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5日星期四

我家全是“内人党”

◎尼斯勒

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所犯罪行中有一桩是“种族灭绝罪”,这就是以整个蒙古民族为对象的文革“内人党”案。文革中的1968年,滕海清(1955年授中将军衔、北京军区副司令)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一上任就展开了疯狂的挖“内人党”运动,简称“挖肃”。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中,当时只有二百万人口的蒙古族,有一百万人遭到逮捕、关押、株连;有五万人被迫害致死,有三十五万人致伤、致残。蒙古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毛泽东对少数民族的残暴,远远超过了斯大林大清洗杀死三万一千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数字,仅次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

毛泽东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民族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还说:“蒙古人该整一整了”。于是,“挖肃”挖“内人党”案,使阶级斗争说到底,成了民族斗争。

中央文革小组下发指示:“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净”。康生说:“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是埋在我国北部边疆的定时炸弹,挖,决不能手软。”江青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的,内蒙的边防线那么长,内人党到处跑怎么得了?”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他搞掉。”滕海清说:“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现在不但军队里有,还被他们夺了权,有的已钻进革委会里来了。”

“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10月在张家口成立,是由共产国际及中共所创建并领导的。是活跃在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30年代中期已经解散。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部分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老党员,联合蒙古族各方面力量,又成立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党部,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奉中共中央指示“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解散。作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就此结束。

滕海清主持制定的《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中说:“1947年4月20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组织。”这是无中生有的荒唐捏造;为了把空穴来风变成事实,滕海清亲自指挥,以军宣队、工宣队为主导,在内蒙古自治区全境对蒙古族展开了大规模的逼、供、信。他们把1946年3月“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纲、党章以及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旗帜等历史文物,作为“新内人党”的罪证,进行展览,蛊惑群众;对受迫害者施以近百种五花八门的酷刑,“挖肃”挖到蒙古包,挖到羊群里。从城市到草原,从大人到孩子,蒙古人人人自危,整个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

在法西斯酷刑之下,许多忠厚善良的蒙古人,出于无奈,自我作践,编造口供,甚至编造假笔记,假日记,凭空乱咬,咬战友,咬同事,咬亲人;自相诬陷。许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在逼供诱供之下,按照“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的提示,把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及组织活动交待为加入“内人党”,参加了“内人党”的组织活动。许多受害者,被打急了,编造了形形色色“内人党”的变种组织名称,什么“统一党”、“独立党”、“柳条子党”……名目繁多,多达百余种,且无奇不有。

一朵浪花可以映射惊涛骇浪。我是蒙古族,打“内人党”时,我全家都被打成了“内人党”。我的父亲,小时候给有钱人家放马,一次,八路军和土匪打仗,把他的马给抢了。八路军和土匪一边向西跑了,一边向东跑了,他回去没法交差了,索性跟了一边也跑了。当时“八路”也是匪,老百姓叫它“八路匪”,蒙古人晚上在油灯下克虱子,一口一个“克死一个八路匪”。父亲跟跑的一边是八路军,结果参加了革命,抗战后整编为解放军卓盟纵队。三年后,父亲当了骑兵连长,骑着大白马回了家乡。1949年,父亲在内蒙古自治政府驻北平办事处任职,后保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在北京工作。蒙古人天生的纯扑、憨厚、直爽。认准了人,把心掏出来;认准了党,一门心思愚忠到底。我父亲就是这种愚忠的典型。战争年代,有一回父亲所在部队遭到敌人伏击,伤亡很大。总结战斗,父亲检讨自己看到战友死亡,曾产生过怕死的念头,他更进一步把怕死的念头上升到怕死就会叛变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并写出了书面的深刻认识上交给党组织。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可以看到自己的档案。他在档案里看到了自己上交给党组织的认识材料,此时的父亲,觉得怕死是人之常情,过去的认识拔得太高了,又怕这份认识材料影响到升迁,就把它从档案里取了出来。事隔了多少年,四清运动时,父亲再也奈不住了,主动向党组织坦白了这件事,并痛心疾首,觉得自己对党不忠。这就是一个蒙古族的共产党员。

打“内人党”开始后,我的父亲虽身在北京工作也难逃厄运,成了当然的“内人党”。父亲所在单位只有父亲一个蒙古族,单位革委会一开始搞不清“内人党”是怎么回事,“黑材料”太多了,不知如何定性,只好派人去内蒙外调,并学习如何打“内人党”;百密一疏,暂时把父亲“挂”了起来。这一“挂”却使父亲积郁成疾,患了癌症。父亲幸运的是,没有死在酷刑逼供下,死在了亲人的怀抱里。我的母亲在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工作。驻京办事处被诬为“内人党”的特务机关,成系统都是“内人党”。我的姨在翁牛特旗海金山牧场当小学教师,也是“内人党”;姨夫是医生,妇是夫也是,绝跑不了,她们的孩子被人叫做“内人党”崽子。1970年我到草原上看姨,我在姨家住的第一夜,晚上,我没睡着,假寐。听着姨和另一个年轻女教师的谈话;那个女教师被打成“内人党”后,关起来,被强奸了。我听到姨问她:“你咋不镐他”?女教师说:“我不敢”。那一夜我都没睡着,泪水打湿了枕头。

我的舅舅是草原上的兽医,整天同马牛羊打交道。稀里糊涂成了“内人党”,逼他说出发展了谁?上下线?说不清。腰被打坏了。后来到北京做了钢背心。我的大爷是生产队小队长,他被打成了“内人党”的变种“沙窝子党”,他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多荒唐!我的爷爷一着急,一口气没上来,丧了命。我的叔叔1964年在北京医学院大学毕业,作为学生党员,坚决要求回内蒙古支援边疆,并如愿以尝。当时《光明日报》还登了照片。哪想他档案里有一张哈丰阿(自治区副主席)介绍他入干部子弟学校的介绍信。这成了“内人党”重点发展对象的证据,被关进了监狱。叔叔身体被打残,在牢里吃了一年的坏土豆,出来后永远不吃土豆了。

就在几天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文革系列节目,一个当年去内蒙古的北京知青接受采访。他说蒙古人就知道干活喝酒,喝酒干活。他偏偏徊避了文革挖“内人党”。许多知青当年都是凶恶的打手,却鲜见有人出来忏悔。刽子手滕海清,晚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级别上悠哉悠哉颐养天年。1999年我陪妈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血液科副主任亲自为妈妈做骨穿。她技术很好,对病人细致入微。主管医生告诉我:“这个副主任是滕海清的女儿。”我告诉妈妈,妈妈一楞,说:“滕海清还有这么好的女儿?”我听出的潜台词是说:“滕海清不配有这样的女儿!”

毛泽东只承认打“内人党”扩大化了,其后,邓小平上台鹦鹉学舌说反右扩大化了。多么轻巧的一语带过,无数生命就此淹没。希特勒如果活着,一定会说反犹太人扩大化了;斯大林如果活着,一定会说大清洗扩大化了。不要指望独裁者的良心发现,没有惩罚就没有认罪,没有惩罚就没有忏悔。中共之所以罪恶连着罪恶,就是因为罪恶从不受惩罚。回首文革,鞭尸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确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毛泽东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人民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