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5日星期四

康生与“内人党”冤案


·祝力东·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引自一九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一)
  一九六六年夏召开的那次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使前门饭店永远载入了史册。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身兼中央和地方党政军十几种职务的乌兰夫,突如其来地遭到激烈批判和围攻,会后便如陨星一般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前门饭店会议挑开了内蒙古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腥红序幕,它也是内蒙古十年烽烟的第一场政治戮杀。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第十七天的时候,华北局工作会议也在前门饭店开幕了。中央和地方的会议交错举行,毛泽东当时的用意是∶以中央带动地方,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央终于批准撤销了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从此,乌兰夫被监护在北京,不能返回日思夜想的内蒙古了。
                (二)
  滕海清平素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而又暴躁,尤其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在内蒙古局势动荡复杂的情况下,中央派他来支左,真可谓人非其选。
  此时内蒙古局势持续恶化。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康生把到京已经几天的滕海清召到钓鱼台谈话。康生对滕海清说∶“内蒙的敌人是很多的。”
  滕海清随身带的秘书走笔如飞,一字不漏地记录着每一句话。
  康生又说∶“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用的人就知道了,奎壁、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
  二十八日中午,康生又打电话召来滕海清和高锦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应召赶来了。郑维山同滕海清一样,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一九五五年授衔的中将。
  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
  康生主观臆断,对内蒙古形势做了极为歪曲的判断。
  滕海清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初冬的北京满目萧条。这两天,江青在北京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讲的是文艺界的“黑线”问题,江青说∶北京的文艺界必须大乱。
  当时,滕海清刚好回北京汇报工作,得到了一盘江青讲话的录音带,如获至宝,立即带回内蒙古。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乌兰巴干在“文革”期间曾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位风云人物。
  一九四九年,组织上派乌兰巴干到自治区党校学习。在学习期间,经审查发现∶乌兰巴干有过变节行为,但考虑到他当年入伍不久并且没有隐瞒,因此未按叛徒定性,只取消其侯补党员资格,转业到地方工作。
  一九五八年,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后,又被选入建国优秀创作丛书,重排精装本,并多次重印,在当时广为流传。
  乌兰巴干当上了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主席,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几年之后,“文革”风暴平地而起,乌兰巴干抢先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摇身一变,成了内蒙古文艺界造反派的头面人物。
  那时,公安厅有个干部名叫丁XX,在四处造反的形势下,也想立上一功。他把自己以前工作上掌握的有关历史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档案和一些地方发生的案件材料,悄悄交给了乌兰巴干。
  那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个女演员同内蒙古大学的一位男教师关系暧昧,被人发现。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教育或纪律处分一下也就过去了。可事情不巧,这位内大教师偏偏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后回国的人员。
  乌兰干巴嗅觉很灵,感到其中有机可乘,便循迹而至。
  他串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些人先把女演员关了起来,连续审问,逼她编造交代了有关参加叛国组织的情况,搞出了一份七八十人的名单。
  小说家使出看家本事,结合丁XX提供的材料,写写划划,编编抄抄,不几天就整理出了一份材料—《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
  乌兰巴干向“滕办”秘密送交有关“内人党”的材料,这是第一次,同时,这也是“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正式提出“内人党”问题。
  十一月二十五日,乌兰巴干手下的“掀叛联络站”非法拘捕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特古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曾是东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
  据后来内蒙古有关组织的统计,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其实,乌兰巴干炮制这些材料的手段十分简单,无非是篡改历史——包括内蒙古的历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历史,把历史的说成现实的,比如捏造说历史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现实中还在继续活动等等。
  那张所谓的《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也是这么来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北京,钓鱼台。
  在八号楼宽敞的客厅内,灯火通明,窗幔低垂。这天夜里,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人要在这里接见滕海清一行。
  滕海清和李树德先汇报了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挖肃”运动的进展情况。当提到革委会委员(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再天时,康生插话说∶“王再天这个人很阴险,他是苏修特务,内蒙是否还有别人?王再天不仅是苏修特务、张学良的忠实走狗,而且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
  此时,内蒙古的“挖肃”运动已经遍地开花,被挖出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和内人党党徒成千上万。滕海清心里本来还在敲小鼓,怎么会有这么多阶级敌人呢?眼下,他听了康生和江青的话,心里增加了不少信心。
  江青说完,康生对滕海清等人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铎,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
  滕海清和李树德点头称是,康生又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至此,康生一伙对挖“内人党”运动已经做了明确指示,滕海清经过这一番耳提面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了。
                (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物又起到了牵动全局的作用,他就是郭以青。
  郭以青是三十年代的老北平中共地下党员。五十年代,郭以青调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文革”前夕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
  一天,郭以青带着几名造反派,突然来找核心小组副组长高锦明。
  郭以青等人信誓旦旦地说∶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他的“内人党”问题和“二○六”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巴图供出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木伦和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等,一共八个人,都是盟市级以上的干部。
  高锦明听罢郭以青等人的汇报说∶“内大又立了一功。”
  核心小组研究后决定,秘密逮捕上述八名盟市级以上干部,对他们实行分别军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和交待,使案犯无法串供。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炎热的夏季,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这天,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
  会议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三五一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
  同时,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也向康生口头请示过。康生说∶“你们内蒙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他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具备了合法的形式。
  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在全区席卷而来。
  当时,特古斯肺结核、胸膜炎复发,每天发烧,可是对他的车轮战昼夜不停,当他休克出汗,说不出话来时,便休息片刻,旋即再战。
  特古斯实在支持不住了,答应写材料。他写了几十页,把全部历史颠倒过来,但涉及有关具体人时,仅限于老“内人党”范围,不几天,他又全部推翻了书面交待。
  在突审特古斯期间,外调的专案人员曾找到抗战胜利后在东蒙地区工作的胡昭衡和张策,调查特古斯早年的历史情况。
  胡昭衡、张策分别于1968年八月和1969年四月写出书面证明材料。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氛围中,他们坚持原则,事实求是地陈说了那段历史,一致肯定了特古斯当年的表现。
  苏尔原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干事,特古斯揪出后,被指派参加了特古斯专案组。一九六九年二三月间,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张XX告发说,苏尔在一次上厕所进门前,摸了第二颗扣子,是特务联络暗号。于是,苏尔被隔离审查,关了半年时间。
  1969年五月二十二日,经毛泽东批示的中央二十四号文件下达后,内蒙古地区开始为“内人党”冤案中的受害者落实政策。苏尔获释,重回特古斯专案组。
  七月二十五日,苏尔和特古斯专案组的几个同志以及原宣传部干事高克林、就特古斯问题,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由高克林执笔。
  在长达六千多字的报告中,他们如实地反映了特古斯专案的前后经过,指出“我们搞特古斯‘新内人党’问题,从开始到现在,是在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还将张策、胡昭衡证明材料附于报告之后。
  其时,在内蒙古军区领导机关中,受灾最重的要数军区政治部。
  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是军内第一个“新内人党”,军队系统正是从他这里强行“突破”的。
  鲍荫扎布在严刑之下,屈打成招,编造了他手下的“内人党”党员名单………。
  骑五师战士郭建奇遭受严刑拷打,当抽打他到1600多次后,他申辩道∶“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果然,他趁上厕所,就割肚剖腹,掏出了自己鲜红的还在微微搏动的心………。
  伊盟盟委书记暴彦巴图被打倒后,遭受批斗共三百余次,一次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康生听过伊盟造反派的汇报后,说∶“像暴彦巴图这样的坏人,是极少数!”
  于是,由于康生的一句话,暴彦巴图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秋,是伊盟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