1983年贾庆林担任此厂厂长、党委书记长达两年。当然贾跟云并无直接关系。云此后曾任区标准计量局副局长、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书记、区高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区政府副主席、区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1998年任区政府主席。布云龙工作经历丰富但缺乏地盟一级的工作经验,而他出名的主要原因,则是一场车祸导致的死于非命。

2000年6月12日,出任政府主席后仅两年,云因在考察锡林郭勒盟途中发生车祸逝世。这次云的意外逝世,使得乌云齐木格拾得天上掉下的馅饼,于同年8月接任政府主席。这倒不是说乌的资历不足以出任政府主席。其实乌在1994年便出任区委副书记,彼时已长达6年。在内蒙古的蒙古族领导人中仅位于云布龙之下。但是,乌主管党务工作,此前从未在区政府任职,在云突然逝世的情况下,只能接手。试想,正常情况下该有个政府副主席的过度。那么,乌的归宿,也有可能到此为止。而云的后任,可能是乌,也可能是更年轻的杨晶(1953-)。当然,乌的可能性更大些。

回过头来,所谓馅饼,关键不仅仅是这个政府主席,而在于3年后的全国人大政协换届。

2003年3月十届人大,年满77岁、连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布赫将彻底退休,谁代表蒙古族进入国家高层就成了问题。此时乌力吉已于2001年逝世,即使健在,以70岁高龄成为国家领导人也不太合“与时俱进”的要求。云布龙呼声日高。假如非此意外,云布龙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乌云其木格出任内蒙古政府主席,正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再继续假设下去,云布龙假如不出意外,2003年出任国家领导人职务,2008年时71岁的云未必没有连任一届的可能,而彼时66岁的乌则可能已经超龄退休了。但是命运给了云布龙一个意外,倒成就了乌云其木格。2003年乌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时候,是否也有点恍恍惚惚呢?

关于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高层分配的情况,待日后整理推出。

另外,象云布龙这样因故(非因病)逝世的地市级以上各级领导人,近期比较轰动的,除了云[车祸遇难类]外,地方上的,有: 1993年11月24日,沈阳市市长武迪生因飞机逝世在以色列遇难[飞机失事类];1994年7月14日,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在大凌河抗洪抢险中以身殉职[抢险救灾类];等等。武迪生的意外逝世成就了慕绥新的上台,张鸣岐的以身殉职则成为共产党员的榜样。

而1996年5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之子李沛瑶被警卫人员杀害[横遭杀身类];1999年2月22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气象局局长、名誉局长、邹家华之弟邹竞蒙糟抢劫遇害,这种特大的不幸事故更令人扼腕。国家领导人的安全都保不住,何况我等小民乎?

关于非疾病原因去世的领导人,日后还有机会详叙。

再度回到内蒙古来。2001年8月,储波由湖南省省长调任内蒙古区委书记,接替年满65岁的刘明祖,2003年1月,当选区人大主任,原主任刘明祖就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的问题是长期由杨正午把持。这里就不说了。

乌云其木格以蒙古族和女性身份代表成为国家领导人后,杨晶由区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未经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副主席,而直接一步到达政府主席高位,牛玉儒则接替了杨在地方上的职务。1953年生的杨晶在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上将很有可能一直坐到2013年,再接替那时年过70的乌云其木格出任国家领导人。点点题目的话,同是蒙古族的牛玉儒即使不病逝,1952年生人的他在杨面前并无优势可言。

(四)其他

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内蒙古也出了不少中央和地方官员,还健在的赵紫阳、郑天翔等都曾在内蒙古任职。以下是部分现职领导人的简况:

刘云山――现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曾任共青团内蒙古区委副书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区委常委、赤峰市委书记、区委副书记;

陈奎元――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曾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委书记、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

田聪明――现任新华社社长,曾任内蒙古区委常委、副书记

白恩培――现任云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曾任内蒙古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区委副书记;

白志健――现任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曾任内蒙古区委副书记;

云公民(蒙古族)――现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太原市委书记,曾任内蒙古伊克昭盟盟长、盟委书记、区政府主席助理、副主席;

巴音朝鲁(蒙古族)――现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曾任共青团内蒙古区委书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

当然还有现任全国人大农村与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的刘明祖了。另外,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郭树清倒是内蒙古人,不过1978年2月插队结束后就与内蒙古无关了。

大韩民国在蒙古国的影响力

韩国总统时隔7年后,再次踏上蒙古的土地,而上一次还是1999年金大中总统访蒙。蒙古把美、日、韩、印都看成是自己的“第三邻国”。去年蒙古总统访华时还明确提到,要发展和韩国这个“第三邻国”的关系。蒙古媒体说,这次访问将使蒙韩关系由“互补合作关系”提升为“睦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蒙韩两国对这次访问相当重视,从各个方面为此次访问造势。蒙古在4月底5月初搞了“韩国周”活动,除了上映韩国电影、举行韩国菜烹饪大赛外,还请韩国医生免费为蒙古民众进行眼科诊疗。韩国方面还向蒙古外交部赠送了用于接待贵宾的两部最新款的豪华型“现代”轿车。

  记者到蒙古虽然时间不长,但发现韩国对蒙古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中俄这两大蒙古邻国。蒙古目前最豪华的、带自动滚梯的Sky购物中心是韩国人开的,蒙古政要及演艺明星经常大宴宾朋的是一家韩国人开的餐厅,蒙古两大电信运营商之一的“Skytel”也是韩国人在经营。乌兰巴托最有名的“和平大街”上架起的大型广告牌有一半以上是宣传韩国商品……蒙古年轻人结婚,喜欢选购时尚的韩国家电、家具和床上用品。韩国化妆品占了蒙古市场60%以上的份额,大大小小的韩国美发厅更是数不胜数。韩国流行音乐和电视剧等“韩流”对蒙古年轻人的影响也很大。记者出门办事,十次有九次都被当成韩国人。这是因为在蒙古长期工作或生活的韩国人多达数千,每年来蒙旅游的韩国人也有3万多。蒙古女子外嫁,对象首选韩国男子。据统计,去年有800多名蒙古女性嫁给外国人,其中有600多人嫁到韩国。蒙古每年去韩国打工的人数都在6万以上。

2008年,到蒙古的韩国游客达7万人次,而到韩国工作的蒙古公民超过6万。目前,蒙古的19所大学约有9500名大学生在学习韩语。韩剧在蒙古也很受欢迎,蒙古电视台几乎每天播放翻译成蒙语的韩剧,韩国音乐和歌曲也受到蒙古年轻人的青睐。2008年5月8日至10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对蒙古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蒙韩建交以来韩国总统第二次访问蒙古。其间,蒙古国总统恩赫巴亚尔与韩国总统卢武铉举行了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蒙韩两国政治关系提升为“睦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此间媒体认为,蒙韩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蒙韩两国总统会晤时一致表示,将进一步推动蒙韩双边关系进入新水平。恩赫巴亚尔说,蒙韩两国在卢武铉访问期间签署了16项合作协议,并举行了企业间会晤,这表明了蒙韩关系发展的良好态势。他说,韩国、日本和美国都是蒙古国的“第三邻国”,蒙韩建立“睦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巩固双边政治关系,丰富经贸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内容。卢武铉说,韩国将增加对蒙古国的无偿援助,提高援助使用效果,并将与蒙古国分享发展社会经济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两国还表示联合治理沙尘暴。

  蒙韩两国经贸合作关系不断拓展。韩国现已成为蒙古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投资国。自1991年以来,韩国向蒙古提供了17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和5800万美元的优惠贷款,用于蒙古政府的6个发展项目。

  蒙韩都非常看重此次访问,双方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早在一个月前,蒙古各大媒体就在显著位置登出卢武铉即将来访的消息和有关蒙韩关系的文章。为迎接韩国总统的来访,蒙古人文大学与韩国驻蒙使馆共同组织了韩语竞赛,优胜者将获得赴韩国学习的机会。4月底5月初,乌兰巴托还举办了“韩国周”活动,包括放映韩国电影,举行韩国菜烹饪大赛等活动。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蒙韩关系已成为蒙古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而韩国积极发展对蒙关系,有利于加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同时,蒙古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是吸引韩国发展对蒙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的泛蒙古主义幻想

在谈泛蒙古主义之前,先谈哈拉哈。
本人承认,哈拉哈者,在蒙古语言、文化、血统的持续方面,对民族的生存、发展,有突出的贡献。
但其思想方面,他们排斥除蒙古国以外的汉化的、俄化的、其它化的蒙古族。这种思想,在一定的范围内(如蒙古国)、一定的时间段(如苏联解体后的若些年里),会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我也坚信,当他们真正强大以后(如果他们发展还算迅速的话),我们就会在有生之年,有幸看到他们将帮助蒙古国以外的、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因为那时候,他们的思想,已不再狭隘,他们的胸怀,就像延绵欧亚的草原,不,是浩瀚的腾格里!他们要拯救世界每个角落的蒙古人!

然而,在我的幻想里面,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同样由生活在大都、内蒙、辽宁等等范围内以及在许许多多城市里的眼界宽、思路广、奋发向上的蒙古青年来完成。因为,在十年、二十年以及以后的时间里,他们迅速壮大!因为,这些有志青年,在沉睡几百年后的今天,突然梦醒!原来,机会是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目前的危机是暂时的)原来,人的潜能是如此之大!他们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办教育搞医疗护草原-------他们的企业,也越做越大,他们直接间接地帮助了许许多多普通的兄弟姐妹,让他们生活得越来越好--------

蒙古又强大啦!

在幻想之前,深深地体会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深刻含义,同时,回忆起自己几十年的生活轨迹,是那样的无痕、无绩。缺点不足,胜过了微弱的优势。喜欢喝酒、喜欢唱歌、喜欢女人,浑浑噩噩,还好,都没有沉迷。现在,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趣,闲暇时间,就浏览民族的网页、看蒙古历史、看些书籍-------

常常思考,能为民族,做点什么绵薄之力,算不枉此生?算无愧祖先?

不管怎样,先起个充满幻想的名字吧——嘎必雅图——鸿勋

定义:嘎必雅图——泛蒙古主义的幻想主义者------

天山灰狼袭击牧场 蒙古牧民损失惨重


1月11日报道 新疆乌苏境内的赛力克提牧场今秋以来发生了严重的狼灾,目前初估狼群总数100只以上,已咬死600多只牛羊,经济损失达55万元。
位于乌苏市境内赛力克提牧场,紧依天山山脉,牧草茂盛,风景优美,宛如世外桃源。然而,最近这个美丽的牧场却被巨大的狼灾阴影所笼罩。今秋以来,赛力克提牧场共有500多只羊,100多只牛马等大畜受狼袭击死亡,经济损失达55万元。更让牧民提心吊胆的是,狼灾还在继续,而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防备。
最惨一幕:羊的尸体散落10公里
“唉,这些狼太毒了,遍地都是羊的尸体啊。”回忆起10月24日凌晨发生的一幕,40岁的蒙古汉子巴特尔仍悲痛不已。他告诉记者:大约在凌晨6点钟,天还没有亮。他隐约听到自己家的羊叫起来,声音嘈杂反常。他急忙从床上爬起来,顾不上穿衣服,拿起手电筒就往外跑。
“一看羊圈,我顿时呆住了。羊全部从圈里跑了出来。手电筒照到的地方,就见三四只狼跟在羊群的后面,看样子是想把羊往山里赶。最近的一只狼离我只有十几米远。”巴特尔说,虽然他从小长在牧场,但看到数量这么多胆子这么大的狼,还是第一次。他心里清楚,手里除了手电筒之外没有任何武器,这些狼他根本没有办法对付。唯一能做的就是多救几只羊。于是他赶紧回屋里穿了件外套,并把老婆叫上,两个人一起追。
他们根本追不上狼群。“这些狼跑起来非常快,像一阵风似的。不一会儿,羊群就被它们冲得七零八落。随后,真正的杀戮开始了。借着黎明前的一点点亮光,巴特尔看到一只只狼凶猛地扑向了惊恐的羊群。“每跑一段路,就会发现几只羊的尸体。不少羊被吃得只剩下头部和尾部,血溅了一地。”

有600余只牛羊被狼咬死
11月3日,当记者从巴特尔家空空的羊圈往山里走,地上依稀还能见到点点血迹。想像狼群在旷野里追逐、突奔,撕咬羊群的喉管,血腥味在空气里弥漫,仍然撼人心魄。
巴特尔说,他们从凌晨六点一直追到八点多钟,在离羊圈十公里之外的地方,他们还看到羊的尸体。他们最后清点发现,当晚共有81只羊被狼咬死,其中有17羊被狼吃掉。看到那么多的死羊,他们忍不住抱头痛哭。“以一只羊500元计算,81只羊就有四万多元。而我们辛苦一年,也只挣个五六千块钱。”巴特尔的姐姐布谷说,更让人心疼的是被咬死的大多数是生产母羊和绒山羊,其中生产母羊54只,绒山羊11只。
为了寻回走散的羊,巴特尔一家人找了整整一天。后来他们处理羊的尸体,又花了三天。因为被狼咬死的羊既不卖,也不能吃,只能深埋。

“这样一个大狼灾可把巴特尔害惨了。”布谷说:“1998年巴特尔被诊股骨头坏死,2000年媳妇又患了脑癌,10年来他们光治病就花了十多万元。本来指望今年羊价涨了,能多还一些债,哪知比往年更糟糕。另外,巴特尔养的羊有120只是承包牧场的,现在新一轮承包即将开始,巴特尔也不知道牧场如何处理。”

已有600多头家畜被咬死

巴特尔告诉记者,入秋以来,他们牧场一队频频遭受狼群袭击。9月26日凌晨,牧民包拉家的羊被一群狼围攻,一下子咬死了62只羊。他家受灾的情形与巴特尔的很相似,估计是同一狼群所为。

11月2日,就在记者到达巴特尔家采访的前一天,牧场一队又有一户牧民遭遇狼灾。尽管他们事先做了一些防范措施,但仍有10多只羊被咬死。

记者还了解到,在离赛力克提牧场一队40多公里的牧场二队、四队,受灾情况也差不多。10月初,狼群两次袭击牧业四队牧民阿依提哈孜家的羊群,啃吃绵羊、山羊37只。其中10月5日的那一次,狼群竟然是在中午发动的袭击。阿依提哈孜告诉记者:“当时,我正把羊群往回赶,在离家500米左右的地方,有四五只狼突然截住了羊群。这些狼根本不怕人,见羊就咬。最近的一只狼离我有50米,狗怕狼不敢上。幸好当时我们有3个人,大家一起驱赶,然后狼才跑到距离我们大概100米的地方远远地看着。直到我们把羊赶到自家的羊圈,那些狼才走的。”

10月31日,退休教师乌拉汗(音)赶羊上山,出了家门没多远,就有4只大狼堵在路上。后来她打电话叫来三四个人,才把狼赶走。这一群狼还袭击了牧业四队多力洪家的羊群,啃吃绵羊、山羊14只。目前,该场平均每户牧民家里都有1-2只羊被狼啃吃。

赛里克提牧场副场长努尔东介绍,往年牧场周围也有狼活动,但都是零星的一两只狼,而且大多时候只在后山,吃羊的情况也不严重。今年入秋以来,狼群一下子多了起来,整个赛力克提牧场前山春秋草场狼群普遍猖獗。现在,狼群不仅晚上入侵羊圈里啃吃羊群,白天也敢到牧场活动,明目张胆地袭击羊群和人员。据统计:截至到10月底,全场狼群已啃吃羊500多只,牛马等大畜100余头。“狼群频繁袭击羊群和放养牧民,给牧民的人身安全带来了一定的隐患,也对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了影响。经测算,狼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达到了55万元。”

今年狼为什么这么多?

巴特尔说,目前袭击赛力克提牧场的狼都是天山灰狼,个头比较大,成年狼差不多和一辆跨骑式摩托车一样大。它们奔跑的速度非常快,一般能够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长时间奔跑。在冲刺追猎时,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五六十公里。“为什么以前狼少,现在这么多? 那是因为十几前牧民家里都有猎枪,即使打不到狼,也会把狼吓走。这些狼根本不敢到前山来。自从狼被列入保护动物之后,牧民的猎枪都没收了。没人打狼,狼也就不怕人了。”

“今年牧场遭遇三大灾:旱灾、蝗灾和狼灾,实际上旱灾、蝗灾也是引发狼灾的一个重要原因。”努尔东认为,由于旱灾、蝗灾影响,今年牧草不太好,这就造成了黄羊等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另外,今年牧场下雪早、气温降得快,狼群的主要食物旱獭提前冬眠。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便迫使狼群不得不从后山迁徙到前山寻找猎物。

“我们没有能力打狼、防狼”

十几年前,桑加曾是远近闻名的打狼英雄,他一个人打死过七八只狼。他说:“狼是最凶残,也是最聪明的动物。说它凶残,是因为它袭击羊群,并不是为了吃羊。它吃得很少,咬死却多。像巴特尔家,被吃掉的羊只有17只,另外64只羊是被咬死的。”在桑加看来,狼袭击羊群更多的时候是当作一项娱乐活动。“有时候,狼看哪只羊跑得快,就咬哪只羊。有时候,它并不是一下子把羊咬死,而是玩够了再咬。对付牛马等大型动物,狼咬不了脖子,就咬牛马的肚皮。它们的牙齿很锋利,在牛马的肚皮上咬住一划,肠子就掉下来。”

“说狼聪明,是因狼非常机警,狼与狼之间的配合默契。不管做任何事情,它们总能依靠团体的力量去完成,而且各个成员之间分工明确。”桑加还以巴特尔家遭遇的那群狼举例:“那天狼应该是凌晨四点多钟到达的,这个时间是人睡觉最沉的时候。这一群狼至少8只以上,它们先是观察地形,设好埋伏,然后由头狼带领几只狼从一米多高的羊圈墙跳进去。接着狼群驱赶羊群,一次次冲击圈门,直到把圈门挤坏。这个时候,埋伏着的狼立即接应,把惊散的羊群向山上赶。巴特尔家的羊在3公里处死得最多,说明狼就是在那个地方进行集中屠戮的。”

“过去牧民打狼是有奖励的,打一只狼可以换一只羊。”桑加说:“狼很不好打。狼走过的地方很少会走第二遍。如果下夹子,它会闻到铁腥味,下夹子要等到下雪天。以前我们打狼常用的方法是,在狼频繁出没的地方,绑上几只羊,把狼诱过来用枪打。这样打狼非常辛苦,人趴在雪窝子里三四个小时,动一下都不行。”

桑加说,自从1998年把枪都交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狼。“没有枪,现在我们没有能力打狼、防狼。”根据狼怕光怕声响的特点,牧民们只能用鞭炮、木棍、手电筒和大声吆喝等被手段来驱赶狼群。“用鞭炮赶狼,起初还有效,可是后来狼习惯了鞭炮声,照样咬牲畜。晚上有的牧民在羊圈周围挂上手电筒、煤油灯、收音机,效果也有限。还有牧民养狗,但这些狗只能起到报警作用,狗斗不过狼,叫几声就赶紧往屋里躲。”

不少牧民都希望政府出面治理狼患。赛里克提牧场工作人员巴图那生说:改善生态环境,让自然休养生息并“自然回归”是人类共同的目标,寻求生态平衡或者人与自然和谐将是最终结果。可是,现在这种平衡已经被打破,当人和家畜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又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平衡?

桑加认为:“现在狼这么多,老百姓又打不了。政府可以有组织地打一些狼,只要打十几只,足以使狼群不敢到牧场来了。虽说狼是保护动物,但打这么一点,对这么大的狼群来说,影响不大。”

能不能打狼? 牧民损失谁来承担?

11月4日,记者从乌苏市相关部门了解到,赛力克提牧场狼灾情况已经引起多方重视,并就打狼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他们近期将对赛力克提牧场的狼群数量进行调查,之后再决定是否打狼、打多少狼。

乌苏市林区派出所所长认为,人侵占了狼的领地,影响了食物链。现在牧民家的羊是过去的好几倍,把食草野生动物的草场占了,食草野生动物没法生存,而狼又是吃食草野生动物的,狼没有吃的了,就会吃牧民家的羊。打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有法律规定,需要政府部门摸清情况,作出决策。

记者从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部门了解到,新疆蒙古自治州曾是狼种群数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因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长期以来人为的大量捕杀,使得狼在我国的分布区域大为缩小,由过去的全国性分布到现在只分布于北纬30度以北地区。即使在新疆的林区、草原,狼群也只偶尔见到,更无专为保护狼而建立的保护区。另外,对狼的种群数量从未进行过系统调查,所以很难提出一个准确的数字。近来有关部门曾对内蒙呼伦贝尔草原狼的种群进行了调查,发现狼的数量不超过2000头。狼作为非重点保护动物,在突发性或灾害性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可及时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获得猎捕手续,就可以对狼进行猎捕和种群数量的控制。

对于受灾牧民苦恼的赔偿问题,记者了解到,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说“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的主体含糊不清,不知是指省市还是乡镇。而在新疆,野生动物对农业、牧业造成的危害,尚无一个具体的补偿办法,对野生动物所造成的损失如何补偿、补偿多少等也没有具体的标准。

呼和哈达的文章目录

1、蒙古人的原始意志与蒙古国的复兴 (1991年2月)
2、对比感性与理性的蒙古人 -- 再谈蒙古人的原始意志与蒙古国的复兴 -- (1991年)
3、论新蒙古主义与泛蒙古主义 (1999年)
4、斐济岛的经验 (1999-2000年)
5、中国发展的阴光面 (2000年)
6、二十世纪犹太复国主义与泛蒙古主义 -- 政治比较评论 -- (2000年)
7、全球化与民族经济 (2001年)
8、新蒙古的新领袖们 (2001年)
9、蒙古国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 (2001年)
10、现实与困境 (2002年)
11、蒙古国现状与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面临的问题 (2002年)
12、现代化与文化的归宿 (2002年)
13、土地法与新巴勒斯坦 (2002年)
14、爱国主义的源头 (2003年)
15、 人权与主权 (2003年)

南 蒙 古 生 态 难 民

内蒙古数十亿亩天然草原生态严重恶化,草原已经严重沙漠化,令人震惊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曾经是蒙古草原的真实写照,但是这片中国第一大牧区的草原美景已不复存在,放眼所见的是黑土滩、黄沙头遍布各地草原,数十亿亩天然草原生态告急,而且退化形势呈扩大趋势。
由于移民、人口增长、气候干旱、禁牧等原因,使得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牧区的天然草原不断的退化。据统计,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内蒙古草原已经普遍退化,因开垦等原因草原面积缩小6800多万亩,每亩草场的产草量下降29.3%,载畜量下降30.51%,而且下降趋势仍在继续。
天然草原恐成沙源地
呼伦贝尔牧民说,草原沙化已经成为呼伦贝尔的心腹大患,目前沙地总面积达87.63万公顷,另外还有300万公顷的潜在沙化地区,固定沙地、半固定沙地向四周迅速扩张蔓延,北部沙地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活化面积增加了20倍以上。任其发展下去,这片世界上最好的草原就会成为内蒙古的又一个沙源地。
在阿勒泰山区夏季牧场放牧的一名哈萨克和蒙古族牧民说,那时候的草牛羊根本吃不完,可现在,夏天刚过了一半,草已经没了,草原一年不如一年了。
阿勒泰市畜牧局负责人董衍民说,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阿勒泰30%到35%的草原已经退化,草原退化已经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疆畜牧厅厅长胡拜都拉.哈赛因说,新疆可利用草场面积7亿亩,实际像点样的只有5亿亩,就是这5亿亩,也大都不同程度退化了。
青海省农牧厅草原处负责人说,从公布的数位来看,青海省70%的草原退化,但他认为青海草原已经整体退化,只是退化的程度不同而已。
西藏那曲地区农牧局副局长说,透过遥感测控分析,藏北草原退化面积已达1.8亿亩,接近可利用草原的50%,现在正以每年5%的速度不断扩大。
玉树藏族自治州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该州90%的草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有2271.495万亩草原退化成了"黑土滩"。目前,三江源区沙化面积仍以每年近8万亩的速度在扩大。
生态难民 苦不堪言

由于生态的恶化,越来越多的牧民群众已无法在当地正常放牧,不得不背井离乡过起"乞牧"生活,沦落成为"生态难民"。黄河源头曲麻莱县秋智乡的一位牧民说,上世纪90年代,全家里5口人,养了800多只羊。因禁牧的政策的出台,现在,家里却只有50多只羊,生活十分困难。他说,造成今天的处境,完全是因为生态恶化,草原已不能养活更多得羊。
曲麻莱县副县长昂旺乙西忧心冲冲地说,由于草原退化,这个县无法放牧的黑土滩面积达1332万亩,占草场面积总面积的28%,每年还有100多万亩草场沙化。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草原牧草产量由2000公斤/公顷跌到了800公斤/公顷,产量最低的仅有400公斤/公顷。许多当年的富裕户都因为生态恶化变成了少畜户或者无畜户,坠入了贫困的深渊。

2009年1月24日星期六

内蒙古是否另一个西藏或新疆

美国威尔逊基金会主办了题目为“内蒙古---是否另一个西藏或新疆?”的讨论会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纽约讯]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术基金会在华盛顿就内蒙古问题召开了题目为“内蒙古---是否另一个西藏或新疆?”的讨论会。会上由居住在美国的三位学者发言。第一发言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orris Rossabi。他是“忽必烈汗”一本书的作者。第二位发言人是爱阿华州立大学教授刘晓元(音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下乡时,他曾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生活了6年。第三位发言人是内蒙古蒙古族学者Uradyn E. Bulag。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任教。

Morris Rossabi 在会上简单介绍了蒙古被分成“内外”的历史,并谈论了蒙古国民对两个邻国俄罗斯和中国的态度。他说他在乌兰巴托做过的调查中发现蒙古国虽然经历了前苏联长达70年的控制,但蒙古民众对俄罗斯人并不持有敌视和仇恨的态度。Morris Rossabi 说蒙古民众可是对汉人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从经济方面,他以具体数字来证实中国在蒙古扩张势力,从而迫使蒙古国民企业彻底破产。他批评中国政府的这种经济政策为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竞争”,并建议蒙古政府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蒙古国的根本利益。

刘晓元在会上从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谈论了内蒙古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内蒙古经历了“非常不幸的历史”,在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压力之下“未能得到独立”。谈到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时,他把汉族民族主义形容成“中国饺子”(Chinese Dumpling),因为汉族民族主义一直以“试图包括周围的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为其目的和宗旨。有关内蒙古民族问题现状,他强调说对中共来说内蒙古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许多官方文件承认“在西藏,新疆和内蒙都存在民族分裂倾向”。

Uradyn E. Bulag 在会上首先以内蒙古人的身份谈论了蒙古民族意识。他说世界各地的蒙古人包括内蒙古,外蒙古,布里亚特,卫拉特和卡尔梅科蒙古人从文化和语言的角度来说都是同一个民族,但从民族意识的角度来说各地的蒙古人差距很大。他说:“要记住,我们蒙古人从来没有过共同的民族意识!蒙古民族是一个以部落为基础的民族。蒙古国本来就是以喀尔喀这个单一部落的基础上成立的。”然后,他回到了内蒙古民族问题说:“历史上中国一直认为内蒙古民族问题对其政权构成一种威胁。外蒙独立后也一致认为内蒙古独立运动是对蒙古国家利益不利。但我认为,现在的内蒙古对中国和蒙古都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因此不要把内蒙古问题看成过于严重!”他还谈到内蒙古民族问题和西藏新疆民族问题有什么区别时说:“可以说西藏和新疆是中国殖民地,但内蒙不是。因为在历史上内蒙古阶级斗争远远超出了民族矛盾。占有土地的蒙古族地主和牧主成了蒙汉贫民的阶级斗争对象。所以不能说汉人在内蒙古实行了殖民统治。”就内蒙古现状,他简单地介绍说在内蒙古草原环境被破坏,民族文化被商品化,语言被逐渐忘掉,传统生活方式被改变。但没有解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他还说在内蒙古蒙古民族正从一个民族变成为一个文化团体。一位与会者问起是否在内蒙蒙汉通婚极为普遍时,Uradyn E. Bulag 回答说:“成吉思汗娶过40多个妻子,但他的民族身份没有改变。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至于蒙汉通婚,在内蒙确实很多。”会后,一位记者想采访时他拒绝说他不想让别人打搅他的“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