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8日星期日

铁穆尔:西藏青海金银滩1958牧奴记(图)

【转按】“大西藏”的青海湖西北岸的金银滩,3150米海拔1100平方公里的草场,就是王洛宾所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也是1957年风靡全国的电影《金银滩》。1958年,按照西藏军区副司令兼核基地司令李觉少将(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中国大学的校友)和苏俄专家的建议,共党首个核弹试验场确立在金银滩,“牧场拆迁”,藏蒙牧民成为被猎获的牧奴,不仅被剥夺了祖传的牧场、家产和信仰,还要成为任由驱赶打杀的牧奴,活人不如死羊。

在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内,少数民族的境遇凄惨甚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被掠黑奴,他们的尸骨换来了1962原子弹、1964氢弹,正如《九評共產黨》之九:“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记忆的历史,是后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历史,是亿万百姓生活在对共产党过去的咒骂、与对共产党现实的期望这种巨大矛盾之中经历磨难的历史。”

□铁穆尔:在库库淖尔以北
《西湖》2007年第06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0-291X/2007/06/10002604.htm

【原作者按】青海湖,蒙古语叫库库淖尔,藏语叫措尔孟,汉语叫青海湖或西海。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位于青海湖东北侧草原。以畜牧为主的海宴县有蒙古、藏、汉和回等民族。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在大清洗的同时,这年10月上级命令将这一带的蒙古、藏等牧民火速搬迁到祁连县、刚察县、皇源县等地。那一年,在青海省祁连县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接壤的草原上,因人畜突然剧增,两省牧民发生了更多的摩擦,这又成为导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牧民大搬迁的原因之一。1963年到1967年,“四清”运动工作团又在祁连县制造了大冤案“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涉及了414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祁连县和海晏县1958年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案和祁连县的“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都被彻底平反。

我试图以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联结的事件、局部现象,也就是一些与1958年“反封建”斗争中的扩大化、甘肃省和青海省牧民的几次不同原因的大搬迁、“四清”和“文革”等许多事件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一些不连贯的画面,同时又是一种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试图从他们的口述中看到当时的人们情感的历程、心灵的历史,而不是以事件本身的历程为主。他们为什么痛苦?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这是一堆“当人们试图把它们拼在一起就会扎手的玻璃碎片”。

我努力做到不遮掩、不诿饰,摸索一种方式来叙述民众的心灵历史,学习异域文学和历史中常有的那种真实的力量,也就是最高限度地接近生活,追求真实的极致。让被访者说出自己的立场,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避免类似的痛苦和灾难,让历史上的悲剧激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并为那些不幸的人们呼吁宽容。让我们拿出勇气来,实事求是地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做一次全面的重审,做一次抽筋剥皮般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杜绝和根除类似的事件发生吗?有一点也许人们都明白:那就是只有铭记自己历史上的残酷和恐怖经验,才会有消除歧视和压迫的契机。目的就是让这些受难者的历史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一定的指导和警示。

“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内在联系。”(卡尔恩斯特耶斯曼语?) ——铁穆尔
【档案摘录】
海晏移民工作,是从1958年10月20日开始的,到1959年的2月份才结束,……迁往外县的移民共计1,279户、6,700人(另一资料称:共有1,700多户、近9,000名牧民,270,000头牲畜),其中湟源安置156户、949人,祁连安置461户、2,183人(包括托勒138户、635人),刚察安置474户、2,469人,(包括青海湖25户、101人),三角城种羊场安置188户、1,099人(包括机械厂37户、244人),海晏县各公社安置436户、1,983人。
--祁连县档案馆《关于海晏县1958年移民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乃志布(蒙古)54岁】
“1958年上级把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15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了。手铐都不够了,就用绳子捆。当时上面说:要镇压1000个男人,海晏县就叛乱不了。其实海晏县哪有叛乱呵?就我们知道的整个海北州也没有什么叛乱。海北州公安局命令1000个如果抓不够,就抓女的来顶替。在州监狱里女犯很多,影响实在很大,上面只好把海晏县的县长刘义(译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里了?劳改农场多得是,德令哈、格尔木、浩门、化隆……回来的没有几个人。

“我们成分高的牧民财产全部没收掉后就被赶到公私合营牧场了。那是1958年秋10月10日,我记得很清楚。晚上来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锅头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干部们背着枪赶着我们走,谁走迟了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一户只准赶自己的三头牛,一顶帳篷一驮马上就走,50个牧民一个食堂,没有自己的锅碗,来迟了吃不上。600公里路走了45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的,因为气候不适应和绝望而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的肺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们赶上21万头(只)牲口走的,上级只统计了路上死的牲口有20000多头(只),说是国家的财产。可人死了多少有谁统计过?人没有牲口重要呵。

“唉!600公里,走了45天,死了多少人呵!托莱牧场的一个坑里,堆满了人的尸体,春夏时候臭得人头都晕。

“到了天峻、苏勒托莱,气候寒冷,又是隆冬时节,帳篷扎不起来。有的一个帳篷里住四户人家,一个角里住一户人。没有锅碗,找了个脸盆做了点炒面糊糊。每个人一月九斤粮,哪能吃够呵,饿死了多少人,有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呵,因为那全是国家的,连干部也没有权力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要逮捕法办。后来打下野牲的人活下来了。我当的是食堂的炊事员,可以偷偷摸摸吃一点,算是没有饿死。我们到天峻放了一年牲口,苏勒托莱一年,1963年又到了野牛沟。我们的人全部被赶到了默勒、多伦、阿日克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相隔都很远。

“1980年海晏县的反革命帽子脱了,反革命叛乱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经死了,财产全没了,家乡没有了。

“那时我们赶着21万头(只)牲口到了托莱,当了牧工,几十年来批斗、挨打、放牧过来了,我们也老了,到前年(2003年)要撤场,牧场的牧工每人给了3000元打发了。从1958年到2003年,一辈子都在牧场放牧,一辈子只挣了3000元。一辈子呵!没有工资的家属、牧工最可怜。”

【洛布丹(藏)69岁】
“海宴县蒙古人主要是1636年旦增曲吉加乌(固实汗)从阿尔泰山和天山一带进入青海时来的,以和硕特蒙古为主,也有其他卫拉特蒙古各部的人和1227年以来进入青海的各个蒙古部落的后裔。清代在青海湖周围有29个蒙古旗。……

“上级命令下来了,让海宴县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600公里外祁连县的的苏勒托莱(今分为两个地方。苏勒:今名苏里乡,属青海省天峻县。托莱:今名央隆乡,属青海省祁连县。均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都被没收掉了。每一户只让赶五头牛,到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一户只赶两头牛。干部们拿着枪来了,他们说,啥也不要拿,到了那里啥都有哩。叫人们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谁要是回头看一下,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人不走,就威胁要在那里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都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

“把人们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人就扔到路上了。又走了好久,路边有一个人家,有一个老奶奶,她给饿肚子的人烧了茶,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人们吃了。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

“从库库淖尔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蒙古老人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小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扔下。到了祁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亲人不能相见。

“寺院的僧人们集中在一起劳动,大家心情苦闷、绝望。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当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那第二天肯定在滩上能看见他的尸体,有的人头枕石头死掉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满滩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后,在审讯的时候给他上了八段锦(酷刑一种)后,他的腰椎骨脱臼了,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释放后,他挡了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那个大娘惊讶地看着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后来她嗫嚅着问他:‘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他’。那个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

“散白勒到自己的家后,他的媳妇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的畸形人。”

【散白勒(蒙古)89岁】
“……那一年札西伦布寺的一个活佛从内蒙古过来了,把他的牲口稍带给班禅赶牲口的人赶往拉萨。我们那里每隔三年要从札西伦布寺请一个活佛到我们的寺院扎藏寺(今湟源县境内,曾一度是青海卫拉特蒙古人的主要寺院)。1957年这个活佛来了,他的名字叫伟林西热特。1958年这个活佛被说成是特务,逮捕了他。这个活佛只有两个徒弟,再啥也没有。当时活佛住在藏民的大于千户家,大于千户和我们关系很好,他管辖七个部落700-800户人,蒙古人藏民都有。大于千户给活佛借了1000块钱,大于千户就被抓走了。上面说活佛是特务,千户是叛乱分子。那时我是哈勒景乡的乡长,我去证明活佛不是特务。他们就抓了我。我忘了我是在哪里被抓的。……海宴抓人开始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刚解放那几年,因为草原上狼多,一到冬天狼害特别严重,所以政府组织成立了草原打狼队,打狼队由各部落的枪手和民兵组成。当时有公安上的人领上打狼。1958年把打狼队定为反革命叛乱队,全部逮捕法办。……

“……我在德令哈劳改农场劳改,劳改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家里人还活着没有?……?(已严重残废的散白勒老人已体力衰弱、记忆模糊,言语含糊不清。)”

【罗布藏仙巴(蒙古)65岁】
“合作化、人民公社、公私合营牧场……家里好一点的社里不要,都到公私合营牧场了。到了6~7月,海晏县开始宗教改革,刮共产风。那一年我17岁。

“县上通知我的父亲(即前面说过脊梁被打断后,成了畸形人的散白勒老人)要去开会,我的父亲去了以后就被抓起来了。有的人是在家里抓的,有的女人也抓掉了。家好一点的全部抓掉了,法办了。大伯也被抓走了,两个舅舅也被抓走了。说是造反了叛乱了。我实实在在说:‘谁造反了?谁叛乱了?造反叛乱的人一个也没有呵!’20岁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没有剩几个,只留下了一些特别穷的人。我们的牲口和财产没收得一干二净。就连衣服、碗、银碗、冰糖之类的都没有剩下……积极分子们没收的东西太多,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块打。

“到了阴历的九月,上面就让我们往祁连县搬。一家只给了三头牦牛,一点点行李驮上就走。别的啥都不让拿。狗拴在帳篷前,帳篷扎在那里,就那么扔下走。干部们拿着枪在后面跟着,我们像犯人一样赶着牲口走。动不动就要打,要不就是开会批斗。我们一路走,海晏北山——哈勒特尔外尔——哈尔金——太尔格——者马尔恰合——甘子河——外尔哈达——默勒大川——则然告图勒——库库热——黑土槽——那冈日当——托莱——五个山——苏勒。

“那个时候没有不挨打不挨骂的人。路上还是吃的大锅饭。路上翻大坂的时候有的人被烟瘴打死了。到了则然告图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让的娃娃冻死了。伊布拉的妈妈大雪里生了娃娃,第二天就抱着娃娃走。自己顾不上自己,哪里能顾上别人家的事,那么多人死掉了谁能顾上。

“到了苏勒,我是富牧子女,反革命家属。把我赶到苏勒煤矿里挖煤。老人、女人和娃娃们全部赶到农饲点上去了,农饲点上的人大部分饿死了。托莱农饲点上除了几个窑洞、小院子和破烂平房外啥也没有。旧社会叫托莱公庄,其实就是车马队临时住的地方。那么多人从老家只带回两座蒙古包,场部要设办公室,就用这两座蒙古包当了办公室。

“1960年我回来后放羊。羊放得好一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说,反革命家属占了好草场。收掉你的牲口,还要批斗。好多人都没有帳篷,冬天大家都集中在食堂里。食堂撤了后,没有帳篷的人没有办法,场里给了一个白布帳篷,冬天夏天都在破白布帳篷里。又要开始吃小锅饭,可是谁家也没有锅碗,场里发了个脸盆,每人一个茶缸。我们又向场里的老牧工要了几个旧锅碗和勺子。缸子没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纸糊上再用。每个人一月15斤青稞,生产队里羊死了必须集中上交到队里,然后再分,一个人只能分个4~5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呵。夏天我们主要是拾着吃腾格里,是沼泽地水里的一种野菜。没有饿死是这种野菜救了命呵。

“1961年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但是人已经被打得成了残废。脊梁打断了,直不起腰来,人马上要死了,我们背到厂里抢救,才活下来。人活下来了,但已经是严重残废。不要说是干活劳动了,就是生活自理也很困难。

“唉!那时候的事情说起来就想哭。那么多的亲人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失声痛哭)死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呵!

“现在想起来就像是做梦一样。在公社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人和干部们坐在高台上,前面站着挨批斗的人。中间是群众,最后一排是戴帽子的四类分子。民兵们端着枪把守在门口。工作队的王团长一个一个地喊着那些挨批斗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个一个地站在前排了。王团长拍着桌子喊:‘今天,我要给你们放一个臭臭的屁,叫你们闻一闻,看你们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众都默默地听着,那些白头发老人、拄着木棍的老人都低着头悄悄听着。王团长在那里又喊又拍桌子。民兵们上来给那些挨批斗的人脖子上用铁丝吊上了石头。

“后来,海晏移民每户只给了100元的安置费。本来是可以分300元的,上面扣了部分钱,说是要建设七五免疫工程,结果这个花费了15万元的工程成了废工程,一天也没有用。没收掉的财产牲口一点也没有退还。唉!我们海晏人被亏待了。”

【劳布藏(蒙古)73岁】
“解放前马步芳的时候我们家里穷,我们给农区的汉族地主放牲口。放一个黄牛给的报酬是30斤青稞,一个马是50斤青稞,30只羊是10斤青稞。15岁上到茶卡驮盐三年,从茶卡赶着牦牛送到大通,一个牦牛给你五块钱,往返一个月。我的父亲在解放前当了40天的保长。我17岁的时候解放了。1953年北山蒙古族区成立了,我的父亲当了区长。我带20多户人家,全部是一些牲口少的穷人家,我们在海宴县第一个成立了互助组。一年后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叫团结社,我当了社长。我到海北州会计训练班学习四个月,学了一些汉字,回来当了会计。

“1958年秋,斗争开始了。部落头人、区乡干部,召去开会就被扣留了。部落里的男的全部被打成了反革命,抓上劳改去了,剩下的全是些女人娃娃。上级也不让我们说蒙古话或藏话,说是黑人黑话不能说。我们家七口人,我父亲是北山蒙古族区的区长,被逮捕了。那时候我是北山蒙古族区团结社的社长,我们晚上接到通知,上面要让我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天一亮就要走。上级宣传说,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户只准赶三头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东西全部扔掉,我们白天赶牲口,女人们背着娃娃走不动,男人们先赶上牲口走,到宿营地后晚上再回头去找女人娃娃们。干部们很凶,很牛比,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被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我们赶着牛、马和羊,干部们就是不让我们骑马。抱着娃娃的女人,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一句话,就是人不如牲口。我们不在人的数字里(意思是:不被当人看)。

“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赶着牲口走,骆驼回头望着自己的老家‘嗷尔……嗷尔……’叫着,眼睛里淌着眼泪。不要说人嘛,牲口都恋自己的家乡呵!走不动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来,我们蒙古人也罢,藏民也罢,还有你们尧熬尔人也一样,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罢,也是朋友,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牛、马、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在悄悄地哭着,谁敢大声哭呵?

“到托莱了,我们除了一顶空荡荡的帳篷外啥也没有,没有吃饭的锅碗,要买的话我们没有钱。最难的是每一家男人大多都被抓走了,没有干活的人、没有劳动力。我们在苏勒、托莱、天峻一带放牧,苦得很呵。冬天到了,天那么冷,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风刮走了,七天要垒一个羊圈。公家的羊死掉咋办?人死掉不要紧。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上了,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后来我们也有了经验,饿极了走不动时,背着手还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动。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绝对不让我们吃。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个别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宰了牲口,抓住以后在群众大会上批斗,然后去劳改。人们全部在食堂吃,在食堂吃过后就不能在家里烧火,你烧火你就有问题。干部说这是帳篷改造。

“开会的时候,会跳秧歌的汉、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1958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快快来。’唱的都是当时的口号。会上批斗活佛、阿訇。还要让回族养猪。

“祁连县有汉、回、藏、蒙古、土好几个民族。当时干部们天天宣传的是‘揭掉盖头辫子化,不戴顶帽分头化,脱掉皮褂棉布化,不烧牛粪卫生化,回藏汉蒙通婚大众化,牧区帳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

“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些男人都被抓上走掉的孤儿寡女呀。

“1960年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成群的野马被打死后用车拉走了。

“后来,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每一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我家里有三个娃娃,我的两个,我妹妹的一个,娃娃们吃不饱。大米熬成汤给每人舀上一碗,几粒米就沉到了碗底,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吃的粮食不够,穿的衣服也没有,买也买不上。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们没有鞋。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把皮剥下来后泡在水里,给娃娃们缝了鞋。这些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和我们一起过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1958年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呵,冈察、祁连、门源、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总算没有死绝呵。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没有自己的部落了,我们还是流浪的人。

“1962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了,但是还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四清’运动来了,接着‘文革'又来了,1966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党籍也开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让措在1980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圈好羊,拴好牛,来不及吃一点喝一点就要摸着黑去会场上汇报,然后挨批斗、挨打。每天都要批斗、都要用绳子捆住挨打。他们把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上石头,然后又吊在帳篷里用烟熏,用棍子打。嘴里给灌了辣椒、姜粉。我的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

“1968年11月份,我在红土沟、哈萨坟一带放羊。有一天我的父亲和母亲没有回家,我问别人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后来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黑河上游西支,原名八字墩郭勒),看见我的父亲和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我才知道两个老人跳河自杀了。后来听人说在批斗会上把两个老人打得很厉害。他们俩跳水的时候,两个人把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后才跳河的。我给乡上汇报了,公安上的人来了,说这是畏罪自杀。

“我去找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尸体,他们俩跳水的时候,河面已经开始结冰了。好多天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天越来越冷,黑河的冰越结越厚。到了第二年开春,巴字墩河的冰层化掉后,我才在河水边找到了他们俩的尸体,他们俩的手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

“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经死了。我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

【蓝白(蒙古)73岁】
“我是北山蒙古族区乌兰淖尔乡的。我没有经历过那次搬迁。因为我被逮捕了,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训班学习,到政训班刚两天,公安局的人就来抓人了。和我一起抓了61个人。县长、书记,公安局长全部被抓掉了。公安局的人说:‘你们是叛乱分子’。他们用麻绳把我和蔡巴阿拉格连在一起,赶到了汽车上。我们被交到西宁劳改局,我被判了15年。然后又押到德令哈农场劳改。那时候我26岁。农场里犯人打犯人很厉害,公安局的人让刑事犯打我们,强壮蛮横的刑事犯用柳条和木棍打弱一些的犯人。那些犯人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搞叛乱杀了多少人,老实交待。公安说你杀了人了。’公安的人就站在旁边看刑事犯打我们。

再后来就开始饿肚子了,柴达木劳改农场有13万人,死得只剩七八万人了。我们吃了三年茴条、苦苦菜和锁阳。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回来刚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又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批斗的时候你一拳我一脚,到现在我的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屡教不改,死路一条。屡教不改,死路一条。……’

“劳改了,挨打了,饿肚子了,草吃了,回来帽子戴了,苦受了。人的数字里没有我们。

“1980年我被平反了,祁连县的县长、海北州法院的人、祁连县法院的人都来了。我对他们说:‘在党中央的好处下,我成了一个人。总算不像过去,往右转是错,往左转也是错……我好歹算是个人了……’

“就这么,公安局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几个钱,就算是平反了。”

【旦穆智勒(又名沙里,蒙古)64岁】
“唉!现在我们把蒙古话也忘掉了。……

“我是贝子家(北中旗,俗称水峡贝子旗)的,我的父亲叫久格西,是哈勒景乡的副乡长。那时候他有两匹好走马,一匹是青马,还有一匹是枣骝马。县上叫我父亲去开会,我的父亲骑上那匹青马去开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说我父亲被抓上走掉了,说是反革命。那时候我还小,男人们都抓上走掉了。还有我的阿舅,他是宗贝子家(北右旗,俗称宗贝子旗)的王爷。1958年前当的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长,他也被抓上走掉了。我的父亲有胃病,死在德令哈劳改农场了,那是1961年。

“我的父亲刚抓走的那一年,1958年9月我们开始走了,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雪,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的营盘上火塘还在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30~40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一家人只准赶三个驮东西用的牦牛,我们一家五个人,早晨天刚亮就赶着集体的300~400只牛羊走。路上到处都是牛羊和赶牛羊的牧民们,牛羊乱跑人也乱跑,到下午就剩30~40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给路上的矿区了。一路上,好一点的马、犏牛又跑回到我们的老家草原上了。牲口都那么恋自己的草原,我们人呢?公安局的、民兵们就在后面赶着我们,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用火皮袋子打火,吃点死面饼子(没有发酵的面饼)就走。路上没有帳篷,随便躺在滩上打个盹。到默勒郭勒,从默勒郭勒到克热那合老,又到则热恩块勒,则热恩块勒的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们到库库热,到托来,又从托来到天峻。整整走了49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能说完吗?到天峻后,在哈拉淖尔(今青海省天峻县境内的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湖边又和天峻的牧民们打架争草原。我被赶上去挖煤,那时我才16岁。反属的子女不让放牧,只能到农业点上开荒种地,放牧是我们蒙古人和藏民的生活,挖煤、挖地我们哪里会呀?

“肚子饿的呀,有早上没晚上。饿得快死了,让我们回家。我背上一块毡去找家,家已经搬上走掉了。一路上碰到个帳篷就去讨个馍馍,找了好长时候才找到家。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带着我的姐姐和妹妹们。我又去了运输队赶牛,收羊毛、牛毛、皮子……

“1963年我娶了这个老阿奶(他用手指了指老伴),安排到野牛沟乡大泉村,一直到现在,都老了。”

【秋什江(蒙古)54岁】
“阿爸抓走了,三叔叔也抓走了。我抱着哥哥的腰骑在他的马后,到了苏勒。到苏勒后我就跟上阿妈去放马、放羊。两年后我8~9岁了,就一个人放牧着一群母羊。我整天想我的阿爸,不知他在哪里。过了几年,我听人们说一部分劳改的人释放了,我去找会算卦的仁青爷爷算我阿爸活着没有?来了没有?仁青爷爷算了以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正在路上,很快就会到。。我一直站在羊群边上等到天黑了,没有见到我的阿爸。我又跑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说:‘咦?来了,来了。’我急忙回到帳篷等着阿爸,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第二天天亮后,还是没有看见我的阿爸。我去放羊的时候,又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来了,今天肯定要来。’我站在羊群边,看着远处的大路,很久很久了,看到运输队的人马赶着牛从那里走过。我跑上去问他们‘看见我的阿爸没有’。他们说:‘没有看见。’天又黑了,我的哥哥来了,他和我一起站在破帳篷边等阿爸。我们俩一起去赶羊。看见运输队的人赶着牛走过来了。那个仁青爷爷和一个奶奶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名字:‘秋什江……秋什江……’我跑到他们旁边时,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和哥哥说:‘你的阿爸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终于看到阿爸活着回来了。那时候,有几个娃娃才能看到自己的阿爸能活着回来呢?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还算是个幸运的娃娃吧。

“可是我的三叔叔就没有回来,他死在赛什克劳改农场了。三叔叔只是个一辈子放羊的老实巴交的牧民。

“我阿爸回来时间不长,就又开始挨批斗了,我看到一些人把他的鞋脱了后让他站在雪地里,然后又拾来牛粪和鞭麻(即金露梅,一种灌木)烧着后熏他,又把一个石磨挂在他的脖子上,脚上还上了马绊。

“有一天我阿爸放羊回来后,把羊赶到帳篷旁边后不见了。我哥哥骑着马正好过来了,看见我阿爸在一个土崖上钉了一个大木橛子,把自己的布腰带拴在上面正在上吊。哥哥急忙跑上去把阿爸救下了。

“小叔叔被关在野牛沟公社几天了,天天批斗挨打。有一天,我小叔叔恳求说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娃娃,干部们开恩让他快去快回。小叔叔到家里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抱着自己的小娃娃哭。我哥哥对我说:‘叔叔的样子怪怪的,我们去看看他吧。’我就和哥哥去叔叔家帳篷了。婶婶把刀子和绳子都藏起来了。我们俩就在叔叔的帳篷里住下了。到了后半夜,婶婶说:‘天快亮了,你们回去睡觉吧。’我和哥哥就回来了。月亮很亮,微微飘着点雪。我们回来刚躺下时间不长,就听见婶婶在叫我哥哥的名子:‘亚凡……亚凡……’哥哥爬起来就跑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了。婶婶说叔叔不见了。我们几个人去找。找到一个水边上,看见叔叔在水里,我们跳进水里把他拉出来了。他的腿上全是血。原来他跳进水里没有淹死,他又拿石块砸断了自己的腿后,又爬到水里了。我们救下了叔叔,可是他成了残废……

“1967年上面组织基干民兵要去修路,我们生产队里有那么多小伙子都去了,我也想去。那时我才17~18岁嘛!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条政策:表现好的牧主子女可以考虑吸收到民兵队伍里。我跑上去报名,第二天就批准了,第三天就去修路,第四天炸药炸伤了我的胳膊。我抱着胳膊回来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说:‘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前线牺牲了咋办?你的胳膊残废了算个啥?’队长不给请假。让我去放羊。就这么,我的胳膊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我成了残废。”

【才宝(蒙古)57岁】
“我们兄妹共五个。我的爷爷是贝勒家(南右首旗,俗称尔里克贝勒旗)的王爷,我父亲叫龙周,父亲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团级军官,解放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们家在西宁市。

“1958年我还在西宁上学。有一天晚上我醒来时候,看见家里有很多人,腰里别着手枪,但穿的都是便衣。原来是公安上的人来我们家搜查了。他们翻来翻去有两三个小时了。所有的书和本子、纸全部拿走了。然后他们让我老母亲签字,我母亲不识字,我的姐姐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早被抓上走掉了。但是抓到哪里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在公安五处,原来公安五处就是看守所。我们只给送了点衣服。看守不让我们和父亲见面。

“我在西宁的街上看见一队队押着走的藏民。我的学也不能上了。我们就回到海晏县了。我们又被赶到了刚察县的哈尔盖乡,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定为封建主。我在刚察哈尔盖草原赶了15年的马车。我们在那里又被第二次没收了,剩下的箱箱柜柜全部没收了,家里啥也没有了。我们和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哪里赶就到哪里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病了请个假还要找一个人替你赶马车。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赶马车。每个人一个月供应18斤青稞,两斤白面。我们一家还有五个人。我是年轻小伙子,哪里够吃呵。饿极了,跑到人家借了两碗青稞拌着吃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匆忙中吃了生青稞面。饿极了我也不知道我吃的是生青稞,幸好肚子没有痛。我们一起的四类分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上面把没有的事硬扣在你头上,逼得没有办法,实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这一辈子咋就这么倒霉呵!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们说:‘千万不能自杀。自杀了对我也不好,对你们也不好。’母亲是柯柯贝勒(西后旗,俗称柯柯贝勒旗)王爷的公主。虽然不识字,但道理懂得多。

“就这么忍着,到1975年,听人说中央文件来了,要释放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他已经68岁了。抓走的时候他才50初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熬了17~18年。刚抓走后他在青海省监狱,后来到化隆县黄河边的监狱。总算是熬过来了,父亲也活着,我们也活着。1980年父亲被平反了,恢复了父亲的工作后,父亲让我赶快写入党申请书。我们都明白,我们一家人就因为被定为封建主,就因为不是贫下中农、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吃了几十年的亏,忍受了几十年的痛苦。现在我想起那几十年来浑身发凉。我们要想和别人一样生活,就必须赶快入党。

“自从父亲平反后。我们一家慢慢好起来了,我在刚察娶了一个藏民媳妇成了家,后来我回海晏时候,她们家不愿来。我们就离婚了。到这里我又成了家。2002年我父亲去世了,活了85岁。”

【尕玉巴(藏)64岁】
“我的父亲叫热桑阿爸(热桑阿乌鲁哈),刚解放的时候我的阿爸去打土匪中了子弹,后来他用自己的刀子把腿上的子弹取出来了。当时就他一个人,没有人帮他的忙,也不可能有麻药之类的。

“那时候我的阿爸有功劳也很有名。后来到北京去开会还给他给了奖,还有奖金。他当了海晏县大玉藏族区的区长。1958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开会,他从区上来到我们的夏牧场的帳篷后就骑上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我才8岁。后来我的母亲也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我也不知道是咋了?反革命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革命我也不知道)。上面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我们一家只剩3口人,我,我的母亲,我的妹妹。我和母亲驮着我的妹妹来的,妹妹才6岁。我的阿爸哪里去了不知道,阿爸活着还是死了也不知道。1980年给了我们一张阿爸的平反证。阿爸留下的东西早就没收得一个都不剩。现在就那一张平反证是给我阿爸的,再啥也没有。

【加布桑昂热(藏)77岁】
“我是藏族大于部落下属的环库尔部落的。

“刚解放那阵子,青海湖北边的沙窝里狼太多,政府组织20~30岁的年轻牧民成立了民兵打狼队,公安局长、副县长、副书记都有。那时我也是民兵,上面定下任务了,不去不行。1958年把打狼队全部说成是叛乱分子。全部抓了。牧民家里都有枪,这是牧民的习惯。一个老马骑的话,一个枪背哩罢(意思是:哪怕穷得骑一匹老马,也要背一杆枪)。1958年4月把牧民家里的枪全部没收了。大于千户是1958年的5月份抓走了,他的兄弟几个都抓掉了。部落里的百户也抓完了。他们全部死在劳改农场里了。财产全部没收了,牲口没收掉后全部赶到公家办的牧场里了。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都在不停地抓人。我们大于部落每家每户都抓。半个部落抓完了。后来,他们来抓我,抓的时候几个小伙子来用麻绳捆。就那一捆,多少人被捆成残废了,麻绳捆得太紧,血脉一点都不通呵,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贝勒旗的佛爷捆死了,哈热加参亚乌尔的人捆死了。你不信的话去问库库热乡的旦增去,他也是被捆过抓过。我们兄弟有6个,我和两个哥哥抓掉了,叔伯兄弟们都抓掉了。我的一个哥哥被捆得胳膊都干掉了,残废掉了,后来死在劳改农场了。一个兄弟跑的时候被看守用枪打死了,如果活着的话,有78岁了,他属蛇。我的叔叔也被捆死了(他指着坐在地上的一个50多岁的汉子说),这就是我的侄子宫布才尔丹,捆死的就是他的父亲。那时候他才5岁。

“我是27岁上抓走的。天天把我押到办公室,一天到晚用麻绳捆、用柏木棍打、烤箱上烤,整整一个多月,就让你承认叛乱了,把你的枪拿来,把你的白洋拿来。我回答说,我可以不念经,也可以不煨桑,可是我真的没有枪,再打我,我也找不出一杆枪。我们哪有啥叛乱呵?部落里啥也没当过,几辈子就是放羊、放牛,肚子刚刚能吃饱。再干过个啥呀?给我判了10年的刑。

“我们被抓掉后,剩下的人也不容易呵!上面要逼着他们搬到别处,那时候看样子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不成。我们在格切劳改农场、赛什克劳改农场(均在青海省乌兰县以西)里挣扎,在一个个地死。抓掉的女人们全在西宁的一个女子劳改农场,果洛、玉树、黄南、海南、海北和海西的女犯全部都在那里。剩下的没有抓的人呢?他们在默勒的大雪、苏勒托莱的大风里饿肚子,死了多少人呵。千户家抓得只剩下了一个僧阿佛爷和两个奶奶,佛爷和一个奶奶饿死了。我的大妈、大伯和他们的两个丫头,我姐姐的两个娃娃都饿死了。老汉、女人、娃娃们死得多。那是1959年的2~3月份。在哈萨坟那里死了100多人。把女人、老人和娃娃们赶到托莱开荒,牧民们不会抓铁锨,不会种地,肚子又吃不饱,穿得都没收掉了,不死咋办哩?

“我劳改了4~5年后释放掉了。31岁时释放回来了。劳改农场里我得上了胃病,眼睛是被打坏的。和我一起抓的人里,我最熟悉的有9个人。回来的就是我和告白,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回来后就死在托莱牧场了。我呢,劳改回来就在托莱里当工人,是管制分子。我们的娃娃们也不能上学。我们从托莱流浪到库库热,又到大龙。

“77年(1977年)又把我抓到看守所,审问挨打了1~2个月了。罪名是:‘不满共产党,给佛爷磕头了,点酥油灯了。’

“把我打了几天以后,公安局的高局长说:‘看起来我们亏待你了,以后再慢慢照顾你吧。’就这么给我挡了一辆路过的拉石棉的卡车,把我的铺盖扔到卡车上,让我坐在卡车上回来了。我挨的打、我心里的冤枉给谁说哩?

“1958年,这是多少年来最大的一个灾难,不是吗?

“在这里我挨打挨批斗,我心里不舒坦,我死也要去海晏,1985年部分人搬往海晏时候,不让我去,我说我死也要去。1989年我搬到海晏县住下了,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的腿是在海晏抓羊的时候摔折的,你看我现在成了这么一个瘸子。我在海晏的孙子家住,我们6口人,只有800亩草场。娃娃们文化也没有学啥,草场不够,病也看不上。本来想住在矿区,那里方便一些,但是矿区不批准。”

【尼泊(蒙古)80岁】
“我在夏季牧场上剪羊毛,过来了一群民兵和干部,他们喊我和贝利达古、尕木道三个人的名字,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干部喊:‘你们把剪子放下。’我们放下剪子后,几个民兵上来把我们三个人用手铐把胳膊拧到背后铐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咋了,衣服也不让我们取,额济(母亲)也没有见上就押上走了。(因年迈声音低沉而微弱)

“手铐在背后吃不上饭,我们爬在地上像狗一样用舌头舔着吃。我被抓掉后,整整审问了18天,白天黑夜戴着手铐挨打。当过哈勒景乡乡长的散白勒被管教们捆在凳子上,上了‘八段锦’(刑罚名称),他成了残废。他们硬说是我们参加叛乱,说我们开会吃饭商量要打共产党。说我们是反革命。天哪!我们老百姓哪有过这个想法?我们穷牧民打共产党干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打不过,我们哪有打共产党的心呵?我知道啥呀?你看我的手(他伸出左手,手腕和手指都已变形残废)。我实在忍不住,他们说啥我就承认啥。我被判了12年的刑。我们海晏的蒙古人老汉们差不多抓完了。怎么说哩?有100个人的话,要抓90个。

“我是个藏医,我们青海蒙古人学藏医的多了。我是贝勒旗的人,在扎藏寺我们已经世代七辈子了。我是7~8岁上就到扎藏寺院上学经学医。我的外爷爷是个藏医,我还有一个内蒙古乌珠穆沁的老师,他叫群呼尔阿克。

“判了刑后,我被赶到赛什克农场了。一天二两稀饭。我们在乌兰县的诺木洪、夏塘马海种了一个月的地,没有水,渴得想喝尿,连尿都没有。只运来一汽车水,要8000~9000人喝,能够吗?犯人开始饿死、渴死、病死。有的人肚子饿、想家,再加上一点病就死掉了。

“后来,又把我们调到伐木队上了。我们40多个犯人在赛什克的头道沟、二道沟、都兰贡巴(都兰寺)一带砍伐树。我们到那里住的地方没有,我们修了房子。每个人一天要砍伐三四方木头。我拼了命地砍伐木头、用肩扛木头。我的两个肩头那时受了伤,现在活动不方便。完不成不让吃饭,饭也就是那二两稀饭,一个拳头大的馍馍。肚子饿得晚上睡不着觉。一次,有些人去拾人家营盘上的骨头回来熬汤喝,也不知道那是啥骨头,凡吃了喝了的人中毒死了20多个。吃麦草死了一部分人。伐木队的40个人,死的就剩我和一个叫杨正的人了。这些死掉的人对上面汇报的时候,都说的是病死了。

“后来农场让我放牲口。我有几个亲戚在赛什克农场里,我不知道他们饿死了没有。我想去看一下他们,我和一个伴儿从早晨8点骑着马走。我从额尔德尼熬包的垭岵上去,就看见山脚下滩上埋着饿死的犯人,每个死人的沙堆上插着个木橛子或是扔着一块砖,上面写着名字。有的写名字的木橛子让犯人们取暖烧火了,所以也就看不出死掉的人是谁。我让我的伴儿看上面有没有我们的熟人亲戚的名字。我一直走到12点还是埋死人的沙堆,前面一堆堆的埋死人的沙堆还看不到头。

“1964年提前释放了我,我的命大,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到托莱牧场时,看见我的额济还活着,姐姐饿死了,还有一个妹妹也饿死了。帳篷没有了。上面让我去放马,一开会我就要去挨批斗挨打。‘文革’‘路线教育’……。那时候死一个人算个啥呀!我们一起的道尔基、索南措、马民吉尔、达尔基、仁青措都被逼得自杀了。我算是又活下来了。三中全会开过以后,才算是让我安稳下来。1987后我到寺院上来了。1958年被烧掉后,寺院一直没有人也没有房子。我来守寺院,想办法化布施把寺院又重新修建起来了。比原来的要小得多,但不管咋的算是有了一个寺院。我老了,寺院上昨天刚刚开会才把我换掉。”


【欧智布(蒙古)65岁】
“我是在落实政策的时候才知道海晏搬迁的情况的。我们去了解情况,一户一户地去了解情况。确实很惨。他们噎得说不下去。

“他们是不被信任的人,担心留下会搞破坏。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帳房蒙古包和别的东西都那么扔下了,有的人家还有点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也不够,把狗领上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10多个到20多头驮牛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1958年的冬天雪那么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帳房,有的只带着半片帳房。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成了病。

“有的人家走到半路上后被抓走了,说是反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七个娃娃,她们的名字我忘掉了。她们正搬到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阿爸和阿妈抓上走掉了。剩下的她们七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再咋办哩?她们大一点的拉着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还要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了,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要不是好心的邻居们帮助,她们半路上都死掉了。1982年我去那里时,那七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40岁的妇女了。

“他们搬上去以后,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上去了,说是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到下午民兵来给老阿爷说你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了,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他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着噎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我们进了一座帳房,一个妇女突然看见我们了,她吓得睁大眼睛,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嘴里‘呵……呵……’地叫着。我们问这是咋了?牧民们说她是在1958年的运动和大搬迁时被干部们惊吓成了病。平常,她只要听见干部来了,就会飞跑到山上躲起来。今天她不知道你们要来。她这个叫后惊病,不能见干部,看见下乡干部来了她就犯病。

“我忘了她的名字,现在她没了吧。

“当时省上、州上和县上政策是怎么样的?是怎么开会的?怎么组织搬迁的?我不知道,我们只是作为落实政策的工作组去了解情况,去兑现了些钱。每户给了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当时,国家根据人死了多少、牲畜死了多少的情况给了些钱。”

【聂步腾(蒙古)74岁】
“当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群众对1958年平叛的事件有很多意见,说错抓错捕的太多。公安厅派我们一个工作组来调查海晏叛乱的事件。当时,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定的。我们去参加县委常委会,这件事法院的王某某知道。我们听了常委们判刑判案子。他们是怎么判的?噢唷!人家是按人的岁数来判刑的!主管领导问:‘这个多少岁?’一个回答:‘25岁嘛是35岁。’主管领导说:‘好,判20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答:‘这个70岁了。’主管领导说:‘判给18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全定的是这样的罪名。常委会上常委们就这么发言着哩!抓人判刑都是常委们定。我们在一边听着哩。这些事情你去找吴海晏(译音),他比我知道得还要详细,他知道干部们违法乱纪的事。

“我是公安局副局长,是专门去了解情况的。几次常委会都参加了,听到的尽是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有个叫六六(译音)的副书记,我对他们说了这么几句话:‘打狼是县上组织的,修水库也是县上组织的,怎么都成了叛乱了?你们怎么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定罪?’这个副书记说:‘噫!你带的什么思想?小聂,你不对呀?’这个副书记知道我妻哥已经抓走了,我的哥也已经到政研班学习(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抓)。一个姓王的山西人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再多说话。说人家已经开始注意我了。我没有再说啥。
“我想看一下我的哥哥,请示了他们后他们同意了,派了两个蒙古族陪我,其实是监视。我买了个衬衣和几包烟去看了一下我哥哥。

“1961年开始部分复查1958年抓捕的叛乱分子。我去找副州长高中(译音),他在解放后三角城羊场当过场长,民族感情比较深,人也很老练。我对他说:‘1958年的这个事情……’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急忙说:‘你是民族干部,说这个干啥?你要小心一点。’我说‘现在平反着哩。我的两个亲戚没有参加叛乱,你能不能给海晏法院说一下?……’他答应了。后来他给我说,他给法院院长说了,院长说:‘噫!他又要想叛乱?’我只好对副州长说:‘算了,你别管了。’

“当时就这样,你一不小心就给你扣个‘叛乱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区1958年这个‘叛乱’哪!是省公安厅无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地区根本没有过叛乱。青海的海南和黄南局部地区有些叛乱,但那是极少数。那是过年的时间,开始是甘肃阿木去乎部落,把下去搞互助合作化的工作组杀了。接着就是河南蒙旗。最后是循化,一部分人在反动宗王、反动阿訇煽动起来后,攻占了循化城。是这些事件引起来的一场极端扩大化的运动。海西和海北根本就没有叛乱。我在省公安厅,就了解这些情况。

“为啥要迁那么远?就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其实完全可以在就近处安置。冈察县让一点(土地)、祁连县让一点、农业区的湟源县让一点,不就安置了嘛。

“不讲任何道理,也不开会,晚上集中起来就用枪逼着走,一户人家只给三头驮牛驮东西。帳篷、蒙古包没有办法驮。黑帳篷只能驮半片,蒙古包根本没有办法驮,我们蒙古人住的是蒙古包呵。只驮一点路上吃的,再啥也驮不上。老人们个别的给一匹马,那就两个人骑一匹马。

“押着他们走的干部背着枪,用枪逼着他们走。有个叫尕副生(译音)的干部,他是农场的副场长。搬家的人们天黑后走到那里歇一歇。他拿着一个军号,晚上三点钟他的军号一响,你就把驮子驮上走。路上死了好多人,有饿死的、有冻死的、有吊死的,也有批斗挨打整死的。人们赶着牲口到了默勒河那里、再上去到尕海(湖)那里,好多人跳水了。到则然垭岵烟瘴打死了多少人!大玉部落的藏民,海晏几个部落的蒙古人都有被烟瘴打死的。600公里雪山河水,要赶着牲口一步一步地走,后面有民兵用枪逼着,前面是狂风大雪,走了45天。这个情况张某某知道更清楚,可能他不会说,因为他就是押解的人。

“到托莱后好多人没有帳房,有的人找个白布帳房扎在雪地上,有的人用驮来的半片帳房。

“气候水土不服很容易得病,再加上饿肚子挨打受欺压。1~2岁的娃娃死完了。搬迁来的人老人多,6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死完了。

“我们家成分高,是牧主成份。我的哥哥被当成叛乱分子抓走了。全家迁上走。我的父亲刚60岁,到托莱后没了。主要是肚子饿,得了病看不上。我们的家人都迁到了托莱。还有一部分人迁到了刚察县,他们在刚察的哈尔盖、沙柳河、红山一带。在哈尔盖劳动的贝子家的佛爷说了句公道话。批斗他的时候,人们把马叉子套在他的头上,然后骑在他的背上让他走。

“搬走的人的营盘上怎样的情况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那些帳房和财产呢?一座座帳房、蒙古包还在原来的地方,帳房和包里面的东西还像原来一样堆着。有的帳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还放着锅,锅里煮着肉。火也没有完全灭掉。他们连肉都来不及吃就被赶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们上来了,还有一部分海晏没有搬迁的老百姓和干部们。他们在搬迁走的人留下的营盘上抢劫。他们哄抢那些帳房、哄抢那些蒙古包和里面的东西。

“人们已经搬走了,我骑着马到海晏三角城羊场对面的草滩时,满滩都是被搬迁的人遗弃掉的牧羊狗,满滩都是跑回来的犏牛。

“托莱是个省办牧场,由省畜牧厅管。托莱原来只有一二万头牲畜,我们迁去以后增加到了18万头牲畜。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托莱公社,把一部分搬迁过来的老弱病残集中到那里开荒。公社里更是饿肚子,老人们没有吃的。再加上干部们违法乱纪,随便殴打、捆绑牧民。海晏的一个干部到那里当会计,他捆绑殴打致死了不少人。那时候在托莱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后来我听人说他被逮捕了,有的说没有逮捕。我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那时候海晏全县有19,000人。‘平叛、反封建’抓了800人。搬迁走了10000多人,最后剩下了7000多人。

“搬迁到托莱的牧民分了四个分场:大泉分场、科科莱分场、一分场、二分场。还有一部分人去了苏里,到那里又和天峻县的牧民打架争草场。后来被天峻县的人赶回来了。苏里原来是个没有人的地方,1958年‘平叛’的时候搬过去了两个藏族部落,后来成立了个乡。

“搬迁的群众是1961年召开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才有好转的。这个详细情况是这样:西北局得到消息,有人说海晏搬迁到托莱的群众相当苦。他们知道后派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叫康丰(译音),一个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叫邓云(译音)。他们俩个从甘肃的镜铁山一带到了托莱牧场。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当时托茂家(青海蒙古南右后旗,俗称托茂公旗。托茂公旗有两种居民,一种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另一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操蒙古语的居民,当地回、汉民称其为托茂鞑子)的一个回民老阿奶抱着他们的腿嚎啕大哭,老阿奶哭得说不出话来。孽障呵(可怜)!那个时候海晏搬迁过来的人孽障。

“他们俩到了祁连县后,县委县政府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副县长。晚上我在看书,进来了两个人,拿的是西北局统战部的介绍信。我还不敢相信,他们把工作证也拿出来了,说是来了解情况。我当时不敢谈。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们住在大众旅舍,县政府招待所也没有住。我去谈了情况,他们做了个笔录。让我签名,我没敢签名。我说‘你们拿上去了解这些情况吧’。这个材料后来到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到了‘四清’‘文革’时候都成了我的罪证。

“这个事后不久,州上才对托莱成立公社后,干部违法乱纪,群众饿死病死的严重情况,算是开始重视了。

“西北局和省上来文件,说用人民群众的牲畜不能办牧场。并且决定托莱牧场场社分家。那时候我去了,夏茸尕布(即察汗诺门汗活佛)是海北州副州长也去了。我们到托莱时,看见牧民们衣衫褴褛不堪哪!他们穿的皮袄,只有背后和上面的半截,没有袖子和大襟(前襟)。在托莱雪山下的严寒里,在那么个破白布帳房里过冬。这冬天怎么过呀?人都是肉长的身子呀。开会的时候,我和夏茸尕布看着群众中的那个气氛那个神情,心揪住了。夏茸尕布副州长悄悄对我说:‘呵呀!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我说‘实际情况就这么个呵!’……

“1961年落实政策,托莱牧场场社分家。藏族大玉部的环科尔部落由夏茸尕布主张留在牧场了。蒙古族各部落的大多数都到了社里。托茂公旗的蒙古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他们留下了17户人家。从场里分出来的100多户牧民和90,000多头(只)牲畜都交给了祁连县,人畜都占托莱牧场的一半多一点。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野牛沟、科科莱一带。还有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默勒、札萨一带。他们没有马,有的人家连帳房也没有,没有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用品。我给县委汇报了以后,县委马怀永(译音)书记从县财政拨了两万元,那时候两万元不少。用这些钱买了一些鞍子、皮绳、欧塔(牛羊毛织的口袋)、冈木琼(装炒面、酥油和曲拉的小木箱)、木箱和帳房毯子。经副省长点头同意后,县上派我去马场调了700多匹马。这样,才安置了搬迁的群众。这一下从海晏县搬迁过来的牧民们的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唉!在这之前,这些牧民真是受苦了。说起这些,他们就哭。不能不哭呵!


“1966年,‘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开始了。‘四清’工作团在团长李恩普和副团长衣竹林带领1436名工作队员进驻祁连县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和牧区。

“以‘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衣竹林为首的‘四清’运动工作团捏造了一个惊天大冤案,就是‘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说我和郭振国一起搞反革命叛乱。

“郭振国是门源苏吉滩的藏族,是当时的祁连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我当时是副县长。这个冤案从县长到各公社书记、主任和通信员,牵连了414人。涉及到了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公社、学校。好多干部这一次整掉了。‘四清’工作团专门把我审了15天。审讯小组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再给我们穿上皮大衣、皮帽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样直淌。

“用酷刑就有十多种:脖子上吊磨盘石、拔头发、火烤、烟熏、用烧开的酥油往头和脖子里倒、开水往裤裆里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假案的制造者就是以衣竹林为首的一部分人,衣竹林原来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因为搞假案,上面把他的厅长撤了,调到公安部当一副科长。不知怎么调到青海省公安厅当起副厅长来了。那几年,他去尖扎县,把尖扎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接着他去化隆县,把化隆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然后去循化县,把循化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来到祁连县,又把祁连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是个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团假案的专家。

“因为我过去对1958年的叛乱和海晏搬迁说了些意见,‘四清’运动工作团说我是反革命,给我定了14条罪状。当时我想,我肯定有小错误,但没有大错误。更没有反革命和叛乱等罪。

“衣竹林说我在1958年搞了叛乱。我说:‘我没有参加叛乱,这样的事没有过。’我对他说:‘你把58年搞叛乱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难道对吗?58年你带的我们公安厅的工作组呵!你是带队的,谁去了谁没有去你都清清楚楚。循化叛乱了,我在哪儿?我在泽库,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难道忘了吗?你忘了我给你提醒。’他戴着个眼镜,他把眼镜扶了扶说:‘哦!1958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的血直往头上涌,如果他再把1958年叛乱的帽子往我头上扣,我就真想把他杀掉。我说:‘你想起来就对了!’他又说:‘那你这一次是第二次叛乱。’唉!

“他又把我叫去谈话。他说:‘我们本来不相信你搞叛乱,你是公安厅的人哪!但是现在证明你搞叛乱的人有多少?有80多个!你就是参加叛乱了。’他又说:‘你暗地里参加了海晏叛乱,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说过:海晏搬迁,一户人家三头牛,半个帳房,武装押解。黑天半夜地迁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饿死了多少。你还说过1958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年的叛乱是汉族镇压少数民族。这些都是你说的吧?还有,你为什么从马场赶了那么多的马?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要马?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乱的证据。’噫!就这么给我定了14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审问。我说:‘叛乱我没有参加,这样的事也没有。’他们说:‘你是个不简单的人,为啥没有(参加叛乱)?你还准备请国民党。’我说:‘请国民党是没有的事。’他们说:‘你那时候从海晏拿来了个电台,你还拿来好多枪……’天哪!我到哪里去拿电台拿枪呢?他们说的电台是怎么回事呢?我慢慢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妻子有个小木箱,里面装些梳妆用的东西。小木箱上面有个老虎的图案。那个小木箱是我从海晏拿到在多伦的我妻子的姐姐家放下了。后来我妻子的姐姐让我拿回去,我就拿到家里了。当时有几个人见了我妻子的这个小木箱。张某某和杜加都见了。唉!就这么个小木箱嘛!还能有啥?真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个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证。这就开始审问了。‘你的电台呢?你是怎么联系的?’呵呀!白天整、晚上整。有七个人看守我。晚上睡下后,到半夜整起来再审问,白天开批斗会。

“当时,托莱牧场场社分家时,我们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多伦一带。这也成了一条罪状。他们说:‘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团安置到默勒、多伦。你说那个地方地形好,攻不进来,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说‘那我是给谁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是下面的人说的。是胡某某说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说了。’他们指名道姓地说张某某怎么说了,邓某某怎么说了。呵呀!整得凶呵。我说:‘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你们好好查查。’

“衣竹林、张光汉(译音)和公安厅一处的科长,都硬要让我承认参加叛乱了。很多人是被打得无法忍受时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乱说自己参加叛乱了。他们让我看了一些说我参加叛乱的材料。一个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聂步腾是我们的头是哩,郭振国是比他大的头是哩。我们叛乱过了。’这是哈尔盖贝子王爷的媳妇写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译音)写的:‘他(指聂步腾)是海晏的县长,我们的妹夫是冈察的县长,久美是祁连的县长。’问‘这些是谁说的?’回答是‘聂步腾说了,是他任命的’。后来我问郭正海‘在部队上的时候,你是给我当过班长的,你怎么胡日鬼,你怎胡说哩?’他说:‘唉!打得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就编了这么个事。不说你再没有人呵。’我说:‘有这么个事情你怎么说都可以,就根本没有这么个事情,啥也没有呵!你们是怎么编的呵?’后来,青羊沟的大队书记罗罗对我说:‘阿格玛(藏语的感叹词),那时候审讯的时候把我打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就说了你是叛乱的头子。实在对不起呵……’我说:‘你现在道歉有啥用呵?’当时审讯一个人,不仅要逼得他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叛乱,还要让他拉上别的人,必须让他承认有别的人参加。

“我算了一下,当时衣竹林等人搞刑讯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12~13个,还有群众死掉的都没有算。扎马什公社的书记王春龙(译音),他是从山东逃荒来到这里的。他在侧所里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长卓玛是札萨的蒙古人,他也上吊死了……不少呵!一天价说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叛乱,最后把一些汉族干部也整了。

“这些所谓搞叛乱材料是怎么来的?当时在工作上开会的事情全部成了叛乱的依据。当时我们在野牛沟的大泉开会商量安置托莱搬迁过来的群众,划分草场和小队。就这么个事,在这次审讯中硬编造出了‘大泉北山叛乱会议’,还有个‘豹子崖会议’,豹子崖在阿日开,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也可以编造出你去过,而且开过叛乱会议。严刑拷打下,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些就害怕了,就说我参加叛乱了,他参加叛乱了。胡说在哪里开会了,在哪里叛乱了。本来都是安排生产的,传达文件的。那是人民公社时候呵,那个时候会议多,安排生产的事情多。唉!最后都成了么反革命叛乱的会议。
“当时托莱牧场七分场牲口不够,每一家安排了一只羊,共25只。就给那里的老根托定了个以宰杀牲口为名搞反革命叛乱。在那里整老根托,逼得大泉的劳布桑和先巴招供,说我们吃肉搞叛乱了,我们的头头是谁谁谁。这样又牵连了一大批人。

“最后查来查去,这些人啥事也没有,根本就没有个叛乱。都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他们是怎么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头的时候,他们挖了一个坑,把老根托推到坑里,然后用沙土再埋他,埋得只剩下他的头,然后让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最后,工作团要撤的时候,他们要我在材料上签名。我没有签名。他们的局长不行。我又写了个材料,说我有重大错误,但死都没有承认他们说的‘叛乱’。因为这个材料,又把我批斗了两天。

“衣竹林亲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上去后,州委书记王风(译音)发火了,他说:‘你们这次搞的这些案子,这么大的反革命集团,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公社主任、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全部搞反革命,那我们海北州是干啥的?我们一个州委是干啥的?我们管着十个县我们还管不成?这个材料我们不同意、不研究。’实际上就是这样,海北州十个县的县长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职不失职?你州委在干啥?

“州委说话了。最终我没有去劳改。‘文革’开始后说我不老实,又和当权派们一起挨批斗。我一直在临时工作,自来水厂、水泥厂、砖瓦厂干。至到1979年落实政策后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最惨的是郭振国。1958年他被捕后来又释放了,恢复了县长的职务。1967年‘四清’运动中又逮捕了他,整整坐了14年的牢。这个事还得从头说起。那个时候县武装部的一个干事,打野牲到山里去后不知怎么就上吊死了。他的马背着马鞍跑到小八宝了。郭振国的媳妇在那里的奶厂当工人。海北州军分区的两个干部到祁连了,他们说这是被人杀死的。把这个人命案就毫无根据地扣到郭振国的头上了。说他搞反革命叛乱杀了人。整来整去最后就凭空捏造了一个‘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说郭振国和我搞反革命叛乱的案子。开始逮捕审讯群众和基层干部。结果,祁连县全县七个公社的28个公社书记和主任,除了一个牛春发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人们说‘四七二十八,剩下了个牛春发’。说的就是这个事。牛春发是个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书记。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还是藏族、汉族和回族,都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到1978年‘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案平反了,他被释放了。安排了个州政协秘书长的工作,两三年后就患癌去世了。他们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呵!他的父亲抓掉了,在监狱里折磨得只剩一口气了,出来就死掉了。他的一个堂哥抓掉了,释放后在冈察没处去,他走到阿日开还是在鄂博后,连病带饿死掉了。他的兄弟们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整惨了。郭振国呢,白白坐了14年的牢。

“郭振国释放出来后,我给他说:‘你把你的情况要向有关方面说一说,你也应该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迫害,你应该上诉。’他说:‘唉!把我安排掉就行了。中央那么大的官都整死了,我算啥哩?我还说啥哩!’那好,事情就这么扔下了。

“过了几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组来查,当时来了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州委书记和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他们查了以后没有这个事。有个啥呢?都是开了会喝了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乱活动的事呵!那个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国没有丝毫的关系。

“一个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西宁文化街,公安厅家属院的门口。我说:‘厅长好着散!’他说:‘你好着散!’我说:‘我好着哩。’他说:‘你平反了没有?’我说:‘没有平反。你不平反谁给我平反哩?’他说:‘你没有事。我给调查组说过,你没有事。郭振国是反革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郭振国是反革命?路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就不看一看呵?你有啥证据?你有啥人证、物证?’他说:‘人证有罢。’我说:‘人证他见了(郭振国搞反革命叛乱)吗?是怎么个情况?是参加会了还是做了啥?’他说:‘这……这……这……,这个说来也伤脑筋得很。呵,好好好……你忙去。呵!再见!’然后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还在坚持郭振国是反革命!

“这么一个人,他害了多少人呵!”

【转载根据原文校对整理并拟题配图】 _(博讯记者:草虾) (博讯 boxun.com)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10/02/201002230615.shtml

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国是最大敌人

俄罗斯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俄民众认为美国是朋友,中国是俄最大敌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周人报道。

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广播频道“莫斯科回声电台”在近日开通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的问题是:谁是俄罗斯最大的敌人?答案有三个选择:美国、中国、很难回答。最后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敌人,引起各方关注。

到2月中旬民意调查停止后,共有约6000人通过互联网和打电话参加了此项民意调查投票。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俄罗斯人中,有3554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敌人,占57.1%;而只有30.3%的俄罗斯人认为美国是俄罗斯的敌人;另外有12.6%的俄罗斯人表示很难回答。

此外,还有数百人通过打电话到电台投票:其中77.9%的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敌人;2.1%的俄罗斯人认为美国是俄罗斯的敌人。在打电话的人中没有人选择很难回答。

俄媒体评论说:这项民意调查结果同一般外界认为的俄罗斯一直将西方看作是主要对手的看法相差甚远。对于为什么俄罗斯人会认为中国是最大的敌人,除了关于两国间在多个领域的竞争加剧等表面原因之外,俄专家认为,中国的共产党独裁制度令人无法预测这个人口大国明天可能的走向,不可预测性才是最令人担心的。

俄罗斯知名评论人士亚辛在近日对此评论说:“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开始,直到今天,共产党政权所作的一切也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并为此目标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如果你问我中共明天的举动,我无法作出任何预测。”

此外,该民意调查结果已在一些互联网论坛中被传播,有中国人对此俄罗斯民意调查结果评论说:看了俄罗斯民意调查,我们或许会更容易理解这两年中俄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

以上是由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周人发自俄罗斯的报道。

2010年2月26日星期五

从中蒙双料间谍惨境 看港府前途

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认为,双面间谍的悲剧是特务的前车之鉴,他们也得考虑出路和下场。港府阻拦神韵演出,是出卖香港人民的利益,下场跟那些给中共卖命的特务没什么两样。

(大纪元)从中蒙双料间谍惨境 看港府前途棗专访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大纪元记者黄芩德国采访报导)据加拿大《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报导,41岁的心理学研究者蒙古国公民刚乎亚格(Gankhuyag Bumuutseren),曾为中共在蒙古和美国监视来自大陆的异己人士,后来也为蒙古政府监视中方。

自去年8月,和家人逃到多伦多的圣吉姆斯-安格里坎 (St. James Anglican)教堂的地下室,暂时获得教堂庇护。他目前三头不是人,因为恐惧,无法回蒙古或到中国,而加拿大政府又以间谍罪驱逐他出境,原因是他参与 迫害异议人士。目前他和太太以及3岁的女儿暂时住教堂地下室栖身,命运未卜……刚呼亚格承认他曾为中共政府作间谍,并表示害怕回到自己的故乡。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感到十分惭愧。想要道歉,说对不起。当时年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大纪元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旅居德国的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先生。席海明表示:这件事也是给那些特务的前车之鉴,他们 也得考虑出路和下场。对于香港政府阻止神韵在香港演出的事,席海明认为这是港府在出卖香港人民的利益,这些官员不仅要遭到香港人民的唾弃。共产党把他们利用完了,也会把他们甩了,下场跟那些给中共卖命的特务没什么两样。

记者(以下简称记):席先生,您好。对于刚呼亚格双料间谍案这件事,您是怎么看的?

席海明(以下简称席):这件事的特殊性在于,刚呼亚格不是内蒙人,而是蒙古国人,他给中共当特务让人不可思议。过去中共的特务、线人或耳目都是通过一种政治的威胁或说教。现在中共的特务全是用金钱收买,所谓的爱党、爱国都是假话和空话,他们真正爱的是钱。所以不仅内蒙人给中共当特务,像藏人、维吾尔人中都有中共的特务,汉人中更不用说了。但是外蒙人也给中共当特务,其实外蒙人连汉语都不会讲,为什么他要给中共当特务,不是说他觉得中共的制度好,或跟中 共有什么感情,而就是为了从中共那里拿钱,就是一种卖身投靠。做特务的人,不管是内蒙的、外蒙的、中国人、西藏人等都是卖身投靠。出卖自己的灵魂、自己的 同胞来换取金钱和利益。

记:听到被同胞出卖,您有什么感觉?

席:最初我心里十分痛恨特务,我们也抓过特务。特务是暗中隐藏的,让人讨厌,从道德上也让人瞧不起。像东德特务的档 案都留下来了,所以将来一定想办法保留这些人的档案,不能这个政权完蛋了,过去了就算了,他们又重新当好人了。这笔历史的帐一定要算清楚。这也是从道德上 我对他们特别看不起和愤慨。可是从另一层面来看,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挺可怜的。说穿了,他们就是为了那点钱,他们觉得那样能搞到钱。从道德上来讲,他不觉得是卑鄙可耻。就像是在这个金钱社会中,没有别的本事了,或者觉得这样利润更大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就像一种没有灵魂的只认钱的人。这样看来,他们也挺可怜的。不管怎么说,从道德上来讲,将来中共倒台了,给中共当特务的这些人,必须清算,不能一笔带过。

记:您认为中共会善待给它当特务的人吗?

席:韩信说过: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我觉得这些人都没有好下场。我听说刚呼亚格还被中共秘密地抓起来过,可能是中共觉得他不听话了。

记:加拿大《国家邮报》的报导说,大约2002年他曾被中共绑架。刚呼亚格说,那些人用电棍电他,用棍子打他,用电熨斗烫他。曾11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也没有喝到水。回到蒙古后,蒙古政府拘留了他,并酷刑对待,7天后才被释放。

席:当走狗的让人看不起。原来我在内蒙时,那些警察执行任务,表面上对我也挺凶的,但暗中他们有佩服好汉的心态。中共需要这样给他们当走狗的人,但他们又特别瞧不起这些人。当特务能够搞到有价值的情报时,他们会说你很重要、我们全靠你了。一旦价值过期,马上翻脸不认人。

记:这件事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如今的香港政府的所做作为。他们这么听从中共,阻止神韵艺术团到香港演出。一旦中共觉得香港政府没有价值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可能也是这样的。

席:香港阻止神韵演出的事,是中共在破坏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条约。中共失去了国际上的道德准则。表面上是港人治港,实 际上它的空间越来越被北京控制。按道理,请谁来演出又不是搞政治集会,如果香港真的是港人治港的话,共产党应该管不着。连这个演出都容不了,就是说中共连 遮羞布也不要了。本来中共还在香港制造假象,说是香港允许集会游行,是自由的。但是中共在逐步限制这些,派特务搞破坏,拉拢、收买和恐吓,现在更是图穷匕首见。神韵演出人们都愿意看,香港政府听从中共的,到最后一刻阻止神韵演出。其实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态是很虚弱的。

记:港府听从中共阻止神韵演出,您认为对香港的前途有无影响?

席:当然有影响。这就像是空间的争夺,本来中英已经签过合约,港人治港,你自己一步步退让的话,共产党是步步紧逼、得寸进尺。将来香港这种名义上的自由可能都保不住了。香港的官员这样做本身就是在出卖香港。有些人为了挣钱,和中共做买卖。但是共产党做买卖是掺杂政治的。像台湾到大陆做买卖的人,慢慢都被共产党套住了。共产党那些贪官污吏是惊人的有钱,但是外面的人要想挣它的钱,得符合它的一定要求,对有些政治理念的人来说,共产党的钱尤其不好挣,有时候要闭着眼睛挣昧心钱。像香港政府这样对中共俯首,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北京说啥,港府一点都不争,不去跟中共讲理,已经成了走狗和下属,出卖了香港人民的利益。最后的结果,这些官员不仅要遭到香港人民的唾弃,共产党把他们利用完了,对他们可能还是不放心,最好是派国安的人来治理香港,这样他们会两头不是人。

记:您对这件双料间谍的事,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席:刚呼亚格是外蒙人,出卖情报给中共,外蒙人也饶不了他,加拿大政府现在也要驱逐他出境,并不是因为他当过特务,而是因为他专门刺探民权民主组织消息的,西方人认为,这种人我们是坚决不收留的。他弄得三头不是人。这件事我觉得也是给那些特务的前车之鉴,他们也得考虑他们的出路和下场了。 http://www.mongol.org.uk/china/Page/100228_2.htm

关于所谓的什么“南蒙古过渡政府”

南蒙古蒙古人---
在网上,伍凡的“中国过渡政府”最近又成立了什么所谓的“南蒙古过渡政府”,这个是他们成立的多个地方政府(中国境内的各省)的一个。或许他们还会继续成立什么所谓的“西藏过渡政府”“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过渡政府”什么的。

在这个自由民主的网络时代,人们(包括一些个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但对于这个什么所谓的“南蒙古过渡政府”,本人不能苟同。觉得:他并非代表了南蒙古蒙古人的意志,也并非是蒙古人所建立的。它的目的,本人不想评论,但他的观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略知一二。譬如:“以联邦制和共和制的体制为基础,把各个民族组成一个联邦体,包括港、澳、台和新疆、西藏、内蒙和其它的少数民族,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这是我们的目标”(伍凡言)。

附:“南蒙古过渡政府”成立的"宣告"

在共产党的集权专制之下,人们失去了创造的能力与认真、诚实的观念,实体经济生产的产品都是不耐用的破烂货,有毒的食品、毛病百出偷工减料的电器,开胶的破鞋,蹩脚的服装等,文化生活更是假、恶、斗充斥媒体,没有平和、自然、友善的精神食品。在这种情况之下,汉人只能处处将就,关闭独立思维,象奴隶一样逆来顺受,吃着有毒的食品,用着漏电的电器,穿着破布一样的衣服,看着宣传暴力与乱伦的张艺谋电影。我们原住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与以上之垃圾格格不入,共产党未统治中国之前,蒙古高原的原住民有自己的实体经济生产体系,用自产的羊毛、皮革、奶、肉、木材等原料生产毛呢服装、皮衣、皮靴、皮袍、毛毡、奶粉、食品、家具、生活用品、生产器具等,讲求实用、方便、耐用,特别是产品都与蒙古高原的环境、气候、以及与原住民的生理独特性相适应,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成型的,是数千年的积累与选择,可是,共产党来了,什么都被破坏了,公有化、人民公社打碎了一切,原住民的实体经济生产体系被彻底消灭,邓小平的私有化更是第二次将原住民的实体经济生产体系从地球上干净地抹去,现在,我们蒙古高原的原住民穿着温州生产的透风的鸡毛服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瑟瑟发抖,因为买不到皮袍,买不到挡风的毛呢大衣,脚踏温州生产的人造革旅游鞋,冻得发麻,因为买不到羔皮长靴,喝着有毒的奶粉,因为没有工厂生产无毒的奶粉,吃着陈化的大米与面粉,因为没有草场放牧,早已吃不上肉,可是我们的祖先不是这样生活的,衣皮、饮奶、吃肉、骑马、游牧在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大自然,这才是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的生活就象食不果腹、破衣烂衫、到处企求的奴隶与乞丐,我们怎么了,这还是我们的土地吗,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恶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由蒙古高原的主人退化为共产党权贵富人的奴隶,我们的土地、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被抢走了。许多汉人一提到非汉人原住民的土地、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就将自私、无耻的一面暴露无遗,汉人文化的传统理念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一个行为加于自己后接受不了的,别人也同样接受不了。试想如果蒙古高原的原住民除了拥有蒙古高原外,还不满足,又去大批以所谓建设边疆{对蒙古高原的原住民来说,江、浙、湖、广启止是边疆、更准确地说是边疆以外的异族土地}、民族大团结的伎俩去到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破坏农耕生产,占领土地,汉人又会怎样想与怎样做呢,可是共产党政权的权贵富人不是已经做了和正在做着同样性质的恶劣暴行吗。如果江南人士不能再饮茶、不能再吃稻米,土地被抢不能种田,会愿意吗,会反抗吗,一个道理,我们蒙古高原的原住民因为被抢走了政治、经济的权利与土地而不能吃肉、喝奶与游牧,我们自然不会同意,我们也要反抗,我们要穿自己适宜的服装,吃我们需要的食物,用我们顺手的生活、生产器具,过我们习惯的生活、生产方式,我们要我们的森林、草原、河流、湖水不被抢走、破坏、污染,我们需要我们的蒙古高原,就如印第安人需要他们的迪迪卡卡湖与科罗拉多山,就如格陵兰人需要他们的冰原、就如汉人需要农田、就如拉普兰人需要驯鹿与苔原,就如西藏人需要青藏高原。当今天地球的人类支持西藏人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与精神信仰的时候,请来关注南蒙古原住民同样的需要吧,西藏人很幸运,仍保有青藏高原,可是,我们这些蒙古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达斡尔人不仅被剥夺了原有生活方式与精神信仰,就连我们的土地-蒙古高原也已经被抢劫、分割、污染、破坏,蒙古高原本来是我们的家园,可是我们还保有多少呢。

现在的内蒙古原住民群体生活得很苦,大多数的蒙古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达斡尔人都生活在人迹罕至的草原、林区,地下的矿不是他们的,河里水不是他们的,山里的树不是他们的,就连草原也被抢走了,因为共产党将他们的土地抢走、割裂了,无法再游牧,不能游牧的结果就是草场因无法轮作生息而沙化,沙化之后又禁止放牧,一个不能游牧的一家5口三代人仅有十几只羊,这就是今天内蒙古牧区的普遍状态。不是我们懒惰,一家子人才养十几只羊,是因为无草可割,为什么无草可割,是因为失去了政治权利与土地的控制权,土地不断地被共产党抢走,草场面积不断减少,共产党又把农耕式的分田到户也整到了草原{稍有蒙古高原牧业知识的人都知道,蒙古高原都是沙地,必须轮牧,改变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就是在违背大自然、长生天的意愿},原地不动地啃,草长不高,草根都被拔出来了,草原不能恢复。农民有农业的智慧,牧人有游牧的智慧,我们南蒙古游牧族群在蒙古高原已经形成了几千年,如果不符合大自然与长生天的意愿,早就被淘汰了,几千年以来延续的生产、生活、政治、经济模式是科学的,是历史证明与检验过的,你们共匪才存在几十年,懂得几个草原的知识,最初级的道理都不懂,养羊不是养猪,羊不能关在圈里,否则会死的,也不长肉,养羊必须有冬草场与夏草场,要在不同的地域转场与轮牧,毛、邓、江、胡、温这些养猪出身的纳粹马列子孙就不懂,否则就不会在搞耕地分田到户的同时将草场也分了,而分草场、原地啃就是造成今天南蒙古草原大面积沙化、沙尘暴都刮到了日本的根本原因。另外,不断加剧的抢夺、破坏式采矿又污染了草场、河流,矿山老板用河水洗矿,截断抽干,不仅污染环境,还导致羊与人饮用水困难,矿山老板勾结当地公安政府、黑恶势力暴力镇压当地牧人的反抗,人们毫无办法,已经没有游牧的权利了,哪也不能去,土地是沙土地,又不能耕种,喝水都困难,进城打工没人用,汉语能力有限,更不会用汉语互联网,还受歧视,被骂作死老蒙古,只能原地等死。曾经有一位蒙古老人,草场与水源被矿山污染,当地政府不管,进城信访,可是用汉语说不明白,连市政府都找不到,就是见到了贪官污吏们,估计也是屈辱而归。

毛泽东时代,因战争、饥荒、鼓励生育等错误造成了庞大的南方孤儿群体,毛泽东、周恩来将上海等南方孤儿群体与知识青年都送到内蒙古草原,蒙古母亲用博大的胸怀与营养丰富的乳汁接纳、养育、保护了汉人的子孙,但是今天,当长大的知青、孤儿再回到内蒙古举行内蒙古知青、孤儿联谊会的时候,可曾知道,用乳汁喂养他们长大的蒙古母亲不仅老了,连干净水都喝不上了,饭都吃不饱了。怪谁呢,中共!

2009年内蒙古的GDP增长率达到16.7%,全中国第一,为什么,因为大量开采能源、资源、各类原料。煤炭产量已超过山西,全中国第一,石油、电力、天然气、铁矿、稀有金属、粮食、肉类、木材、水果大量运往全中国,权贵富人将纸币交给中共,拿走了内蒙古的好东西,然而我们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蒙古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却什么也得不到,拥有的只是被污染的土地、河流与因采矿而被破坏的大自然以及漫漫的黄沙,就是在今天,经过被共产政权大量殖民后汉人已占多数的内蒙古,人口密度不过才每平方公里20几人,比地广人稀的美国人口密度还低,如果内蒙古实行联邦制、支持民族自决与自治,那么不难想象,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应是多么富足,可是,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之下,原住民过得连非洲都不如,内蒙古的人吃不到羊肉好象是个笑话,可这就是事实,羊因没有草场而越来越少,优质的大尾羊还不够全国各地的权贵富人们享用呢,内蒙古人没有钱买。虽然自古就居住在蒙古高原,但是却失去了政治、经济权利,只能看着中共与同伙权贵富人将本属于自己的财富运走。2009年内蒙古的GDP增长率达到16.7%,全中国第一,这不是证明蒙古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以及所有内蒙古百姓在中国富得最快,是证明了中共与同伙权贵富人在南蒙古抢劫财富的速度最快,抢的财富更多了,因为钱都进了中共与同伙权贵富人的腰包,而不是内蒙古百姓的腰包,更不是蒙古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等等原住民的腰包。

南蒙古原住民的宗教信仰、文化、精神的自由也被共产党践踏了,更谈不上尊重。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这说明,地球的人类认可、承认、尊重藏人的宗教信仰、文化、精神,蒙古高原原住民的精神世界深受藏传佛教与西藏文化的影响,在不放弃萨满教的同时接纳了藏传佛教与西藏文化的精神内存,甚至,藏传佛教已经成为蒙古高原原住民最主要的宗教信仰,达赖喇嘛称蒙古人为兄弟,蒙古人称西藏人为精神世界的老师,这就是说,我们的宗教信仰、文化、精神同样是为人类所认同,但是实际情况是蒙古高原的原住民的人口比西藏人口多,却少有人为我们呼喊。那么只能由我们自己呼喊。蒙古国在摆脱了苏共统治实现民主化之后,真正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数公民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几乎每一个社区都有寺庙,人们的心灵有了神的保佑而不再孤单。南蒙古原住民的宗教信仰、文化、精神的自由只有在打倒共产党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因为共产党操控一切,包括神。

2008年西藏出现大范围的抗议,而遭中共屠杀,2009年被共产党弄到广东当奴工的维吾尔人受歧视被打后,新疆出现了75事件,内蒙古没有出现上述原住民集体事件,是因为原住民居住分散,大多在牧区,又加上秉承了藏传佛教的精神而性格内敛与宽容,且游牧民族心态乐观与坚韧,所以,尽管许多牧区百姓的年人均收入仅有几百元,还是没有出现集体反抗。共产党人搞的经济援藏与组织维吾尔人外出打工等伎俩实为掩耳盗零,抢了人家的金戒指还给人家一个瓜子。蒙古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族群是中共制下人均收入最少的群体,而又是原本拥有最多资源、最多能源、最多土地的群体,共产党人将我们这些人当成头脑迟钝的奴隶,真是瞎了眼。蒙古高原的原住民与维吾尔人、西藏人要走同一条道路,打倒中共,收回政治、经济权利,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事务,有自治、自决的权利,完全拥有与支配本属于自己的财富,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民主国家无一例外地保护原住民的土地、政治、经济权利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不断地反省历史上的罪责,例如美国、加拿大于印第安人,芬兰、瑞典于拉普兰人,新西兰于毛利人等,这已是全人类的共识,可是中共与同伙权贵富人却在变本加厉地对蒙古高原的原住民继续作恶。过渡政府赞成打倒中共、实现联邦制、支持民族自决与自治,这是最科学的选择,也是我们合作成立南蒙古过渡政府的原因之一。伍凡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中曾讲过,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内蒙古问题,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达赖喇嘛所强调的自治、自己管理本地区政治、经济事务、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与信仰是好的办法,美国与加拿大等国的联邦制也很好,联邦内的各省、州、区都能自己制定本地区的法律,以适应实际情况,另外,如果这个联邦制的国家搞得好,法治、富足、民主,又有谁愿意分离出去呢,例如,波多黎各与美国、魁北克与加拿大。对于伍凡总统以上的政治见解,我也有同感,愿长生天保佑蒙古高原的原住民。

过渡政府的议长袁红冰先生就曾生活在蒙古高原,还写过《自由在落日中》等描写蒙古高原原住民的书,可能要比我的文字更清晰与具体,关注蒙古高原原住民悲惨生活状态的人士可在互联网上拜读之。

今天的南蒙古原住民既不是生活在现代科技社会,也不是生活在成吉思汗时代,而是生活在地狱,西藏人有达赖喇嘛,我们有谁呢,为原住民呼喊的内蒙古大学教师哈达至今在监狱,已经十几年了,我们必须发出声音,希望过渡政府能为我们发出声音。过渡政府的公务人员们很努力、有效率、我们也决不懈怠,让我们冲破这黎明前的最后黑暗,当中共被解体,真正建立民主联邦制政体的时候,我们再相会,奏起马头琴,喊出呼麦,唱起祝酒歌,象马一样,同我们的伙伴草原狗一起,在绿色的草原上自由地飞奔,不用再担心共产党恶人拿着枪抢走我们的草原。

努力,长生天永远在保佑我们。

天本来是蓝的,草本来是绿的,羊本来是白的,河水本来是能喝的,南蒙古的牧人们本来是自由的,可是,共产党来了,所有美好的生活都不存在了,我们变成了他们的奴隶,汉族的人啊,我们并不仇恨你们,我们仇恨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本来,你在长城南,我在长城北,呼吸着同样清洁的空气,可是,当中国共产党占领了中国,我与你都成了他们的奴隶,可是你们并不知道,我们生活得比你们更奴隶。我们不喜欢暴力,只希望象兄弟一样与你们共同努力,打倒中共。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中共二者兼具之,它是我们痛苦的根源,是我们不同族群的共同敌人,必须打倒它。在打倒中共之后之后,我们再请你们汉人兄弟吃手把肉,商谈兄弟之间的事情。西藏人有他们的达赖喇嘛,为他们说话,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我们南蒙古的人们没有我们的达赖喇嘛,但是今天有赞成联邦制、支持民族自决与自治的中国过渡政府开始为我们说话了,达赖的汉文意义就是大海,中国过渡政府就是大海,我们能驾船在大海上航行,驶向幸福的彼岸。南蒙古过渡政府的成立是对中共政权的宣战,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愿长生天保佑蒙古高原! 将这首歌献给世界上所有关注南蒙古原住民的人们:

歌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作词 席幕容 [台湾的蒙古人]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好大,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 生活在草原,我们才有自由,回到草原,我们才能流泪,因为这是蒙古高原,我们的家,我们是蒙古高原的孩子,但是,现在,草原丢了]

南蒙古过渡政府

2010年2月23日

【感言:感谢伍凡总统、唐柏桥先生、曾在内蒙古生活过的议长袁红冰先生以及过渡政府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建立了过渡政府这样有效的灭共利器,过渡政府才是我们心中的合法政府,我们赞同联邦制,支持民族自决与自治。】
http://www.gdzf.org/cn/index.php/2008-10-30-07-03-27/2008-10-31-12-02-53/790-2010-02-24-15-53-05.html

2010年2月24日星期三

蒙古相扑爱好者呼吁国家阻止相扑运动员入日本籍

乌兰巴托1月10日电:10日,日本相扑1月赛事在东京打响,蒙古国共有12名大力士出战。远在蒙古国的相扑爱好者再次进入到狂欢状态。同时痴迷相扑的蒙古国民众提醒政府应高度重视蒙古国籍相扑运动员加入日本国籍一事。

据悉,到目前已有5名蒙古国相扑好手把国籍改为日本籍。一些相扑爱好者甚至表示,政府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应让蒙古国的相扑运动员或其他项目上的优秀运动员保留双重国籍。

由于条件优厚,蒙古相扑运动员纷纷加入日本国籍,这引起国内相扑爱好者的极大不满。

10日,蒙古国多家电视台转播了日本相扑新年第一场赛事。蒙古国相扑研究者和爱好者纷纷表示,1月赛事夺冠热门人选仍然是蒙古大力士横纲朝青龙、白鹏和大关日马富士。而在第一天的比赛中,这三位大力士均以绝对优势战胜对手。

蒙古国南戈壁省发现20多只狐狸患狂犬病

乌兰巴托2月22日电:蒙古国南戈壁省近日发现20多只狐狸患有狂犬病。防疫部门认为,该病有可能已传染给当地的狗和骆驼等家畜。

蒙古国防疫人员说,南戈壁省曼莱县日前陆续发现有20多只狐狸攻击牧民家的狗和骆驼等牲畜,经检测这些狐狸都患有狂犬病。当地警察局、紧急情况局和兽医部门已组成工作组,在疫点附近开展防疫工作。

南戈壁省紧急情况局专家阿迪亚巴特尔说,为防止狂犬病蔓延,已给疫点附近的牲畜注射了疫苗,工作组正在设法捕杀患狂犬病的狐狸。

蒙古国防疫人员指出,狂犬病病毒可以长期潜伏在狐、獾、狼、蝙蝠等野生动物体内,并在野生动物中广泛传播。在人口较稠密的城镇,狂犬病病毒主要由染有该病毒的狗和猫通过抓、咬传播,可导致人患上狂犬病,致死率极高。及时正确地处理伤口并注射疫苗可使人和动物免于罹患狂犬病。

布里雅特人在蒙古的活动(1921-1928)

专题研究丛书--作者简介:蓝美华,美国哈佛大学内陆亚细亚与阿尔泰研究(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哲学博士,目前任教于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教授北亚民族史、中国民族关系研究、民族问题、影视民族学等课程。
著作:「外蒙与中共关系之研究(1952-1984)」、「新政在蒙古」、"Soviet Policies Towards Mongolia,
1917-1924"、"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A Pan-Mongolian Endeavor"等论文。

论文摘要:
布里雅特人是蒙古人的一支,早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他们的居住地即成为沙俄帝国的领土。 由于他们在语言文化上得以沟通俄蒙两族,因此在沙俄时期就是俄国政府用以扩大其在外蒙影响力的工具之一,到了苏俄时期此种运用愈加明显,本世纪二○年代布里雅特人在外蒙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部份布里雅特人在外蒙担任共产国际的代表、政府官员或其他重要职务,对外蒙独立初期政治路线的走向有其影响力。 虽然具有为苏俄政府利益服务的性质,但他们也试图利用此种角色为蒙古人(尤其是布里雅特人)谋取利益,有些更是泛蒙古运动的支持者。 尽管角色重要,但他们在外蒙的种种作为并未完全得到俄蒙双方的肯定,在三○年代的大整肃中,他们在外蒙的势力遭到铲除,结束了外蒙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

中国少数民族概论(上) --理论及其历史渊源

英文譯名: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of Mainland China----theories and it's history

中国为一多民族国家,根据中共的民族识别制度,认定在中国境内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分布区域占大陆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而且大多散布于邻国接界的边疆地区。中国的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 – 汉族,不论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历史承传、血缘、居住、服饰、饮食、思想观念等各方面均截然不同。因此,上述少数民族所分布的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均与汉族为主的内地地区,呈现完全不同的风貌。

在后冷战时期,由美国洛杉矶的种族暴动、巴尔干半岛的种族清洗,到苏联解体,各自治共和国独立、车臣的惨剧等事件中,我们可以了解,种族或民族之间的冲突,已是目前世界问题的主流。

中共在崛起过程中及建立政权之后,又如何面对「领土统一」、「国家整合」等问题。以奠定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基础。

一. 课程介绍
二. 世界民族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
三. 民族问题原因试探 – 划圈圈的习性、Ethnocentrism
四. 「民族」、「少数民族」概念与理论
五. 从地理与历史角度看传统中国的民族问题
1. 自然环境的特征:内地vs.边区
2. 历史上的发展:中国历史的正统观,汉vs.非汉
3. 清朝边疆政策之后遗症 – 隔离政策
4. 民国时期之政策 – 同化与融合
5. 中国解体的危机 – 中国境内各式的泛民族主义、泛蒙古运动、泛突厥主义、大西藏主义、大傣主义 ……
6. 台湾的尴尬 – 本土化与新台湾人主义
六. 中共对传统民族问题的因应
1. 改良式的马列主义理论
2. 借镜苏联、东欧的经验
七、中共处理少数民族的对策
1. 早期的承诺
2. 民族识别
3. 民族区域自治
4. 民族干部的培育与民族教育
5. 民族语言政治策及其他
八、中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及其特色
1. 青康藏高原
2. 新疆
3. 蒙古
4. 东北地区
5. 西南地区
6. 其他
九、文革时期的极左政策及其影响
十、大陆民族问题方兴未艾
1. 南蒙古独立运动
2. 西藏独立运动
3. 新疆分离运动
十一、结语: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与未来发展


参考书目:
1. 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民77)
2. 林恩显《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台北:国立编译馆,民83)
3. 金涛、孙运来主编《世界民族关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4. 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6. 费孝通《中国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7.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正中书局,1993)
8. 石之瑜《中国的民族问题》(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民88)
9. 薛文郎《清初三帝消灭汉人民族思想之策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80)
10. 班及迪克‧安德森着,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文化公司,民88)
11. 杨逢泰等《民族主义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82)
12. 熊锡元《民族理论基础》(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13. 刘学铫《淡水河边谈国史 – 你,是中国人吗?》(台北:作者自印,民84)
14. 田继周等《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15. 李信成《中共民族自制的内在意涵》(台北:政大大陆事务班、东亚研究所联合论文发表会论文,民84)
16. 周昆田《边疆政策概述》(台北:蒙藏委员会,民67)
17. 洪泉湖等《两岸少数民族问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85)
18. 郭大烈《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19. 彭桂英《苏联与中共少数民族政策之比较研究》(台北:政大三民所未刊硕士论文,民80)
20. 张尔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1.杨锡元:民族理论基础,民族出版社,北京,1989。
22.赵洪慈:中共政权少数民族政策,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台北,民六五。
23.国立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编着:我国少数民族概况研究,政大民族所,台北
,民八一。
24.国立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编着:中国大陆少数民族政策之研究,政大民族所,
台北:民八三。
25.国立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编着:中华民族语文概况研究,政大民族所,台北,
民八三。
26.国立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编着:中国大陆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之研究,政大民
族所,台北:民八四。
27.刘学铫:淡水河边谈国史——你,是中国人吗?,作者自版,台北,民八四。
28. Ted Robert Gurr, Barbara Harff着,郑又平译《国际政治中的族群冲突》(台
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1999)
29.Chen Chung min etc: Ethnicity in Taiwan: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994.
30.Gerard A. Postiglione: “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Educational Chang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22 no.1(1992).
31.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Harvard Univ. press, Cambridge,
1976.
32.Lincoln Kaye: “Territorial Arroganac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48
no.17, May, 1990.
33.Thomas Heberer: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 Rader
Verlag, 1987.
34.Thomas Heberer: 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 Armonk,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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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只不过是蒙古人的监狱而已!

鄂尔多斯高原的成吉思汗陵于1956年改为落地建筑,被蒙古族奉为民族缔造者的成吉思汗的遗物被蒙古人世代供奉已经将近800年,这就是坐落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成吉思汗陵。但自2004年开始,当局同汉人开发商开始扩建改造成吉思汗陵,令蒙古人怨言满腹。引起民愤的当地文物当局说改建旨在令成陵景观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更相称,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也给开发商人和开发官员带来无限的商机和利润。

蒙古人在八个白色毡帐中(“八白室”)祭祀成吉思汗的做法,是在成吉思汗去世后,其三子窝阔台(1186-1242)继承汗位后开始忽必烈汗(1215-94,成吉思汗孙)完善的祭祀制度,从蒙古各部选500户专门负责祭祀,被称为达尔扈特人。

虽然成吉思去世后被安葬于漠北蒙古本部之地, 但15世纪“八白室”的鄂尔多斯部(鄂尔多斯蒙语意为宫殿)入居河套,所以祭祀的仪式则一直在鄂尔多斯高原被延续承袭下来。为了维系满清帝国统治的合法性(满清皇帝自认承蒙古汗统),1696年满清康熙帝封世代守护成吉思汗陵墓的500户达尔扈特人为盟,免除役税,世代沿袭,专事守护祭祀。

二战期间,日军逼近西蒙地区后,国民政府为拉拢蒙古,于1939年5月,用军队护送八白室文物,将成吉思汗陵转移至甘肃文物途径西安,10万人隆重祭奠;国民政府和中共籍此笼络蒙古人民族势力,连地方军阀也不忘民族统一战线。1949年夏,当解放军部队进逼马步芳盘踞的甘肃,马步芳将成吉思汗“灵柩”等物劫至青海并存放于塔尔寺。

1954年4月,在乌兰夫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期间,成吉思汗陵从青海被移回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但是1956年完成落地建筑后,中共政府取消了传统的移动毡帐祭祀方式。1966年9月,被世代达尔扈特人保护将近800年的成陵文物在红卫兵打砸抢中被毁。

73岁的沙日勒岱是继承了祭祀传统的达尔扈特人文革后当局为了修复遭到破坏的民族关系,成吉思汗陵在1979得到修复。但是随着成陵旅游收入增加,当地政府把成陵及周围80平方公里,达尔扈特守卫了数百年的绿洲卖给一家即非达尔扈特人,也非蒙古人的私营汉人公司搞商业开发。据媒体报道,该公司老板计划新建一座规模更大的陵墓建筑,取代原有的成陵。

成陵自清初起就一直安放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一个叫做伊金霍洛的地方,伊金霍洛在蒙语中意为“主人之地”中共的各种运动期间,以及后来市场经济中,“主人之地”先后被打砸抢,被官商圈地开发,在当地蒙古人眼中充满了讽刺。当地达尔扈特人开始联名进行申诉活动,控告开发公司侮辱成吉思汗(指开发商将成吉思汗的名字印在拖鞋上),侮辱全体蒙古人。

蒙古人认为:私人开发搞得在蒙古人当中造成恶劣影响,汉商开发背后有政治用心。由于私人圈地开发成吉思汗陵引起了蒙古人广泛不满,当地政府在2004年一度曾经非常紧张。很多蒙古族维权人士被捕,互联网中有包括成吉思汗、乃至上街等关键词语被屏蔽,蒙古国的流行乐队在内蒙的音乐会被临时取消,以防止学生聚众抗议。

今年73岁的沙日勒岱是仅存的几个继承了传统祭祀传统的达尔扈特人,他说,成陵没有达尔扈特人做祭祀就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成陵的核心是达尔扈特人萨满通灵祭祀仪式,就是这种活的传统和信仰维持了几百年,成陵的传统大于建筑和陵墓的外在形式。

纽约城市大学的蒙古学学者,现任英国剑桥大学的内蒙古人教授布拉格认为,成陵传统被淡化,部分原因是学界片面注重所谓“科学物证”,许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到在蒙古国寻找成吉思汗陵墓,而被达尔扈特人维系的活的传统被忽略。

"炎黄子孙"和"成吉思汗子孙"曾经是两个被并列使用的概念。在中国民族历史研究因为涉及多民族国家的法统问题,所以一直十分敏感,内蒙古尤其如此。当局在内蒙古大学建蒙古学研究中心,当地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其背后用意在于同北部邻国蒙古一争短长,要表明世界蒙古学中心在中国。他们说,改建扩建成吉思汗陵的政治动机恐怕也在这里,毕竟世界蒙古族人口的大部分在内蒙古。

中共出于对港、台和海外华人的统战需要,以“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类不伦不类的华夏文化概念代替非汉各民族的集合体,引起非汉民族认识非议。蒙古族学者茂傲海说,既然黄帝进行官方主办的公祭仪式,为什么成陵不能搞公祭?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初期,“炎黄子孙”和成吉思汗的子孙是两个被并列使用的概念,后来这两种提法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族”这类不伦不类的所谓新概念。

民族国家的合法性

成吉思汗陵本来一直被蒙古民族主义者和泛蒙古主义者当作主要的民族象征。在上世纪初蒙古国独立时,就有布利亚特蒙古学者倡议将在内蒙古的成陵迁往北部的蒙古国。如达尔扈特人抗议所说的,如果当局不追究非法开发者的刑事责任,他们会将成陵迁移他处。

中共历史上一直将非汉民族工作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部分。但是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地方政府的趋利行为破坏了中共非汉民族工作的贯性,中国当局以为非汉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是一种政治资源,如同中国大力营造所谓的投资环境和面子工程一样,除去表面,本质上都是心理资源。

没有对蒙古人进行歧视的政策的满族人入关,是将满蒙贵族,视为高于汉人的民族。享有很多的特权,其结果是建立了满蒙联合政权。但是,民国以后到共产党执政时期,实行的是大汉族主义和中华沙文主义种族灭绝政策。

有一点需要说明:"蒙古"或Mongolia本来就没有。如今独立的蒙古部分或中央蒙古或北蒙古(中国人有一套历史形成的错误叫法:"外蒙古"和"内蒙古")."蒙古"意味着全部的蒙古,包括北蒙古,南蒙古,Buriad蒙古,西蒙古(所谓的"新疆"的大部分,尤其天山以北).这一点上,比起中国人,台湾人有更正确的理解!

成吉思汗的葬身之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是汉族人思维,蒙古皇帝葬身之处对蒙古人来说从来不是谜。史书上写明了是在蒙古草原就是在蒙古草原,该在哪就在哪儿,具体的位置蒙古人认为没有必要知道就不应该知道!这位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 KING 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掉的地位[不是King,叶护,而是Khan,皇帝]他在全体蒙古人的心灵世界里享有最崇高的地位。

最有发言权的人应该在内蒙古蒙古人吧! 内蒙的情况确实可悲,我在这片土地生活着,大量的汉人移民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涌入,破坏了这里的生态,也摧残了这里人民的思想。

只有尊重历史,才有未来。可惜现在成吉思汗陵在中共眼里,棋盘上是一种宣传的工具,一种旅游赚钱的方式。不过我仍能感觉到成吉思汗灵魂的威严,想同化或者泯灭这种威严是徒劳的。

将来中国推行民主化以后,蒙古族人和汉族人以及其他非汉民族人民都会把自己民族精神发扬光大。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共产主义思潮被证明是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人类思想自由的思想基础的。

我为成吉思汗陵悲哀,为蒙古族悲哀,为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人悲哀,但是无奈!

把"宪法是这么规定的"作为中国人友善对待南蒙古人的根据是天大的笑话。你自欺欺人是你的事,而我们这些受中国殖民统治过来的南蒙古人清楚地知道你们那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素质。你们的"宪法"不也规定你也具有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吗?你的政府是怎样为你兑现那些"权利"的?怎样对待你们自己的人民的?这些你心理应该很清楚——尽管你会无耻地继续狡辩既然你的政府不把自己的国人当人对待,怎么可能对待好我们这些被你们用武力和谎言来侵占的殖民地的非汉民族,南蒙古人呢?

要谈“人口比例那么少",首先弄清楚谁是谁没有中国的侵占,剥削和奴役,我们今天会占至少80%(要知道那20%还是给你个面子才说的)中国人:动动脑筋学会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吧!该是你们开始学会替别人着想的时候了!该是你们开始表现哪怕一点人性的时候了!

您可以到内蒙古去看一看,在那里的蒙古人们不懂自己的历史,学到的只是中原、中华汉人历史。不懂蒙古自己的语言,会说的只是汉语,民族文化教育几乎被埋葬!一般牧民的年收入只有250美元!

蒙古人不能公开提倡自己的文化,搞集体社会活动,哪怕是成吉思汗的诞辰也不允许搞纪念活动!这就是内蒙古的现实!可悲呀!有专家称:再过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内蒙古的蒙古民族文化和说民族语言的蒙古人将不复存在!

今天几家牧民有了固定电源,哪里来的厕所和自来水?不了解内蒙古,不了解牧民生活的汉人们!你们去内蒙看一看!天天沙尘暴,年年干旱,汉人把我们的家园糟蹋成面目全非,不要比蒙古国了,人家是自由民主的国家,而内蒙古只不过是蒙古人的监狱而已!!

民族、民族问题 -- 血缘、领土、主权

民族与民族问题支配者当代国际关系。在人类文明的诸多构成要素中,民族与民族问题占有突出的位置。综观当今世界,从车臣问题到巴以问题,都与民族、民族问题难逃干系。那么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与民族问题,如何认识近代民族与民族问题的发展演变,尤其是如何看待它对目前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

民族与民族问题

什么是民族与民族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在著名的古希腊史籍《历史》一书中,就有200多处用到了“民族”一词

当时人们对民族概念的认识主要与当时氏族社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识水平有关,是和“种族”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的,主要指“同一种人的共同体”。

可以看出,这时“民族”的主要指涉对象是具备相同血缘的人们。

在此意义上使用此概念一直延续到欧洲中世纪晚期。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与民族本身发展的相对稳定性有关;其次,考量这一概念在19世纪前后的发展,可以看出,地理大发现前各民族在语言、生活方式、经济活动方式,尤其是在地域上的相对固定有很大联系;最后,与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世纪末基本统一了整个基督教欧洲有关;公元800年圣诞节,罗马教皇把一顶金冠戴在他头上,查理曼正式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罗马帝国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了。从此皇帝成了欧洲中世纪世俗国家的代表。于是,中世纪欧洲人只有皇帝观念,却很少有民族概念。

到了欧洲中世纪晚期,人们之间相互迁徙开始自由化,不同区域的人们接触也更加频繁。依靠基督教联系起来的欧洲大一统的社会开始引起人们的思考:欧洲到底是否是个大一统的“国家”?如果是,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差异?如果不是,如何区分?何种标准区分?自然法告诉我们,人们在观察他人时,很容易以“地域”为标准。因此,这时对人们的区分开始有了“领土”的概念。这一变化意义十分深远。一方面,它使“民族”概念除了“血缘”因素外,也有了“领土”的内涵。另一方面,它深刻地影响了其后欧洲对国际关系的理解,甚至从根本上影响了现代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这从其后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为领土而争霸的战争、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上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以领土为核心的主权观”可见一斑。

同时,西欧资产阶级聚集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开始在西欧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资产阶级“联省共和国”首先成立。随后,英吉利、西班牙、意大利民族也相继在资产阶级国家统一中形成。尤其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狂热的法国人开始把微观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扩大到宏观层次上,发起了一场“高卢化”(Gallicization)运动。

当时的法国人,不顾其主体是法兰克人和其他北欧种族的历史事实,出于纯净其种族与强调其民族特性的目的,把自己的民族族源定位为前罗马时代的高卢人。他们甚至把该运动扩展到他们征服的弗兰德斯(今比利时和荷兰),强迫这里的居民接受“高卢化”的洗礼。这样,现代民族国家开始诞生了,也就是从神权下恢复国家主权“最高权力”的应有面目。从此,人们开始把民族(nation)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这方面,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证明:

其一,法国大革命后,虽然拿破仑复辟了帝制,并仍让罗马教皇给他“加冕”,但是,他却是穿着便装迎接教皇,并夺过王冠自己戴上。过去人们常以此来说明拿破仑的狂妄自大,而没忽落了其中的象征意义——“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是最高权力”,这种属于自己民族的权利是绝对不允许教权、神权凌驾于之上的,哪怕它是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主权。

其二,法国大革命后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明确宣布“(国家)主权的来源本质上属于国家(nation)”。

也就是在此意义上,民族除了此前所内含的“血缘”、“领土”因素外,开始有了“主权”的含义。事实上,就是今天,许多关注族际政治的学者仍认为,“民族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政治自治”

可以看出,在西欧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国家的创立与民族的形成是齐头并进,互为表里的。其后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民族化,在某种程度上既是这一内涵继续内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发展前提。此后的nation在西方就有了两层含义,微观意义上的“民族”与宏观意义上的“国家”。
  
自从有了民族,民族问题就开始出现。那么在概念上如何界定迄今仍然存在很大争论。有学者认为,“民族问题是和民族存在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表现在民族诸特征及其具体形式上的民族间的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

此意义上的“民族问题”主要指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由于在语言、价值观、经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

一般而言,民族问题的产生有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民族概念来看,人们正是根据民族的基本特征,或它们在总体上的表现不同,才将世界各地生活的不同人类群体,区分为一个个民族,是为了区别而产生的。正是由于这种自然上的差异,不同血缘与地域的人们在生存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磨擦、冲突和对抗。一旦有条件,这些问题就会在民族之间成为产生民族问题最直接、最基本的诱因。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当,也很容易产生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执政党和政府由于某些主观认识或其他原因导致有关民族政策错误,也会出现民族问题,如中国的民族问题,还有苏联与南联盟的解体虽由多种因素所致,但民族问题无疑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深层次的因素。
 
中国民族与民族问题

各种泛民族主义思潮直接影响着中国,如泛蒙古主义、大藏区、泛突厥主义、大哈萨克主义等。泛蒙古主义就是将蒙古国、中国的内蒙古、俄罗斯的布里亚特统一成大蒙古国;大藏区就是把西藏全境,青海南部,甘肃一部,新疆南部等,凡是有藏人生活的地区建立藏人独立国家;泛突厥主义极力宣扬“突厥民族至上”论,图谋营造一个以土耳其为首的,包括新疆地区的突厥国家联合体16;“大哈萨克主义”号召世界范围内的哈萨克人回归哈萨克斯坦;“朝、韩两国也打出“寻根归祖”旗号,提出“所有朝鲜族人是一个整体,不需要国家疆界”等口号,借此煽动中国朝鲜族的民族独立情绪。

泛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于多民族国家将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就要求我国在与相关国家的交往中尤其要重视该问题,如关于泛突厥主义,在双方努力下,2000年4月,土耳其领导人强调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新疆的维族人是中国公民,也不会支持“东突”。

最后,由于当今世界上各热点问题多与伊斯兰国家有关,加上《古兰经》教义“所有穆斯林是一家”,因此虽然中国有大概1800万信仰伊斯兰的人,但由于全世界大概有9亿多伊斯兰教徒,占信教总数的22.56%,。

从数据看蒙古国与“西藏自治区”

人口:蒙古国270多万 “西藏自治区”260多万

面积:蒙古国156万平方公里 “西藏自治区”120万平方公里

GDP:蒙古国109亿美元 “西藏自治区”250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30多亿美元)

人均GDP:蒙古国约2100美元 “西藏自治区”约1200美元.

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内蒙古乌海市

在一个对内蒙古城市的环境综合调查中,有9个城市是环境综合治理情况最差的,其中就有内蒙古乌海市,而在这9个城市中,第一个提到环境治理最差的就是内蒙古乌海市。

看了新闻的我再听到领导们的讲话,就觉的无比的刺耳,讲话稿中有称赞乌海市经济发展快的句子,说乌海市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人瞠目,在内蒙古自治区数一数二,可这种片面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污染环境的速度同样令人瞠目,在内蒙古自治区在破坏环境的速度都是数一数二的。

讲话稿中同样称赞乌海市委领导高瞻远瞩坚持科学发展观,难道科学发展观就意味着通过污染环境来发展吗?如果经济发展的评估中加入环境的因素的话,内蒙古乌海市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在历届的人大会议中多次提到绿色GDP这个概念,本人对引入这个指标来评价地方官的政绩持支持态度,可很遗憾的是,人大代表们也仅仅是提了提而已,只要提出来代表就完成任务了,实不实行,并没有人去关心。想关心的人没有权力和能力去推行环保,有权力和能力的又没把环保的事放在心上。使的乌海市的能源粗放经济在牺牲环境的惊人速度下惊人的发展。没有人去真正关心民众的健康,官员们只沉迷于经济增长的数字,只醉心于玩弄权术排除异已。

俗话说的好,上梁不正下梁歪,乌海市的领导之所以只片面的追求数字的政绩,和自治区一级领导一味拍马屁,眼光的短视是分不开的。

所谓“自治区”一级的领导都如此鼠目寸光,就无怪乎下一级的领导急功近利,忽视环境的重要性,只是一味的追求所谓的政绩而牺牲环境。

内蒙古乌海市做为所谓“内蒙古自治区”的四个直辖市之一,一直都是某些中共官员升官的跳板,早以前的市长搞了乌珠慕节(蒙语,葡萄节的意思)大张旗鼓的耗费了几十亿人民币,最后折腾了半天吸引的投资只有可怜的不到2亿元,还都是“区内”的企业,可谓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以至于后几任的市政府和地方牧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好几年财政都缓不过劲来,而某人却一拍屁股因为乌珠慕节的影响升官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后任的几任市长都是干个一两年,折腾点儿钱,然后升职走人,那几年,每新来一个领导都要修一次路,公路就没有好的时候,年年修,修好了再扒开,扒开了再铺上,街道两边的地砖,上半年是花面的,下半年就换成了大理石。

公用设施的建设成了官员们的淘金的聚宝盆。而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方面就是政府公用设施的投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这一块是最好捞钱的肥肉。所以每任官员上任伊始便是修路,搞市政。搞起来得心应手就象套方程一样便利,折腾完了抹抹嘴拍拍屁股就再去换另一家。

再看看政府吸引的那些工厂,无一例外都是别处不让开设的重污染企业,而乌海市却当宝贝引进来。鳞次栉比的化工厂和滚滚的浓烟成了乌海市的特色。我在内蒙宁夏的污染情况时,政府早早通知污染企业停工停产,工业园区都静悄悄的看不见滚滚的浓烟,然后我便驱车入了宁夏,后来我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工业园区滚滚的浓烟让他们瞠目结舌。

冒烟也便算了,最起码一时半会儿还要不了命,乌海市最可怕的就是那些氯化工的工厂,比如泰达制钠有限公司,海吉氯碱有限公司,每天的凌晨这些企业就会偷偷的排废气,一到早上,人们就能闻见类似芥子气的烂白菜的味道,几乎每年这些氯化工企业都要有几次大的泄露,2009年最严重的一次导致数千人次去医院就诊,有些猪一类的家畜被活活熏死。

环保局只管收污染费,收了钱就对污染排放不闻不问。执法力度不严是造成现在这种局面最直接的原因。

现在如果寄希望于环保局无疑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寄希望于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政府无疑是与虎谋皮,蒙古人只能自求多福或移居他地了。

内蒙古:电力过热导致火力、热力发电破坏了环境

内蒙古在电力过剩的格局下,地方电力势力的冒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宿命的味道。更严重的是,它严重污染了内蒙古地方环境和空气质量,使往日的大草原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蛮荒野地。

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2000年是个明显的分界线,“前七年的工作非常清闲,主要是做好日常的所谓‘西电东输’。而后就开始忙起来了,尤其是2002年以后,整个公司的输配电任务变得特别繁重。” 环保压力不堪负重。

比如,2001年的售电量为100多亿度电,2002年则迅速上升200多亿度电,接下来的2003年为300多亿度电,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400多亿度电和500多亿度电,而今年预计售电量为612亿度电。

在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看来,正是这种供电负荷的超紧张,让公司产生了自建地方火力发电电厂,以缓解供电压力的冲动。

在电力行业,为缓解供电高峰期压力而建的电厂被称为“调峰电厂”。位于鄂尔多斯乌审旗的苏里格30万千瓦燃气发电项目移交生产。

投资近15亿元的苏里格燃气发电厂也隶属于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2004年年底,苏里格项目刚打完地基。除所谓违规建设外,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的罪名还有违背环境和生态平衡,把周围环境搞的污七八糟。

内蒙古境内的电网的身份一直比较尴尬,除了通辽等地的电网并入东北电网外,也没有将内蒙古境内其他地方的电网划入某区域电网。

在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所剥离发电资产基础上重组产生的内蒙古电力投资公司,后来与华能集团公司、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所谓内蒙古最大的发电企业,
目前该公司装机容量占内蒙古发电市场的60%左右。组建之初,内蒙古电力投资公司在北方电力中的股份在40%左右,后来在2005年6月,华能集团将在北方联合电力公司的股份从20%增加到51%,成为绝对控股股东,而内蒙古电力投资公司的股份则缩至9%。

内蒙古电力装机容量从900万千瓦增加到2100万千瓦,其中2005一年新增电力装机容量630万千瓦。
 
严重污染草原的,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上都的火力电厂2号机组投入运营。此前,1号机组已于8月3日实现投产。这个总投资52.76亿元,装机容量为480万千瓦的发电工程项目隶属于华能集团控股的北方电力公司。

在呼伦贝尔草原,同样严重破坏生态的,同样隶属于北方电力公司的呼伦贝尔360万千瓦坑口电站群也正在大规模开挖着。

在陕西和内蒙古两大煤炭基地的神华集团,以36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的速度,使内蒙古草原原貌一去不复返。更加严重的是,当地的空气,气候俨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2010年2月23日星期二

科左后旗人民政府 闹剧

内蒙古政府主席开了电视会,中央,自治区党委又下发了文件要求认真清理建设豪华办公楼,时间过了近三个月不见一点动静, 内蒙古科左后旗是内蒙古自治区贫困旗,1997年建旗委办公楼,2004年新一届旗委又新建党政办公楼,用了仅两年,还是这届旗委,2006年底又动工新建一万多平米 造价近2000万的更好更大的党政办公楼,现以建完五层,这个旗是区贫旗,年财政收入只有一亿多,花钱发工资大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自治区关于禁建豪华办公楼文件下发后,旗里成立了清理办公楼领导小组同时旗委把党政办公楼改名为商务综合服务中心,挂名开发商名下,继续抢建,资金不够向职工集资借款3000万元。

令人不解的是6月1日自治区检查小组来通辽市检查居然安然过关,“村骗乡,乡骗县,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一点没兑现”是群众对政令不通真实表述,这样的闹剧不要再演了,一届班子三年两次建办公楼不应该呀!


科左后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科左后旗开展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后政办秘字[2007]24号

各苏木镇(场),旗直各部门、驻旗中区市直各单位:
  为严格控制我旗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经旗政府研究,决定成立科左后旗开展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我旗楼堂馆所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吴 国 林 旗政府旗长
  副组长:乔 振 斌 旗政府副旗长
  成 员:史 连 维 旗政府办公室主任
      色喜雅拉吐 旗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明 干 旗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孟 文 豹 旗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
      包 祥 旗发改委副主任
      李 凤 友 旗财政局副局长
      王 力 旗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王 建 民 旗建设局副局长
      王 喜 英 旗审计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发改委。
  办公室主任:史连维(兼)
办公室副主任:色喜雅拉吐、明干、孟文豹、包祥
包祥负责办公室常务工作。

科左后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5月23日印发

蒙古国的华人学生:汉字都不敢明目张胆写出来!

在乌兰巴托期间被朋友带到了当地的华人子弟学校。

乌兰巴托的华人子弟学校就坐落在城市东部偏北的地方,明显是城市向贫民区过渡的边缘,它的南边还是楼房,而北边一眼望去就是连绵的棚户区。

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幢不大的两层红砖楼房,加上勉强将楼房围起来的院子,连操场都没有。如果单从外观上看,你不会认为它是一所学校,因为它的校门简陋而寒酸,既没有挂校名,又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

“学生活动的时候在哪里?”问题有些不合时宜。

“没有操场就不活动了呗!”

这与深圳几乎各个学校都有塑胶跑道和体育馆形成鲜明对照。

学校一进门有一座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水泥雕像,两个孩子做着夸张的动作,男孩的手里不知道举着什么东西,女孩右手夹着一本书,右手平举着伸向远方,然后一起坐在一条好似钥匙开启的月亮身上。雕塑的基座上写着乌兰巴托少见的汉字:宏扬民族文化,培养栋梁之才,并署名年限是二千零一年。激励的语句里带有新中国的革命豪气。

“是一个华侨捐建的”,朋友解释说。

“别看学校不大,但是建的时候可费劲了!”不知道是蒙古政府故意刁难还是其他原因。

“反正学校经过了长时间的申请和迁地,前后费了三年多时间,最后才好不容易完成!”

“学校缺好的老师!”朋友有些担心,虽然国内也派一些教师过来,但师资力量并不好,“如果能有一些好的老师就好了!”

华文学校明显地低调的有些压抑,连汉字都不敢明目张胆地写出来,这让我又为华侨的生存环境而唏嘘。

以后的几天,当在韩国人办的乌兰巴托大学(Ulaanbaatar University)(实际上是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然后优秀学生可送到韩国读大学)里,看着到处显著标注的韩文标牌和清洁明亮的教室,心里不禁沉甸甸的。

“你能否给我们宣传、宣传?”华侨朋友突然说。

咦,如果自己愿意留在蒙古,不是职业刚好解决了吗?当汉语导师没问题呀!正兴奋间,朋友叹了口气,“待遇不高,留不住人”。

乌兰巴托的华侨子弟一定要补习汉语,而且“现在也有蒙古人的孩子到学校学习汉语了!”朋友转而有些兴奋。

去学校的时候恰逢学生放学,一出教学楼,学生就跟同学和接自己的家长们用张北——大同口音愉悦地聊着,让身在异国的我仿佛又跌落到亲切的国内某个城市。

“你给我们宣传、宣传,看有没有热心人给投点钱……将环境改善一下”,帅哥又给我下任务,“能留得住人!”我其实很清楚自己半斤八两,哪有那种影响力!

其实乌兰巴托的华人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即使在居住国受到百般刁难,排挤、驱赶,生存环境恶劣,而当作靠山的母亲国并没有表示多少同情和收留意愿的时候,他们依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文化的根。

“现在环境好了一些”,而且奥运会后有明显变化,“因为蒙古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奥运金牌,但是在北京奥运会上一下得了两面金牌!”

“如果中国能派一些更好的中文老师就好了!”

我说“中国现在正在世界各地建设孔子学院,应该会吧!”但实际上,我自己不清楚,也没有把握。

不过,在乌兰巴托看见华人子弟学校,还是让我为当地华人的拳拳之心而感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这样一群“一定要孩子接受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国人”,难道你不感动?

虽然华人有的已经获取了蒙古国籍,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一颗红亮的“中国心”就行了!

达赖喇嘛2009年在全世界的行程:

4月24日在美国圣巴巴拉演讲
5月30日在丹麦哥本哈根教学
6月2日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公共讲座
6月4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教学
6月7日在法国巴黎公共讲座
7月30日德国法兰克福教学
8月4日在瑞士洛桑教学
8月31日在台湾赈灾
9月23日在美国孟菲斯公共讲座
9月2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教学
9月27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参加和平首脑会议
9月30日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公共讲座
10月3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公共讲座
10月4日在美国纽约教学
10月8日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心灵和生活会议
10月31日在日本东京公共讲座
11月3日在日本松山市公共讲座
11月5日在日本冲绳公共讲座
12月1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教学
12月5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公共讲座
12月8日在澳大利亚荷伯特公共讲座
12月9日在 澳大利亚墨尔本教学

内蒙古查干诺尔湖,触目惊心的20年(图)


提到内蒙,也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草原,其实只有真正去过的才知道内蒙才知道草原沙漠化有多严重。

个查干诺尔,蒙语是白色的湖,有东西两个湖,面积大的是咸水湖,小的是淡水湖。

据说20年前的查干诺尔湖周围牧草茂盛,湖畔芦苇丛生,栖息着各种珍禽。

如今,咸水湖已经干了,形成的盐碱尘暴对环境的破坏力相当大,而淡水湖往日的美景已经不在,沙漠侵蚀相当严重。看看这些曾经的和现在的查干诺尔,真是触目惊心啊。

[视频] BBC:解放军内蒙古军演显示信息战实力

[视频] 包勒德:蒙古训练计划将使国内武装力量更现代

[视频] 包勒德:未来蒙古将购买美国军备

[视频] 包勒德:蒙古地处中俄之间为一种优势

[视频] 蒙古统治下 克里姆林宫形成规模

[视频] 蒙古“牙木网络”通讯系统 速度极快

[视频] 蒙古统治时 东正教在俄罗斯兴盛

[视频]克里米亚汗国:最后的蒙古人王国

[视频] 蒙古人俘虏明朝皇帝

[视频] 统一蒙古 皇太极接收大汗玉玺

[视频] 满清分化蒙古可汗

[视频] 席慕容忆初回内蒙古:我跪了下来

[视频] 蒙古人的起点:成吉思汗登基的那一刻

[视频] 蒙古资源丰富 沦为外国“自助商店”

[视频] 外国公司开采矿藏 蒙古面临环境破坏

[视频] 蒙古人重建寺庙 在传统宗教中寻找自我

中共的 没有

开会没有不隆重的;
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
鼓掌没有不热烈的;
民族没有不团结的;
社会没有不和谐的;
领导没有不重视的;
看望没有不亲切的;
接见没有不亲自的;
进展没有不顺利的;
完成没有不圆满的;
成就没有不巨大的;
工作没有不扎实的;
效率没有不显著的;
决议没有不通过的;
人心没有不振奋的;
班子没有不团结的;
群众永远是满意的;
领导没有不微笑的;
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少数民族没有不自治的;
小事没有不举世瞩目的;
反对没有不强烈的;
交涉没有不严正的;
完成没有不超额的;
中日没有不友好的;
中美没有不合作的;
竣工没有不提前的;
节日没有不祥和的;
路线没有不正确的;
决策没有不英明的;
妇女没有不解放的;
小康没有不达到的;
牺牲没有不悲壮的。

2010年2月22日星期一

Dayar mongol

一年獨立一個

大家有沒有想過, 一個有毛澤東分裂國家思想指引基礎的中國共產黨,他把自己寫入了憲法, 那會把中國帶到哪裡去?

既然中共死認毛澤東合法.那也好辦.中國不是有56個民族嗎?那要是一個一個的要求獨立,每一年獨立一個 , 那也要花個56年,那多麼折騰! 光一個蒙古從1931年毛澤東煽動獨立,一直到1946年,也花了15年.15年x56民族=840年. 光一個西藏就把全世界折騰成這樣,沒完沒了.那要再折騰840年!?全世界還受得了嘛?!

不如全世界各國就幫著毛澤東把全中國的53個民族全部都一次性獨立了,這也省得折騰840年.也算是中國 共產黨作一件好事,殺身成仁.如何? 要不然你中共這樣折騰全世界還得了? 不然,

另外還有一個好辦法. 就是全盤否定毛澤東的合法性,也就是毛澤東非法.從中華民國憲法來看,毛就是犯法! 既然開分裂中國支票的毛是非法犯法,也就是他開的支票非法, 因此這種非法支票有理拒兌! 也行!

但是你中共老這樣拖著拉著中國折騰全世界,總不是辦法,大家會都受不了!

[视频] 蒙古弃用蒙文 与内蒙交流需靠翻译

俄专家:蒙古曾请求苏联击落越境三叉戟 [视频]

关系正常化 中国成蒙古重要贸易伙伴 [视频]

中苏交恶时期 苏联曾策动蒙古加入华约 [视频]

中俄同意蒙古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 [视频]

蒙古王公被日判处死刑 熙洽感到兔死狐悲

蒙古国流浪儿童问题引发当局关注

全球暖化严重冲击蒙古草原牧民绿色生活

韩国欲投资蒙古铁路建设 开发矿山资源

西部非汉民族区域

中国西部有漫长的边境线,是非汉民族聚集地,蕴藏的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资源、水资源等异常丰富。西部独特的地缘特点。
 
一个民族要取得自己的统治,必须掌握政权,才能建立自己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权关系到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在现代社会,政权是权力、机构和制度的体系,是根本问题。

政治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与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相互交织,它涉及到内外的方方面面的国际环境和内部问题。
  
战争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活动。现代战争,无一不包含极为明显的民族的政治意图。军事因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因素,军事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军事力量的集结、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也是为了通过炫耀其军事实力,向对手施加政治恫吓和心理压力,以军事形式进行国际政治的博弈,从而达到迫使对方就范或让步的政治目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断,战争仍然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

西部非汉民族地区幅员辽阔,土地面积约68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71.4%;与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长达18702公里。中国与西部周边接壤的许多国家划定了边界线。在某些地段存在领土争端。

近年来,维吾尔民族意图成立独立国家。图波特人意图建立大藏区。而蒙古人则致力于泛蒙思想的蒙古人统一的国家。

中国的五个非汉民族均处于西部地区,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边疆非汉民族自治地区社会动乱,人们始终持在潜在的漩涡边缘。内蒙古人说他们从不属于所谓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体。维族传播新疆是中国的殖民地论;藏人和达赖喇嘛说:西藏实际上一向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中国的55个非汉民数中,有将近50个是居住在西部地区,其中还有跨境民族。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的差异,加之外来宗教的传入和外围势力的支持,西部地区泛蒙古主义已经抬头,大哈萨克主义有了萌芽、泛突厥主义及泛伊斯兰主义有所行动。

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从地缘上遏制俄罗斯和中国。西部地区正是距离发生颜色革命的中亚地区最近的地方,也是西方打开民主化缺口的前沿地区。

与中国人来往的蒙古国女性被严厉警告

蓝色蒙古运动(blue mongol movement)和大蒙古运动(dayar mongol movement)的领导人于本月24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两个运动的领导人表示他们将强行剃光与来自中国的男子有亲密往来的蒙古女子的头发,并痛打她们。同时,这两个运动将继续以前推倒、损坏街道上韩文和汉文的广告牌、海报的行动,是否破坏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在蒙财产还未决定。

察觉到这两个民族主义组织的上述行为对公共秩序的威胁,警方打击犯罪部门的首脑,D.Batjargal上校在8月27日会见了这两个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申明任何违反人权和财产权的行为将会被严肃处理。D.Batjargal上校还表示,警方将严密监控这两个组织及这两个组织成员的活动。http://ubpost.mongolnews.mn/content/view/591/

大蒙古运动领导人疑杀害一中国间谍

尽管蒙古国官方仍旧没有发表正式声明,但新闻报道指,恩赫巴特(B.Enkhbat),民族主义组织“大蒙古运动”(Dayar Mongol movement)的领导人,已经供认谋杀他女儿的男朋友--他认为是一被中国收买的中国间谍。被谋杀的人叫钦巴特(G.Chinbat),一个在中国学习的蒙古国留学生。他于8月6日在恩赫巴特的车中被射中三枪后身亡。

大蒙古运动是一个极端组织。这个泛蒙古运动的一个成员被发现于去年谋杀了一个在援助组织JICA工作的日本人。这个运动排斥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和韩国人。据他们称,这两个国家的人时常违背蒙古的传统习惯并且伤害了蒙古国的国家利益。

事情的过程是这样: 8月6日,恩赫巴特的女儿古马罗(E.Goomaral )带钦巴特去见他。他们三人从恩赫巴特家上了恩赫巴特的车,这之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之后,恩赫巴特带着手掌、耳朵、胃部中枪的钦巴特去了医院。不久,钦巴特死亡。恩赫巴特告诉警方,他的车里有一把有牌照的枪,而女儿古马罗用这把枪无意中射中了钦巴特。然而,警方在问讯中发现恩赫巴特手上有枪支开火时给射手留下的火药痕迹。恩赫巴特和古马罗已经被拘留。新闻报道指,古马罗指控父亲恩赫巴特蓄意枪杀了钦巴特。

钦巴特,一个在中国学习医学的学生,正在蒙古国度暑假。钦巴特的父亲甘巴特是NIC石油公司以前的老板,现在为PETROVIS公司工作。钦巴特和古马罗是很亲密的朋友。8月6日,古马罗把钦巴特带回家作为男朋友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恩赫巴特。恩赫巴特对此极度愤怒,对钦巴特说:“你是中国的间谍。中国派你来杀我。(恩赫巴特的儿子在中国意外坠楼身亡。作为一个反华组织领导人,恩赫巴特认为他的儿子是因为他的原因被中国方面谋杀的。可能恩赫巴特见到从中国回来的钦巴特后,认为对方是被中国收买来谋杀自己的。)”上车后,恩赫巴特用枪托从背后击打钦巴特,但是开枪的细节还不清楚。

"大蒙古运动"用各种极端手段来表现其民族主义主张。他们强迫有汉字、韩文标志的宾馆和商店改为只使用蒙文。今年五月,另一个极端组织“蓝色蒙古运动”(BLUE MONGOL MOVEMENT)的一个分支组织了超过50人的队伍去袭击中资唐林公司(Tan Li company)的80位中国工人。他们认为唐林公司雇用了这些来自中国的非法劳工。幸好,他们的这次行动被警方阻止。http://ubpost.mongolnews.mn/content/view/541/36/

2010年2月16日星期二

扎门乌德公路口岸春节关3天 部分国际列车停运

UB 2月11日消息:扎门乌德公路口岸今年春节闭关3天,部分国际旅客列车停运。

根据《蒙中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中关于蒙古国与中国双方法定节假日期间口岸闭关的协议,经蒙古国扎门乌德边防检查站与内蒙古二连浩特边防检查站会晤决定:扎门乌德与二连浩特公路口岸2月14日至16日闭关3天,闭关期间公务交接车辆及人员正常通关,2月17日开关。

另外,鉴于春节期间经扎门乌德与二连浩特口岸出入境旅客大幅度下降的实际情况,蒙中铁路部门协商后决定,由乌兰巴托至二连浩特的686/685次国际旅客列车停运8列次。具体时间为2月12日(星期五)、2月15日(星期一)、2月19日(星期五)、2月22日(星期一)。

汉人当权者的同化政策

在双语地区必须实行双语公务员考试才能实现公平竞争。

不管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或汉族,或其他非汉民族,凡受蒙古语教育成长的人才目前都遇到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公务员考试竞争。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公务员考试一律用汉文出题汉文考试。这对那些蒙古语授课学习成长的人来说,是一种严重不公平的竞争和民族歧视政策。我认识的很多有才华的优秀的蒙古人每年都参加公务员考试,除有后门的汉人狗腿子女外,绝大部分都被强行淘汰。他们讲:《我们使用不是本民族的语言,而是用汉语当然考不过他们!》

内蒙古自治区是实行所谓的“蒙汉两种语言教育”的地区,蒙古语授课学校被强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教授汉语文,但绝大部分以蒙古语为母语的毕业生(包括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的汉语水平理所当然比不上以汉语为母语的汉人。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往往吃亏的就是蒙古语授课生,因为考试强行使用汉文,用汉文笔试和汉文面试。蒙古语授课生使用他们完全不熟悉的第二语言来与汉语授课者考试竞争,注定是落选者。

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道理,如让汉语授课生用蒙古语考试,别说他们的成绩当然不如蒙古语授课生,恐怕连一句蒙古文都写不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蒙古语,相信他们也并不需要去学。

这背后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汉人当权者的同化政策。强行推行汉人文化,淘汰非汉民族文化,通过此种考试,淘汰非汉民族的工作权利,生存和生活权利,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人权和民族权力拉。

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人口

2005年全市总人口211.8万人。其中,市区人口108.4万人,非汉民族人口26.4万人。有蒙古(约占11%)、汉、回、满、“鄂伦春”、“鄂温克”等34个民族。

截止到2006年底,呼和浩特的总人口是213.79万人。其中,市区人口112.4万人,非汉民族人人口26.5万人。有蒙古(约占11%)、汉、回、满、“鄂伦春”、“鄂温克”等34个民族。面积81.1平方公里

截至到2009年底,呼和浩特市总人口已经达到215.8万人,当年自然增长率为4.9‰。其中,非汉民族人口27.5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8%。

蒙古引入万事达非接触式支付技术

1月28日,蒙古Golomt银行宣布与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合作,发行该市场首张PayPass信用卡——万事达卡PayPass Petrovis信用卡,蒙古引入万事达非接触式支付技术。

  联名卡的合作方Petrovis是蒙古最大的石油企业,拥有遍布蒙古全境的400家加油站。万事达卡PayPassPetrovis信用卡的持卡人在Petrovis的加油站刷卡可以享受至少9.7折的优惠。该信用卡面世后,消费者可在蒙古Golomt银行的46个分支机构申请这张卡片。

Golomt银行承诺,将拓宽该卡的受理范围至便利店、酒馆等消费场所。

蒙古国部族构成及其人口状况

分类 民族 人口数 总人口比例%
1. 喀尔喀族 2134493 82.04
2. 哈萨克族 140152 5.39
3. 杜尔伯特族 70252 2.7
4. 巴亚特族 53246 2.05
5. 布里亚特族 44211 1.7
6. 达里刚嘎族 34680 1.33
7. 扎哈沁族 31196 1.2
8. 乌梁海族 24111 0.93
9. 达尔扈特族 20060 0.77
10. 斡勒特族 11277 0.43
11. 土尔扈特族 12950 0.5
12. 豪图盖特族 844 0.03
13. 明嘎特族 8222 0.32
14. 浩坦族 6904 0.27
15. 乌珠穆沁族 1995 0.08
16. 巴尔呼族 2392 0.09
17. 喀拉沁族 86 0.00
18. 察哈尔族 43 0.00
19. 科尔沁族 56 0.00
20. 维吾尔族 262 0.01
21. 2734 0.11
22. 俄罗斯族 (侨民) 1345 0.05
23. 汉族 (侨民) 249 0.01
24. 俄罗斯族(移民) 13 0.00
25. 其他民族(移民) 16 0.00
合计 总人口 2601789
注:蒙古国部族是由早期各部落名称演变而来的 ,
(本站据蒙古国政府公民(人口)信息登记中心公布资料.编译发表,截止2007 年10 月 5日 )

2010年2月14日星期日

内蒙古开鲁县为保持稳定设置万名线人

内蒙古开鲁县一名公安局官员透露,该局为了快速准确地察觉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县里布有超过一万名线人,这相当于每33名居民当中就有一名是线人。

内蒙古开鲁县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兴臣接受采访时指出,公安局全局民警及协警人员不分警种、不分岗位,每人在社区村屯、行业单位、复杂场所等布建20名信息员,共10,000名。

他说,在此基础上,刑侦、经侦、国保、网监、治安及派出所一线实战部门每名民警至少布建五名耳目,共1,000名;刑侦、经侦、国保部门每名民警至少布建四名刑事特情,共100名。截止目前,当局现已建设信息员达到12,093名。

刘兴臣表示,当局要努力构建情报信息网,全方位搜集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特别是把矛盾纠纷及可能引发上访问题的深层次信息收集纳为重点,做到信息获取快、调处化解及时。
博讯: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2/201002131806.shtml

New Map of The East Asia in 2014

Stolen Lands : Korea, Mongolia, Tibet, ,Uigur, Taiwan

the modern CHINA future asia map - FREE TIBET INNER MONGOLIA

China in future- map of China 2020 - FREE TIBET AND UYGHUR, INNER MONGOLIA!!!

蒙 独

大家听说过藏独、疆独,听说过蒙独吗?“蒙独”有,在内蒙古大有人在,在北面的蒙古国是中心。

蒙独有自己的主张:“三蒙统一”,“三蒙统一”的初步构想是以蒙古现有的版图为中心,将前苏联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图瓦自治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塔塔尔共和国、雅库特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合并在一起,成立“大蒙古国”。不过同比历史上元朝的行政版图相比,这个构想的大蒙古国版图远非当年的蒙古帝国。

蒙古族有其共同的信仰:成吉思汗,语言也大都一样,而且大聚居较多,小聚居更多,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独裁殖民统治都会成为蒙独的有力武器,内蒙古地区的蒙独分裂势力非常活跃,但是内蒙古的蒙独更多是在社会更高的层面上的知识分子,譬如在学术上、政治上、年轻人群比较普及,而且正在形成一股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

蒙古人对于中国根深蒂固的敌意与憎恶部分源于1691——1911年间满清皇帝的剥削统治和共产党时期的野蛮统治。部分则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和蒙古共同挑战中国的历史歪曲现象。蒙独已经成为继藏独、疆独之后的第三大分裂势力!而且这一势力的潜在能量如果爆发,远在另外两个势力之上,是第一大分裂势力,会造成中国的完全解体。

我所认识的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汉译青城,内蒙人喜欢称其为呼市。

我们在呼市待了两个多月,呼市平安无事,我们离开十几天后,呼市发生了惊动全国的越狱大案,看来我们还有镇邪的本领。

拉萨发生了三•一四事件,乌鲁木齐发生了七•五事件,呼市人很自豪:“我们都是良民,不会闹事!”话还未落音,就发生这惊动全国的大案,虽然和三•一四事件及七•五事件性质和影响完全不同,但足以让呼市市民恐慌了一阵。

呼市这么不堪一击的监狱系统,能让重刑犯在光天化日之下越狱,呼市的警察这么无能,出动6000警力追捕4名逃犯。如此这般的国家暴力机关,假如真出点什么“蒙独”事件,局面可想而知。

当然,呼市离首都北京不过十几小时的车程,不同于拉萨和乌鲁木齐那样山高皇帝远,再说有独立了却贫穷落后的外蒙古作反面例子,内蒙不敢也不会有人闹独立。

从7月5号到呼市,到10月5号离开,我在呼市待了两个多月,仔细想来,呼市还是我这辈子待的时间最长的能叫城市的地方。从刚开始不适应那里的气候,一场病生了20多天,到最后基本习惯了那里的一切,对呼市整体的印象是,跟很多省会城市一样脏乱差,问题和麻烦多,但呼市比较慢的生活节奏倒是让我觉得很惬意。

呼市的麻烦多,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门口就可见一斑,这里虽然位置离市中心很远,但从来不乏民众来聚集,要么有老头老太太长跪政府门前不起,要么就是一群拉横幅贴大字报,要求讨公道,只看见政府官员的车辆进进出出,却怎么看见有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呼市的民众在长期上访中,学会了一套杀手锏的方法。呼市有一条贯穿全城的主干道,叫新华大街,常常有上访民众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在这条大街的中心位置坐成一排,拦住过往车辆的去路,这样,呼市的整个交通系统,就会在一个小时内陷入几乎瘫痪的状态。就我们在呼市的两个月内,这样的事发生了至少有十次。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省会,呼市所有商家的招牌都是蒙汉双语的,但是要在大街上找几个真正认识那些蒙文的,还真难。常常有纯正的蒙古族血统的人,操着一口京腔十足的普通话,饶有兴趣地跟我们说,他们的成吉思汗如何如何伟大。更搞笑的是,内蒙的汉族人跟我们聊天时,动不动就说:“我们内蒙人……”

呼市早已“汉化”,却随处可见“弘扬草原文化”的标语;早已分不清谁蒙谁汉了,可民族团结、蒙汉一家的口号天天还在喊。

呼市的物价不算高,但也不低,中部城市的水平,但一块钱一根的玉米,一块钱四个的馒头,却是中部城市没有的。

无论有没有发生这越狱大案,呼市还是呼市,一座正在慢慢发展的城市,尽管呼市的公交车开起来速度和蜗牛都有的一拼,但是,蜗牛也总有爬到终点的那一刻。

2010年2月8日星期一

请尊重非汉民族的语言!

最近媒体上民族关系、民族团结这类关键词的频率大幅度上升,按照我们一贯的读报常识,那么几乎可以百分百的判断,这些关键词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点。并且,我们还可以百分百地说,这样的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靠密集调集各民族同胞穿上民族服装(包括使用假扮的演员)参加大型庆典、文艺晚会、和身穿民族盛装的少女在摄像机前拉手跳舞所产生的狂欢假象已经无法掩盖。56似乎也很快成为一个流行数字,是否是吉祥数字我还不敢说,但是先把56根大红柱在首都中心起来、庆典要拉出56个方阵,也许以后还有什么56个什么,总让人感到有些修鞋补锅的味道。如何能让人从这类形式主义的东西背后感觉到一丝诚意,才真是让人煞费脑筋的事情。

为什么如此?归根到底,我看还是汉族人不知道应当如何真正尊重其他民族。简单一点说,那场晚会不可谓不热闹,民族服装的曝光率我想是建国以来空前的,或许营造出来的民族大团结的气氛也是空前的。不过,我总是有点遗憾。首先一点遗憾是,轮番上阵的非汉民族歌曲基本上都是比我的岁数还大,难道这几十年就没有什么新创作的非汉民族歌颂我们党、我们政府英明伟绩的音乐作品。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点遗憾,这些演唱的作品都是用汉语演唱的,而不是由非汉民族同胞们用自己的母语来演唱。更直率的说,不少作品只不过借用了一些非汉民族音乐的旋律,而内容基本是我们汉族人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加进去的。这样内容的歌曲,说实话,只是为了营造汉族人喜欢的民族团结氛围,唱给汉族人自己的听的。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文化的载体。尊重别人首先是尊重别人的文化,尊重别人的文化要从尊重别人的语言开始。同样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热爱自己的民族首先是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热爱自己的语言。蒙古国许多议员反对重归中国,其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民族文化和语言的丧失。(此处并非事实,乃作者主观臆断。蒙古国从未有所谓回归之意,蒙古国是主权独立之国家,切勿相信愤青的谣言!)如果我们的环境是在逼迫非汉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那么指望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可能只是一种空想。我深信,如果我们的环境能够让不懂汉语的非汉民族同胞在这个国家里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那么,这个国家的民族团结并将是空前的。

我们面临是实际情况是,汉语已经基本上将非汉民族语言挤出了非汉民族区域的中心城市。这种情况既极大遏制了非汉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由于机会不平等而造成了民族矛盾激化,最终汉族人带来了种种危险。

我们的某些政策,表面看是扶助非汉民族,但实际上起到的是削弱作用。高考加分就是一例。与此相关的是双语教育。其危害一是造成了一种不懂汉语就难以取得平等发展机会的社会局面,而实际上既是懂了汉语也未必就能取得平等发展机会。二是让非汉民族文化失去了自我造血的功能,其复杂的因素在此不多说。目前官方大谈民族团结,那么就不能再停留在用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来营造表象,而是应该认真从尊重非汉民族文化、理解非汉民族文化做起,真正让非汉民族文化获得自由发展的权利。

这里我想起来近些年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每年向中国祝贺春节,这一举动背后真正含义乃是对作为本国少数族裔——华人传统文化的一种尊重。相比较而言,在我们的国度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国家元首因为某个非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如藏历新年、古尔邦节、肉孜节等)向该非汉民族发表致辞。这样的缺失,是出于文化的傲慢,而是无知,我不得而知。但是,时代不断地进步,汉族人现在要开始检讨自己了。

是谁在分裂中国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新疆早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汉族人口的比例接近40%,实际情况却是汉族社会和维族社会各成一体,壁垒分明,多数人老死不相往来。维族人不说汉语,汉族人更不会说维语,除了都用人民币以外,双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共通点了。而且汉族社会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汉族人口的比例在稳步增长,一方面维族人却饱受失业问题困扰,不学汉语就找不到像样的工作。问题是,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很多人觉得汉人在文化水平方面更占优势,这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其实所谓文化优势可能连次要因素都算不上,新疆的实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汉人的手里,汉人真正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权能通天的国家,社会资源必然会集中在权力的周围,经济活动必然围绕政治中心展开。由于双方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汉族官僚会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企业,汉族企业再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员工,由权力开道,强行扎根,一切劣势都将不复存在。假如批土地的权力全部控制在汉族官僚的手里,维族人还能插得进本地的房地产市场吗?阿克苏的出租车行业由王乐泉的女婿垄断,难道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的能力吗?新疆的电线杆都要从王乐泉的老家山东进口,难道是因为新疆造不出电线杆吗?显然不是,这只是因为汉族人相比维族人,在已经普遍腐败的经济活动中拥有寻租的天然优势而已。

今天汉人在新疆大量扎根的现象,说穿了其实是一种殖民,汉人移民无论有意无意,实际上都在充当殖民统治的帮凶。这种说法虽然难听,但是在维族人的眼里,汉族人也绝非是什么亲密同胞,而跟殖民者别无二致。再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组建的组织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任务,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地位,实际上却位列正省级,和自治区政府平起平坐,可以说是漠视法律、大搞“运动政治”的毛时代所特有的产物。在政府的组织和庇护下,那些没有任何“文化水平优势”可言的汉人移民成批成批的来到新疆,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近八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上千个企业以及自己的政府、警察、法院的独立王国,和周围的维族群体几乎没有也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交流,谁要是觉得这叫“民族融合”,那大脑里真的可以养金鱼了。兵团可以说是“权力殖民”的极端产物,它的出现并非是汉人自然流动的结果,而是权力干扰下的行政迁移,会造成当前的怪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殖民统治的要诀在于使用暴力,而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同样源自于暴力,也正是这种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才有足够的能力对正常的经济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竞争的公平性。今天维族人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目前所采用的移民策略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往新疆输送再多的汉人,也不过是扩大汉族社会的规模,进一步侵占维族人的生活空间而已。而我党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搞出了一个更弱智的配套政策,即把维族人员强行往内地流动。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维族人在自己的老家都找不到工作,还想在内地跟汉族人抢饭碗,这不是胡扯淡吗?除此以外还整出高考加分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甚至纵容少数民族的犯罪行为,引发广泛的社会治安问题,把战火延烧到内地来,放眼整个世界,恐怕都找不出如此中国特色的民族奇观了,我国政府长期沉迷于自以为得计的跷跷板游戏,殊不知只有平等才能换来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和谐,结果是既得罪了维族人又得罪了汉人。发展经济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新疆的经济确实在发展,实际上在权力结构的倾斜之下,维族人几乎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你越是搞得高楼遍地、良田万顷,维族人的内心反而就越不平衡、越恨你。今天我国所采用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统统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用一个错误去掩盖上一个错误,导致错上加错、越走越远。

许多人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真正的“宪法框架下的少数民族自治”,但是大家心里也明白,这在中国这样宪法顶个球的极权主义国家是根本行不通的。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共产党不可能允许这个国家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愿意放弃在新疆的权力和利益,民族问题也并不会像一些人想象得那样迎刃而解。新疆还有40%的汉族居民,这些人又该何去何从?难道维族官僚就可以把土地高价批给维族的房地产商,难道维族官员的亲戚就可以垄断当地的市场,难道维族政府就可以不允许汉人吃猪肉、强制汉人学维语,甚至于把他们赶出新疆吗?这就好像在说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美国就应该变成黑人的天下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民族掌握了权力,而在于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完全不受民众的制约,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再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维族人当前的苦难其实并不具备代表性,而且搞错了攻击的对象。很多维族人指责汉人抢走了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却没有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发展,其实像中石化之类的垄断企业除了来回玩弄国际接轨和特殊国情的把戏,变着法子的从人们的口袋里A钱,也从来没有给过汉族老百姓一毛钱的好处,在有车族的眼里早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这跟汉民族有屁的关系?再比如说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里一段对维族村妇的采访:

“各种税费一共要交多少,她不知道,但是收费挺多,却从来不说到底是要做什么。村干部说收钱,村民就得交,不交就罚款,还会牵走家里的羊。村干部说是要种新品种的西瓜,从银行贷了款,让每户村民交二百八十元还贷款,他们却一个西瓜也没见到……现在要收的医疗费也是这样,只说县里让交,问做什么用,不给回答……上级规定的家畜税,牛、驴等大牲畜是一元五角,羊是八角,而这里实际收的却是大牲畜十元,羊五元……乡政府指定哪片地种什么,那片地所有人家都得种指定的农作物,没有选择余地……乡里设了关卡,不让往外运,收购价格比市场的低,乡政府就是要挣这个差价……手头刚有一点钱,各种收费就给拿走了……走时她送我出门,我给她手里塞了一百元。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一下哭出来。”这完全就是一出内地农村纪实,单独提出来的话谁也看不出来这是在写新疆的“民族矛盾”。即使是前文所述那个牛逼烘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真正“有身份的人”也不过是那么一小撮,多数给兵团打工的汉族农民仅仅是被设卡低价强制征收的对象而已。事实上,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同样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同样饱受权力的摧残,在这一点上和维族人并没有分别。要我总结的话,维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仅仅只是七五事件的表象,被这层外衣所掩盖的,其实是中国民众与专制权力之间的政治冲突。

有意思的是,民族的差异往往能轻易的转移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汉族人绝对不会说“我们的石油被汉人抢走了”这种话,他们面对村官恶霸时,只会说“我们被人欺负了”,而维族农民遭遇相同的情况时,则会说“我们被汉人给欺负了”。反过来说,一个汉族人在遭遇汉族小偷时,只会说“今天真倒霉,手机被偷了”,遇到维族小偷时则会开始强调对方的民族性:“操他妈逼的,今天被个维子给偷了”,对小偷的声讨很容易就会上升到对整个维族的攻击(事实上单论人数的话,明显是汉族小偷比维族小偷多得多),导致维族人在内地给人留下普遍的“割皮包,卖切糕”的糟糕印象。这种状况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理论往往过于高深,民族矛盾则浅显易懂,维族人或许看不到有许多汉族人的处境跟他们相同,但他们一定能看到那些气派的广场和雄伟的办公大楼。相比杀一个政府官员而言,杀一个汉族老百姓要轻松得多;相比整个中国的制度进步而言,从中国分裂出去另起炉灶恐怕才是许多维族人眼里最直接有效的解决之道——当然,只是看起来有效,实际上只是在为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而已。在这一点上,维族在七五事件中的行为其实非常失策,而汉族的回应也并不高明,这样的情况还恰恰是共产党乐意看到的。要我党承认中国当前民族分裂的现状源自于政治制度的滞后,无疑是要他们刷自己的脸,这种事我国政府是从来不干的。相反,一旦把问题抬高到“民族”、“宗教”、“分裂”的高度,利用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宗教落后愚昧”、“国家统一没有商量余地”的心理,不仅可以摆出一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使者的姿态,更可以使人们暂时忽视当前的社会矛盾,轻易的把整个汉民族都统战到自己这一边来。这一做法在西藏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当初共产党先是撕毁十七条协定,再因强制推行大跃进导致西藏人批量饿死,接着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毁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等到这些闹剧结束,双方早就积怨已深,此时我党不仅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反而矛头一转,把问题推到了国家统一的高度上,为了掩盖和压制(而不是消除)藏人的不满,不得不对藏人采取更铁血的统治,对汉人宣扬更多的谎言,最终一错再错,导致藏人的愤怒越来越强烈,自己也越来越没有台阶可下。

我的某位同学一见西藏人民起义,立刻引亢高呼“维护统一,打倒封建农奴”,一见贵州人烧政府大楼,声势又是一转:“贵州人民好样的!”我问他贵州人民是好样的,那西藏人民是啥?丫顿时不说话了。实际上,西藏的问题跟统一还是分裂早已无关,它的本质可以归结于简单的四个字:官逼民反。达赖一再强调自己所寻求的并非西藏的独立,而是民主和自治,这恰恰更无法被共产党所容忍。中国是个类农奴制国家,如果达赖只是个封建农奴的总头目和欺世盗名的老神棍,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相反,他宣称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万一真被他给搞成了,叫中国政府和剩下的中国民众情何以堪?共产党对内的宣传,只能把达赖扭曲为一个分裂分子,如果让所有人都去了解那枚诺贝尔和平奖章的含金量和西藏的现状,中国的民意将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前的处境,其实正是中国政府的缩影。这个不军不企的组织到今天早就已经堕落成了一个无法适应时代需求的怪胎,理应被大刀阔斧的清除掉,然而这里面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他们要想维护自己的地位,唯有努力的夸大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突出兵团存在的必要性,淡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新疆的形势越紧张,对他们来说反而就越有利。

问题在于,当你试图把政治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时,很可能会绝望的发现,政治矛盾根本就没有消失,民族矛盾则真的凭空出现了。而政治矛盾是一种理性的不满,民族矛盾则是感性领域的仇恨,解决后者往往比解决前者要困难百倍,以共产党的无能,根本就不足以驾驭今天这样的局面。前几天我刚看到一则喜讯,说是新疆断网半年后终于开始恢复,可以有限访问人民网和新华网了,我不禁掩卷而长太息,哀共党之傻逼。别说是维族人内心早已是暗潮汹涌,正常人被断网半年,你觉得他心里还能没有想法吗?而我国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手法,无非是先极力隐瞒,直到事情严重得再也瞒不下去了,便开始祭出谎言加暴力的武器,甚至于不惜切断互联网,这不会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更有技术含量。新疆没有达赖,照此节奏发展,双方最终只会陷入毫无意义与永无止境的长期血战。民族仇恨可以被轻而易举的煽动起来,想要平息却是登天之难,如果汉维双方无法尽快实现和解,矛盾一旦积累到某个程度,即使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真的得到长足发展,整个国家也只会像前苏联那样分崩离析。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转移矛盾的做法,完全是在用整个国家的前途来延长其专制政权的寿命,即使最终的变革无法避免,他们还是努力要在这之前拉上足够的陪葬。

即使抛开国家统一这样的命题不谈,部分汉族人的做法,仍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少数民族的遭遇和汉族人其实并无太大区别,都只是些任人欺凌的屁民而已,只不过他们的不满因为民族的差异而提前爆发了出来。可以说,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汉族的明天,而很多汉族人还意识不到这一点,跟在政府的指挥棒后扮演爱国战士,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自掘坟墓。
民间藏事:http://tibet.woeser.com/?p=14951

2010年2月7日星期日

“我们有自己的图腾、文化和历史!”

文/唯色
新年伊始,中国的教育部发布新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这个“拜祖国”的内容十分琐细: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中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在其博客上讽刺说“壮美山河持续遭到祸及子孙的破坏性开发和重度污染”,且被达官富豪“分割为一个个私家领地,“穷孩子是见不到的。”

而这段批评相信会触动许多人的内心:“拜炎黄始祖,涉嫌强制统一人们信仰。炎黄二帝是史前传说人物,主要被汉民族崇奉为始祖。……21世纪了,教育部出面要求所有学校组织拜炎黄始祖,既强制干预了个人信仰,也对其他民族固有的始祖崇奉不尊重。”这让我想起两个月前,在中央民族大学听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先生的讲座时,他特意加重语气说:“我们不是炎黄子孙,也不是龙的传人,我们有自己的图腾、文化和历史!”

作为世世代代生活在雪域高原的岗坚巴当然也是这样。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自古流传的传说、也从来没有任何一页自古记载的典籍,表白过或者承认过,我们与全然不相干的“炎黄”有什么瓜葛。翻开我们的《青史》、《红史》、《白史》等等史书,无不蕴含着深情和美感,讲述在“上部阿里三围如水池,中间卫藏四翼如水渠,下部多康六岗如田地”的雪域高原,观世音菩萨化身的猿猴与至尊度母化身的岩罗刹女繁衍黑头藏人,更早的本教则有着更为远古的创世说。许许多多的古老传说其实更多的与印度有关,尤其是我们的宗教源流。

最近,我在阅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著作《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他指出,“只有承认我们生活中关系的多样性,并且作为这个世界的共同居民而理性地思维,而不是硬把人们塞入一个个狭窄的‘盒子’中,也许才有可能实现当代世界的和平。”遗憾的是,愈来愈法西斯化的中国挥舞着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把利刃,甚至连毛泽东时代装模作样反对的“大汉族主义”也弃之不顾了,索性要将被其控制的众多“少数民族”逐个同化并且加快其同化进度。一年前,中国总理颁布将中国传统节日——清明、端午和中秋改为法定假日的法令,要求这个国家的56个民族都须在这三天过这三个属于汉民族的节,从此换上与汉民族一样的“中国表情”。而如今,干脆“从娃娃抓起”,让本有着自己民族的文化背景、文化传承的各民族孩子,从犹如一张白纸的幼年时代起,就被类似“给祖国母亲拜大年”的仪式化节目,强制涂染成有着极权特色的一种“中国色彩”。

极权才是最大暴力的恐怖主义。极权霸占的不仅是土地,还想霸占土地上的人,更想霸占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为此在进行了毫不手软的军事殖民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不遗余力的文化殖民。然而,对一个国家的认同并不是用枪来抵住人的脑袋就可以完成的,否则何以在辽阔而高拔的多卫康大地,这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每隔十年、二十年就会爆发不顾一切的反抗?难道藏人不知道子弹是会要命的,监牢也是会耗尽生命的?并且,对一个国家的认同也不是由主体民族怀有施舍者的优越感就可以赐予的,正如一位维吾尔知识分子所言:“维吾尔人得到多少国民认同,维吾尔人就会有多少国家认同”,这其中饱含着因歧视、偏见而深受伤害的莫大痛楚。
2010-1-20,北京(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

中共独裁家-- 毛--的民族主义观

1,坚持取消南蒙古人的政党和政治组织
2,诱导汉族腹地陕西山西兰州的回族汇聚银川。一石三鸟,清除汉族发源地的回族,防止精神故乡沦为异族家园;建立自治区安抚遭受重创的回族;埋下以夷制夷的伏笔,让回族人在南蒙古近榻而卧,如果哪方有风吹草动,都可以利用对方进行牵制
3,新疆空难
4,阻挠民族自治法颁布
5,宪法中关于民族权力的描述故意含糊不清,留有余地,为将来的侵权铺垫
6,建立广西,拉拢汉化已无独立危险的僚人,牵制越南和广西其他民族
7,分割西藏
8,取消蒙古人地方部队,军队
9,模仿满洲时期的日本拓殖团,建立新疆兵团
10,中共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的迫害,起初多源于一些无头疑案,康生周恩来的情报系统深陷其中,正是他们制造了这些疑案,怂恿支持非汉民族中的共产派攻击民族派。而康生和周恩来的直接授意人就是毛

清内秘书院--内阁蒙古堂档--内阁留存蒙古文折件--蒙古文档案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及部分地方机构的历史档案,共计1000余万件,除去明代档案仅有的3000余件,全部为清代档案。这些档案,从时间上看,包括1607至1911,以及溥仪退位后1912年至1940年间形成的档案,时间跨度长达330余年。从书写的文字来看,用双文书写的档案800余万件,用满文书写的档案200余万件,也有一部分用蒙古文、藏文、托忒文、察哈台文和外文书写的档案。从公文种类来看,主要包括皇帝颁发的制、诏、诰、敕、谕、旨、寄信,官员呈递的题、奏、表、笺、后,各官府衙门之间移行来往的咨文、照会、札付、交片、牌文、咨呈、呈文、申文、关文、详文等等。从内容上讲,可谓包罗万象,涉及面极为广泛,包括内政、政法、民族、宗教、财政、军事、农业、牧业、水利、矿业、交通、工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和外交等方面。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非汉民族文字档案作为清代国家机关处理政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公文档案,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是研究历史的最原始、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其他任何一种文献资料都无法替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也是非汉民族国家的历史凭证。

清朝是历史上以满蒙联合上层统治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政权,是最后一个帝王王朝,历时290余年之久。清朝定满语和蒙古语为国语,加以推广使用,但在公文的书写文字方面,并未推行单一的标准,而是多元化的,使用的文字主要有满文、蒙古文、藏文和汉文等。清代皇帝及中央国家机构与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区民族首领间的来往文书,或用蒙古文书写,或有几种文字合璧书写。所以,有清一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中,就形成了大量的蒙古文档案。清代各级机关对其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十分重视,不仅将原件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保存,而且将重要的文书按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逐件抄录成册,以备案查和修史之用,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官员进行保管。由于历史上的战乱、灾害等诸多原因,无论是清代的非汉民族文字档案,还是汉文档案,几经厄运,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然而,保存至今的清代非汉民族文字档案数量仍为巨多,仅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蒙古文档案就有3万件 (册)。这些蒙古文档案主要分布在“内秘书院档”、“蒙古堂档”、“礼科题本”、“理藩院档案”和“内扎萨克喀喇沁左翼旗档案”等项档案内,同时还包括各朝蒙古文实录。

“内秘书院档”、“蒙古堂档”、“礼科题本”均属内阁全宗的档案。内阁是辅助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关之一。天聪三年 (1629)设立文馆,崇德元年 (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顺治二年 (1645)内翰林官分隶内三院,各院皆冠以“内翰林”,分别称为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顺治十五年 (1658)改内三院为内阁,顺治十八年 (1661)复改内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 (1670)又改内三院为内阁。嗣后,成为定制,至宣统三年 (1911)责任内阁成立,内阁被撤销。内阁全宗的“内秘书院档”、“蒙古堂档”内的蒙古文档案,都是或按时间顺序、或按文书种类,或按相关内容汇抄公文而形成的簿册。在二十世纪20年代,将“内秘书院档”、“蒙古堂档”内的蒙古文档案及“内阁留存理藩院记事档”、“内阁留存蒙古文折件”,大体上按“文种—时间”原则进行整理,并编有文件级目录。因这部分蒙古文档案多系清初形成的档案,当时统称为“蒙文老档”。

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第一历史档案馆分别于1988年和1994年与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达成合作整理蒙古文档案的协议并付诸实施。1999年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萨·那日松编写出版 《蒙古文档案事业发展简史》(蒙古文)一书,以较大篇幅介绍了清代蒙古文档案的形成、收藏、管理和流传情况,为人们利用蒙古文历史档案提供了线索。从1994年开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安排人员,对馆藏蒙古文档案进行系统的加工整理,首先将馆藏各朝蒙古文实录,按“版本—朝年”原则整理,编制了目录。接着,对其余的蒙古文档案进行整理。在此次整理过程中,将原先被称为“蒙文老档”的这部分档案,按“机构—文种—时间”原则,进行了重新分类整理,共分“内阁留存蒙古文折件”、“内阁留存理藩院记事档”、“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簿”和“内阁蒙古堂档”(此部分档案,末按语种分,包括满文、蒙古文、藏文等)四个部分。其中“内阁留存蒙古文折件”、“内阁留存理藩院记事档”,已于1997年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李保文编辑,以《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 (1600一1650)》之名,正式出版发行。

开发和利用清代蒙古文档案,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合作,将所有"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簿"编辑成册,冠以《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之名,陆续正式出版发行。辑入本《汇编》的“内秘书院内翰林院蒙古文档簿”共33册,约计2000余件,起止时间为崇德元年 (1636)至康熙九年 (1670)。其内容主要反映清王朝与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关系,以及清王朝对以上地区的统治政策和当时发生的有关重大事件等方面。如:崇德元年(1636)漠南蒙古十六部二十四个封建主勤见皇太极,上尊号“宽温仁圣汗”,拥戴其为共主;皇太极于盛京召集满、蒙、汉等首领、官员,宣布国号为大清,改元祟德;顺治元年(1644)明朝驻守山海关将军吴三桂附清并引清军入关占领北京;顺治八年(1651)顺治皇帝宣告摄政叔父望多尔衮罪行的诏书;顺治三年 (1646)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事件;顺治十二年 (1655)清朝与漠北喀尔喀蒙古结成友好盟约;顺治九年 (1652)清政府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迸京并册封等等。另外,还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蒙古林丹汗政权的机构设置、职官名称以及宗教习俗方面内容。

《汇编》是迄今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蒙古文历史档案汇编,其辑入的蒙古文档案,绝大部分属首次公布。它的编辑出版,将会大大提高清初蒙古文档案的利用率,为蒙古史、边疆史、民族关系史和清史研究提供系统可靠、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对研究蒙古语言文字方面提供丰富的材料。为了保持历史档案的原貌,辑入本 《汇编》的档案,逐件缮拟标题,编制目录,不作注解,以影印形式出版。蒙古文目录作了汉译。

目前由于蒙古文历史档案的整理、编译、研究和出版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全套共七本,定价89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