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

寂静的天空 青海蒙古美女黛青塔娜

由图瓦民歌“Old Melodie”改编的标题曲“寂静的天空” 是蒙古族青海省海西州蒙古台吉乃尔部,阿吾嘎思姓氏歌者,HAYA乐团成员。


 这位蒙古族姑娘出生在青海的德令哈。18岁之前,她的生活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只是天生对音乐的敏感和爱好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她母亲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位民歌手。

         黛青塔娜有一种脱俗空灵的气质。歌声悠远,平静,渗透着青海湖给予的神秘与纯净。

寂静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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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正版音乐下载:http://www.google.cn/music/album?id=B4f41be698000f1ad

2010年10月21日星期四

内蒙古服刑15年,哈达在狱中被睡刑床(图)

王宁
1996年11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判处哈达先生15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4年,罪名是两项,即分裂国家罪和间谍罪。刑期从哈达1995年12月10日在家里被抓走开始监禁算起。就是还有不到40天,这位草原上的雄鹰就要从牢笼中出来了。

人们赞美英雄,但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英雄呢?为了坚持自己认定的民主和人权自由的理念,哈达从来就是不认罪。甘愿把牢底坐穿。难道如此誓死捍卫人类普世价值观的硬汉子不是英雄吗?

据曾在内蒙古赤峰同一所监狱的政治犯许北方(许健)先生说:“哈达被上了刑床也不屈服。”已经全家从内蒙古移居到了伦敦的许先生说,刑床就是将人的四肢和全身仰面完全牢牢的固定在一张特制的铁床上,完全不能动。叫人既不能活也不能死,非常难受痛苦。被上行床的男人欲解小手时必须将刑床翻转,人朝地才可以尿得出。时间长了人就处于半昏迷半醒的状态,四肢和全身无法有任何移动,似乎就在生死之间的极度困苦的状态中。即便这些比兽性还凶残的中共监狱的酷刑,英雄哈达也从未屈服过,完全是钢钢铁骨的一条蒙古族的硬汉子!结果是哈达先生的15徒刑一天也不给减,这在即便是中共最黑暗的监狱也是罕见的。

哈达先生的妻子新娜女士今日对我说:“我看过那些大反革命犯坐狱的书,徐景贤那么严重的政治犯还有减刑,哈达是一天没减,明显的是对少数民族太残酷了。”

新娜还列举了中共为了要让他们统治的中国人洗脑并教育中国人1949年前在大陆的国民党如何凶残的案例 - 渣滓洞,她说:“你看渣滓洞里被关的地下共产党还可以互相传递纸条。” 新娜还说:“全世界痛骂的南非,那时曼德拉在狱中还可以和别人开讨论会。中共的人性比那时的南非还差。”我接过话题说:“他们阻止孩子和父母见面,甚至连孩子回中国为母亲奔丧也拒绝给签证,这些行径还如禽兽猪狗吗?” 她长长地嗨了一声说:“真是没法说了”。

新娜说不知道给哈达的监狱写了多少封信,要求减刑,但是从来没有回音。新娜在探视哈达时,是通过大的玻璃窗户互相用电话交谈的。哈达告诉她,一直是狱方用监狱中刑事犯人24小时的跟随监管着哈达。

哈达是位马列主义哲学硕士毕业的学者,而其他诸如吸毒等刑事犯和他住在一个监号,哈达和他们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再加上有专门其他刑事犯人24小时不离他,使他很痛苦。

新娜说,过几天就要再去距离呼和浩特近2千公里的赤峰市监狱探望哈达,这也是在哈达出来前的15中的最后一次了。

可以试试想一下,一个和美的三口之家,一天全家正在晚餐中,突然闯入一帮警察,用武力按倒这家的男主人,加上手铐连推带搡的将他带出家门,带到囚车上,他15年来再也没有能回过家。30多岁的女主人等心爱的丈夫到了50多岁,11岁的孩子等爸爸回家已经变成26岁的大男人了… 凄惨吗?
聯絡王寧先生:nick.wang@nzccn.com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10/201010220034.shtml

与南蒙古状况一样,藏人的藏语也将被改革


数千藏人学生上街挺藏语 .*游行者是十几岁孩子*
10月19日,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同仁县(藏语称之为安多热贡),有数千名藏人中、小学生,走上街头挺藏语,抗议在该藏区推行一项中学停止使用藏语教学的改革。

青海省政府教育厅从今年开始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试行一项教育改革计划,中学中除了藏文课和英文课之外,将中学原来以藏语教学的科目,包括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地理、数学等,都改成用汉语教学,学生也要用汉语回答问题。


在西藏以及青海、甘肃、云南、四川各省的藏族自治州里,学生看起来有选择受汉藏双语教育的权利,可是,学生选择学汉语,就全部都是汉语教学,没有藏语课程;学生选择学藏语,则是双语教学,有些课程用汉语,有些课程用藏语,而且年级越高,藏语教学的时间越少,藏语逐渐被边缘化。

也是在今年的(2010年)四月初伊始,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的指示在内蒙古部分地区蒙语授课高中“实验班”改用汉语授课进行调研工作。

他们在南蒙古各地还搞起了“双语班”和“三语班”,刻意减少蒙古语课的授课量,增加汉语及英语等外语类课程。通过实施这种对蒙古人精英分子进行系统同化教育工程的方式,中共将内蒙古区域蒙古人原住民彻底纳入“和谐的中华大家庭”的主要措施与环节之一。

详情请参阅: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100518.htm

路透社特别报导:坐拥世界级铜金矿 蒙古将成亚洲经济新亮点

* 蒙古奥尤陶勒盖铜金矿价值高达3,500亿美元--艾芬豪矿业
* 加拿大艾芬豪矿业与最大股东力拓(Rio Tinto)有冲突
* 7月以来艾芬豪矿业股价已飙升68%
* 分析师认为蒙古国的经济增速可能最快

记者 Joseph Chaney/David Stanway
路透乌兰巴托10月12日电---9月的一个早晨,空气中飘荡着期待,一群银行家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区的成吉思汗大酒店步出,准备搭机前往南部边境,深入戈壁沙漠.

他们的目的地是距离中国北方边境约80公里的奥尤陶勒盖(Oyu Tolgoi),此地被银行人士、地质学家、记者和矿区主要开发商艾芬豪矿业(Ivanhoe Mines)行情习惯称为全球最大的未开发铜金矿之一.该矿的66%权益由美国亿万富翁Robert Friedland主掌的艾芬豪矿业持有,其馀由蒙古政府持有.

该矿将跻身全球规模前五大矿区,"奥尤陶勒盖总裁暨首席执行官(CEO)Keith Marshall在乌兰巴托的一个会议中说."它的蕴藏只能用棒透了来形容,我在这个行业30年,从没见过类似的矿藏." 蒙古这个内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孤立了70年,似乎只是扮演了两大强国--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年轻的民主政府试图透过挖掘埋藏在地下的财富,让国内300万人民脱贫.

奥尤陶勒盖的字面意义为"绿松石丘"(Turquoise Hill),因为氧化铜表面的青绿色而得名.开发奥尤陶勒盖称得上是蒙古的国宝级项目,开采年限长达40-50年.据艾芬豪矿业估计,该矿蕴涵约810亿磅铜和4,600万盎斯黄金,而这还不包括上月底刚发现的一条新矿脉.该矿区将对全球铜供给带来重大冲击,铜储量仅次于智利. 本矿的很大一部分产出都将供应给中国,以满足後者对自然资源的饕餮需求.

浏览计划时程,请点选(link.reuters.com/baz77p)
浏览蒙古国自然资源分布,请点选(link.reuters.com/vyn97p)
全球铜矿产出图表,请点选(link.reuters.com/mer46)
铜的使用与消费图表,请点选(link.reuters.com/hew96p)
艾芬豪矿业的计划一览,请点选(link.reuters.com/zyx77p)

谈到蒙古跻身为亚洲前沿经济体之一,就不能不提奥尤陶勒盖矿,这简直是一座现代的金山.分析师粗估一但该矿全面营运,产出可能占蒙古国内生产总值(GDP)约30%. 来自花旗集团(C.N: 行情)、荷兰国际集团(ING)(ING.AS: 行情)、摩根士丹利(MS.N: 行情)、安本资产管理以及其他大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于9月6日飞抵奥尤陶勒盖,更加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声名赫赫的矿区.

显然大家想知道推动蒙古经济前进的力量是什麽,而奥尤陶勒盖可以说明问题,"香港投资银行Eurasia Capital主席Alisher Ali Djumanov表示,"我们认为让外资亲眼看看此地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是很重要的,这样他们对于蒙古经济才会更有信心."该行组织了此次考察之旅. 但是,艾芬豪矿业此刻正面临挑战.这家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公司,正试图力拒最大股东力拓(Rio Tinto)(RIO.L: 行情)(RIO.L: 行情)可能发动的并购.这宗并购的影响力堪与其对手必和必拓(BHP Billiton)(BHP.AX: 行情)斥资39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Potash(POT.TO: 行情)相提并论.

**期待白衣骑士?**
分析师认为,Friedland正在努力防止艾芬豪矿业被力拓以过低的价格买走.力拓2010年上半年获利达58亿美元,营收为250亿美元. "理想情况下,Robert(Friedland)想被别人收购,而且他想得到公平的价格,"瑞银集团(UBS)的分析师Glyn Lawcock表示.

力拓持有大约35%的艾芬豪矿业股权,而且可以稳步提高到47%的上限.但是,阻止力拓全面增持的"暂停协议"将于明年10月到期,届时力拓可能争取持有多数股权. 艾芬豪矿业在2010年上半的营收为3,160万美元,营业亏损达1.46亿美元.处于项目勘探阶段的矿业公司通常处于这种状态.艾芬豪矿业已设计了一种被称为"毒丸"的股东权利计划,以防止自己被"蚕食鲸吞".

7月,艾芬豪矿业终止了与力拓协议中的一项限制其向其它战略投资者发售股票的条款,从而向其它买家敞开了大门.(奥尤陶勒盖是艾芬豪矿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不过该公司也在蒙古Ovoot Tolgoi煤矿、澳洲昆士兰Cloncurry铜金铀项目和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金矿项目中持有控制性权益.)
而力拓自从2006年以来,已向艾芬豪矿业及其奥尤陶勒盖矿投资17亿美元,同样也不愿意让步.力拓针对艾芬豪矿业废除持股协议,启动了仲裁程序.

同时,Friedland一直向潜在投资者炫耀该矿的巨大潜力.他在8月于澳洲召开的勘探商与交易商大会上表示,该项目所含铜金的现值估计为3,500亿美元左右,项目扩大之後,甚至可能达到1万亿(兆)美元. 他在会议上表示,终止与力拓的协议"使我们能够与第三方开展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讨论".但他没有详细说明.

力拓希望最终把它在艾芬豪矿业的权益换成在奥尤陶勒盖的直接持股,并把力拓最大股东之一中国铝业引进来作为合伙人. "中国铝业已表示有意收购该公司(艾芬豪矿业)的少数股权,或者从该公司手中购买奥尤陶勒盖项目的少数所有者权益,"力拓在7月7日呈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中表示.

毕竟,你是在与矿业中最精明的投资者打交道,"Perpetual Investments的投资组合经理James Bruce表示,"这是非常困难的谈判,但力拓可能乐于参加."Perpetual Investments持有力拓的股票.

同时,艾芬豪矿业股价在7月中至9月28日上涨了68%,艾芬豪矿业和力拓都从中受益.7月中,艾芬豪矿业宣布取消持股协议,9月28日披露在奥尤陶勒盖发现新的矿床,估计蕴藏102亿磅铜和1,500万盎司黄金.同一时期,铜价上涨25%.

戈壁沙漠中的统治地位**
规模近50亿美元的奥尤陶勒盖发展项目料于2013年开始商业化生产.一条通向中国的道路正在建设中,最终还将建造一座机场.在戈壁沙漠平坦而贫瘠的地平线上,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俨然呈现.

"这相当于一座20层高的建筑物,"Marshall的话指的是位于奥尤陶勒盖中心、深达110米的采矿管道."它将雄霸戈壁沙漠--就算在50或60公里以外,也会看到这座管道." 经过长达六年的协商,艾芬豪矿业和蒙古政府于2009年10月最终签署协议.艾芬豪矿业承诺建造当地学校和基础设施,并向蒙古工人提供工作岗位和培训.

不过,就业机会对于化解蒙古民众的不满几乎未起到什麽作用.许多蒙古人仍沿袭着800年前成吉思汗横扫亚洲时盛行的游牧生活方式.一些人认为,蒙古政府太快把奥尤陶勒盖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外资.

奥尤陶勒盖已成为蒙古议会,报纸评论以及街头抗议的主题.在过去六个月中,为国际记者举办的两次奥尤陶勒盖之行都在最後时刻被取消. "这是政府的政策--只有经验丰富的外国公司才能建造这些项目,"蒙古国立大学地质学院的经济学教授S. Avirmed表示,他并称,蒙古政府处理该项目的行动已受到很多民众的批评.
2006年,抗议民众走上乌兰巴托街头,焚烧Friedland和数名政府部长和领导人的画像.

加拿大方面的游说活动很活跃,政府里也没有人听取普通蒙古人的意见,"Avirmed表示. 艾芬豪矿业拒绝对此篇报导作公开评论.

**Friedland其人**
Robert Friedland通往蒙古这个边远地区的道路非常坎坷.他于1950年在芝加哥出生,是欧洲移民的後代.他先後上过缅因州的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和俄勒冈州的理德学院(Reed College),并在此时参加了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 他1970年因向联邦调查局(FBI)特工出售摇头丸在缅因州波特兰被捕,当时19岁.Friedland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被判罪是因为政治原因,属于非法诱捕.这项判决1973年被撤消,1986年他的犯罪记录被删除.

此事之後,他搬到了别的地方,住在波特兰城外的一个苹果园,并在这里遇到了後来成为苹果(AAPL.O: 行情)创始人的贾布斯(Steve Jobs).Robert Friedland後来成为理德学院的学生领袖,1974年毕业并获得政治学学位.

根据加拿大记者Jacquie McNish撰写的书"The Big Score: Robert Friedland and the Voisey's Bay Hustle",这名未来的矿业钜子随後周游印度,研究梵文和佛教,并在1970年代创建自己的第一家公司Hanuman Mines.

Hanuman Mines公司取名来自印度猴王.该公司获得开采俄勒冈州一座废弃金矿的权益.Friedland在1980年代初把这个金矿卖给Galactic Resources,换取现金和股票.後者是一家在温哥华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小公司,名不见经传.

"1980年代,Robert Friedland把仙股(Penny Stock)推介艺术从杂耍发展成了专业演出,"McNish在她的书中写道,"在Friedland的指导下...矿业推介变成了角色齐全的大型音乐剧.每一幕都从一个小矿或地产开始,然後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大型和更富有的矿业资产登场.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和矿业高管就是明星,而现代技术则是舞台效果."仙股是指市值跌至l美元以下的股票. 但Friedland矿业展会下一幕的结局都很不幸.美国和科罗拉多州政策认为,当时Friedland领导下的Galactic,应为美国最严重的一起矿业灾难负责.当时酸性废水从科罗拉多Summitville的矿场外泄到附近的Alamosa河. Friedland最後同意支付2,070万美元解决联邦和州政府就这起事故提起的诉讼.这件事让他获得了"有毒鲍伯(Toxic Bob)"的外号,从此这个外号伴随他传到世界各地.

他1993年获得成功,在寻找鉆石的过程中,在加拿大拉布拉多发现了Voisey's Bay镍矿.他凭藉三寸不烂之舌,鼓动许多人争购这项资产,最终在1996年以31亿美元卖给加拿大Inco(後来被巴西淡水河谷(Vale)(VALE.N: 行情)收购).

"他找到资产并最终卖掉换钱,他的成功故事令人羡慕,"Pengana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Tim Schroeders表示. 尽管在Voisey's Bay获得成功,但Friedland在Summitville灾难之後招致更多争议.他与缅甸军政府达成协议开采该国的一个铜矿.此举让人权与劳工组织感到惊愕.艾芬豪矿业表示,剥离其在缅甸的业务,包括在Monywa铜项目S&K矿的50%权益,作为该公司与力拓开发奥尤陶勒盖协议的一部分.

Friedland现在总部在新加坡,在艾芬豪矿业2000年5月从必和必拓手中购买勘探许可之後,就开始鼓吹奥尤陶勒盖.他在2005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召开的一个投资者会议上表示,奥尤陶勒盖的一大优点就是位于蒙古,与外界隔绝。

"它的优点在于,人烟稀少,土地平坦,没有热带丛林,也没有非政府组织(NGO),"报导援引他在当时的会议上表示,"我们距离中国边境只有70公里.你有巨大空间来处理废料,不会影响当地民众,我们将建成全球最大的新矿." Friedland拒绝就该报导接受采访.

**新未拓领域**
在苏维埃指挥系统边缘存活了70年的蒙古,视奥尤陶勒盖这类庞大项目,为赚取收入和定能使长久孤立的经济恢复活力的途径.

由于许多蒙古人民仍活在勉强糊口的处境,蒙古人民革命党面临沉重压力,必须将埋藏在人口稀疏大草原和沙漠的数以千计新矿藏的矿区使用费,进行再投资并重新分配.
但当地批评人士称,政府已将太多矿区控制权交到他人手中,不只是送到艾芬豪矿业手上,还有其他外国矿商,现在也正把蒙古的矿藏通过边境运到中国.

一些专家指出,鉴于蒙古尚有待开发,因此奥尤陶勒盖的成功和影响将不是一朝一夕可感受得到的. "我不预期奥尤陶勒盖短时间内会让政府有极大的改变,或带来营收的急遽增加."世界银行蒙古资深矿业专家Graeme Hancock称."这可能和大家的预期相反."

直到最近,蒙古对于开发其巨大而未开发的煤、铜、金、铀储藏都相当审慎.但政府极需资金来为大约300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和教育.这当中许多人是游牧民族,饲养牲畜并按季逐水草而居,住在类似800年前铁木真(即後来的成吉思汗)统一大草原部落并成立蒙古帝国时的可携式蒙古包里. 根据Renaissance Capital,开发蒙古资源的新一波淘金热在未来五年可望使蒙古成为全世界成长最迅速的经济体.Renaissance预估蒙古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从目前的60亿美元,增加将近三倍至2013年的230亿美元.

为从其未开发的铁矿石、煤、铜、铀和金银等矿藏获利,蒙古政府需兴建庞大的公路和铁路网络,以将矿藏从广阔的内陆运出.目前在开发的逾10处具"战略性重要"的矿藏,包括Dornod的铀矿、Asgat的银矿、和庞大的塔班陶勒盖(Tavan Tolgoi)煤矿.

塔班陶勒盖和奥尤陶勒盖一样,都相当让资源投资者震撼.它是大约拥有75亿吨煤储量的矿脉,据信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炼焦煤矿场.预估5,000万吨产量中的多数都将运往中国. 方法就是到当地取矿.为此蒙古打算在东戈壁省首府赛因商达(Sainshand)兴建一座庞大的工业园区,帮助将金属和煤输运给全球的客户.设施将包括炼铜和煤加工厂及进出园区的铁路.

和奥尤陶勒盖的争议类似,政府的基础建设也是争议缠身,迟迟无法开展.总理巴特包勒德(Sukhbaatariin Batbold)在4月时公开支持建设一条连结塔班陶勒盖煤矿、取道赛因商达到东部城市Choibalsan的东西铁路计画.据估计该计画成本约20亿美元.

一些专家认为若向南朝中国兴建铁路,成本只要一半,似乎合理得多. "最大的风险在于政府政策,基础建设就是一个例子."蒙古Frontier证券始创者和执行长Masa Igata表示."连接塔班陶勒盖到中国边境有经济上的意义.然而议会决定先由塔班陶勒盖连到赛因商达,这麽做就牺牲了经济利益..."

而蒙古决心摆脱夹在中俄间内陆国的历史弱点,也加深争议.蒙古需要这两个地缘政治上的巨人成为其投资者和客户,但又不想受这两国太大的恩惠,宁愿当"夹在两块金砖间的灰泥". "蒙古对主权相当谨慎,我们不希望太过依赖任一国."目前担任议员的蒙古前外长Oyun Sanjaasuren 6月在乌兰巴托的一场会议上说."理论上我们希望在三个势力间达到平衡."Oyun是指中国、俄罗斯,以及日本或美国等的第三国.

**投资者心里没底**
中国崛起为区域超级大国,而蒙古的外国投资政策却摇摆不定. 政府最初计划向一外国投资者出售塔班陶勒盖煤矿最多49%权益,且已聘用摩根大通和德意志银行谘询这笔交易.但于2月取消上述计划,改为支持100%国有,并计划签署一项开发合约.中国煤炭巨擘中国神华(1088.HK: 行情)一直被认为在这宗竞争激烈的交易中领跑.其他被传的竞购方还包括印度Jindal、淡水河谷以及美国煤矿企业博地能源(Peabody)(BTU.N: 行情).

政府决定取消向外资企业出售塔班陶勒盖权益的计划,令交易承作商倍感受挫,但许多分析师认为这是一笔精明的政治算盘,此举避免奥尤陶勒盖投资协议後引发的公众愤怒情绪. "在奥尤陶勒盖协议问题上,他们已经让步太多,"Frontier的Igata称."几年前,蒙古是希望获得资金." 腐败可能也会成为一项长期性问题.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09年贪腐指数排名中,蒙古跌到第120位,较2008年的102位退步.

蒙古商界内部一直有传闻称,奥尤陶勒盖许多工人实际是经验丰富的中国矿工,而不是投资协议中承诺的蒙古工人.但艾芬豪称其遵守协议,矿井开发期间60%的工人都是蒙古人."截至8月30日,已雇佣4,200名工人,"奥尤陶勒盖首席执行官Marshall对路透补充道,"2,536人为蒙古人."

环保人士担心,在蒙古南部大规模采矿将增加沙漠化的程度."奥尤陶勒盖和塔班陶勒盖都需要大量的水,根据环评报告、投资计划以及可行性研究,我们认为他们并未阐明水资源的来源,"非政府组织奥尤陶勒盖观察(Oyu Tolgoi Watch)执行长Dugersuren Sukhgerel称."蒙古气候正在发生巨大变化,70%的国土正在遭受沙漠化.这是一大隐忧."

奥尤陶勒盖发现新矿脉,毫无疑问将为蒙古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财富.艾芬豪在9月28日指出,名为Heruga North的矿床探明储备约为102亿磅铜和1,500万盎司黄金."Heruga和Heruga North最终有可能合并开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黄金矿井之一,"Friedland在声明中称.

政府希望通过将经营不善的国有证交所私有化,从而将部分财富转移给民众,此举最终将使其封闭的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连结在一起,并为蒙古企业带来资金.蒙古总理巴特包勒德上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对记者表示,伦敦证交所很可能成为新证交所的主人,"一切从零开始."

蒙古焦煤企业Mongolian Mining0975.HK等公司今年在香港等成熟市场挂牌,同时政府亦拟定计划让奥尤陶勒盖矿的部分权益上市.这是蒙古打算私有化资产的计划之一--政府已承诺将募集资金的十分之一与民分享,让蒙古梦想成真. 这或许能缓和一些因艾芬豪持有奥尤陶勒盖铜金矿过半权益所衍生出的沉重情绪.(完)
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AnalysesNews/idCNCHINA-3175520101018?pageNumber=1&virtualBrandChannel=0

2010年10月20日星期三

阿嘉活佛:1995年金瓶掣签仪式有舞弊

中国佛教协会前副主席、青海塔尔寺前住持阿嘉活佛日前表示,中国当局在1995年选定西藏10世班禅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签仪式中作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阿嘉活佛告诉本台记者,藏传佛教第二大宗教领袖10世班禅喇嘛于1989圆寂,6年之后的1995年11月29日,选定其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和册封仪式在西藏拉萨大昭寺秘密举行。当时的国务院宗教局长叶小文和国务委员罗干代表中国中央政府参加了这一仪式。波米活佛在举行跪拜仪式后,从金瓶中抽出一支写着候选人名字的象牙签,交给罗干。并由罗干转交给时任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江村罗布,认定中签的坚赞诺布为第10世班禅的转世灵童。阿嘉活佛说,虽然当时自己也在现场,但对金瓶掣签结果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却是在看了电视上抽签仪式的 近镜头之后。

“电视上看到的那个不仅是我,很多人都看到有一个签条稍微长一点。”

阿嘉活佛表示,当时自己只是怀疑,后来在返回北京的专机上,叶小文当着李铁映、嘉木样活佛还有他的面,说出了这次金瓶掣签的“玄机”,才让自己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叶小文在飞机上说‘这次做的这个很成功,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故意将签条缠了一根棉花,做的长一点。’”

阿嘉活佛说,当时金瓶掣签的三个候选人都是中共当局选定的,为什么他们还要在抽签时作弊?这个问题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这个不真实的金瓶掣签结果,却使得中国政府指定的11世班禅喇嘛坚赞诺布更加难以被广大藏人接受,也最终使他下决心在1998年逃离中国。

“那个时候我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内定要当佛教协会会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要走?他们就是要我当十一世班禅喇嘛坚赞诺布的经师,对我来说在信仰上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我就要走嘛。”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表示,他对中国政府在金瓶掣签过程中的作弊行为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因为中央政府在选“接班人”的时候一贯是除了观察候选人本身是否对中共忠诚,还要考虑他是否“根红苗正”,因此选择范围就会缩减到最小。但是,夏教授强调,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宗教基本上没有一个尊重的态度。

“它没有从西藏的藏传佛教本身去把这个过程看得非常神圣。相反它是用一种无神论的眼光、用政权者的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看待西藏的宗教选举的这些程序。本身它内心深处就有一种蔑视,就是一种走过场,欺骗西藏这些百姓,尤其是西藏的信众。”

11世班禅喇嘛坚赞诺布在今年2月当选为中国最年轻的90后政协委员,之前他还被任命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而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灵童根敦曲吉尼玛则一直处于失踪状态。达赖喇嘛在今年2月表示,为不让中国政府通过寻找转世灵童来宣布新的达赖喇嘛出现,他愿意结束转世制度。阿嘉活佛最后告诉本台记者,灵童转世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制度,如果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不能生活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度,转世制度就毫无意义。

“达赖喇嘛他为了选择自由就流亡了。要是灵童转世能有自己选择的话,他肯定是选择自己愿意去的地方。”

阿嘉活佛现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蒙藏佛教文化中心”担任住持,并在今年3月版了英文自传Surviving the Dragon(中文版书名拟定为《顺水逆风》),他表示,有关1995年选择班禅转世灵童时中国政府的舞弊行为,书中会有更详细的描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a-10192010164156.html

2010年10月19日星期二

顺水逆风:阿嘉活佛揭秘金瓶掣签

蒙克 BBC中文网
阿嘉活佛这位宗教领袖1998年出走前在中国的官场生涯可谓顺风顺水。他曾经是藏区黄教六大寺院之一青海塔尔寺的住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而且阿嘉活佛提前获悉当局即将让他接替赵朴初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主席,并且担任官方指定的11世班禅的经师。


但阿嘉活佛说,在中国世俗和物质的成功的背后,他付出巨大的感情和精神的代价。中共当局对西藏和宗教事务的高压和控制,令身居高位的阿嘉活佛常常重新感受到极左时期被强迫劳动改造时候经历过的同样的屈辱感。阿嘉活佛今年在美国出版了自己的自述,取名为“顺水逆风”(Surviving the Dragon)。

1993年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去塔尔寺参观,寺院主持阿嘉活佛用汉语致词欢迎。江泽民听后赞扬道:“你汉语讲得比我好。”估计爱讲英文的江泽民不会想到,他的英文也比不了在美国生活了12年的阿嘉活佛。

阿嘉活佛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前,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用英文演讲并同专家自如地交流。我很难相信,一个接近50岁开始学英文的人,在10年多时间内竟能够如此熟练地用英文表达和交流。长期在海外流亡的中国人我见过不少,流亡时间比阿嘉活佛更长的也不少,但英文能讲得像他一样流利的人却并不多。

江泽民赠诗规劝阿嘉活佛

阿嘉活佛1998年逃亡美国后同中共当局沟通,试图为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对话充当桥梁。时任中共统战部长的王兆国给阿嘉活佛回信,劝他回国。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赠诗给阿嘉活佛作为回复:

塔尔三绝明月圆,如来十万聚坛前。知归故土芳园在,最美莲花湟水边。戊寅中秋夜忆塔尔寺,赠阿嘉活佛,江泽民

赠诗给转世活佛打谶语,似乎符合江泽民附庸风雅的风格。不过江泽民在诗中给佛教转世高僧讲佛家归宿,似乎也表现某种出居高临下,甚至以帝王自居的心态。

“坚赞诺布选中了坚赞诺布”
据阿嘉活佛透露,中共主持的班禅转世确认的程序和仪式违法了藏传佛教仪轨。

藏传佛教第二大宗教领袖10世班禅喇嘛1989圆寂6年后选定其转世灵童的仪式在1995年11月29日凌晨时分在西藏拉萨的大昭寺秘密举行。当时的国务委员罗干和国务院宗教局长叶小文代表中央政府参加了选定转世灵童候选人的金瓶掣签仪式和册封仪式。

阿嘉活佛和其他西藏高僧当时也参加了抽签仪式。阿嘉活佛回忆说,他们当天凌晨3点到达大昭寺。波米活佛跪拜后直接从金瓶中抽出一支写着一个候选人名字的象牙签交给在场的罗干。

罗 干看过又把象牙签转交给时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江村罗布(Gyaltsen Norbu),认定嘉黎县坚赞诺布(Gyaltsen Norbu)中签,为第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此事后来成了在藏人中流传的一个笑话:坚赞诺布(Gyaltsen Norbu)选中了坚赞诺布。

“金瓶掣签作弊”
阿嘉活佛在凌晨5点从大昭寺返回下榻的饭店。第二天上午官方电视新闻称金瓶掣签上午十点在大昭寺举行。阿嘉活佛当时在电视新闻的近镜头中看到三个象牙签并不一般长。阿嘉活佛的这个怀疑后来在返回北京的专机上得到证实。

班禅喇嘛转世灵童选定和11世班禅册封坐床仪式在拉萨举行后,阿嘉活佛和嘉木样活佛随同国务委员李铁映和中央政府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一起乘坐专机返回北京。

班禅转世灵童选定和册封仪式按照当局的计划顺利进行,并没有出现所谓来自达赖集团的破坏。叶小文在飞机上当着李铁映、嘉木样活佛和阿嘉活佛的面夸耀说,在达赖喇嘛宣布选定另外一名转世灵童后,他们如何针锋相对,采取有效措施应变。

叶小文说: 达赖喇嘛已宣布他选定的(11世班禅转世灵童)候选人,政府就立即采取行动,派出3架通常只给政治局成员乘坐的专机,去藏区转世灵童3个最后候选人的家乡把转世灵童及其家人接到秘密地点隐藏起来。

我们在选定灵童过程中力求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在一个装写有候 选人姓名的象牙签的锦套中塞了棉花,让这个候选人的签高出一截,因此才顺利的选中了合适的候选人。
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

叶小文“泄天机”
阿嘉活佛今年3月出版了英文自述Surviving the Dragon(中文版书名拟定为《顺水逆风》),他在自述中也引述了叶小文当时在飞机上讲的原话:“我们在选定灵童过程中力求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在一个装写有候 选人姓名的象牙签的锦套中塞了棉花,让这个候选人的签高出一截,因此才顺利的选中了合适的候选人。”

《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刘伟1995年11月29日也亲临金瓶掣签现场进行了报道。刘伟事后发表的报道说,金瓶掣签举行前最后验看名签的是叶小文,“他验完签 后,拿起托盘中细长的黄缎封套,将名签套上。可能黄缎套过于细瘦,封装每只签,叶小文都用了很长时间”,“终于,叶小文镇定地将三支名签都装进了黄缎封 套,他抬起头来,神色明显轻松了许多。”

据阿嘉活佛讲,官方指定的11世班禅喇嘛至今难以被广大藏人接受,许多寺院不摆放他的照片。

阿嘉活佛说,金瓶掣签象征着满清皇帝对西藏事务的权威,西藏活佛转世选定中是否有金瓶掣签的传统一直存在争议。按照西藏传统,转世灵童候选人的名单被裹在糌粑丸里,把几个糌粑丸放在碗中不停地摇晃,直到剩下一个糌粑丸为止。

新闻字典:金瓶掣签制度
乾隆帝颁发用来选择转世灵童的金瓶
金瓶掣签意指历史上西藏最高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经过抽签认定的办法,即把几位转世灵童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纸上,放入金瓶,随机选择一个候选人。

不过历史上是否有过金瓶掣签的传统在西藏僧人当中存在争议。最近一次使用金瓶掣签是在1995年11月在大昭寺举行的选定11世班禅的转世灵童的仪式中使用。

满清乾隆皇帝在乾隆57年(1792年)颁旨确立了金瓶掣签的办法,据说在选择10世、11世和12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时都使用了金瓶掣签。

乾隆年间第二次廓尔喀之役后,乾隆皇帝在1792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第一条规定了用金瓶掣签办法选拔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

《章程》第一条规定:大皇帝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 签牌上,放进瓶内,由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掣签认定。

乾隆帝颁发过两个金瓶,一个被供在拉萨大昭寺,据说是用来选拔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之用;另外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在蒙古活佛转世过程当中使用。

据说7世班禅额尔德尼·敦贝尼玛在1822年首次使用金瓶掣签,选定了第10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因此楚臣嘉措成了唯一一位通过金瓶掣签选定的达赖喇嘛转世。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0/101018_analysis_arjia_rinpoche.shtml

2010年10月18日星期一

阿嘉活佛:95年选择班禅转世灵童有作弊--BBC

蒙克 BBC中文网
青海塔尔寺前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前副主席阿嘉活佛在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说,中共在选定西藏宗教领袖班禅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签仪式中作弊。


藏传佛教第二大宗教领袖10世班禅喇嘛1989圆寂6年后选定其转世灵童的仪式在1995年11月29日凌晨时分在西藏拉萨的大昭寺秘密举行。当时的国务委员罗干和国务院宗教局长叶小文代表中央政府参加了选定转世灵童候选人的金瓶掣签仪式和册封仪式。

阿嘉活佛和其他西藏高僧当时也参加了抽签仪式。阿嘉活佛回忆说,他们当天凌晨3点到达大昭寺。波米活佛跪拜后直接从金瓶中抽出一支写着一个候选人名字的象牙签交给在场的罗干。
金瓶掣签仪式是满清皇权的象征
"我们在选定灵童过程中力求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在一个装写有候选人姓名的象牙签的锦套中塞了棉花,让这个候选人的签高出一截,因此才顺利的选中了合适的候选人"--国务院宗教局前局长叶小文

罗干看过又把象牙签转交给时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江村罗布(Gyaltsen Norbu),认定嘉黎县坚赞诺布(Gyaltsen Norbu)中签,为第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此事后来成了在藏人中流传的一个笑话:坚赞诺布(Gyaltsen Norbu)选中了坚赞诺布。

阿嘉活佛在凌晨5点从大昭寺返回下榻的饭店。第二天上午官方电视新闻称金瓶掣签上午十点在大昭寺举行。阿嘉活佛当时在电视新闻的近镜头中看到三个象牙签并不一般长。阿嘉活佛的这个怀疑后来在返回北京的专机上得到证实。

班禅喇嘛转世灵童选定和11世班禅册封坐床仪式在拉萨举行后,阿嘉活佛和嘉木样活佛随同国务委员李铁映和中央政府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一起乘坐专机返回北京。
高官“泄露天机”

班禅转世灵童选定和册封仪式按照当局的计划顺利进行,并没有出现所谓来自达赖集团的破坏。叶小文在飞机上当着李铁映、嘉木样活佛和阿嘉活佛的面夸耀说他们在达赖喇嘛宣布选定另外一名转世灵童后,如何努力应变。

金瓶掣签仪式是满清皇权的象征

阿嘉活佛今年3月初版了英文自述Surviving the Dragon(中文版书名拟定为《顺水逆风》),他在自述中也引述了叶小文当时的原话:“我们在选定灵童过程中力求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在一个装写有候选人姓名的象牙签的锦套中塞了棉花,让这个候选人的签高出一截,因此才顺利的选中了合适的候选人。”

《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刘伟1995年11月29日也亲临金瓶掣签现场进行了报道。刘伟事后发表的报道说,金瓶掣签举行前最后验看名签的是叶小文,“他验完签后,拿起托盘中细长的黄缎封套,将名签套上。可能黄缎套过于细瘦,封装每只签,叶小文都用了很长时间”,“终于,叶小文镇定地将三支名签都装进了黄缎封套,他抬起头来,神色明显轻松了许多。”

据阿嘉活佛讲,官方指定的11世班禅喇嘛至今难以被广大藏人接受,许多寺院不摆放他的照片。

阿嘉活佛说,金瓶掣签象征着满清皇帝对西藏事务的权威,西藏活佛转世选定是否有金瓶掣签的传统一直存在争议。按照西藏传统,转世灵童候选人的名单被裹在糌粑丸里,把几个糌粑丸放在碗中不停地摇晃,直到剩下一个糌粑丸为止。
阿嘉活佛接受BBC中文网专访的视频和文字明天登出,敬请网友关注。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10/101018_arjia_golden_urn.shtml

胡春华与刘晓波,谁是中国的方向?

胡春华由胡锦涛苦心培植安置为内蒙古区委书记,预示着内蒙古的地位已经极为敏感,害怕政权崩溃、水土灾害及民族危机在内蒙古爆发?胡慈禧已把将来最为重要的内蒙古交给团派太子胡春华,在习近平的肘腋埋伏了一枚硬钉子。然而这一切皇汉强国打算的对面,是刚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及其参与起草的《○八宪章》所宣示的中华联邦共和国的道路,它将获得广泛的支持包括汉人民主志士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领袖们。

内蒙古战略地位与中共政权生死

共党政权之下的内蒙古,蒙古语叫「奥布尔蒙古」Obur Mongol,含义包括「南、内、前」三种。这个「内」的深层含义为面南向阳的、合抱之内的,但是一般译为「内蒙古」则表现了汉族沙文主义,所以蒙古人越来越主张解释为「南蒙古」,与「北蒙古」相对而言就仅仅表示地理位置而无内外之别,何况历史上称呼的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另外还有东蒙古,就是建立了大清帝国的满洲人;西蒙古(瓦拉特蒙古)曾经俘获过明英宗皇帝,其最强劲的准噶尔部因为与清朝争夺对整个蒙古和西藏佛教的控制权,结果被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连续採取种族屠杀的灭绝政策,故地就是维吾尔自治区东部的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

南蒙古在近代特别是共党建国史具有首要战略地位。中华民国时代有三疆即蒙疆、回疆(维吾尔新疆)、藏疆(吐蕃),俄日合谋瓜分蒙古而有北蒙古独立、蒙疆自治政府。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换取苏联承诺不支持共产党分裂中国的代价是北蒙古分裂,但是苏联背信弃义扶持了一九四七年以「内蒙古人民党」名目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这是共产党在中华版图之内夺取的第一块完整地方第一个正规政权,它以强大的蒙古骑兵进入东北战场取得了战术优势。可谓若无「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就没有中共军队夺取整个满洲进而夺取整个华邦大陆。

以上可见南蒙古的战略地位和政治地位之首要,它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南侵农耕地区的广阔战线,就是万里长城要抗拒的力量。因此,文革期间的毛泽东为了争当共产龙头、摆脱不光彩的受苏联豢养的阴影而搞反苏反修,首先就在南蒙古搞了极为血腥的「蒙人党」冤案,残酷清洗了乌兰夫等蒙古族共产党人,在长城沿线挖地洞佈重兵。文革结束之前邓小平复辟主政,就派赵紫阳去担任南蒙古区委书记;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再次复辟,共产梦呓破产了而改用爱国主义的招魂幡,第一部大戏《祖国啊,母亲!》(一九七七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一九四七内蒙古自治故事,乌兰夫本人也爬升为共产国副主席。而今,南蒙古由於半农半牧及其丰富矿产,具备了深深的神秘性。

二胡的神秘缘份良苦用心

胡春华生於一九六三年,四十七岁就担任南蒙古区委书记重於一般省委书记,也是胡锦涛的苦心培植。二胡关系颇深:一九八三年神童胡春华二十岁毕业於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去支援西藏,欢送大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主持者胡锦涛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青联主席;一九八八年胡锦涛上任西藏区委书记的公馆设在西藏饭店,胡春华正好是西藏饭店的党委副书记、立刻获得提拔为西藏团委书记。此后胡春华步步紧跟,历任西藏山南地委副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西藏区党委副书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河北省长。对比二胡履历可见,胡锦涛按自己的升官路径提拔胡春华,而且苦心孤诣的前面都是让他担任副职混够级别,没有一把手的压力还能抽空三年混个研究生学历。

二胡关系最神秘的是,一九九二年王力雄先生的小说《黄祸》讲了共党总书记「胡春涛」在三峡大坝竣工典礼遭到暗杀,这个「胡春涛」是胡春华与胡锦涛的合成?胡春华的老家就在三峡坝区的湖北省五峰县,作为胡锦涛的心腹当然会关注这种不吉利的预言吧?总之胡锦涛没有参加三峡大坝竣工典礼。

一九八九年胡锦涛镇压西藏之时,胡春华已经是潜伏六年的西藏专家了,是否向胡锦涛贡献了铁血良策?二○○一─二○○六的六年之间,胡春华是西藏区委副书记掌握实权,效忠执行镇压路线,对二○○八年的拉萨暴乱悲剧具有不可推卸的积累作用。至今,胡春华应该是西藏政策的重要资深人物之一,简直是胡锦涛腹内蛔虫,一路高升就是明证。他的河北省长担任不足一年就升官为南蒙古区委书记,比同僚升级提前好几年,而且两个职位都是靠近北京中枢的肥缺。

国际关注《○八宪章》的联邦之路

笔者猜测胡锦涛急於提拔胡春华,除了十八大抢位还有为边疆民族危机的提前佈局。南蒙古是华邦版图最北一层,东西长二千四百公里,南北跨一千七百公里,面积佔全国的八分之一,接壤七省区有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和甘肃及隔邻青海、维吾尔自治区的蒙古族。南蒙古具有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其一是蒙古人传统信奉藏传佛教,南蒙古的牧民和喇嘛们将会公开站出来追随达赖喇嘛。其二是四百万蒙古人难以抗拒二千万汉人的汹涌开发,忍无可忍之下呐喊「南蒙古独立」。其三是南蒙古的汉人殖民也会参与独立谋利,就如一九四九之前的蒙疆自治政府追随德王的李守信将军。

蒙古人朝聖2009.03.11達然薩拉法皇府,中為筆者
今年十二月十日,南蒙古民主联盟主席哈达先生将满十五年徒刑出狱,这算是一个讯号还是启动呢?如果在传统宗教、现代民主、民族利益三大动力之下,六百万蒙古人与六百万吐蕃人的联动,绝对不是「国家统一团结万岁」之类空话可以罩得住的。共党已经在西藏问题焦头烂额了,若再来一个南蒙古动荡将影响十个省区,不似西藏边远而是直接压迫北京啊!此时名为土家人实为汉人的胡春华就算「党的少数民族干部」,再加二十三年「援藏」经历,岂不是预先准备了镇压「蒙独」的杀手?

然而这种从秦嬴政到胡锦涛的统治方式即将进入历史垃圾堆!现代科技经济提供的文明环境,已经不再允许屠杀平民的暴行,拉萨暴动、维吾尔暴动,再来一次呼和浩特暴动?当代的民族危机,完全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也可以在政治自治的前提下以利益分享的方式化解。《○八宪章》已经提出了「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民族和解之路,二○○九年三月笔者在印度请示圣尊达赖喇嘛,老佛爷极感兴趣谈了半个小时表示大力支持《○八宪章》,重申希望以联邦模式解决藏汉关系,并认为联邦之路是广泛适用的。

笔者以为,华邦将来问题不是共党政权是否倒台,而是倒台之后如何避免战乱诸如车臣、波黑?彼时的共党顽固派残余势力将如刚死的米洛舍维奇,煽动民族仇杀破坏民主进程,同时并起的还有贫富仇杀。因此,达赖喇嘛弘扬佛法的中庸之道就是调和贫富落差心理,倡导落实西藏自治,也就等於提前平息了「藏独」战火,也就不会共振「蒙独」「维独」战火,将把国际化的民族疆域问题转化为民主自治的内政问题。最近共党总理温家宝和警察总监周永康也在唱和政治改革,看来莫非是辛亥百年时候到了?
草於二○一○年十月八日刘晓波的和平诺奖日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10/201010181024.shtml

2010年10月16日星期六

内蒙古每月专项维稳费5千万 中共对蒙古人的压迫正在加深加重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抽调 315名厅级干部和 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层,集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今年以来,全区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综治委副主任邢云介绍说,自治区党委把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特别是组织开展社会矛盾化解专项行动作为今年维稳的首要任务来抓,量化了工作目标,分别制定了4个工作方案,并相应成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负责推进。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组成四个督查组督导治安排查整治工作,全区共排查发现重点地区588个,现已整治367个,挂牌整治15个。在乡镇、苏木和村、嘎查建立起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和工作站,由司法所牵头,组织人民调解员、维稳信息员队伍,做好民族矛盾和民间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由公安派出所牵头,组织群防群治人员、治安信息员做好治安防控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层层签订了维稳、综治、信访工作责任书,把三项重点工作细化分解,纳入责任目标。自治区党委把维护稳定工作在干部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到16.7%。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信访联席办建立了党政主要领导约谈制度。各级各部门通过层层强化领导、层层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把各方面力量都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

通过前一阶段的推动,全区三项重点工作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社会矛盾问题的底数基本摸清,取得了初步成效。

内蒙古每月维稳费5千万。一年维稳费就是6亿元。内蒙古人口只有2413.73万。全国的人口在13多亿,是内蒙古的人口的约60倍。那么,全国每年的维稳费大约360亿元。

这是一个保守估计。因为,上述维稳费,是专项费用开支。不包括日常开支的维稳费。日常的维稳费用,包括安全部的特务的办案费用,公安部的国保大队,国保中队的办案费用,等等。这些日常费用,起码是上述专项维稳费用的几十倍!

可以预测,随着中共对内蒙古蒙古人的压迫和剥削加深加重,中共的维稳费用将会快速增加。维稳费用,是压垮中共政权的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共政权的财政危机即将来临。

中国的“维稳费”超过军费、教育费、医疗费

中国是世界上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也是出现社会动荡可能性最大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投入维稳成本最多的国家之一。 

2009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微妙变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变成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这并不是地方领导挂在嘴边的一个空洞的口号,已经确确实实表现在政府的行动中。 

从2009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维稳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广东惠州仅租用监视器材就花了至少3664万,而社会保障中的就业补助、国企破产补助、养老医疗保险系统维护、社会救济等11个福利项目经费加起来才5040万元。 

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

健全、庞大的维稳机制也在形成。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综治维稳进民企”,目前已在全国普遍推开,企业内部也设立了维稳办公室,由董事长亲自挂帅。

我们需要反思:能够长久地承受得住如此高昂的维稳成本吗?购买全方位监控系统器材,组建快速反应车队,扩充维稳人员编制,全天候、多对一的监视,无一不需花费大量金钱。

中国权力结构对社会进步的阻挡愈演愈烈。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财富过度集中,国富民穷,国进民退,使社会分配极度不公,贫富悬殊加深,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保障不足,内需拉不起,经济无法转型;第二,权力腐化不仅无法阻遏,且遍及全部权力机构和权力家族,卖官鬻爵,什么都是钱权交易,进而渗入到社会细胞,败坏社会道德和人性;第三,权力压制自由和人权己到了蛮不讲法讲理的地步,完全无视国际公义呼喊和各国政府的谴责。

中国的迫迁、上访、人权侵蚀、警权膨胀、司法堕落,弱势群体求助无门等等泛滥成灾。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谈论至今,每次人大都被记者提起。今年两会期间,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透露,今年中纪委第十七届五次全会正式将官员财产申报搁置,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可见整个最高权力中心根本无意推行阳光政策,让官员财产数目公开袒露在公众面前。

据今年三月六日《明报》报导,中国今年用于国内保安的预算高达五千一百四十亿元人民币,此数字是从政府财政报告中计算出来。该报导说,去年中央财政支出用于公安部分为一千二百八十七亿元,超出预算百分之十点九,较上年大增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加上地方支出,全国用于公安的支出达四千七百二十亿元,今年再增百分之八点九,便是五千一百四十亿元。查阅三月十六日正式公布的《二○○九年预算执行与二○一○年预算报告》,去年国防支出四千八百二十九点八五亿元,今年国防预算五千一百九十点八二亿元,那末,今年的公安预算比去年军费更高,与今年军费几乎相等。《南方周末》也报导:中国去年投入「维稳」的人力、物力都比二○○八年更多,这对地方财政构成愈来愈大的压力,光是辽宁一省,去年维稳费便是二百二十三亿人民币。

目前全国约有二千万公安和一百万武警,为了调度方便,武警已加强信息化。其实,除了预算中明列的公安费用之外,还有网络封锁、舆论控制等费用也该归入维稳开支。

反观中央用于教育支出,去年仅一千九百八十一点三九亿,今年为二千一百五十九点九亿;医疗卫生支出,去年仅一千二百七十七点一四亿,今年为一千三百八十九点一八亿,同维稳费相比,显得多么可怜!

今年中国维稳费用5140亿人民币,持平于军费预算。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这个视人民如大敌的国家里,13亿人民的力量已经抵过了全球所有军备力量对其的冲击! 那么,我们还有理由觉得自己渺小吗?还有什么是无法实现的吗?!

中国维稳成本敲响警钟

中国政府正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稳定,并构建一个极为昂贵的国内安全体系,以至于部分专家和官员称,该体系抽走了其它领域所需的资金,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任何可能威胁执政党统治之事,当局都力求扼杀在萌芽状态,包括一些听起来很小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去年维稳费用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直逼5,320亿元的国防预算。

报告指出,在这种维稳模式下,威胁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一直被回避或拖延解决,这让社会崩溃的代价变得越来越沉重,当前的维稳模式已经无法持续。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问题研究员比奎林(Nicholas Bequelin)在电话中说道,中国为维稳调动的资源“极其庞大”,却陷入“越是维稳就越需要维稳”的恶性循环。

当前模式还能维持多久?

这种维稳模式现在还能奏效。但许多人质疑,这种方式还能持续多久?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即将于本周五召开,北京街头已经提高了维稳行动的级别。中央最高领导层将利用此次会议研究制定“十二五”计划,规划重点就是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

目前,中国的一党制模式和经济增长还能避免下层民众向当局发出重大挑战,公众对其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仍觉得足够满意。但中国一些专家和官员担忧,展望未来,尤其是当经济和国民收入增长转弱时,情况可能就有所不同了。

他们表示,几届领导人“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制造了一个成本高昂的“稳定”幻象,有朝一日这个国家可能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专家于建嵘在近期北京一次讲座中就指出,这种维稳模式成本过于巨大,已经发展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将来可能会发生地方层面的更多动荡。

2010年10月15日星期五

外媒称:内蒙农牧移民政策消亡蒙古文化

针对西方媒体对内蒙古农牧民移民问题的指责,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阿龙对记者称,“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符合自治区人民、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媒体不应予以指手划脚。”

据知,内蒙古自治区共总共移民牧民45万人。
阿龙表示,近年来,西方媒体对自治区移民工程多番指责,称移民将使蒙古族文化逐渐消亡、牧民移民后生活远不如从前等,称他们只是断章取义。

阿龙嚷嚷道:若任由自治区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其影响可波及世界。内蒙古草原生态继续恶化,其所引发的沙尘暴不仅对中国造成危害,甚至牵连韩国、日本等地。

转移牧民的安置问题,牧民因受语言、传统生产生活模式等限制,再就业面临困难等问题,已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社会问题。

中共把乌拉盖工业区这种建到那里,截断河流,湿地造成下游大面积沙漠化。把内蒙古大开挖。到处挖地皮,到处搞高污染的项目。地下水原本脆弱,工业超量开采地下水工业污染。农业超量用水。这些你不说,你却关闭《塔林汗》还掩耳盗铃的说------移民好移出来你好卖矿,卖地皮。这才是真实发生的。在移民出来的地方,大面积的开挖,破坏环境....中共忽悠谁呢?你以为别人都是傻瓜啊!问题是环境恶化真的是牧民造成的吗?

全中国那么多人,有水的地区早堆的满满的,去谁家,忽悠谁呢?老的给口吃的,年轻的不管,求!
名牌大学的高才生都大街上流浪呢,你忽悠谁呢?《魂归伤膝谷》里,殖民者白人想把印地安人迁出来,搞开发。就是一样的做法。那个酋长怎么说的?

你给这些老头子的钱,只够他们到死去。而那些地,却能让我们的子孙世代活下去。你用一点钱,夺走我们世代将生存的土地。

《魂归伤膝谷》
大家都去看一看,看那一句经典的台词,“你用这一点钱,就夺走我可以世代生活的土地”“你用那一点给老头子的几个养老钱,就想夺走可以世世代代养活我们的土地,夺走属于我们的土地。你只给老头子几个养老钱,而不是养活我们世世代代的钱...

当年那些殖民者就是这样干的,在新时代无论是处于转嫁危机,还是资本将砸向土地。还是土地私有化“兼并”时代的到来。都将使我们的国家很多,相当多的人被迫离开土地。这个过程会很惨烈。转一个文章中的一段。

“中国的小农经济最大的好处是,乡下农民都有一块集体化背景下的私有土地,他们在城市打工、奋斗,即使受挫、失败了,至少在农村还有他们一块私有化的领地,因此这块私有化的土地就是维持农民温和性格的凭证。

我们知道,农民天生的习性就是,宁愿牺牲长远利益也要保住眼前利益,他们不关心被拿走多少,而是关心还留下多少。党和政府,通过这一系列的三农改革,的确让农民受益了,即使其间也夹杂着善意与谎言。所以只要农民动员不起来,这种无限制转嫁危机,总是安全的,党及政府太明白这点了。”

不是说“依法治国”吗 ?哪条法律写着可以侵占别人的土地搞“开发”了? 按照宪法-把“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农牧民,然后商人与集体土地的主人谈判利益分割和生态补偿,才是搞“开发”的正路。现在提“生态补偿”,就像外人把主人轰出去、折腾之后给点小钱,希望“私了”一样可笑。

让那些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来的汉人都搬回水资源较丰富的关里老家,看看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所谓原始落后的游牧经济会不会山河破碎越过越穷!

阿龙部长“驳斥”的好,关键阿部长给移出老百姓指指路,为什么他们的怨言不断。一个连汉语都听不懂的牧民进城能从事什么工作呢?捡垃圾吗?他们一辈子熟练掌握的技能只是从事畜牧业,而这一技能真要丢弃吗?

东方都快成不要脸的代名词了,那样破坏污染着环境,以为赚完钱,拍拍屁股在跑回南方就完事了么?嘿嘿, 孙子们即使跑了,但你的神识能跑么?死后去处自己想吧!

不是说“依法治国”吗 ?哪条法律写着可以侵占别人的土地搞“开发”了? 按照宪法-把“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农牧民,然后商人与集体土地的主人谈判利益分割和生态补偿,才是搞“开发”的正路。现在提“生态补偿”,就像外人把主人轰出去、折腾之后给点小钱,希望“私了”一样可笑。强拆的变种,这麽搞早晚出大事.

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一方是强大的官僚资本(游戏规则由他们制定,暴力机器由他们控制,话语权由他们掌握),一方是离权力最远,最边缘化的牧民,结局可想而知.妈的 这事除了那些汉族官员还能有谁能做出来。这种冠冕堂皇的屁话真好意思说出来。

这个阿龙先生是脑袋进水了还是天生的,我们在城市里长大的都知道牧区只能供养一定的有限的人和畜,超过了后必然造成神态不平衡,不管您砸多少钱在上面。对于安置转移的牧民所提出的两个方法其实也不是很妥。

首先,圈养表面看来是可以防止牲畜数量减少的,实际上,长远看来严重影响牲畜的质量从而最终还是避免不了牲畜数量锐减的情况。这违背了生态自然规律,其次,让牧民转移到城乡生活,这个就更不用说了。生活在草原的牧民改变生活方式,改变居住环境,有些的需要学会务农,有些的还需要学技术上工厂。对此,想要解决牧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本来就存在很多就业竞争压力的环境怎么接受另一批待就业的人群呢?

问题一个个都涌现出来,问题的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难解决。唉!等草原游牧文化消失了(其实就在慢慢消失着。。。),TA 们才会又手忙脚乱地想着该怎么去保护。唉~ 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宪法》无价, 是中国特色的一些官员在故意压低价格, 而且屏蔽54年《宪法》、75年和78年宪法。没有了比较,而且不说压价的理由、强买强卖, 自然 价格甚至价值不稳。

案例:
牧民如果没有集体土地所有权, 地方官员不按法律程序征用牧民的土地,而且不给补偿。

 

据介绍,内蒙古草原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北方少数民族世代生存和发展之区域。目前,中共实行从内地大量移民汉人开垦,大面积破坏型开采矿产,导致蒙古草原退化,生态已经遭到不可恢复性破坏。

民族生存离不开文化语言习俗甚至生活习惯的延续一旦脱离了草原的根,你把它栽倒何处,才能确保让她存活生长?

蒙古人都注意了!圣主的名字不可以随便用

给大家两点建议:
1 圣主的名字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用来开玩笑的。他是每个蒙古人心中的英雄,是蒙古的缔造者,每个蒙古人应当在心中铭记他的伟业。蒙古人不会随便说出他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对于每个蒙古人来说是那么的神圣。

2 请所有的蒙古人都不要去玩那款游戏,相信大家知道是哪款了。每当在路上听到一些人说你今天玩。没,我的心中不知道有多么难受、多么愤怒。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在内蒙没人玩那东西,即使是内蒙的汉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不是骑马拿刀舞枪弄棒就有蒙古人的感觉。当你听到蒙古歌曲潸然泪下的时候远比你舞刀弄枪更蒙古。而且我在内地,网吧通宵经常有人玩这款游戏。我希望从你开始论坛里的每一个其他民族朋友改变一个误区,蒙古并不是一个只会弯弓射大雕的民族。如果我说南方那个柔弱不堪的汉族就代表了汉族形象合适么?

他们竟然拿我们圣主的名字来建游戏....就等于拿我们一千多万蒙古人当游戏玩儿么?可恶!!!能不能告他们呀,这是侵权,不是吗,法律上好像有一条是不能用伟人的名字进行任何商业性的活动。

汉人总说韩国人“偷”了他们的东西,现在汉人不也在“偷”我们的东西吗?这和棒子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呀?汉人=思密达,请蒙古人都记住。
【蒙古青年论坛】http://mglbbs.net/bbs/

俄罗斯人重塑成吉思汗

俄罗斯人也和汉人一样想找一个多民族国家合理存在,以维持国家安定团结的学说。其实越来越大面积的大一统,最终真正的全球化正是人类发展的趋势,美国,欧盟就是最好的证明,与中国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不同的是,人家是基于高度发达的经济和自主自愿,平等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不像有人天天叫民族团结又口是心非地想“笑谈渴饮匈奴血”抑或排斥亚裔血统的人成为政府高官。
如果他们真的希望各民族团结,那么他们应该多写几本《狼图腾》来消灭国内的沙文主义思潮。

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及其继承人的铁骑当年横扫欧洲大陆,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多个世纪以来,他们的事迹一直为历史学家和作家们津津乐道。不过,在所有曾遭遇蒙古军的国家,人们几乎从来不从正面的角度看待成吉思汗,更没有人试图把他据为己有。

在1237—1240年间吃过蒙古军败仗的俄罗斯也不例外,至少该国的现代史没有给予成吉思汗正面评价。沙皇和苏联历史学家一贯把蒙古人(俄罗斯人称其为鞑靼人)叫作恶魔;因此与蒙古人持续数个世纪的斗争,在俄罗斯的公开话语中一直是重头戏。

不过,在后苏联时代,情况改变了。如今俄罗斯联邦的各派精英,突然开始直接或间接把自己与这位伟大蒙古勇士及其建立的强大帝国扯上关系。令人惊奇的是,一些俄罗斯族人已开始正面评价这位蒙古征服者。最近上映的俄罗斯电影《蒙古人》(Mongol)就是例证。这是一部专门刻划蒙古人征战沙场的影片。

当然,有人可能认为,令俄罗斯观众对成吉思汗感兴趣(除了电影本身形象生动外)的是,他代表了俄罗斯民众期盼的那种强势领导人。这也是普京总统(Vladimir Putin)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不过,俄罗斯民众没必要爱戴一个蒙古统治者,一个俄罗斯铁腕人物已足够吸引他们的兴趣。实际上,电影制作人可以把俄罗斯本土统治者,例如沙皇“雷帝”伊凡(Ivan the Terrible)、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或斯大林(Stalin)搬上荧幕。因此,俄罗斯族人对成吉思汗感的兴趣,应该不仅与他们热爱强势领导人有关,而且还有其它更深层的原因── 他们对蒙古人感兴趣,是因为试图为俄罗斯联邦各民族团结创造一个历史遗产。

在苏联时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称苏联各民族应该生活在一起,这主要是因为共同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成为它们之间的联系纽带。随著苏联解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随之消失。俄罗斯精英寻求一种替代意识形态,为俄罗斯联邦各民族提供的仍然生活在一起的理由。因此,“欧亚主义”应运而生。

1920年代,欧亚主义在俄罗斯移民中间首次出现。推崇欧亚主义的人说,俄罗斯族人与西方毫不相干,甚至与斯拉夫(Slavdom)也无关。据欧亚主义者说,俄罗斯族人是斯拉夫与土耳其人的混血儿,因此其本身作为一个民族/文明,应与其它类似的民族(俄罗斯/苏联的少数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

蒙古征服的伟大成就,加强了这种“欧亚”国族/文明的联系。蒙古人,尤其是成吉思汗的形象,从血腥的刽子手,变成为有良好道德影响的帝国创建者。欧亚主义者认为,蒙古人实际上没有入侵俄罗斯,俄罗斯人与蒙古人和平“共处”。此外,在欧亚主义者的史评中最重要的是,俄罗斯人不是从蒙古人/鞑靼人的统治下解脱出来,而是蒙古人创建这个强大的欧亚帝国后,把领导权转交给了俄罗斯人。

蒙古人与苏俄之间的直接联系,说明了俄罗斯人为什么对成吉思汗感兴趣,这也是《蒙古人》这部影片的主题。俄罗斯并没有放弃在全球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梦想,通过建立一个由俄罗斯族人和非斯拉夫少数民族组成的伟大的多民族帝国,可以恢复这种梦想。

不过,这种借助成吉思汗帮助俄罗斯完成帝国大业的企图,却遭到俄罗斯众多少数民族的强烈反对。苏联瓦解后,俄罗斯少数民族的人数不断增加,影响力也随之提高了。它们不想沦为俄罗斯的“小兄弟”,它们对成吉思汗有自己的看法。西伯利亚北部的飞地雅库特(Yakutia),就正在拍摄一出成吉思汗的影片。

该套电影制片人明确表示,成吉思汗及其遗产与俄罗斯族人没有相同之处,不过与雅库特人及其它突厥人,倒跟蒙古人有很多共同点。根据他的解释,雅库特是一个突厥国家。这部影片的政治含义很明显:雅库特即使不完全独立,也至少应该在俄罗斯联邦中拥有更大的自治权,自己掌管地方上的丰富自然资源。

但俄罗斯的精英,却强烈抗议对成吉思汗的这种解读。《消息报》(Izvestia)一名评论员讥讽雅库特对成吉思汗的解读,嘲笑雅库特自命不凡、妄自尊大,又指他们想控制雅库特的自然资源,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这电影还有更重要的含义:通过确立雅库特以及俄罗斯其它突厥少数民族的地位,确立它们是蒙古帝国的唯一继承人,言外之意就是说,俄罗斯族人充其量只能算作 “小兄弟”;在这种欧亚体系中,俄人很可能根本就没立足之地。那名评论员说,目前,雅库特正有计划有步骤地用本土人士,接替俄罗斯族人的所有好工作。

俄罗斯联邦各少数民族施加的压力日益增加的同时,非斯拉夫种的移民(主要是来自中亚、高加索、中国),也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族人的担心。显然这种压力不仅会使他们沦为任何地缘政治安排中的“小兄弟”,而且还会令他们失去在欧亚的存在。
这令俄罗斯族人重拾警戒蒙古人(以及亚洲人)的看法,担心它们会对俄罗斯以及欧洲其它国家构成严重致命威胁。但俄罗斯人也认为,西方人忘恩负义、对俄罗斯充满敌意。要知道,俄罗斯从13世纪起就充当保护欧洲国家的第一道防线。

南蒙古阿鲁科尔沁说书人前往美国哈佛大学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毛浩尔嘎查说书人敖特根巴雅尔最近接到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2010年10月15日前往美国波士顿,2010-12-3至2010-12-5为期三天的格萨尔,乌里格尔和好力宝等演出活动。

哈佛大学在美国东北部马萨储塞州(麻省),这里的经济文化非常发达,也是美国著名大学集中的地方。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一、实行封爵俸禄等级制
蒙古领们主归服清朝后,清朝统治者按照他们忠顺的程度、贡献的大小、部内的地位及影响,分别授予他们亲王(或汗)、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不同爵位。对贡献和影响甚小的蒙古贵族,也顾其传统,授以一、二、三、四等台吉的世爵;对土默特左旗、喀喇沁三旗贵族授塔布囊,同于台吉。
获得世爵的蒙古王公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和优厚待遇。由亲王到辅国公的爵位者和札萨克一等台吉、乾清门行走的一等台吉、额驸、达尔罕等,每年领取清廷赐予的岁俸。亲王俸银二千两(科尔沁四亲王和喀尔喀三汗,优于其他亲王)、俸缎二十五匹,郡王银一千二百两、缎十五匹,贝勒银八百两、缎十三匹,贝子银五百两、缎十匹,镇国公银三百两、缎九匹,辅国公银二百两、缎七匹,札萨克一等台吉和塔布囊银一百两、缎四匹,达尔罕银二十两、缎四匹。清初,又规定蒙古王公贵族按爵位世袭享有一定数额的随丁、墓丁(守墓人)和陪嫁户。按规定,随丁:亲王六十名、郡王五十名、贝勒四十名、贝子三十五名、公三十名。守墓人:亲王守墓人为十户,郡王八户,固伦公主与郡王同,贝勒、贝子各六户,镇国公和辅国公各四户。陪嫁:亲王之女婚嫁,除乳母夫妇外,侍女八人、闲散五户陪嫁;郡王之女,侍女七人、闲散四户;贝勒之女,侍女六人、闲散三户;贝子之女,侍女五人、闲散三户;镇国公之女,侍女四人、闲散三户;辅国公之女,侍女三人、闲散二户,这是赏给蒙古封建王公贵族的法定的服役人,不能随意裁汰。

1648年(顺治五年)又规定,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年节来京朝觐,称为年班。是清朝统治者为蒙古王公们所安排的礼遇,也是进一步笼络、争取、感化他们的特定的措施和政策。年班王公来京朝见皇帝,并赴宴、观灯,分得皇帝所赏赐的雕鞍、银茶筒、茶盘、茶叶、布、缎衣、帽、撒袋、腰刀等物品。以体验清朝的皇恩。

蒙古王公贵族不但享有清朝给予的种种待遇和特权,而且其权益也得到清朝统治者的法律保护。清初,法律规定,蒙古王公误杀或故杀平民,要罚牲畜;而平民只要诽谤或恶语中伤王公,就要罚牲畜。

蒙古封建上层喇嘛享有与札萨克王公同等特权和待遇。赐予他们活佛、呼图克图、诺们汗、大国师、禅师、达喇嘛等封号,并授以札萨克达喇嘛、副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堪布达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德木齐、格斯贵等政教职务,给予印信和敕印,确认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地位较高的上层喇嘛与札萨克王公一样,年班(漠南漠北达喇嘛为六班)来京朝见皇帝,得到赏品。

受蒙古封建王公、上层喇嘛压迫和剥削的箭丁、庙丁(沙毕纳尔)、随丁(哈木济勒嘎)、墓丁(雅墓坦)、庄丁(庄图尔)、喀喇昆,统称为阿勒巴图。

箭丁(胡雅嘎阿拉特)、庙丁(沙毕纳尔)。在札萨克旗和总管旗里,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入册登记的阿勒巴图。他们占旗民的绝大多数,享有人身自由,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札萨克和闲散王公不得随意压迫和剥削苏木箭丁。但是箭丁毕竟是札萨克王公属下的阿勒巴图,仍须受札萨克的支配,不时地奉命应征从军、驻守卡伦,充当驿站差使(乌拉齐)从事旗内劳役等公务。同时,作为旗阿勒巴图,每年按规定向旗札萨克交纳实物税:有五头牛以上及有羊二十只者,交一只羊;有羊四十者,交二只羊;有牛一头,交米三锅;有牛二头,交米六锅。兵役、军需供应、进贡、会盟、王公嫁娶等事,也会增加箭丁的额外负担。札萨克寺院和喇嘛旗的阿勒巴图称沙毕纳尔,虽对外不服兵役、劳役,不交纳实物税,但对本寺院和旗喇嘛负有供养的义务。

随丁、墓丁、庄丁。是清朝给予蒙古王公个人的役使者。他们不属于佐领箭丁,不承担兵役和衙门劳役。但是,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远不如佐领箭丁。他们作为王公个人的阿勒巴图,深受主人的压迫和剥削。主人家的一切繁重劳动,都由随丁承担。墓丁,世世代代作王公的守墓人。庄丁是公主、格格下嫁或王公之女婚嫁时所陪嫁的闲散户。庄丁如同随丁,世代为主人所有,为主人从事放牧、种地、打柴、磨米、缝衣、挤奶、制毡子等杂役。王公之女婚嫁时,从庄丁子女中挑选陪嫁人。

2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喀喇昆(意即未被造册者)是地位最低的人。在蒙古王公府邸里沦为喀喇昆者,有几种情况:在王公府邸中从事各种杂役的庄丁子女;战争中战败被俘者或逃亡者;犯法的平民本人和家属。

二、利用黄教进一步软化蒙古人
清朝统治者征服蒙古各部时,藏传佛教(黄教)早已传播于蒙古各地。清朝初期的统治者并不信仰黄教,但是他们了解到黄教的思想和教义"使人迁善去恶,阴翎德化"(康熙《弘仁寺碑文》),有助于统治。于是清朝统治者利用蒙古人笃信黄教的特点,进一步提倡和推行黄教,把它当作统治蒙古族人民的主要政策之一。其政策的具体实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笼络和利用黄教上层。清朝统治者深知"外藩蒙藏惟喇嘛之言是听"(《九朝东华录》卷4,顺治九年九月),对于征服和统治蒙古部关系重大。 17世纪20年代起,清朝统治者征服蒙古各部时,有意识地争取了内齐陀音和察哈尔禅师呼图克图。不久,察哈尔墨尔根喇嘛也预知局势,将"嘛哈噶喇"金佛献于清朝,皇太极在盛京建"实胜寺"将其供奉,以扩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拉拢蒙藏黄教上层,1639年皇太极派察汉喇嘛至西藏,欲迎达赖喇嘛。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应邀来京。顺治帝赐以金银、珠玉、鞍马等物,并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惮喇达赖喇嘛"(《清史稿》卷525,《藩部八》),并授金册印。

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此时,喀尔喀左右两翼发生内讧。西藏黄教和康熙皇帝通过各自的代理人干预喀尔喀事务。1686年,喀尔喀两翼会盟于库伦伯勒齐尔,第巴桑结嘉措派噶尔丹西勒图及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二人均为五世达赖弟子)到盟。康熙帝竭力笼络一世哲卜尊丹巴,让他赴盟与噶尔丹西勒图争夺领导权。1687年,康熙帝将章嘉呼图克图请至北京,格外器重,赏予很多珍品。1693年,章嘉呼图克图奉命驻锡北京法源寺,被封为札萨克达喇嘛(妙舟《蒙藏佛教史》)。1697年,康熙帝亲至宁夏,命章嘉呼图克图赴青海,与青海诸台吉会盟于察罕托罗海,说服诸台吉去京入觐受封。1688年,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进军喀尔喀,康熙皇帝首先笼络并争取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使喀尔喀举部归顺清朝。此时,西藏第巴桑结嘉措继续唆使噶尔丹与清朝为敌。康熙决定抵消和分散西藏黄教势力的影响,以便完全控制蒙古地区的黄教,1693年封哲卜尊丹巴为大喇嘛,掌握漠北喀尔喀宗教管理权。1701年,授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多伦诺尔总管喇嘛班第事务和札萨克喇嘛,1705年,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执掌漠南地区宗教权(同上)。

自1716年起,康熙皇帝利用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巨大影响,欲争取准噶尔汗国策旺阿喇布坦汗。经哲卜尊丹巴弟子楚扬陀音再三交涉,准噶尔与清朝讲和。1755年喀尔喀青滚杂卜举事,喀尔喀发生"撤驿之变",局势混乱。乾隆帝旨令章嘉呼图克图(十五世若必多吉)设法稳定局势,经他写信开导,使哲卜尊丹巴二世出面稳定了局势(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

(二)指认和确立诸呼图克图、活佛,以扩大黄教的影响和吸引力。康熙朝后,随着黄教之进一步推行和兴建寺庙以及喇嘛队伍的不断扩大,清朝在蒙古各地相继指认和确立了高僧呼图克图、活佛,并赐予各种不同等级的封号。得到封号的上层喇嘛与王公互相勾结,不但用家族控制了呼图克图、活佛"转世",而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僧侣势力。1723年(雍正元年)清朝在喀尔喀库伦设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和堪布诺们汗两封号,前者管理哲卜尊丹巴的沙毕纳尔,后者管理其经坛,以期政教分开,削弱僧侣封建主势力。1755年喀尔喀发生"撤驿之变",二世哲卜尊丹巴及其家族(土谢图汗部)暗中参与动乱。二世哲卜尊丹巴圆寂后,为了限制黄教势力在蒙古地区的增强,乾隆皇帝下令禁止哲卜尊丹巴在喀尔喀"转世",须在西藏"转世",并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改革了呼图克图指认制。制金瓶二,一置于拉萨大昭,一置于北京雍和宫,凡所举转世灵童名单置瓶中,分别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和雍和宫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理藩院大臣验定。对一般活佛的转世,理藩院也规定:蒙古番子部落呈报活佛之呼毕勒罕(转世灵童),准于闲散台吉或属下人等及西藏之平民子弟内指认(《理藩院则例》卷58)。于是,内外札萨克及总管旗的平民之中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活佛。为数众多的活佛的被指认和确立,加强了蒙古地区黄教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使它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3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三)兴建寺庙,鼓励出家当喇嘛。在清代,尤其康熙朝后,清朝有目的地拨款兴建以及王公、平民捐资兴建的色彩鲜艳、造型奇特、宏伟壮观的大小庙宇,遍布了蒙古各地。康熙至乾隆年间,在内蒙古宗教中心多伦诺尔以及热河,清朝先后拨款兴建了汇宗寺、善因寺、会心寺、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寺、普乐寺、普陀宗乘庙、须弥福寿庙、广安寺等20多座庙宇。拨款十万两银子兴建的善因寺赐予内蒙古宗教首领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

顺治至雍正年间,内蒙古西部以呼和浩特为中心,先后大兴土木筑建了慈寿寺、崇禧寺、崇寿寺、尊胜寺、宏庆寺、隆寿寺、宁祺寺、仁佑寺、广福寺、慈灯寺、法嬉寺、慈荫寺、永安寺、普安寺等大小庙宇,喇嘛数达到三千余人。在阿拉善一带也筑有延福寺、广宋寺、福因寺、承庆寺、昭化寺、宗乘寺、妙华寺、方等寺等30余座寺庙,盛时喇嘛数达到1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漠南大小寺庙共1000余座,喇嘛20万以上。

漠南寺院之密集,喇嘛之多,以内蒙古东部地区为最。昭乌达盟境内就有福会寺、灵悦寺、荟福寺、法轮寺、梵宗寺、荟祥寺、普善寺、宝善寺、海力根台庙、益寿寺等大小庙宇共170余座。在哲里木盟地区兴建大小寺庙也有近200座,其中较有影响的寺庙为普惠寺(科尔沁右翼前旗王爷庙)、大庙、兴源寺、东西玛拉沁庙、唐噶里克庙、莫力庙、胡日格庙、胡尔哈庙、公胡都嘎庙、硕翁科尔庙。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境内官办和民办的大小寺庙和阿贵共有300余座,是整个蒙古地区寺庙最多的一个旗,其中瑞应寺(蒙古镇格根庙)为众庙之魁。该寺建于1669年(康熙八年),各式经堂佛殿97座,共1626间,喇嘛 3000余人。其规模之大,经院学部之完善,喇嘛之多,漠南无一庙能与之相媲美。

青海大部分寺庙是清朝以前兴建的。其中郭隆寺和郭莽寺,罗卜藏丹津反清后被年羹尧所毁。1732年清朝拨款重修,分别赐名为佑宁寺和广惠寺。新疆伊犁原有固尔札和海努克二庙,达瓦齐汗时该庙被哈萨克所毁。从乾隆朝起陆续筑建了巴伦台庙(在和静县)、昭苏庙(昭苏县)、格当库列安(尼勒克县)、沙毕纳尔寺(特克斯县)、普化寺(伊犁)、兴教寺(霍城县)、镇远寺(温泉县)、积福寺(博乐县)、白庙(乌苏县)、黄庙、普恩寺(和布克赛里县)等小寺庙。这些寺庙的喇嘛也不多。漠北喀尔喀从康熙朝起所兴建的大小寺庙约有700余座,其中较有影响的庙宇为达钦架耳布音斯墨寺、兹卧库钦寺、迈达里寺、甘丹寺、庆宁寺、泰平寺、济隆寺、善孚寺、乍音寺(额尔德尼召和阿巴岱寺为清前所建)。这些寺庙共有喇嘛10万余人。

喇嘛被免除兵役、徭役和赋税负担,这一政策实际上鼓励了广大平民弃俗从僧,使大批为生活所困的阿勒巴图,云集各庙宇,念经修佛,极大地阻碍了蒙古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公主及宗室女嫁蒙古王公贵族。

1617年以后,努尔哈赤开始将满族贵族女"下嫁"蒙古各部台吉。1617年二月,努尔哈赤以达尔汉巴图鲁郡主逊戴(舒尔哈齐四女)嫁给蒙古内喀尔喀巴岳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为妻。1625年科尔沁满珠习理、1627年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都娶皇女成为额驸。1629年,把哈达公主下嫁敖汉部长索诺木杜棱,1633年皇太极把长女固伦公主下嫁该部班第(索诺木杜棱之子)。1628年巴林部来归,同年清统治者又把贝勒之女嫁与该部色棱。1630年阿鲁科尔沁部来归后,即把郡主嫁给该部穆彰。1635年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率部归顺,皇太极将次女固伦公主许配给他。1639年苏尼特部来归,次年又以郡主下嫁该部长腾机思。自康熙朝以后,将联姻扩展到漠北喀尔喀及蒙古其他地区。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札萨克图汗部亲王策旺扎布、赛因诺颜部长策凌、阿拉善和罗里子阿宝以及准噶尔汗达瓦齐先后都成了清朝的额驸。有清一代满族皇室公主下嫁蒙古贵族的人数为32人,占总下嫁人数(48人)的70%。

备指额驸。清朝统治者与蒙古王公的联姻过程中,产生了备指额驸的制度。备指的范围仅限于与清朝关系密切的科尔沁五个旗、喀喇沁三个旗和巴林 (右)、奈曼、敖汉、翁牛特、土默特左旗等十三旗。按规定查取这些旗王、贝勒、贝子、公之嫡亲子弟以及公主格格子孙内,15岁以上,20岁以下所有聪明俊秀健康者,呈报理藩院,以备额驸之选。除备指额驸制度外,还从外藩蒙古王公子弟中,选其聪明俊秀,有培养前途的孩子,留于宫廷之中,进行特殊培养,长大后委以重任。科尔沁色布腾巴尔珠尔、僧格林沁、喀喇沁左旗扎勒丰阿、赛因诺颜部长策凌、喀尔喀土谢图汗旺札勒多尔济等人,是宫廷中特殊培养的典型。

4 清朝对蒙古的驯化策略

四、实行封禁政策

清朝统治者在蒙古各部设旗的同时,颁布法令,禁止蒙古各旗阿勒巴图越界往来;禁止蒙古人与内地汉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其目的在于强化封建统治,防止蒙、汉人民联合反抗。

禁止越界往来。清朝在严格划定旗界的基础上,严禁蒙古王公贵族和阿勒巴图越界游牧或旗与旗之间随便往来。若有违者,王公罚俸一年,阿勒巴图罚牲畜。蒙古人和喇嘛出境,必须向管旗章京报明情况。道光二十三年规定:各旗蒙古及喇嘛等出境,于各管官名下发给票据,并移咨交界各旗派员巡查,如有私自出境者,勒令回本处治罪。雍正六年规定,内外札萨克蒙古王公及阿勒巴图等进关者(到内地),皆由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杀虎口出入。入关时,将人数报明登记,出关时,仍对照原数放出。除以上六个关口外,其他关口不准出入。至五台山礼拜者,其随行人员数额也有限制。王不得超过八十人,贝勒、贝子不得超过六十人。

阻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文化。嘉庆二十年谕: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习邪教,尤属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饬内外札萨克部落,各将所属蒙古等妥善管束。道光十六年规定,嗣后蒙古人,只准以满洲蒙古字义命名,不准取用汉人字义。十九年又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延请内地书吏教读(学汉文)或充书吏,违者治罪。其公文呈词,也不得擅用汉文。

限制内地人出关经商和种地。内地商人出口(出关)至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及喀尔喀各部者,必持有理藩院发给的票证,由直隶出关者,从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关者(出杀虎口),从呼和浩特将军衙门领票。各地将军或札萨克要严格稽察出关经商的人。至乌里雅苏台经商者,由定边左副将军兵部司官稽察,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稽察,至喀尔喀四部者,由各札萨克稽察。无票者(院票)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内地商人出关经商,限定一年催回。不准潜留各部娶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违者照例治罪。

康熙年间,规定每年由户部颁发印票,准许少数农民持票垦荒,无票者则禁止出关垦荒。雍正年间,只准在长城边外五十里内耕种。乾隆年间又禁止汉人出边开垦,违者以私垦牧场例治罪。

清代旅蒙商的暴利

清代的蒙古是当时牧业经济区。当然,这是一个为使用而生产的自然经济区域。



清代的蒙古牧区市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而形成的。首先,清政府推行怀柔方针,在经济上实行比前朝松弛的政策,比较有利于这一区域市场的形成。北部历来是游牧民族出没,繁聚之地。汉人政权对北方游牧民族在政治上、军事上无不严加防范。明朝后,尤为如此。而且在经济上也只是实行“浮往薄来”的贡市贸易政策。加之明中叶以来,皇帝多不视朝,宦官擅权,边吏利用马市各饱私囊,限制贡市人数,致使蒙古地区人民“焚无食,釜无市”,怀怨殊深,纷纷入塞骚扰,边境日无宁时。

入清后则不同于明朝,清朝统治者始终把同娴于骑射的蒙古各部结盟视为不可动摇的国策。清朝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对蒙古贵族宠以高爵,在宗教上尊崇蒙古人信奉的黄教,在感情上,除通婚联姻外,而且在经济上采取了比较重视和扶持畜牧业的发展,扩大边市贸易和允许汉人商人到蒙古牧区经商的政策。

清政府规定札萨克蒙古族 “图利容留民人开垦地亩典与民人者,照隐匿逃人例”治罪,“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②的政策,起到了保护牧地的作用。清政府还将蒙古原有各部分为若干旗,并以旗为单位固定牧场,规定不得随意“越自己所分地界,肆意游牧”③,这一政策的实施,消除了原蒙古各部封建主之间为争夺牧地发生无休止战争和减少了蒙古各部移牧迁徙的状况。

其次,蒙古是辽阔的单一畜牧经济区,牲畜为蒙古主要资源。大致骆驼产外蒙古,马产察哈尔,青海蒙古多产牛、阿拉善多产羊。自康熙时建旗划定牧区后,各旗均能较有计划地使用牧场,牧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皆有明显改进,打井搭棚筑围较过去增多,各营亦多能固定下来。贮备干草,以村落为单位将若干块草地,划为草甸子,(草场)秋收就地盘垛,解决了冬季饲料问题。清代蒙古牲畜无准确统计。

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则六万,羊则二十余万。”⑤苏联学者兹特拉金在《游牧民族的社会经济史若干问题》一文中,曾就18至20世纪蒙古社会各阶级牲畜占有情况作过比较,认为 “蒙古富有的和上层的人物所拥有的经济,典型的平均为3000—4000匹马,60130—8000只羊,600—800头牛,400—600峰骆驼”,亦即王公贵族牧主平均占有大小牲畜数在1万至13000头只之间。一般牧民要养活5口之家,“需要13头牛,90只羊,3峰驼,17匹马”,亦即牲畜数在 100头只左右。这个估计与《乌里雅苏台志》所载:“富者驼马以千计,牛羊以万计,即赤贫之家亦数十只,以为糊口之资”,大致吻合。

蒙古漠南地区的所谓农业约在16 至17世纪已有一定基础,厄鲁特蒙古也是很早就有了农业。加上一批批破产的汉人农民大规模流入蒙古地区开荒种地。到塞外蒙古开荒种地农民以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等省人最多。下面是道光初年科尔沁部和郭尔罗斯部垦地统计:


年代 旗 名 招民人 垦熟地(晌)
道光二年 科尔沁达尔汉王旗 200户 2000晌
道光三年 科尔沁卓哩克图王旗 255户 3184晌
道光三年 宾图王旗 103户 1546晌
道光四年 郭尔罗斯札萨克公旗 2700晌
道光六年 科尔沁卓哩克图王旗 760户
合 计 1318户 9430晌

(资料来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78)

再次,清代蒙古地区驿站的设置,为牧区市场的形成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条件。清后,仅在蒙古地区设置有交通干路15路,台站230多个,可达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

在辽阔的草原,驿路密布,台站林立,为历代王朝所无。而且台站规模一般较大,对人力、畜力、物力多能综合利用,这也为历代王朝所不及。漠南站每驿牲畜总数达数十头(只),漠北更多些。驿站组织系统亦比较严密,实行由理藩院为主、兵部为辅的双重领导制,基层台站设司员、章京、领催、骁骑校等职。大体说来,内地商人到蒙古经商有以下几条通路:经多伦诺尔可达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喀尔喀车臣汗部、土谢图汗;经张家口可达漠南乌兰察布、饧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喀尔喀库伦、恰克图、科布多、漠西新疆北部;经归化城可达漠南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喀尔喀蒙古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漠西新疆北部、塔尔巴哈台。


清代蒙古牧区市场的贸易形式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旅蒙商是牧区市场的主要商人。汉人商人到塞外经商。经政府允准,大批内地人出外经商则始自清代。清政府规定:凡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取院票;凡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领票。该票书写商人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日期。清代旅蒙商人数无确切统计,估计可达二三万人,下面是蒙古部分集镇旅蒙商户统计:

集 镇 商号数 时 间 资料来源:
归 化 面铺140座 (1776) 档案 军机处录副
绥 远 面铺80座 (1776) 档案 军机处录副
库 伦 晋商12家 康熙年间 《内蒙地志》
恰克图 商店60余家 嘉庆年间(1799) 档案 刑部
乌里雅苏台 铺房1000余间 《乌里雅苏台志》
多伦诺尔 坐贾1000余户 《蒙古志》卷3

这些旅蒙商根据牧区市场的特点,采取了许多欺骗投机经营手段,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例如,创办于康熙年间的大盛魁商号,专门组织销售蒙人所需商品和采购蒙古畜牧产品,一砖茶换三只羊,一只牛和一只骆驼。

这个商号销售商品主要不是靠开设铺面在柜台上做生意,而是采用人称“货房子”的骆驼队在草原上进行流动贸易。“货房子”分为批发和零售两种。批发 “货房子”包括帐篷1顶、商人和驼工20余人,骆驼和马200多头,狗十几只。每顶货房为一个销货单位,到指定的盟旗将货物成批赊销。专做零售业务者,驼队大小视商品情况,有时只用一二头或三五头骆驼,驮少量货物,走串到蒙古人住的毡房做买卖。

他们抓住牧民对某些日用商品的急需心理和牧民手中缺乏现银的特点,采取赊销办法。甚至到期亦不收取现金,而是以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然后再将这些畜产品远销内地,获取双重商品利益。因为是赊销就要计算利息,即以商品赊销金额为本息,加上利息,折合为牲畜或皮张,到期用实物还本付息。这样,大盛魁又获取了一项高利贷的利息收入。这个办法剥削很重。

对于蒙古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特殊需要,大盛魁亦全部包下来,满足供应,从而又获得了蒙古贵族的欢心。至于赊销债务是否能全部按照收回,大盛魁并非全凭个人信用,而是使用一种“印票”。凡赊购商品者,须持地方官负责担保并加盖地方政府印章的印票。印票上写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这样,大盛魁就不怕放债收不回来了⑥。

乌兰察布岁入砖茶20余万方、糙米2000余石、油麦800余石。蒙古地方为买而生产的商品以牲畜(马、牛、羊、骆驼)和皮张为大宗。这些商品在牧区市场成交后运往内地。如蒙古羊有数种,每年可成交后运内地数百万头。马的成交额亦挺大,乾隆时察哈尔马岁销江省各营10000余匹⑦。乌兰察布盟销往内地的成交商品有驼马牛100万余头,羊皮400余万张,此外还有皮毛、蘑菇、药材等。乌里雅苏台每年把内地茶10000箱运到古城贸易米面。这种转售一直延续了60年。

归化城是当时联结察哈尔、喀尔喀、鄂尔多斯及内地的重要贸易信道亦是蒙古牧区的商业枢纽。昔时不过一小镇的多伦诺尔,自乾隆时已经气人家鳞比,衡宇相望”,成为蒙古牧区第二大商业城镇,其贸易有马、牛、羊、骆驼等,尤以马市最盛,成交额以千万计。包头城商业自乾隆时亦始发达,其商店大多在东西两街,而西街又较东街繁华。兹将该城部分商店名称列出如下:

开办时间 商号名称
乾隆 三义公
乾隆 丰昌
嘉庆 东顺成
嘉庆 源茂升
嘉庆 祥盛号(祥盛瑞)
嘉庆 广昌永
嘉庆 复信魁
嘉庆 义和公
嘉庆 仁义全
嘉庆 广盛魁
嘉庆 祥盛元
嘉庆 义成元
(资料来源:《北方民族关系史论丛》第1辑第127页)

乌里雅苏台,台市在城西距三里许,有铺房千余间,商民二三千”⒂。科布多城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有东、西、南三门,“门外有关厢,长里许,俱系商铺”⒃。其商庄分京庄、山西庄,亦有俄商在此行销本国之货。其贸易以砖茶、洋布为大宗,其余为绸缎、铜铁、瓷器及日用杂货,俄商行销之物以糖、铁器、布匹为大宗。库伦城汉蒙分区而住,19世纪初亦成为蒙古牧区一个较大的商业城镇,为外蒙古地区商业批发和零售中心。恰克图中国市圈——买卖城是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重要市场,该城到18世纪末,有商店100余家,其中较大商店37家。

另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是定期的集市,寺庙和兵营周围往往成为集市的中心。每逢集市之期,商人和牧民不远千里赶来进行贸易,使寺庙或兵营周围顿时成为闹市,其贸易额亦很大。兹将部分庙会列表如下:

庙会 所在地
甘珠尔庙 呼伦贝尔
大板 巴林右旗
经棚喇嘛庙 克什克腾旗
贝子庙 锡林郭勒盟
准噶尔庙 鄂尔多斯
百灵庙 乌兰察布盟
南寺 阿拉善旗
额尔德尼昭 外蒙古
丹噶尔寺 集宁口外
王呼勒 外蒙古

旅蒙商通过在牧区的商业欺诈,获取了巨额利润,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旅蒙商在蒙古牧区进行的销售茶布等日用品和收购牲畜皮张贸易,是一项获利很大的买卖,有的商品利润超过成本的数百、数千倍。如前所述,他们把内地商品赊销给牧民,再将牧民的畜产品运销内地获取双重商品利益,又通过赊销折算利息获取了高利贷收入。下面是旅蒙商在商品交换中获取高额利润示意图:

时 间 地 点 交换商品 资料来源
1656年 库库和屯 (归化) 茶叶14包=白银1两 《蒙古中国俄国》1153页
康熙14年 津本台吉营地 骆驼1峰=20—25卢布 《蒙古中国俄国》1370页
1675 年 (约指车布登) 马1匹=20—25卢布
康熙 杭爱山西北陀罗海 茶1斤=羊3只 《圣武记》108页
康熙27年 茶10斤=牛1头
1688年 喀尔喀 羊1只=15索尔秘鲁货币单位 《清史资料》五、115页
科布多 砖茶1块=银5钱 清(佚名)《考察蒙古日记》
北蒙古 绵羊3只=1块砖茶 普尔热瓦斯基《蒙古和唐古特地》

1709年 秫米1石=银2钱 《清圣祖实录》卷240
小米1石=银3钱 清中叶
12只1岁绵羊=母马1头 《民族关系史论丛》第101、94页
15只1岁绵羊=普通马1头
32只1岁绵羊=公牛l头
砖茶1块=1只1岁绵羊或3张羊皮
布1匹=银1两2钱
牛犊1头=银1两2钱
喀尔喀
察哈尔
青海蒙古 骆驼1峰=银30—35两
马1匹=银12—15两
牛1头=银12—15两
羊1只=银2—3两

乾隆以后,有些旅蒙商携带元宝到蒙地进行交易活动。于是,蒙古牧区除仍以茶、羊为交换折算标准外,在一些较大的商业城镇,如库伦、恰克图等地,开始用元宝做为商品交换的价值尺度。旅蒙商正是通过在牧区市场进行的不等价交换,获取了巨额利润。如大盛魁商号在蒙古牧区市场每年周转额达银10000万两以上,总财产达银30000万两以上,3年分红一次,每股可分红银10万两以上,另外还积累了巨额公积金。大盛魁在极盛时期,蒙古全部王公和广大牧民几乎全是它的债务人⒅,每年仅利息可收回折合马70万匹,羊500万只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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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②③ 光绪《大清会典》卷979。
④ 汪鸣銮《隋銮纪恩》,《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一帙。
⑤ 乾隆《口北三厅志》。
⑥ 孔祥毅《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山西文史资料》第34辑。
⑦ 宫中档,乾隆朝20年4月尹继善:“江省各营仍照例出口买马1000余匹”。
⑧ 《清圣祖实录》卷240康熙48年11月庚寅。
⑨ 乾隆《口北三厅志》卷5,田赋志。
⑩ 光绪《续修寿阳县志》卷10,风土。
⑾ 军机处录副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
⑿ 《古丰识略》卷20。
⒀ 军机处录副巴延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
⒁《古丰识略》卷20。
⒂《乌里雅苏台志》。
⒃《科布多事宜》。
⒄《蒙古志》卷3。
⒅ 见吕洛青《大盛魁印票简介》,《山西文史资料》第29辑。
⒆ 见刘景平等《内蒙自治区经济发展概论》。
⒇ 《国际贸易报告》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

后海南岸的阿拉善王府

达昭
在什刹海后海南岸,恭王府东侧原三座桥府夹道1号,现毡子胡同7号有一处规模不大,但非常精致又很有特点的府邸。这就是连现行北京地图都没有收录进来,辛亥革命以后没有被其后裔变卖、拆毁的清代蒙古王府——北京阿拉善王府。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座王府曾经被称为罗王府、塔王府及达王府,是因蒙古阿拉善第三代亲王罗布桑道尔吉在平定新疆、西藏、青海的征战中建有殊功,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拨银赐建。
  
我于1937年出生在这座府院,是王府的六格格(大排行),并生活到1947年与全家一起回内蒙古阿拉善老家。
  
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府邸,依中轴线将王府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院以一座西式小楼为主,周围还有一些中式平房,在入口处有一个四方亭,方亭前面有一个混凝土砌成的坡,可以走人也可走汽车。通过方亭进入一个小院,小院内有海棠树,开的花是一簇一簇的。再往里就是过厅,这是一座前廊后厦的凉房。夏天时太太(我家称祖母为太太,系第八代阿拉善札萨克亲王塔旺布里甲拉的福晋)就住在这儿。穿过过厅就是小楼前面的小院,院子种了不同的树木花草,至今仍生长得很茂盛。十字甬道的中心竖立着一座铜像,我们叫它“铜人”。上面都是长着翅膀的小天使。楼前面还种着玫瑰花,每到玫瑰花盛开的时候,太太叫人摘下来收拾干净做成玫瑰馅,送到点心铺做玫瑰饼。进入小楼,一楼左侧我父母住。客厅铺着阿拉善老家带来的紫色地毯,我们都叫它“紫毯子屋”。楼上南侧是一座玻璃廊子,三个立面及顶部全由玻璃构成,冬天能接受充足的阳光,所以非常暖和。玻璃廊子外面是一个露台,我们叫它“屋顶”。我姑姑在这个屋顶上经常组织舞会,来的人都是辅仁大学的学生。
  
这座小楼的门窗都是菲律宾的珍贵木材制成,现在住在这儿的人把一部分窗子改成了塑钢窗,但还有老住户坚持保留了原来的木窗户。在小楼的后面是祠堂及库房。祠堂内供奉着我家列祖列宗的牌位,每逢年节都由太太亲率全家进行隆重的祭祀。
  
东院的东南角是厨房,院子中间还有一座烤全羊的吊炉。吊炉由砖砌成,能放入一只昂头的整羊。烤全羊系蒙古族的肉食品中最讲究烹调技艺的大菜。
  
西院的房屋都是中式建筑,院子西侧原有一排鸽子楼。这个院子里种有很多的桑树、海棠树,又叫“海棠院”,海棠院的北墙有垂花门,穿过此门就进入一四合院。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保留蒙古旧制承袭亲王位,我伯父达理扎雅被任命为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即在这个院子里结的婚。伯母系原清代贝勒载涛之女金允诚。后来伯父回阿拉善就职,这院子租给别人了。到我们回老家之前(约1946年)太太把东院的小楼也租给了辅仁大学幼稚园。
  
这座王府面积不大,房子仅有一百多间,虽然没有其他王府那么气派,也没有严格遵循清代的规制,但却也因此显得小巧玲珑,自然随意。

十岁前我与家人就居住在这里,童年的事情经常浮现于脑海。

成吉思汗灵榇西迁:是鲜为人知的大事

这是日本侵华期间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从时间上说,只是阅时数月;从空间上说,仅历地千里,然而,它的巨大影响则穿越时空,在中华大地上久久回荡。

1 这块圣地曾经受到日军的搅动

  日本在侵华的整个战略部署上,十分重视对蒙疆的占领和统治。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团占领张家口后,按其既定的侵略计划,立即向(北)平(归)绥路西段进攻。1937年10月10日,由酒并镐次率领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团一个旅团,在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伪蒙军的配合下,进犯归绥和包头。侵略者在步步逼近蒙古族人的心灵圣地——成吉思汗灵榇所在地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伊金霍洛。

  日本知道要占领蒙族的心灵高地,必先占领蒙人心神向往、无与伦比的伊金霍洛,占有成吉思汗灵榇。他们密谋先占领成吉思汗陵寝,如果不能就不顾一切地炸毁。

  “伊金霍洛”,蒙语,译成汉语意思是“主上的园地”,位于伊克昭盟郡王旗境内。“伊克昭”,汉语意为大庙,为内蒙古鄂尔多斯部游牧地,位于甘陕两省之长城以北,属当时绥远省境河套地带,是蒙古西二盟之一。

  历代帝王的陵寝,都没有成吉思汗陵寝那么简单朴素。伊金霍洛的沙坡之下,两个巨型蒙古包合组成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陵寝就在这种伟大广漠平静肃穆的自然环境中矗立着。

  大汗陵寝为一复式帐幕,内供大汗之银棺、大汗御用之马鞍、大汗画像、雕弓一张、宝剑四柄。银棺长三尺(120厘米),宽三尺五寸(77厘米),厚二尺五寸(99.5厘米),覆以黄缎。是我蒙古族同胞生命精神之所系。苏鲁定,蒙语,指的是成吉思汗征战时使用过的兵器。共有五件。1大,4小,均为铁质。大苏鲁定长20厘米,柄长250多厘米,矛之下端缀枣骝马鬃之缨,竖立于寝陵之外,数百年来没有锈蚀。

  的确,伊金霍洛只是成吉思汗的遗物冢。然而,在真正的成吉思汗墓地人所不知的情况下,伊金霍洛就是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里的所有一切,有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是蒙古族同胞心中的圣地,是蒙胞心灵的丰碑,为全蒙古人心所系。

  1939年1月19日,绥境蒙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兼伊克昭盟盟长、先祖成吉思汗陵的“吉农”沙克都尔扎布郡王,踏上赴重庆的长路,面见蒋介石。蒋介石遂从以沙王为代表的蒙古官民所请,1939年2月10日,在《成陵危在旦夕,呈请最高当局谋计保护》的报告天头上写下“成陵关乎民族之精神,不可等闲视之”的批示,交国防最高会议复议。

  经蒋介石签核的方案决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全权办理移陵事宜;迁移地点:拟第一步暂移甘肃榆中县兴隆山,且便移还原地;迁移路线:由伊金霍洛用驼轿到榆林换汽车抵西安,再转至榆中,第2、第8、第10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负责成陵西迁时所经路线的警备,确保成吉思汗陵西迁过程中的绝对安全,以示国家崇敬于保护民族英雄之至意……

2 成千上万的蒙胞跟在队伍的最后面送别他们的大汗

  迁移成吉思汗灵榇,首先是要将位于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银棺、位于小伊金霍洛的忽兰哈敦银棺、位于苏定霍洛的苏鲁定,一并装载到运灵车上,这称之为“启灵”。启灵时要举行隆重的启灵仪式。按预定计划,1939年6月8日举行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启灵仪式,6月9日赴苏定霍洛,举行苏鲁定启灵仪式。祭奠成吉思汗灵榇程序先按民国礼制举行,结束后,再按最隆重的蒙古传统仪式举行。祭奠忽兰哈敦灵榇和苏鲁定程序,按蒙族传统仪式举行一次。

  移灵用白色神驼、高轮大车导入灵坛,成吉思汗的银棺在16匹神驼的拉动下,经高轮大车转轴的拉动,缓缓吊起——成吉思汗灵榇银棺长120厘米,宽77厘米,高99.5厘米,外面银质嵌以金镀的五雄图案,光芒灿灿。达尔扈特年长者虔敬地扶着银棺,慢慢地移入灵车上。整辆灵车均用黄缎缠绕,十分耀眼夺目。下午3时,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灵榇、小伊金霍洛忽兰哈敦灵榇同时迁移,先后运抵扎萨克旗王府,停放在这里,供伊克昭盟各界、所有蒙胞瞻仰和公祭。

  自10日正午起,阿木台庙人山人海。蒙胞们络绎不绝,宁断隔夜之炊,亦踊跃宰牲献礼,他们自带着祭品,虔诚地叩拜大汗。祭桌上摆满了蒙胞们敬献的整羊、马奶酒、奶食品等供品,借以表达对成吉思汗的敬仰。喇嘛焚香点火,颂词念经,缅怀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蒙胞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全家人一起出动,摩肩接踵地来到庙前,瞻仰大汗银棺和神器,祭典中华民族英雄——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英灵,舒张民族正气,藐视倭奴气焰。

  公祭之后,1939年6月13日清晨,银棺、铜庙、苏鲁定、祭器等,在成千上万蒙胞的跪送下,由扎萨克旗王府起运,沿着骑兵第2军一部提前3天开辟的路线前行——3 这一天,成了兴隆山最隆重的节日

  榆林,成吉思汗灵榇西迁离蒙入陕的第一站。天水行营、陕西省政府格外重视。他们分别发出通知,要求榆林党政民学商等各界热烈欢迎、祭奠成吉思汗灵榇。

  自6月13日中午起,驻榆林的部队、机关、学校、团体和市民有组织地手擎五色标语纸旗,涌向县城北门郊外,恭候在道路两旁,迎接成灵的到来。大街小巷到处贴满标语:“纪念成吉思汗就要抗战到底!”“纪念成吉思汗要收复失地!”

  下午3时。灵队出现在榆林数万民众的视野里,人们挤着向前,希望将大汗的灵榇看得真切些,以至在骑兵、工兵、步兵队伍通过之后,灵榇通过的道路被堵断,护灵卫队不得不掉过头来维持秩序。烈日下,人们焚香瞻拜,做吉祥之祷告。当灵榇队伍前导的骑兵的马头从北关城墙门洞探出时,悬挂在街道两侧的鞭炮被市民们点燃了,纸花翻飞,鞭屑四溅。

  这时期的战区划分,陕北米脂,是中共的国民革命军八路的防区。6月18日,中共代表谢觉哉、八路代表滕代远早早地来到盘龙山下的米脂县城,等待成灵迁移队伍的到来。

  下午4时30分,成灵西迁车队入米脂城。中共、八路在这里举行了祭奠仪式。谢觉哉在祭奠仪式上宣读了祭文。灵车当晚宿于陕北米脂县城,八路后方留守兵团第8团派出一连官兵与护灵宪兵一起,合力警卫成吉思汗灵榇。

  米脂向南是绥德。绥德东隔黄河与日军占领的离石相临,系抗战前线。距李家沟激战10天——1939年6月19日上午,成灵西迁车队自米脂县城出发,向绥德开进。

  21日成灵西迁车队抵达延安。21日清晨,延安一百多个单位的一万多人前往十里铺迎接,沿途行人拥挤异常。

国民党党政军民各机关百十余单位2万多人到街头迎灵,迎灵队伍绵延3余里。11时,远望公路尽头尘土飞扬,轮声隆隆,灵车前后由军宪护卫,于严肃的号声、民众的热望中缓缓驶来,灵车近前时,迎祭群众高呼口号:“保卫伊金霍洛,保卫内蒙。

  6月25日晚6时50分,成灵迁移车队自西捎门入西关,缓行3里许,7时整入安定门。安定门是西安城西面城墙上的中门。6月27日,成灵西迁车队在护灵人员护送下,离开咸阳,驶上通往甘肃的西去之路。7月1日中午11时50分,成灵西迁车队抵达榆中县城。7月1日中午11时50分,移灵车队抵达榆中县城。迎祭仪式结束后,移灵车队沿榆中城外大道向兴隆山入山处驶去。

  在城外大道与入山路口的衔接处扎有一座红黄蓝三色立体彩坊。移灵车队到来,鸣炮九响,鞭炮三万响,激起大山阵阵回荡。车路只通到这里,成灵将要安厝的大佛殿等庙位于兴隆东山之半腰,距山脚约2公里,仅有供狭窄的山道相通。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及苏鲁定等,需要靠人力抬上山去。护灵的宪兵先行下车向山顶攀去。

  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榆中县县长陈谕民左右扶灵,习惯草原生活的12名达尔扈特跟随,向兴隆山深处的大佛殿攀去。另外8名杠夫抬忽兰哈敦灵榇,由随朱绍良前来的省厅、部委长官扶灵登山,8名达尔扈特随行。最后4名杠夫搬运苏鲁定神矛等物,其余达尔扈特在其后跟进。

  上山的道路虽然经过陈谕民县长发动近百名能工巧匠修筑,通行状况大为改善,但在整个长度约2公里的山路上,有两处陡峭的转弯难以拓宽,狭窄得只能仅供1人通过。成吉思汗灵榇银棺总重量在百斤之外。榆中杠夫甩掉上衣,走一步喊一声号子,一点一点地挪过那狭窄之地。

  7月1日下午2时整,安灵仪式开始。这是迁移至终点的祭典。国民政府特派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为安灵主祭官,所有驻甘中央各机关代表,地方党政军机关代表,省立大中小各校师生代表,人民团体代表以及观光外宾千余人入山参加隆重的祭典。当地百姓,还有千里迢迢赤脚从绥远伊克昭盟、新疆、青海、甘肃河西走廊赶来的蒙民信徒,手提肩扛各色祭品,登上兴隆山,来到大佛殿,祭奠成灵。

4 踏上了魂归故里的征程

  转眼到了1953年。同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蒙民要求,向中共政务院要求将成吉思汗灵榇迁回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意见。

1954年3月15日,一列西行的火车缓缓驶出了呼和浩特站。伊克昭盟盟长鄂其尔呼亚克图(此时,沙克都尔扎布已去世)、达尔扈特乡乡长宝锁儿、呼伦贝尔盟甘珠尔庙嘎拉僧活佛等29人组成的内蒙古自治区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就奔这趟车上。他们西去西宁,迎回草原的儿子、蒙民日夜思念的大汗灵榇。

3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全体成员,会同青海省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主席高宝扎布、政协副主席达木林等领导,以及西宁市数万群众,在塔尔市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成吉思汗灵榇北迁请灵大典。大典结束后,成吉思汉灵榇、忽兰哈敦灵榇、苏鲁定等,一并请入卡车,驶出了塔尔特,驶出了西宁,在兰州改乘火车,踏上了魂归故里征途。4月3日,成吉思汗灵榇、忽兰哈敦灵榇、苏鲁定,随行的达尔扈特和迎请成吉思汗灵榇代表团抵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

  1954年4月7日,成吉思汗灵榇被安厝在1939年西迁时的陵地里,忽兰哈敦灵榇重归小伊金霍洛,象征民族精神的苏鲁定雄壮地耸立在属于它的伊金霍洛草原。在整个中华民族一起经劫难的成吉思汗之灵,回到了鄂尔多斯,回到阔别15年的故土,回到朝思暮念它的同胞们身边。

  4月23日,成吉思汗灵榇回迁之后规模空前的首次大祭在伊金霍洛举行。巴音昌霍克河两岸,阿拉腾甘德尔山梁,人群似海,祭礼如山,彩旗飘扬,歌声回荡。再也不是西迁时的悲凉,再不是逃难时的凄惨!旧貌新颜,换了人间!
(摘自《成吉思汗灵榇西迁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成陵西迁秘闻

成陵“伊金霍洛” 八百年祭灯长明

  色登原是内蒙古民族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现退休在家,尽管他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对蒙古史了如指掌。他说,我的爷爷和父亲,和“成陵西迁”有着很深的渊源,我爷爷主持了成陵的西迁,我父亲参与了成陵的回迁。

  据色登介绍,史载,成吉思汗是在攻打西夏国时,受伤并逝世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伊克昭盟,死后按蒙古族当时的习俗秘密安葬。很多史学家据此将成吉思汗所葬之处列入了历史之谜。但在蒙古族人心中,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就是他们的“圣主”成吉思汗的陵园。

  色登说,祭祀成陵的活动开始于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汗,到了忽必烈汗时,他下令在每年4季都要祭祀成陵,并制定了祭祀仪式的细则,此外又派了8大亚木特德和500户达尔扈特守陵。从此开始近800年鄂尔多斯人民和500户达尔扈特一直坚守着成陵,一天也没有熄灭陵前的长明灯。

欲挟陵发号令 巧施计退特务

  1937年,日本在“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政策下,在绥远,扶植德王等部分蒙古王公成立蒙疆政权,并影响到了黄河南岸的伊克昭盟。

  色登说,当时他的爷爷沙格都尔扎布(沙王)是伊克昭盟的盟长,他在参加了德王政权的成立大会后,认识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真实面目,毅然断绝了和德王伪政权的来往。

  日本想攫取成陵,并以此号令内蒙古民众归附政权。1937年冬,日本人派特务内田勇四郎来伊盟召集各旗王公见面,要求他们支持德王的伪政权。会上提出把成陵搬迁到日占区,而且还要与会的个旗王爷和他们的代表和他一起去绥远。“我爷爷背着内田勇四郎跟到会的王爷和官员们商量了一个对策,然后对内田勇四郎谎称,国民党马占山的部队已经到了伊盟,并截断了他回包头的道路。内田勇四郎信了这话,吓得独自一人绕了个大圈跑回包头。这样,这些王公和官员才摆脱了去绥远当人质的危险。”

制个假“苏力定” 破了鬼子阴谋

  威逼利诱不成,日本侵略者在1938年3月派日伪军进攻伊盟,但在东胜,被守备当地的国民党部队和蒙古族保安队击退。

  色登说,日本人不甘心,他们威逼此前奉命到包头假投降的伊克昭盟的副盟长阿王写信给我爷爷,要求把成吉思汗的兵器“苏力定”请到包头供他祭祀,以达到把全内蒙古人笼络到蒙政权周围的目的。阿王虽然很清楚地知道鄂尔多斯人民不允许动成陵里的任何一件祭品,但还是写了信。

  我爷爷清楚这是日本人的想法,但又担心日本鬼子以此为借口,大举入侵鄂尔多斯草原,最后决定制造一个假的“苏力定”。他把我父亲叫去吩咐他“造一个和真苏力定一模一样的苏力定”。我父亲是一个能工巧匠,很快就和自己的随从一起,打造了一个假的“苏力定”,并派一个喇嘛送到包头,堵住了日本的嘴。

  沙王赴重庆延安 “毛”和“蒋”“支持”西迁

  日本者急于侵占伊盟的企图,促使沙王作出了将成陵西迁的决定,正巧,蒋介石要沙王去重庆。色登说,1938年,我爷爷去重庆向蒙藏委员会递交迁移成陵申请书,迁陵的地址暂时选在青海省西北的克利格贝子旗,等战乱平息后再迁回原地。蒋介石很重视这一申请,很快批准迁陵事宜,并委任我爷爷和当时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等为起灵致祭官,奉移经费从国库中拨发。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即令蒙旗独立旅旅长白海风(蒙古族)率部保卫成陵。

  色登还介绍,在返回伊盟的途中,沙王又去了延安,见了毛。沙王告知了毛伊盟的形势和迁陵的事宜,毛说也支持他的西迁计划。

  西迁路经延安 毛敬献花圈

  色登听他父亲讲,迁陵时,尽管一再保证赶走日本人后将成陵迁回,但出发这天,护陵的达尔扈特和大批群众跪在路上不让走,不少人哭晕。送行的队伍边哭边向灵柩磕头,送了20多里。这场面感动了协助迁陵的国民党官员,他们说,蒙古人这样尊敬他们祖先,难怪当年成吉思汗所向无敌。当时一位记者写下这样的语句:“成吉思汗的灵柩在伊克昭盟蒙古族百姓的泪海中从‘伊金霍洛’的圣地迁走。”

  1938年6月15日,灵柩到了陕北重镇榆林,全城5万余群众在城南门举行了致祭。

  6月21日,到达延安。中共在延安十里铺搭设了灵堂,延安各界2万余人在公路两侧迎候成陵,并举行盛大祭典。中共以及毛敬献了花圈。6月25日,抵达西安,西安各界20万人在鼓楼礼堂举行公祭。

  15年后成陵回迁 顺利返伊金霍洛

  色登介绍,成陵迁走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伊盟任意欺压当地蒙古族,激起了当地蒙古族人起义。起义失败后我爷爷带着自己的队伍去蒙古投奔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后来被国民党骗回来,软禁起来,1945年在悲愤中辞世。临死前,他把我父亲叫到身边流着泪说:“我怕成陵被日本人抢走,才把成陵迁走,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是否把成陵还给我们很难说,你要将成陵迁回伊盟。”

  1949年解放后,我父亲任伊盟的盟长,上任后一直关心成陵的回迁。1953年迁回成陵的要求被中国政府批准。我父亲和当时伊盟的一些领导和知名人士成立了“祭奠和建设成陵筹备小组”和迁陵代表团。

  1954年4月17日,代表团把成吉思汗的灵柩请回了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色登回忆,他父亲每每说起这件事眼眶里总是噙着泪水。

色登说,长辈们为成吉思汗陵的西迁和回迁做了很多事,我为他们自豪。

铁穆尔:在库库淖尔以北



多年前,在北京,读到过尧熬尔(今被党命名为“裕固族”,取富裕、巩固之意)作家铁穆尔给我看的他的书稿,深深地钦佩他的证言式的写作,并因为自己也在进行类似的写作,故将他引为同道。最近在读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陈光兴的《去帝国》等书时,又想起了铁穆尔的文章,在网上找到下面这篇,贴在我的博客上,作为某种纪念。

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写到:“殖民者创造历史,而且是有意识地在创造历史。因为他不断地重造他母国的历史,他很明显地表示出他是母国的延伸。因此,他所写的历史不是他抢夺当地国的历史,而是撇清了所有罪恶后的母国史。”

那么,就让我们来为我们自己,记录被殖民者改写的历史吧。希望,有生活在各个藏地的藏人,像铁穆尔这样,去走访同族的历史见证人,无论以母语还是外族的语言,记录下我们的故乡那真实的历史。

铁穆尔:在库库淖尔以北

【发表于《西湖》2007年第6期  
我试图以笔录的片断讲话、互不联结的事件、局部现象,也就是一些与1958年“反封建”斗争中的扩大化、甘肃省和青海省牧民的几次不同原因的大搬迁、“四清”和“文革”等许多事件有关的人的陈述,组成一些不连贯的画面,同时又是一种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试图从他们的口述中看到当时的人们情感的历程、心灵的历史,而不是以事件本身的历程为主。他们为什么痛苦?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这是一堆“当人们试图把它们拼在一起就会扎手的玻璃碎片”。
  
我努力做到不遮掩、不诿饰,摸索一种方式来叙述民众的心灵历史,学习异域文学和历史中常有的那种真实的力量,也就是最高限度地接近生活,追求真实的极致。
  
让被访者说出自己的立场,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仇恨,而是避免类似的痛苦和灾难,让历史上的悲剧激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并为那些不幸的人们呼吁宽容。让我们拿出勇气来,实事求是地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做一次全面的重审,做一次抽筋剥皮般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杜绝和根除类似的事件发生吗?有一点也许人们都明白:那就是只有铭记自己历史上的残酷和恐怖经验,才会有消除歧视和压迫的契机。目的就是让这些受难者的历史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一定的指导和警示。“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内在联系。”(卡尔恩斯特耶斯曼语)
  
——铁穆尔
  
按: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位于青海湖东北侧草原。青海湖,蒙古语叫库库淖尔,藏语叫措尔孟,汉语叫青海湖或西海。以畜牧为主的海宴县有蒙古、藏、汉和回等民族。1958年“平叛、反封建”斗争的扩大化,在大清洗的同时,这年10月上级命令将这一带的蒙古、藏等牧民火速搬迁到祁连县、刚察县、皇源县等地。
  
那一年,在青海省祁连县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接壤的草原上,因人畜突然剧增,两省牧民发生了更多的摩擦,这又成为导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牧民大搬迁的原因之一……
  
1963年到1967年,“四清”运动工作团又在祁连县制造了大冤案“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涉及了414人。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祁连县和海晏县1958年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案和祁连县的“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都被彻底平反……(作者)

  
档案摘录
  
海晏移民工作,是从1958年10月20日开始的,到1959年的2月份才结束,……迁往外县的移民共计1,279户,6,700人(另一资料称:共有1700多户,近9000名牧民,270000头牲畜),其中湟源安置156户,949人,祁连安置461户,2,183人(包括托勒138户,635人),刚察安置474户,2,469人,(包括青海湖25户,101人),三角城种羊场安置188户,1,099人(包括机械厂37户,244人),海晏县各公社安置436户,1,983人。
  
祁连县档案馆《关于海晏县1958年移民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洛布丹(藏)69岁
  
“海宴县蒙古人主要是1636年旦增曲吉加乌(固实汗)从阿尔泰山和天山一带进入青海时来的,以和硕特蒙古为主,也有其他卫拉特蒙古各部的人和1227年以来进入青海的各个蒙古部落的后裔。清代在青海湖周围有29个蒙古旗。……
  
“上级命令下来了,让海宴县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600公里外祁连县的的苏勒托莱(今分为两个地方。苏勒:今名苏里乡,属青海省天峻县。托莱:今名央隆乡,属青海省祁连县。均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都被没收掉了。每一户只让赶五头牛,到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一户只赶两头牛。干部们拿着枪来了,他们说,啥也不要拿,到了那里啥都有哩。叫人们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谁要是回头看一下,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人不走,就威胁要在那里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都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
  
“把人们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人就扔到路上了。又走了好久,路边有一个人家,有一个老奶奶,她给饿肚子的人烧了茶,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人们吃了。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
  
“从库库淖尔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蒙古老人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小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扔下。到了祁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亲人不能相见。
  
“寺院的僧人们集中在一起劳动,大家心情苦闷、绝望。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当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那第二天肯定在滩上能看见他的尸体,有的人头枕石头死掉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满滩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后,在审讯的时候给他上了八段锦(酷刑一种)后,他的腰椎骨脱臼了,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释放后,他挡了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那个大娘惊讶地看着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后来她嗫嚅着问他:‘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他’。那个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
  
“散白勒到自己的家后,他的媳妇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的畸形人。”

散白勒(蒙古)89岁
  
“……那一年札西伦布寺的一个活佛从内蒙古过来了,把他的牲口稍带给班禅赶牲口的人赶往拉萨。我们那里每隔三年要从札西伦布寺请一个活佛到我们的寺院扎藏寺(今湟源县境内,曾一度是青海卫拉特蒙古人的主要寺院)。1957年这个活佛来了,他的名字叫伟林西热特。1958年这个活佛被说成是特务,逮捕了他。这个活佛只有两个徒弟,再啥也没有。当时活佛住在藏民的大于千户家,大于千户和我们关系很好,他管辖七个部落700-800户人,蒙古人藏民都有。大于千户给活佛借了1000块钱,大于千户就被抓走了。上面说活佛是特务,千户是叛乱分子。那时我是哈勒景乡的乡长,我去证明活佛不是特务。他们就抓了我。我忘了我是在哪里被抓的。……海宴抓人开始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刚解放那几年,因为草原上狼多,一到冬天狼害特别严重,所以政府组织成立了草原打狼队,打狼队由各部落的枪手和民兵组成。当时有公安上的人领上打狼。1958年把打狼队定为反革命叛乱队,全部逮捕法办。……
  
“……我在德令哈劳改农场劳改,劳改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家里人还活着没有?……?(已严重残废的散白勒老人已体力衰弱、记忆模糊,言语含糊不清。)”

劳布藏(蒙古)73岁
  
“解放前马步芳的时候我们家里穷,我们给农区的汉族地主放牲口。放一个黄牛给的报酬是30斤青稞,一个马是50斤青稞,30只羊是10斤青稞。15岁上到茶卡驮盐三年,从茶卡赶着牦牛送到大通,一个牦牛给你五块钱,往返一个月。我的父亲在解放前当了40天的保长。我17岁的时候解放了。1953年北山蒙古族区成立了,我的父亲当了区长。我带20多户人家,全部是一些牲口少的穷人家,我们在海宴县第一个成立了互助组。一年后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叫团结社,我当了社长。我到海北州会计训练班学习四个月,学了一些汉字,回来当了会计。
  
“1958年秋,斗争开始了。部落头人、区乡干部,召去开会就被扣留了。部落里的男的全部被打成了反革命,抓上劳改去了,剩下的全是些女人娃娃。上级也不让我们说蒙古话或藏话,说是黑人黑话不能说。我们家七口人,我父亲是北山蒙古族区的区长,被逮捕了。那时候我是北山蒙古族区团结社的社长,我们晚上接到通知,上面要让我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天一亮就要走。上级宣传说,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户只准赶三头牛。其余的牲口全是公家的。东西全部扔掉,我们白天赶牲口,女人们背着娃娃走不动,男人们先赶上牲口走,到宿营地后晚上再回头去找女人娃娃们。干部们很凶,很牛比,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被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我们赶着牛、马和羊,干部们就是不让我们骑马。抱着娃娃的女人,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一句话,就是人不如牲口。我们不在人的数字里(意思是:不被当人看)。
  
“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在雪地里赶着牲口走,骆驼回头望着自己的老家‘嗷尔……嗷尔……’叫着,眼睛里淌着眼泪。不要说人嘛,牲口都恋自己的家乡呵!走不动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来,我们蒙古人也罢,藏民也罢,还有你们尧熬尔人也一样,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罢,也是朋友,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牛、马、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在悄悄地哭着,谁敢大声哭呵?
  
“到托莱了,我们除了一顶空荡荡的账篷外啥也没有,没有吃饭的锅碗,要买的话我们没有钱。最难的是每一家男人大多都被抓走了,没有干活的人、没有劳动力。我们在苏勒、托莱、天峻一带放牧,苦得很呵。冬天到了,天那么冷,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风刮走了,七天要垒一个羊圈。公家的羊死掉咋办?人死掉不要紧。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上了,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后来我们也有了经验,饿极了走不动时,背着手还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动。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绝对不让我们吃。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个别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宰了牲口,抓住以后在群众大会上批斗,然后去劳改。人们全部在食堂吃,在食堂吃过后就不能在家里烧火,你烧火你就有问题。干部说这是账篷改造。
  
“开会的时候,会跳秧歌的汉、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1958年,吃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快快来。’唱的都是当时的口号。会上批斗活佛、阿訇。还要让回族养猪。
  
“祁连县有汉、回、藏、蒙古、土好几个民族。当时干部们天天宣传的是‘揭掉盖头辫子化,不戴顶帽分头化,脱掉皮褂棉布化,不烧牛粪卫生化,回藏汉蒙通婚大众化,牧区账房街道化,乡村住宅城镇化’。
  
“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些男人都被抓上走掉的孤儿寡女呀。
  
“1960年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成群的野马被打死后用车拉走了。
  
“后来,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每一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我家里有三个娃娃,我的两个,我妹妹的一个,娃娃们吃不饱。大米熬成汤给每人舀上一碗,几粒米就沉到了碗底,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吃的粮食不够,穿的衣服也没有,买也买不上。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们没有鞋。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把皮剥下来后泡在水里,给娃娃们缝了鞋。这些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和我们一起过来的人都是这样的。
  
“1958年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呵,冈察、祁连、门源、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总算没有死绝呵。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没有自己的部落了,我们还是流浪的人。
  
“1962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了,但是还戴的是反革命的帽子。‘四清’运动来了,接着‘文革'又来了,1966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党籍也开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让措在1980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
  
“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见的时候圈好羊,拴好牛,来不及吃一点喝一点就要摸着黑去会场上汇报,然后挨批斗、挨打。每天都要批斗、都要用绳子捆住挨打。他们把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上石头,然后又吊在账篷里用烟熏,用棍子打。嘴里给灌了辣椒、姜粉。我的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
  
“1968年11月份,我在红土沟、哈萨坟一带放羊。有一天我的父亲和母亲没有回家,我问别人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后来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黑河上游西支,原名八字墩郭勒),看见我的父亲和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我才知道两个老人跳河自杀了。后来听人说在批斗会上把两个老人打得很厉害。他们俩跳水的时候,两个人把手用绳子拴在一起后才跳河的。我给乡上汇报了,公安上的人来了,说这是畏罪自杀。
  
“我去找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尸体,他们俩跳水的时候,河面已经开始结冰了。好多天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天越来越冷,黑河的冰越结越厚。到了第二年开春,巴字墩河的冰层化掉后,我才在河水边找到了他们俩的尸体,他们俩的手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
  
“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经死了。我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  

乃志布(蒙古)54岁
  
“1958年上级把海晏县打成反革命县。15岁以上的男人全部镇压了。手铐都不够了,就用绳子捆。当时上面说:要镇压1000个男人,海晏县就叛乱不了。其实海晏县哪有叛乱呵?就我们知道的整个海北州也没有什么叛乱。海北州公安局命令1000个如果抓不够,就抓女的来顶替。在州监狱里女犯很多,影响实在很大,上面只好把海晏县的县长刘义(译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里了?劳改农场多得是,德令哈、格尔木、浩门、化隆……回来的没有几个人。
  
“我们成分高的牧民财产全部没收掉后就被赶到公私合营牧场了。那是1958年秋10月10日,我记得很清楚。晚上来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锅头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干部们背着枪赶着我们走,谁走迟了谁就是反革命叛乱分子。一户只准赶自己的三头牛,一顶账篷一驮马上就走,50个牧民一个食堂,没有自己的锅碗,来迟了吃不上。600公里路走了45天,一路上病死的,饿死的,因为气候不适应和绝望而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的肺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们赶上21万头(只)牲口走的,上级只统计了路上死的牲口有20000多头(只),说是国家的财产。可人死了多少有谁统计过?人没有牲口重要呵。
  
“唉!600公里,走了45天,死了多少人呵!托莱牧场的一个坑里,堆满了人的尸体,春夏时候臭得人头都晕。
  
“到了天峻、苏勒托莱,气候寒冷,又是隆冬时节,账篷扎不起来。有的一个账篷里住四户人家,一个角里住一户人。没有锅碗,找了个脸盆做了点炒面糊糊。每个人一月九斤粮,哪能吃够呵,饿死了多少人,有那么多牲口就是不敢宰着吃呵,因为那全是国家的,连干部也没有权力宰。偷宰一只羊,是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要逮捕法办。后来打下野牲的人活下来了。我当的是食堂的炊事员,可以偷偷摸摸吃一点,算是没有饿死。我们到天峻放了一年牲口,苏勒托莱一年,1963年又到了野牛沟。我们的人全部被赶到了默勒、多伦、阿日克几个地方,这些地方相隔都很远。
  
“1980年海晏县的反革命帽子脱了,反革命叛乱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经死了,财产全没了,家乡没有了。
  
“那时我们赶着21万头(只)牲口到了托莱,当了牧工,几十年来批斗、挨打、放牧过来了,我们也老了,到前年(2003年)要撤场,牧场的牧工每人给了3000元打发了。从1958年到2003年,一辈子都在牧场放牧,一辈子只挣了3000元。一辈子呵!没有工资的家属、牧工最可怜。”

蓝白(蒙古)73岁
  
“我是北山蒙古族区乌兰淖尔乡的。我没有经历过那次搬迁。因为我被逮捕了,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训班学习,到政训班刚两天,公安局的人就来抓人了。和我一起抓了61个人。县长、书记,公安局长全部被抓掉了。公安局的人说:‘你们是叛乱分子’。他们用麻绳把我和蔡巴阿拉格连在一起,赶到了汽车上。我们被交到西宁劳改局,我被判了15年。然后又押到德令哈农场劳改。那时候我26岁。农场里犯人打犯人很厉害,公安局的人让刑事犯打我们,强壮蛮横的刑事犯用柳条和木棍打弱一些的犯人。那些犯人一边打我一边问我:‘你搞叛乱杀了多少人,老实交待。公安说你杀了人了。’公安的人就站在旁边看刑事犯打我们。
  
再后来就开始饿肚子了,柴达木劳改农场有13万人,死得只剩七八万人了。我们吃了三年茴条、苦苦菜和锁阳。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回来刚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又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批斗的时候你一拳我一脚,到现在我的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屡教不改,死路一条。屡教不改,死路一条。……’
  
“劳改了,挨打了,饿肚子了,草吃了,回来帽子戴了,苦受了。人的数字里没有我们。
  
“1980年我被平反了,祁连县的县长、海北州法院的人、祁连县法院的人都来了。我对他们说:‘在党中央的好处下,我成了一个人。总算不像过去,往右转是错,往左转也是错……我好歹算是个人了……’
  
“就这么,公安局的人给我们每人发了几个钱,就算是平反了。”

旦穆智勒(又名沙里,蒙古)64岁
  
“唉!现在我们把蒙古话也忘掉了。……
  
“我是贝子家(北中旗,俗称水峡贝子旗)的,我的父亲叫久格西,是哈勒景乡的副乡长。那时候他有两匹好走马,一匹是青马,还有一匹是枣骝马。县上叫我父亲去开会,我的父亲骑上那匹青马去开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说我父亲被抓上走掉了,说是反革命。那时候我还小,男人们都抓上走掉了。还有我的阿舅,他是宗贝子家(北右旗,俗称宗贝子旗)的王爷。1958年前当的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长,他也被抓上走掉了。我的父亲有胃病,死在德令哈劳改农场了,那是1961年。
  
“我的父亲刚抓走的那一年,1958年9月我们开始走了,一路上又是风又是雪,路上我们看见刚察县搬走的牧民的营盘上火塘还在冒烟。我们从老家海晏的哈勒景乡出发,30~40户人家被编到一个食堂里。一家人只准赶三个驮东西用的牦牛,我们一家五个人,早晨天刚亮就赶着集体的300~400只牛羊走。路上到处都是牛羊和赶牛羊的牧民们,牛羊乱跑人也乱跑,到下午就剩30~40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给路上的矿区了。一路上,好一点的马、犏牛又跑回到我们的老家草原上了。牲口都那么恋自己的草原,我们人呢?公安局的、民兵们就在后面赶着我们,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用火皮袋子打火,吃点死面饼子(没有发酵的面饼)就走。路上没有账篷,随便躺在滩上打个盹。到默勒郭勒,从默勒郭勒到克热那合老,又到则热恩块勒,则热恩块勒的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们到库库热,到托来,又从托来到天峻。整整走了49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能说完吗?到天峻后,在哈拉淖尔(今青海省天峻县境内的哈拉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湖边又和天峻的牧民们打架争草原。我被赶上去挖煤,那时我才16岁。反属的子女不让放牧,只能到农业点上开荒种地,放牧是我们蒙古人和藏民的生活,挖煤、挖地我们哪里会呀?
  
“肚子饿的呀,有早上没晚上。饿得快死了,让我们回家。我背上一块毡去找家,家已经搬上走掉了。一路上碰到个账篷就去讨个馍馍,找了好长时候才找到家。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带着我的姐姐和妹妹们。我又去了运输队赶牛,收羊毛、牛毛、皮子……
  
“1963年我娶了这个老阿奶(他用手指了指老伴),安排到野牛沟乡大泉村,一直到现在,都老了。”  

秋什江(蒙古)54岁
  
“阿爸抓走了,三叔叔也抓走了。我抱着哥哥的腰骑在他的马后,到了苏勒。到苏勒后我就跟上阿妈去放马、放羊。两年后我8~9岁了,就一个人放牧着一群母羊。我整天想我的阿爸,不知他在哪里。过了几年,我听人们说一部分劳改的人释放了,我去找会算卦的仁青爷爷算我阿爸活着没有?来了没有?仁青爷爷算了以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正在路上,很快就会到。。我一直站在羊群边上等到天黑了,没有见到我的阿爸。我又跑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说:‘咦?来了,来了。’我急忙回到账篷等着阿爸,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第二天天亮后,还是没有看见我的阿爸。我去放羊的时候,又去让仁青爷爷算,他算了后对我说:‘你的阿爸来了,今天肯定要来。’我站在羊群边,看着远处的大路,很久很久了,看到运输队的人马赶着牛从那里走过。我跑上去问他们‘看见我的阿爸没有’。他们说:‘没有看见。’天又黑了,我的哥哥来了,他和我一起站在破账篷边等阿爸。我们俩一起去赶羊。看见运输队的人赶着牛走过来了。那个仁青爷爷和一个奶奶一边跑一边喊我的名字:‘秋什江……秋什江……’我跑到他们旁边时,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和哥哥说:‘你的阿爸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终于看到阿爸活着回来了。那时候,有几个娃娃才能看到自己的阿爸能活着回来呢?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还算是个幸运的娃娃吧。
  
“可是我的三叔叔就没有回来,他死在赛什克劳改农场了。三叔叔只是个一辈子放羊的老实巴交的牧民。
  
“我阿爸回来时间不长,就又开始挨批斗了,我看到一些人把他的鞋脱了后让他站在雪地里,然后又拾来牛粪和鞭麻(即金露梅,一种灌木)烧着后熏他,又把一个石磨挂在他的脖子上,脚上还上了马绊。
  
“有一天我阿爸放羊回来后,把羊赶到账篷旁边后不见了。我哥哥骑着马正好过来了,看见我阿爸在一个土崖上钉了一个大木橛子,把自己的布腰带拴在上面正在上吊。哥哥急忙跑上去把阿爸救下了。
  
“小叔叔被关在野牛沟公社几天了,天天批斗挨打。有一天,我小叔叔恳求说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娃娃,干部们开恩让他快去快回。小叔叔到家里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抱着自己的小娃娃哭。我哥哥对我说:‘叔叔的样子怪怪的,我们去看看他吧。’我就和哥哥去叔叔家账篷了。婶婶把刀子和绳子都藏起来了。我们俩就在叔叔的账篷里住下了。到了后半夜,婶婶说:‘天快亮了,你们回去睡觉吧。’我和哥哥就回来了。月亮很亮,微微飘着点雪。我们回来刚躺下时间不长,就听见婶婶在叫我哥哥的名子:‘亚凡……亚凡……’哥哥爬起来就跑出去了,我也跟着出去了。婶婶说叔叔不见了。我们几个人去找。找到一个水边上,看见叔叔在水里,我们跳进水里把他拉出来了。他的腿上全是血。原来他跳进水里没有淹死,他又拿石块砸断了自己的腿后,又爬到水里了。我们救下了叔叔,可是他成了残废……
  
“1967年上面组织基干民兵要去修路,我们生产队里有那么多小伙子都去了,我也想去。那时我才17~18岁嘛!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条政策:表现好的牧主子女可以考虑吸收到民兵队伍里。我跑上去报名,第二天就批准了,第三天就去修路,第四天炸药炸伤了我的胳膊。我抱着胳膊回来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说:‘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女上前线牺牲了咋办?你的胳膊残废了算个啥?’队长不给请假。让我去放羊。就这么,我的胳膊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我成了残废。”

才宝 (蒙古) 57岁
  
“我们兄妹共五个。我的爷爷是贝勒家(南右首旗,俗称尔里克贝勒旗)的王爷,我父亲叫龙周,父亲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县团级军官,解放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书长,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们家在西宁市。
  
“1958年我还在西宁上学。有一天晚上我醒来时候,看见家里有很多人,腰里别着手枪,但穿的都是便衣。原来是公安上的人来我们家搜查了。他们翻来翻去有两三个小时了。所有的书和本子、纸全部拿走了。然后他们让我老母亲签字,我母亲不识字,我的姐姐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早被抓上走掉了。但是抓到哪里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在公安五处,原来公安五处就是看守所。我们只给送了点衣服。看守不让我们和父亲见面。
  
“我在西宁的街上看见一队队押着走的藏民。我的学也不能上了。我们就回到海晏县了。我们又被赶到了刚察县的哈尔盖乡,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定为封建主。我在刚察哈尔盖草原赶了15年的马车。我们在那里又被第二次没收了,剩下的箱箱柜柜全部没收了,家里啥也没有了。我们和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哪里赶就到哪里去。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病了请个假还要找一个人替你赶马车。那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赶马车。每个人一个月供应18斤青稞,两斤白面。我们一家还有五个人。我是年轻小伙子,哪里够吃呵。饿极了,跑到人家借了两碗青稞拌着吃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匆忙中吃了生青稞面。饿极了我也不知道我吃的是生青稞,幸好肚子没有痛。我们一起的四类分子,有的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上面把没有的事硬扣在你头上,逼得没有办法,实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这一辈子咋就这么倒霉呵!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们说:‘千万不能自杀。自杀了对我也不好,对你们也不好。’母亲是柯柯贝勒(西后旗,俗称柯柯贝勒旗)王爷的公主。虽然不识字,但道理懂得多。
  
“就这么忍着,到1975年,听人说中央文件来了,要释放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他已经68岁了。抓走的时候他才50初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熬了17~18年。刚抓走后他在青海省监狱,后来到化隆县黄河边的监狱。总算是熬过来了,父亲也活着,我们也活着。1980年父亲被平反了,恢复了父亲的工作后,父亲让我赶快写入党申请书。我们都明白,我们一家人就因为被定为封建主,就因为不是贫下中农、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吃了几十年的亏,忍受了几十年的痛苦。现在我想起那几十年来浑身发凉。我们要想和别人一样生活,就必须赶快入党。
  
“自从父亲平反后。我们一家慢慢好起来了,我在刚察娶了一个藏民媳妇成了家,后来我回海晏时候,她们家不愿来。我们就离婚了。到这里我又成了家。2002年我父亲去世了,活了85岁。”
  
罗布藏仙巴(蒙古)65岁
  
“合作化、人民公社、公私合营牧场……家里好一点的社里不要,都到公私合营牧场了。到了6~7月,海晏县开始宗教改革,刮共产风。那一年我17岁。
  
“县上通知我的父亲(即前面说过脊梁被打断后,成了畸形人的散白勒老人)要去开会,我的父亲去了以后就被抓起来了。有的人是在家里抓的,有的女人也抓掉了。家好一点的全部抓掉了,法办了。大伯也被抓走了,两个舅舅也被抓走了。说是造反了叛乱了。我实实在在说:‘谁造反了?谁叛乱了?造反叛乱的人一个也没有呵!’20岁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没有剩几个,只留下了一些特别穷的人。我们的牲口和财产没收得一干二净。就连衣服、碗、银碗、冰糖之类的都没有剩下……积极分子们没收的东西太多,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块打。
  
“到了阴历的九月,上面就让我们往祁连县搬。一家只给了三头牦牛,一点点行李驮上就走。别的啥都不让拿。狗拴在账篷前,账篷扎在那里,就那么扔下走。干部们拿着枪在后面跟着,我们像犯人一样赶着牲口走。动不动就要打,要不就是开会批斗。我们一路走,海晏北山——哈勒特尔外尔——哈尔金——太尔格——者马尔恰合——甘子河——外尔哈达——默勒大川——则然告图勒——库库热——黑土槽——那冈日当——托莱——五个山——苏勒。
  
“那个时候没有不挨打不挨骂的人。路上还是吃的大锅饭。路上翻大坂的时候有的人被烟瘴打死了。到了则然告图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让的娃娃冻死了。伊布拉的妈妈大雪里生了娃娃,第二天就抱着娃娃走。自己顾不上自己,哪里能顾上别人家的事,那么多人死掉了谁能顾上。
  
“到了苏勒,我是富牧子女,反革命家属。把我赶到苏勒煤矿里挖煤。老人、女人和娃娃们全部赶到农饲点上去了,农饲点上的人大部分饿死了。托莱农饲点上除了几个窑洞、小院子和破烂平房外啥也没有。旧社会叫托莱公庄,其实就是车马队临时住的地方。那么多人从老家只带回两座蒙古包,场部要设办公室,就用这两座蒙古包当了办公室。
  
“1960年我回来后放羊。羊放得好一点,干部和积极分子们说,反革命家属占了好草场。收掉你的牲口,还要批斗。好多人都没有账篷,冬天大家都集中在食堂里。食堂撤了后,没有账篷的人没有办法,场里给了一个白布账篷,冬天夏天都在破白布账篷里。又要开始吃小锅饭,可是谁家也没有锅碗,场里发了个脸盆,每人一个茶缸。我们又向场里的老牧工要了几个旧锅碗和勺子。缸子没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纸糊上再用。每个人一月15斤青稞,生产队里羊死了必须集中上交到队里,然后再分,一个人只能分个4~5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呵。夏天我们主要是拾着吃腾格里,是沼泽地水里的一种野菜。没有饿死是这种野菜救了命呵。
  
“1961年我的父亲释放回来了,但是人已经被打得成了残废。脊梁打断了,直不起腰来,人马上要死了,我们背到厂里抢救,才活下来。人活下来了,但已经是严重残废。不要说是干活劳动了,就是生活自理也很困难。
  
“唉!那时候的事情说起来就想哭。那么多的亲人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失声痛哭)死到哪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呵!
  
“现在想起来就像是做梦一样。在公社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人和干部们坐在高台上,前面站着挨批斗的人。中间是群众,最后一排是戴帽子的四类分子。民兵们端着枪把守在门口。工作队的王团长一个一个地喊着那些挨批斗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个一个地站在前排了。王团长拍着桌子喊:‘今天,我要给你们放一个臭臭的屁,叫你们闻一闻,看你们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众都默默地听着,那些白头发老人、拄着木棍的老人都低着头悄悄听着。王团长在那里又喊又拍桌子。民兵们上来给那些挨批斗的人脖子上用铁丝吊上了石头。
  
“后来,海晏移民每户只给了100元的安置费。本来是可以分300元的,上面扣了部分钱,说是要建设七五免疫工程,结果这个花费了15万元的工程成了废工程,一天也没有用。没收掉的财产牲口一点也没有退还。唉!我们海晏人被亏待了。”
  
尕玉巴(藏)64岁
  
“我的父亲叫热桑阿爸(热桑阿乌鲁哈),刚解放的时候我的阿爸去打土匪中了子弹,后来他用自己的刀子把腿上的子弹取出来了。当时就他一个人,没有人帮他的忙,也不可能有麻药之类的。
  
“那时候我的阿爸有功劳也很有名。后来到北京去开会还给他给了奖,还有奖金。他当了海晏县大玉藏族区的区长。1958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开会,他从区上来到我们的夏牧场的账篷后就骑上马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我才8岁。后来我的母亲也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我也不知道是咋了?反革命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革命我也不知道)。上面叫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我们一家只剩3口人,我,我的母亲,我的妹妹。我和母亲驮着我的妹妹来的,妹妹才6岁。我的阿爸哪里去了不知道,阿爸活着还是死了也不知道。1980年给了我们一张阿爸的平反证。阿爸留下的东西早就没收得一个都不剩。现在就那一张平反证是给我阿爸的,再啥也没有。”

加布桑昂热(藏)77岁
  
“我是藏族大于部落下属的环库尔部落的。
  
“刚解放那阵子,青海湖北边的沙窝里狼太多,政府组织20~30岁的年轻牧民成立了民兵打狼队,公安局长、副县长、副书记都有。那时我也是民兵,上面定下任务了,不去不行。1958年把打狼队全部说成是叛乱分子。全部抓了。牧民家里都有枪,这是牧民的习惯。一个老马骑的话,一个枪背哩罢(意思是:哪怕穷得骑一匹老马,也要背一杆枪)。1958年4月把牧民家里的枪全部没收了。大于千户是1958年的5月份抓走了,他的兄弟几个都抓掉了。部落里的百户也抓完了。他们全部死在劳改农场里了。财产全部没收了,牲口没收掉后全部赶到公家办的牧场里了。4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都在不停地抓人。我们大于部落每家每户都抓。半个部落抓完了。后来,他们来抓我,抓的时候几个小伙子来用麻绳捆。就那一捆,多少人被捆成残废了,麻绳捆得太紧,血脉一点都不通呵,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贝勒旗的佛爷捆死了,哈热加参亚乌尔的人捆死了。你不信的话去问库库热乡的旦增去,他也是被捆过抓过。我们兄弟有6个,我和两个哥哥抓掉了,叔伯兄弟们都抓掉了。我的一个哥哥被捆得胳膊都干掉了,残废掉了,后来死在劳改农场了。一个兄弟跑的时候被看守用枪打死了,如果活着的话,有78岁了,他属蛇。我的叔叔也被捆死了(他指着坐在地上的一个50多岁的汉子说),这就是我的侄子宫布才尔丹,捆死的就是他的父亲。那时候他才5岁。
  
“我是27岁上抓走的。天天把我押到办公室,一天到晚用麻绳捆、用柏木棍打、烤箱上烤,整整一个多月,就让你承认叛乱了,把你的枪拿来,把你的白洋拿来。我回答说,我可以不念经,也可以不煨桑,可是我真的没有枪,再打我,我也找不出一杆枪。我们哪有啥叛乱呵?部落里啥也没当过,几辈子就是放羊、放牛,肚子刚刚能吃饱。再干过个啥呀?给我判了10年的刑。
  
“我们被抓掉后,剩下的人也不容易呵!上面要逼着他们搬到别处,那时候看样子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不成。我们在格切劳改农场、赛什克劳改农场(均在青海省乌兰县以西)里挣扎,在一个个地死。抓掉的女人们全在西宁的一个女子劳改农场,果洛、玉树、黄南、海南、海北和海西的女犯全部都在那里。剩下的没有抓的人呢?他们在默勒的大雪、苏勒托莱的大风里饿肚子,死了多少人呵。千户家抓得只剩下了一个僧阿佛爷和两个奶奶,佛爷和一个奶奶饿死了。我的大妈、大伯和他们的两个丫头,我姐姐的两个娃娃都饿死了。老汉、女人、娃娃们死得多。那是1959年的2~3月份。在哈萨坟那里死了100多人。把女人、老人和娃娃们赶到托莱开荒,牧民们不会抓铁锨,不会种地,肚子又吃不饱,穿得都没收掉了,不死咋办哩?
  
“我劳改了4~5年后释放掉了。31岁时释放回来了。劳改农场里我得上了胃病,眼睛是被打坏的。和我一起抓的人里,我最熟悉的有9个人。回来的就是我和告白,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回来后就死在托莱牧场了。我呢,劳改回来就在托莱里当工人,是管制分子。我们的娃娃们也不能上学。我们从托莱流浪到库库热,又到大龙。
  
“77年(1977年)又把我抓到看守所,审问挨打了1~2个月了。罪名是:‘不满共产党,给佛爷磕头了,点酥油灯了。’
  
“把我打了几天以后,公安局的高局长说:‘看起来我们亏待你了,以后再慢慢照顾你吧。’就这么给我挡了一辆路过的拉石棉的卡车,把我的铺盖扔到卡车上,让我坐在卡车上回来了。我挨的打、我心里的冤枉给谁说哩?
  
“1958年,这是多少年来最大的一个灾难,不是吗?
  
“在这里我挨打挨批斗,我心里不舒坦,我死也要去海晏,1985年部分人搬往海晏时候,不让我去,我说我死也要去。1989年我搬到海晏县住下了,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的腿是在海晏抓羊的时候摔折的,你看我现在成了这么一个瘸子。我在海晏的孙子家住,我们6口人,只有800亩草场。娃娃们文化也没有学啥,草场不够,病也看不上。本来想住在矿区,那里方便一些,但是矿区不批准。”  

尼泊(蒙古)80岁
  
“我在夏季牧场上剪羊毛,过来了一群民兵和干部,他们喊我和贝利达古、尕木道三个人的名字,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干部喊:‘你们把剪子放下。’我们放下剪子后,几个民兵上来把我们三个人用手铐把胳膊拧到背后铐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咋了,衣服也不让我们取,额济(母亲)也没有见上就押上走了。(因年迈声音低沉而微弱)
  
“手铐在背后吃不上饭,我们爬在地上像狗一样用舌头舔着吃。我被抓掉后,整整审问了18天,白天黑夜戴着手铐挨打。当过哈勒景乡乡长的散白勒被管教们捆在凳子上,上了‘八段锦’(刑罚名称),他成了残废。他们硬说是我们参加叛乱,说我们开会吃饭商量要打共产党。说我们是反革命。天哪!我们老百姓哪有过这个想法?我们穷牧民打共产党干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打不过,我们哪有打共产党的心呵?我知道啥呀?你看我的手(他伸出左手,手腕和手指都已变形残废)。我实在忍不住,他们说啥我就承认啥。我被判了12年的刑。我们海晏的蒙古人老汉们差不多抓完了。怎么说哩?有100个人的话,要抓90个。
  
“我是个藏医,我们青海蒙古人学藏医的多了。我是贝勒旗的人,在扎藏寺我们已经世代七辈子了。我是7~8岁上就到扎藏寺院上学经学医。我的外爷爷是个藏医,我还有一个内蒙古乌珠穆沁的老师,他叫群呼尔阿克。
  
“判了刑后,我被赶到赛什克农场了。一天二两稀饭。我们在乌兰县的诺木洪、夏塘马海种了一个月的地,没有水,渴得想喝尿,连尿都没有。只运来一汽车水,要8000~9000人喝,能够吗?犯人开始饿死、渴死、病死。有的人肚子饿、想家,再加上一点病就死掉了。
  
“后来,又把我们调到伐木队上了。我们40多个犯人在赛什克的头道沟、二道沟、都兰贡巴(都兰寺)一带砍伐树。我们到那里住的地方没有,我们修了房子。每个人一天要砍伐三四方木头。我拼了命地砍伐木头、用肩扛木头。我的两个肩头那时受了伤,现在活动不方便。完不成不让吃饭,饭也就是那二两稀饭,一个拳头大的馍馍。肚子饿得晚上睡不着觉。一次,有些人去拾人家营盘上的骨头回来熬汤喝,也不知道那是啥骨头,凡吃了喝了的人中毒死了20多个。吃麦草死了一部分人。伐木队的40个人,死的就剩我和一个叫杨正的人了。这些死掉的人对上面汇报的时候,都说的是病死了。
  
“后来农场让我放牲口。我有几个亲戚在赛什克农场里,我不知道他们饿死了没有。我想去看一下他们,我和一个伴儿从早晨8点骑着马走。我从额尔德尼熬包的垭岵上去,就看见山脚下滩上埋着饿死的犯人,每个死人的沙堆上插着个木橛子或是扔着一块砖,上面写着名字。有的写名字的木橛子让犯人们取暖烧火了,所以也就看不出死掉的人是谁。我让我的伴儿看上面有没有我们的熟人亲戚的名字。我一直走到12点还是埋死人的沙堆,前面一堆堆的埋死人的沙堆还看不到头。
  
“1964年提前释放了我,我的命大,我算是活着回来了。我到托莱牧场时,看见我的额济还活着,姐姐饿死了,还有一个妹妹也饿死了。账篷没有了。上面让我去放马,一开会我就要去挨批斗挨打。‘文革’‘路线教育’……。那时候死一个人算个啥呀!我们一起的道尔基、索南措、马民吉尔、达尔基、仁青措都被逼得自杀了。我算是又活下来了。三中全会开过以后,才算是让我安稳下来。1987后我到寺院上来了。1958年被烧掉后,寺院一直没有人也没有房子。我来守寺院,想办法化布施把寺院又重新修建起来了。比原来的要小得多,但不管咋的算是有了一个寺院。我老了,寺院上昨天刚刚开会才把我换掉。”

聂步腾(蒙古)74岁
  
“当时我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群众对1958年平叛的事件有很多意见,说错抓错捕的太多。公安厅派我们一个工作组来调查海晏叛乱的事件。当时,抓人判刑都是县委常委会定的。我们去参加县委常委会,这件事法院的王某某知道。我们听了常委们判刑判案子。他们是怎么判的?噢唷!人家是按人的岁数来判刑的!主管领导问:‘这个多少岁?’一个回答:‘25岁嘛是35岁。’主管领导说:‘好,判20年。’又问:‘这个多少岁?’回答:‘这个70岁了。’主管领导说:‘判给18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为名叛乱’‘以修水库为名叛乱’……全定的是这样的罪名。常委会上常委们就这么发言着哩!抓人判刑都是常委们定。我们在一边听着哩。这些事情你去找吴海晏(译音),他比我知道得还要详细,他知道干部们违法乱纪的事。
  
“我是公安局副局长,是专门去了解情况的。几次常委会都参加了,听到的尽是这样的情况。那时候有个叫六六(译音)的副书记,我对他们说了这么几句话:‘打狼是县上组织的,修水库也是县上组织的,怎么都成了叛乱了?你们怎么把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定罪?’这个副书记说:‘噫!你带的什么思想?小聂,你不对呀?’这个副书记知道我妻哥已经抓走了,我的哥也已经到政研班学习(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抓)。一个姓王的山西人劝我开会的时候不要再多说话。说人家已经开始注意我了。我没有再说啥。
  
“我想看一下我的哥哥,请示了他们后他们同意了,派了两个蒙古族陪我,其实是监视。我买了个衬衣和几包烟去看了一下我哥哥。
  
“1961年开始部分复查1958年抓捕的叛乱分子。我去找副州长高中(译音),他在解放后三角城羊场当过场长,民族感情比较深,人也很老练。我对他说:‘1958年的这个事情……’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急忙说:‘你是民族干部,说这个干啥?你要小心一点。’我说‘现在平反着哩。我的两个亲戚没有参加叛乱,你能不能给海晏法院说一下?……’他答应了。后来他给我说,他给法院院长说了,院长说:‘噫!他又要想叛乱?’我只好对副州长说:‘算了,你别管了。’
  
“当时就这样,你一不小心就给你扣个‘叛乱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区1958年这个‘叛乱’哪!是省公安厅无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地区根本没有过叛乱。青海的海南和黄南局部地区有些叛乱,但那是极少数。那是过年的时间,开始是甘肃阿木去乎部落,把下去搞互助合作化的工作组杀了。接着就是河南蒙旗。最后是循化,一部分人在反动宗王、反动阿訇煽动起来后,攻占了循化城。是这些事件引起来的一场极端扩大化的运动。海西和海北根本就没有叛乱。我在省公安厅,就了解这些情况。
  
“为啥要迁那么远?就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家属。其实完全可以在就近处安置。冈察县让一点(土地)、祁连县让一点、农业区的湟源县让一点,不就安置了嘛。
  
“不讲任何道理,也不开会,晚上集中起来就用枪逼着走,一户人家只给三头驮牛驮东西。账篷、蒙古包没有办法驮。黑账篷只能驮半片,蒙古包根本没有办法驮,我们蒙古人住的是蒙古包呵。只驮一点路上吃的,再啥也驮不上。老人们个别的给一匹马,那就两个人骑一匹马。
  
“押着他们走的干部背着枪,用枪逼着他们走。有个叫尕副生(译音)的干部,他是农场的副场长。搬家的人们天黑后走到那里歇一歇。他拿着一个军号,晚上三点钟他的军号一响,你就把驮子驮上走。路上死了好多人,有饿死的、有冻死的、有吊死的,也有批斗挨打整死的。人们赶着牲口到了默勒河那里、再上去到尕海(湖)那里,好多人跳水了。到则然垭岵烟瘴打死了多少人!大玉部落的藏民,海晏几个部落的蒙古人都有被烟瘴打死的。600公里雪山河水,要赶着牲口一步一步地走,后面有民兵用枪逼着,前面是狂风大雪,走了45天。这个情况张某某知道更清楚,可能他不会说,因为他就是押解的人。
  
“到托莱后好多人没有账房,有的人找个白布账房扎在雪地上,有的人用驮来的半片账房。
  
“气候水土不服很容易得病,再加上饿肚子挨打受欺压。1~2岁的娃娃死完了。搬迁来的人老人多,6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死完了。
  
“我们家成分高,是牧主成份。我的哥哥被当成叛乱分子抓走了。全家迁上走。我的父亲刚60岁,到托莱后没了。主要是肚子饿,得了病看不上。我们的家人都迁到了托莱。还有一部分人迁到了刚察县,他们在刚察的哈尔盖、沙柳河、红山一带。在哈尔盖劳动的贝子家的佛爷说了句公道话。批斗他的时候,人们把马叉子套在他的头上,然后骑在他的背上让他走。
  
“搬走的人的营盘上怎样的情况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那些账房和财产呢?一座座账房、蒙古包还在原来的地方,账房和包里面的东西还像原来一样堆着。有的账房和蒙古包里的火灶上还放着锅,锅里煮着肉。火也没有完全灭掉。他们连肉都来不及吃就被赶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们上来了,还有一部分海晏没有搬迁的老百姓和干部们。他们在搬迁走的人留下的营盘上抢劫。他们哄抢那些账房、哄抢那些蒙古包和里面的东西。
  
“人们已经搬走了,我骑着马到海晏三角城羊场对面的草滩时,满滩都是被搬迁的人遗弃掉的牧羊狗,满滩都是跑回来的犏牛。
  
“托莱是个省办牧场,由省畜牧厅管。托莱原来只有一二万头牲畜,我们迁去以后增加到了18万头牲畜。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托莱公社,把一部分搬迁过来的老弱病残集中到那里开荒。公社里更是饿肚子,老人们没有吃的。再加上干部们违法乱纪,随便殴打、捆绑牧民。海晏的一个干部到那里当会计,他捆绑殴打致死了不少人。那时候在托莱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后来我听人说他被逮捕了,有的说没有逮捕。我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那时候海晏全县有19000人。‘平叛、反封建’抓了800人。搬迁走了10000多人,最后剩下了7000多人。
  
“搬迁到托莱的牧民分了四个分场:大泉分场、科科莱分场、一分场、二分场。还有一部分人去了苏里,到那里又和天峻县的牧民打架争草场。后来被天峻县的人赶回来了。苏里原来是个没有人的地方,1958年‘平叛’的时候搬过去了两个藏族部落,后来成立了个乡。
  
“搬迁的群众是1961年召开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才有好转的。这个详细情况是这样:西北局得到消息,有人说海晏搬迁到托莱的群众相当苦。他们知道后派了两个干部,一个是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叫康丰(译音),一个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叫邓云(译音)。他们俩个从甘肃的镜铁山一带到了托莱牧场。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当时托茂家(青海蒙古南右后旗,俗称托茂公旗。托茂公旗有两种居民,一种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另一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操蒙古语的居民,当地回、汉民称其为托茂鞑子)的一个回民老阿奶抱着他们的腿嚎啕大哭,老阿奶哭得说不出话来。孽障呵(可怜)!那个时候海晏搬迁过来的人孽障。
  
“他们俩到了祁连县后,县委县政府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副县长。晚上我在看书,进来了两个人,拿的是西北局统战部的介绍信。我还不敢相信,他们把工作证也拿出来了,说是来了解情况。我当时不敢谈。第二天是个星期天,他们住在大众旅舍,县政府招待所也没有住。我去谈了情况,他们做了个笔录。让我签名,我没敢签名。我说‘你们拿上去了解这些情况吧’。这个材料后来到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到了‘四清’‘文革’时候都成了我的罪证。
  
“这个事后不久,州上才对托莱成立公社后,干部违法乱纪,群众饿死病死的严重情况,算是开始重视了。
  
“西北局和省上来文件,说用人民群众的牲畜不能办牧场。并且决定托莱牧场场社分家。那时候我去了,夏茸尕布(即察汗诺门汗活佛)是海北州副州长也去了。我们到托莱时,看见牧民们衣衫褴褛不堪哪!他们穿的皮袄,只有背后和上面的半截,没有袖子和大襟(前襟)。在托莱雪山下的严寒里,在那么个破白布账房里过冬。这冬天怎么过呀?人都是肉长的身子呀。开会的时候,我和夏茸尕布看着群众中的那个气氛那个神情,心揪住了。夏茸尕布副州长悄悄对我说:‘呵呀!我没有想到是这个样子……’我说‘实际情况就这么个呵!’……
  
“1961年落实政策,托莱牧场场社分家。藏族大玉部的环科尔部落由夏茸尕布主张留在牧场了。蒙古族各部落的大多数都到了社里。托茂公的蒙古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他们留下了17户人家。从场里分出来的100多户牧民和90000多头(只)牲畜都交给了祁连县,人畜都占托莱牧场的一半多一点。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野牛沟、科科莱一带。还有一部分人安排到了祁连县的默勒、札萨一带。他们没有马,有的人家连账房也没有,没有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用品。我给县委汇报了以后,县委马怀永(译音)书记从县财政拨了两万元,那时候两万元不少。用这些钱买了一些鞍子、皮绳、欧塔(牛羊毛织的口袋)、冈木琼(装炒面、酥油和曲拉的小木箱)、木箱和账房毯子。经副省长点头同意后,县上派我去马场调了700多匹马。这样,才安置了搬迁的群众。这一下从海晏县搬迁过来的牧民们的生活才渐渐有了好转。唉!在这之前,这些牧民真是受苦了。说起这些,他们就哭。不能不哭呵!
  
“1966年,‘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开始了。‘四清’工作团在团长李恩普和副团长衣竹林带领1436名工作队员进驻祁连县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和牧区。
  
“以‘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衣竹林为首的‘四清’运动工作团捏造了一个惊天大冤案,就是‘郭振国反革命集团’案。说我和郭振国一起搞反革命叛乱。  

“郭振国是门源苏吉滩的藏族,是当时的祁连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我当时是副县长。这个冤案从县长到各公社书记、主任和通信员,牵连了414人。涉及到了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公社、学校。好多干部这一次整掉了。‘四清’工作团专门把我审了15天。审讯小组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再给我们穿上皮大衣、皮帽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样直淌。  

“用酷刑就有十多种:脖子上吊磨盘石、拔头发、火烤、烟熏、用烧开的酥油往头和脖子里倒、开水往裤裆里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假案的制造者就是以衣竹林为首的一部分人,衣竹林原来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因为搞假案,上面把他的厅长撤了,调到公安部当一副科长。不知怎么调到青海省公安厅当起副厅长来了。那几年,他去尖扎县,把尖扎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接着他去化隆县,把化隆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然后去循化县,把循化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来到祁连县,又把祁连县搞成了反革命集团。他是个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团假案的专家。
  
“因为我过去对1958年的叛乱和海晏搬迁说了些意见,‘四清’运动工作团说我是反革命,给我定了14条罪状。当时我想,我肯定有小错误,但没有大错误。更没有反革命和叛乱等罪。
  
“衣竹林说我在1958年搞了叛乱。我说:‘我没有参加叛乱,这样的事没有过。’我对他说:‘你把58年搞叛乱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难道对吗?58年你带的我们公安厅的工作组呵!你是带队的,谁去了谁没有去你都清清楚楚。循化叛乱了,我在哪儿?我在泽库,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难道忘了吗?你忘了我给你提醒。’他戴着个眼镜,他把眼镜扶了扶说:‘哦!1958年,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的血直往头上涌,如果他再把1958年叛乱的帽子往我头上扣,我就真想把他杀掉。我说:‘你想起来就对了!’他又说:‘那你这一次是第二次叛乱。’唉!
  
“他又把我叫去谈话。他说:‘我们本来不相信你搞叛乱,你是公安厅的人哪!但是现在证明你搞叛乱的人有多少?有80多个!你就是参加叛乱了。’他又说:‘你暗地里参加了海晏叛乱,一开始你就知道。你说过:海晏搬迁,一户人家三头牛,半个账房,武装押解。黑天半夜地迁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饿死了多少。你还说过1958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年的叛乱是汉族镇压少数民族。这些都是你说的吧?还有,你为什么从马场赶了那么多的马?你为什么跑到那里去要马?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乱的证据。’噫!就这么给我定了14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审问。我说:‘叛乱我没有参加,这样的事也没有。’他们说:‘你是个不简单的人,为啥没有(参加叛乱)?你还准备请国民党。’我说:‘请国民党是没有的事。’他们说:‘你那时候从海晏拿来了个电台,你还拿来好多枪……’天哪!我到哪里去拿电台拿枪呢?他们说的电台是怎么回事呢?我慢慢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妻子有个小木箱,里面装些梳妆用的东西。小木箱上面有个老虎的图案。那个小木箱是我从海晏拿到在多伦的我妻子的姐姐家放下了。后来我妻子的姐姐让我拿回去,我就拿到家里了。当时有几个人见了我妻子的这个小木箱。张某某和杜加都见了。唉!就这么个小木箱嘛!还能有啥?真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这个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证。这就开始审问了。‘你的电台呢?你是怎么联系的?’呵呀!白天整、晚上整。有七个人看守我。晚上睡下后,到半夜整起来再审问,白天开批斗会。
  
“当时,托莱牧场场社分家时,我们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安置到了祁连县的默勒、多伦一带。这也成了一条罪状。他们说:‘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团安置到默勒、多伦。你说那个地方地形好,攻不进来,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说‘那我是给谁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是下面的人说的。是胡某某说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说了。’他们指名道姓地说张某某怎么说了,邓某某怎么说了。呵呀!整得凶呵。我说:‘这个事情根本没有,你们好好查查。’
  
“衣竹林、张光汉(译音)和公安厅一处的科长,都硬要让我承认参加叛乱了。很多人是被打得无法忍受时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乱说自己参加叛乱了。他们让我看了一些说我参加叛乱的材料。一个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聂步腾是我们的头是哩,郭振国是比他大的头是哩。我们叛乱过了。’这是哈尔盖贝子王爷的媳妇写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译音)写的:‘他(指聂步腾)是海晏的县长,我们的妹夫是冈察的县长,久美是祁连的县长。’问‘这些是谁说的?’回答是‘聂步腾说了,是他任命的’。后来我问郭正海‘在部队上的时候,你是给我当过班长的,你怎么胡日鬼,你怎胡说哩?’他说:‘唉!打得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就编了这么个事。不说你再没有人呵。’我说:‘有这么个事情你怎么说都可以,就根本没有这么个事情,啥也没有呵!你们是怎么编的呵?’后来,青羊沟的大队书记罗罗对我说:‘阿格玛(藏语的感叹词),那时候审讯的时候把我打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我就说了你是叛乱的头子。实在对不起呵……’我说:‘你现在道歉有啥用呵?’当时审讯一个人,不仅要逼得他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叛乱,还要让他拉上别的人,必须让他承认有别的人参加。
  
“我算了一下,当时衣竹林等人搞刑讯逼供,吊死的干部就有12~13个,还有群众死掉的都没有算。扎马什公社的书记王春龙(译音),他是从山东逃荒来到这里的。他在侧所里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长卓玛是札萨的蒙古人,他也上吊死了……不少呵!一天价说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叛乱,最后把一些汉族干部也整了。
  
“这些所谓搞叛乱材料是怎么来的?当时在工作上开会的事情全部成了叛乱的依据。当时我们在野牛沟的大泉开会商量安置托莱搬迁过来的群众,划分草场和小队。就这么个事,在这次审讯中硬编造出了‘大泉北山叛乱会议’,还有个‘豹子崖会议’,豹子崖在阿日开,我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也可以编造出你去过,而且开过叛乱会议。严刑拷打下,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些就害怕了,就说我参加叛乱了,他参加叛乱了。胡说在哪里开会了,在哪里叛乱了。本来都是安排生产的,传达文件的。那是人民公社时候呵,那个时候会议多,安排生产的事情多。唉!最后都成了么反革命叛乱的会议。
  
“当时托莱牧场七分场牲口不够,每一家安排了一只羊,共25只。就给那里的老根托定了个以宰杀牲口为名搞反革命叛乱。在那里整老根托,逼得大泉的劳布桑和先巴招供,说我们吃肉搞叛乱了,我们的头头是谁谁谁。这样又牵连了一大批人。
  
“最后查来查去,这些人啥事也没有,根本就没有个叛乱。都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他们是怎么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头的时候,他们挖了一个坑,把老根托推到坑里,然后用沙土再埋他,埋得只剩下他的头,然后让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最后,工作团要撤的时候,他们要我在材料上签名。我没有签名。他们的局长不行。我又写了个材料,说我有重大错误,但死都没有承认他们说的‘叛乱’。因为这个材料,又把我批斗了两天。
  
“衣竹林亲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上去后,州委书记王风(译音)发火了,他说:‘你们这次搞的这些案子,这么大的反革命集团,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公社主任、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全部搞反革命,那我们海北州是干啥的?我们一个州委是干啥的?我们管着十个县我们还管不成?这个材料我们不同意、不研究。’实际上就是这样,海北州十个县的县长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职不失职?你州委在干啥?
  
“州委说话了。最终我没有去劳改。‘文革’开始后说我不老实,又和当权派们一起挨批斗。我一直在临时工作,自来水厂、水泥厂、砖瓦厂干。至到1979年落实政策后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最惨的是郭振国。1958年他被捕后来又释放了,恢复了县长的职务。1967年‘四清’运动中又逮捕了他,整整坐了14年的牢。这个事还得从头说起。那个时候县武装部的一个干事,打野牲到山里去后不知怎么就上吊死了。他的马背着马鞍跑到小八宝了。郭振国的媳妇在那里的奶厂当工人。海北州军分区的两个干部到祁连了,他们说这是被人杀死的。把这个人命案就毫无根据地扣到郭振国的头上了。说他搞反革命叛乱杀了人。整来整去最后就凭空捏造了一个‘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说郭振国和我搞反革命叛乱的案子。开始逮捕审讯群众和基层干部。结果,祁连县全县七个公社的28个公社书记和主任,除了一个牛春发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当时人们说‘四七二十八,剩下了个牛春发’。说的就是这个事。牛春发是个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书记。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还是藏族、汉族和回族,都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到1978年‘郭振国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乱的集团’案平反了,他被释放了。安排了个州政协秘书长的工作,两三年后就患癌去世了。他们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呵!他的父亲抓掉了,在监狱里折磨得只剩一口气了,出来就死掉了。他的一个堂哥抓掉了,释放后在冈察没处去,他走到阿日开还是在鄂博后,连病带饿死掉了。他的兄弟们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整惨了。郭振国呢,白白坐了14年的牢。
  
“郭振国释放出来后,我给他说:‘你把你的情况要向有关方面说一说,你也应该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迫害,你应该上诉。’他说:‘唉!把我安排掉就行了。中央那么大的官都整死了,我算啥哩?我还说啥哩!’那好,事情就这么扔下了。
  “过了几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组来查,当时来了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州委书记和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他们查了以后没有这个事。有个啥呢?都是开了会喝了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乱活动的事呵!那个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国没有丝毫的关系。
  
“一个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西宁文化街,公安厅家属院的门口。我说:‘厅长好着散!’他说:‘你好着散!’我说:‘我好着哩。’他说:‘你平反了没有?’我说:‘没有平反。你不平反谁给我平反哩?’他说:‘你没有事。我给调查组说过,你没有事。郭振国是反革命。’我说:‘你怎么知道郭振国是反革命?路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就不看一看呵?你有啥证据?你有啥人证、物证?’他说:‘人证有罢。’我说:‘人证他见了(郭振国搞反革命叛乱)吗?是怎么个情况?是参加会了还是做了啥?’他说:‘这……这……这……,这个说来也伤脑筋得很。呵,好好好……你忙去。呵!再见!’然后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还在坚持郭振国是反革命!
  
“这么一个人,他害了多少人呵!”
  

欧智布(蒙古)65岁
  
“我是在落实政策的时候才知道海晏搬迁的情况的。我们去了解情况,一户一户地去了解情况。确实很惨。他们噎得说不下去。
  
“他们是不被信任的人,担心留下会搞破坏。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账房蒙古包和别的东西都那么扔下了,有的人家还有点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也不够,把狗领上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10多个到20多头驮牛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1958年的冬天雪那么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账房,有的只带着半片账房。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成了病。
  
“有的人家走到半路上后被抓走了,说是反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七个娃娃,她们的名字我忘掉了。她们正搬到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阿爸和阿妈抓上走掉了。剩下的她们七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再咋办哩?她们大一点的拉着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还要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了,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要不是好心的邻居们帮助,她们半路上都死掉了。1982年我去那里时,那七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40岁的妇女了。
  
“他们搬上去以后,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上去了,说是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到下午民兵来给老阿爷说你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了,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他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着噎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我们进了一座账房,一个妇女突然看见我们了,她吓得睁大眼睛,浑身颤抖,喘着粗气,嘴里‘呵……呵……’地叫着。我们问这是咋了?牧民们说她是在1958年的运动和大搬迁时被干部们惊吓成了病。平常,她只要听见干部来了,就会飞跑到山上躲起来。今天她不知道你们要来。她这个叫后惊病,不能见干部,看见下乡干部来了她就犯病。
  
“我忘了她的名字,现在她没了吧。
  
“当时省上、州上和县上政策是怎么样的?是怎么开会的?怎么组织搬迁的?我不知道,我们只是作为落实政策的工作组去了解情况,去兑现了些钱。每户给了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当时,国家根据人死了多少、牲畜死了多少的情况给了些钱。”

蒙藏文化中心及強孜林寺

Tibetan Mongolian Buddhist Cultural Center & Kumbum Chamtse Ling

因緣殊勝 阿嘉仁波切簡介


阿嘉仁波切曾任藏傳佛教六大寺之一青海塔爾寺(Kumbum Monastery)住持。仁波切於一九五O年出生於青藏安多地區的一個蒙古家庭,兩歲時由十世班禪喇嘛認定為第九世阿嘉呼圖克圖的轉世靈童,隨即在位於宗喀巴大師出生地-青海湖畔的塔爾寺舉行座床大典,成為第九世阿嘉仁波切。「阿嘉」在安多方言中是父親的意思,因第一世阿嘉仁波切被認定為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之父的轉世,因此稱「阿嘉仁波切」。

阿嘉仁波切自幼即跟隨諸多上師聽聞佛法,這十多位善知識中包括至尊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在六七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仁波切遭逢長達十六年的勞動改造,但他仍然暗中跟隨嘉雅仁波切(班禪喇嘛的經教師)和慈乘樂善兩位大德,朝夕聞經觸法,歷經了一段秘密的學修生涯。

1990年,阿嘉仁波切擔任塔爾寺住持,隨即著手重新規劃寺院的學習制度,為更多僧眾提供學習和進修的機會。為了幫助提高當地少數民族的教育水準,他積極籌資協助建造鄉村學校;為了使寺院和僧人能更實際的利益眾生,他又策劃成立了紅十字會,帶領僧團親赴災區賑災濟貧。仁波切酷愛酥油花製作、唐卡繪製和佛教堆繡等藏傳佛教藝術,對藏傳佛教藝術涉獵極深,並且精通壇城、佛塔的設計。仁波切在任期間,畢其精力以精湛的建築設計技藝全面維修了塔爾寺,並且協助嘉雅仁波切建造了世界最大的時輪金剛立體壇城,進而修復宗喀巴大師的舍利塔,因此前來朝聖禮拜的信眾不絕於途。仁波切精通藏、漢、蒙語,得以善巧在不同場合施以法教。仁波切謙遜遵循六度四攝的修學精神,使其法行日益增長,廣結善緣。

1998年,仁波切旅居美國,在美國加州成立了『西藏悲智中心』,並竭力講授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1999年,當至尊達賴喇嘛蒞臨『西藏文化中心』傳授時輪金剛灌頂法會時,仁波切與其助手歷時九個月,將製作完成的時輪金剛立體壇城敬獻給至尊達賴喇嘛。這一壇城設計巧妙,工藝精湛,保存價值極高。法會期間,至尊達賴喇嘛不但加持了壇城。之後,還將這個傑出的佛教藝術作品轉送給美國史密森博物館,由其永久收藏,並作公開展示。

2005年至尊達賴喇嘛親筆致函阿嘉仁波切,指派他主持並總管位於印地安那州的『西藏文化中心』及『強孜林寺』的重任。為了不負至尊達賴喇嘛的用心和重託,阿嘉仁波切恪遵旨意,在中心舉步維艱之際肩負起管理重責。

飲水思源 當采仁波切及西藏文化中心
『西藏文化中心』及『強孜林寺』均是在美國註冊的非營利組織,起初由圖旦晉美諾布教授(達賴喇嘛的長兄,曾任青海塔爾寺住持,亦被稱為當采仁波切)籌辦創建。

諾布教授於1950年離開西藏流亡美國,在美定居後,任教于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此後諾布

教授經常受邀到世界各地演講,是保護西藏文化最重要的國際人士之一。因世間五滓泛濫,

正法衰危,為此諾布教授與其他大德一樣,憂慮萬分,故於1979年成立『西藏文化中心』,

誓願以此護持正法、保護日漸衰微的西藏文化。

現今『西藏文化中心』的文化館除了展示西藏工藝品、佛像、沙壇城、酥油畫外,還設有圖書館。在中心園內並設有禪房,及專門出售藏、蒙民族手工藝品的禮品店。西元2003年,園內新建完成一座寺院,名為強孜林,意為慈悲寺。該寺以“聽聞為思修輪、修煉為禪定輪、圓滿為成就輪的三輪”為宗旨,弘揚正法,向西方社會介紹藏傳佛教。

歷年來,『西藏文化中心』和『強孜林寺』以聞、思、修和護、持、增為基礎,多次舉辦佛教、歷史、哲學、藝術等方面的展覽與演講活動,還常有上師格西講經說法,目前由哲蚌寺果茫學院的洛旦格西定期講授《入行論》和《宗派論》。不論是開設課程或安排閉關修行,還是舉辦法會或組織文化夏令營,『西藏文化中心』舉辦的種種活動皆獲得藏、蒙、漢同胞以及當地民衆的熱情參與和鼎力支援。現在在西方,『西藏文化中心』已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並具有較高的影響力。

兩年前,諾布教授由於健康因素,無法承擔工作重負,以致『西藏文化中心』面臨諸多困難。至尊達賴喇嘛知悉這一情景後,甚是關切,立即親筆致函阿嘉仁波切,要求他擔任住持並總管『西藏文化中心』及『強孜林寺』的工作。至尊達賴喇嘛希望在仁波切的主持下,中心和寺院擔負起保護燦爛的西藏文化和純淨的佛教傳統的工作;並協助蒙古和俄羅斯的卡爾梅克、布利亞特、土瓦等地的佛教徒,保護蒙古文化和佛教傳統。與此同時,服務旅美佛教徒,為其提供宗教文化活動場所。

阿嘉仁波切自任該寺住持以來,著力推動藏蒙文化的發展和藏傳佛教的傳揚,並計劃在未來將中心改建成一所培養佛學繼承者的學院。因此法緣,仁波切來台募集善款籌措基金,以此為『西藏文化中心』及『強孜林寺』的未來發展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任重道遠 中心和寺院未來的計劃
----擴展和完善佛法教學體系,聘請善知識和教師傳法授課;擴建禪房,並周期性舉辦有指導老師帶領的閉關修行。
----同所在區域周邊大學和學術機構攜手合作,建立國際學生、教師的交流體系;精心策劃佛教書籍的翻譯、出版工作。
----每年堅持舉辦兒童文化夏令營,讓西藏和蒙古孩童學習民族優美的文化,使他們有機會親身體認祖傳文化,從而對其引以為傲,繼而發揚光大。
----開設其他課程,豐富文化生活,如舉辦語言文字、天文曆算、藏蒙醫學、針灸瑜伽、烹飪廚師等課程。
----舉辦跨宗教的交流、對談,以促進各宗教相互的瞭解和友好,共同祈禱世界和平。
----開辦藏蒙佛教藝術課程,包括酥油花製作、唐卡繪畫、彩沙壇城製作等。
----舉辦以民族傳統音樂、舞蹈、戲劇、藝術和工藝為主要內容的文化節。

目前,中心計劃將現有設施進行全面維修改造,添置必要教學與辦公設備,邀請善知識和聘任工作人員,以推展中心法行善業,使未來弘揚佛法、保護藏蒙文化之大願能得以圓滿。

淨心贊助 點滴功德匯聚成海

護持正法,以利十方。贊助『西藏文化中心』及『強孜林寺』護法、弘法、拯救藏蒙文化於危急有著非常重大的實質效益。若您認同『西藏文化中心』及『強孜林寺』弘揚佛法、保護藏蒙文化之大願,敬請發心贊助,共同護法分憂。不論金額多寡,皆是一份堅固的支援,點滴細流,終能匯成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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