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1日星期一

贾拉森:关于所谓的《仓央嘉措秘传》

由于六世达赖喇嘛罗桑仁钦仓央嘉措奇特的经历和神秘的传说,学界内外人士都想找到一部他的完整而可靠的传记,尤其是在对他的后半生的经历,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说法,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的情况下。完整的传记是阿拉善蒙古族僧人阿旺伦珠达尔吉,即拉尊达尔吉诺门罕所著的《一切知语自在法称海妙吉祥传记——殊异圣行妙音天界琵琶音》,可简称《仓央嘉措传》或《六世达赖喇嘛传》。本文主要目的在于纠正对它强加的《秘传》的错误叫法,并论述相关问题。

关于六世达赖喇嘛的后半生的研究必须以它为主要研究资料,因此国内外藏学界都研究这部传记,发表过一些论著。这部著作作为宗教界上层大活佛的传记,宗教色彩很浓,用浓重的笔墨来描述事件的缘分业果联系,内心观想修行成就的显现,未来发生事件的凶吉预兆等。但是作为一个人的传记,记述事件比较概括而完整,年代、地点清楚,事件和人物大都有据可查,可以作为可信的资料来利用。作者用高僧大德传记的体例安排文章结构,引经据典,穿插诗文,写出了这部传记。但藏学界很多人把它称为《仓央嘉措秘传》。这完全是以讹传讹的错误叫法,应该更正。

2.这部传记1757年成书以后首先在阿拉善南寺(即广宗寺)刊刻印行,后来在各寺庙间流传开来。该书南寺版共128页(前后两面合为1页),第1、2面是4行外其余每面6行。版面9cm×36.5cm。边框以内为6.5cm×32cm。据说第五世迭斯尔德呼图克图桑吉嘉木苏喇嘛坦(1871—1944)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某一时候将此刊本的一部六世达赖喇嘛传赠送给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看了以后赞不绝口,下令在拉萨刻版刊印。这个拉萨木刻版对原南寺版的某些错别字进行了修正,它是该传记广为流传和译成其他文种及后来出铅印本的基础,而阿拉善南寺木刻版是它的最早的底本无疑。因此这个著作被西藏人所知,本人认为不会早于20世纪前半叶。在这之前它是否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入西藏,本人不得而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后来把拉萨新版的《六世达赖喇嘛传》通过回阿拉善的普勒忠道仁巴(phul vbyung rdo rams pa)回赠给南寺一部,把它一直保存到“文革”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北京和在拉萨分别出版的《仓央嘉措秘传》中可知这个拉萨新版本的面貌。

据我所知,对六世达赖喇嘛一生所做的传记,它是唯一的一部。因为书名中说是“阿旺曲扎嘉措(ngag dbang cos drags qdya mtsho)(汉义:语自在法称海)传记”,也许有人不知为何与六世达赖喇嘛的名字不同。“阿旺曲扎嘉措”是六世达赖喇嘛隐姓埋名流浪时所用的假名。这在本传记中交待的已经很清楚。甚至在本传记中出现了把六世达赖喇嘛名字的上半部分“罗桑仁钦(blo bzang rin chen )”和该别名的后半部分“曲扎嘉措(cos drags qdya mtsho)”连用的情况(请参见该传记卷首礼赞诗第一段)。这部传记在贡却乎丹巴饶吉(dkon mcog bstan pa rab rgyas)所作的《安多政教史(mdo smad cos vbyung)》中被称作“达尔吉诺们汗(dar rgyas no mon han)著《仓央氏传(tshang dbyangs pavi rnam thar)》”(请参见吴均等人汉译的《安多政教史(mdo smad cos vbyung)》13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4,兰州)。达木却嘉木苏(dam chos rgya mtso),即达尔玛达喇(dhar ma ta la)的《蒙古政教史(hor chos vbyung)》关于六世达赖喇嘛的记载和本传记的记载是一致的(请参见何·全布勒(he·chos vphel)蒙译本第222——237页,民族出版社会1996.3,北京)。

六世达赖喇嘛1707年在青海出走到1746年在阿拉善圆寂这段时间内六世达赖喇嘛以“大布喇嘛(dwags po bla ma)”或“大布夏仲(dwags po zhabs drung)”的名义在阿拉善和安多活动,而不是其他的人冒充六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活动。这是国内很多著名学者和佛教界内公认的看法。关于“大布喇嘛(dwags po bla ma)”、“大布夏仲(dwags po zhabs drung)”等名称的来历,在本传记中已经有明确的交待,这里不需要作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六世达赖喇嘛在《安多政教史》等著作中为什么被称作“衮卓贡玛(kun grol gong ma,汉义:上世衮卓活佛)”。(《安多政教史》藏文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六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达尔吉诺们汗在阿拉善确认了他的转世活佛罗桑图丹嘉措,此人曾受封“达格布呼图克图(dwags po ho thog thu)”(以印章为证,实物存南寺,达格布呼图克图印章图载于朝洛蒙编著《蒙文篆刻》第78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1,呼和浩特。)、“衮卓诺们汗(kun grol no mon han)”(以衮卓诺们汗印章图为证,载于本人著《缘起南寺》114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8,呼和浩特。实物已失,这是盖于南寺第五世达格布呼图克图制定的石门寺寺规上的一枚印。)等称号。因此有人称他的上一世为“衮卓贡玛(kun grol gong ma)”。

3.到现在还没有人对阿拉善南寺木刻版本和拉萨木刻版本进行比较研究。我在对嘉木央丹陪尼玛的(vjamdbyangs bstanlphel nyima)蒙译本进行校阅时随手翻看民族出版社北京铅印本,发现很多和南寺版本有出入的地方。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a)民族出版社的版本中该书书名全称中遗漏了“嘉措(rgya mtso)”两个字,即仓央嘉措别号“曲札嘉措”的“嘉措”,南寺版本中是有“嘉措”二字的。
(b)民族出版社的版本中把该书开头诗文的第二行和第三行的位置颠倒了,我觉得南寺版本的顺序更通顺一些。
(c)和南寺版本比较看,民族出版社版本中开头诗文的每一行中分别丢了两个字,即第一行中“tsogs gnyis”后面的“rdsogs pa”二字;第二行中“vod zer”后面的“gyi ni” 二字;第三行中“gsum ldan”前面的“bkav drin”二字;第四行中“dge legs”前面的“phun tsogs”二字。
(d)民族出版社汉译本第二章中把一个蒙古人名写作“阿尔巴朗”,藏文版中却成了“ar pa si lang”这样带衍文的名字。我想这是民族出版社北京汉文铅印本对拉萨版藏文本的错误进行更正时删除了不该删除的文字所致。而南寺版藏文本中却正确地写着 “ar sa lang(狮子)”。
(e)南寺版本第一章一段诗文中一个词写作“ma tavi”(后面的vi是第六格),而民族出版社藏文版中改为“ma devi”。实际上“ma ta”是梵语“母亲”之意,显然没有必要做此更正。
(f)据说拉萨版本每页背面的横眉处俱有“仓央嘉措秘传”几个字,而南寺版本中却没有那些字,只用星占数字标着页码。这个出入很值得重视,因为它是该书被称为“秘传”的来历。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里举的几个南寺藏文木刻板和民族出版社铅印版有出入的例子都是该书开头部分的或者第一章里面的,这是由于本人也没有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工作所致。另一方面从这里可以推测往下肯定有更多的有出入的地方出现。

4.这部传记为什么以“秘传”的名字流传于世呢?这里只能有一个解释,这是由于将六世达赖喇嘛传《妙音天界琵琶音》在拉萨刻版的过程中每一页的书眉上错误地写上了 “秘传(gsang rnam)”二字而引起的。原南寺版本的书名到后记全著中找不出一处“秘传”字样。誊写版样的人为什么写了那两个字,有什么用意,暂不得而知,但很明显是写错了。因为经卷横眉处习惯上写该书的简称,而这个简称一般是其全称所包含的词语。但不但从《仓央嘉措传》的全称中找不到“秘传”字样,而且整个书中都找不到称该书为“秘传”的地方,再说南寺版本横眉处也不俱“秘传”二字。就算书中出现过“三秘事业”的字样,但稍有佛教常识的人都知道它是非常普通不过的一般概念,和书名无关。

这里引述佛教寺院内流传的一个有意思的传说,供参考。宗喀巴的著名弟子之一扎西巴丹(bkra shis dpal ldan)作了一部礼赞诗——《秘传颂(gsang bavi rnam thar)》,据说后来五世达赖喇嘛说它成了“公开传”,不算“秘传”,于是又写了一部礼赞诗《敏居乔珠玛(mi vgyur mchog grub ma)》。把这两个礼赞诗的相关段落对照阅读的话可以理解佛教所称的“秘业”是指什么了。这里只引述两段。
扎西巴丹写道“您七岁时秘主金刚手和大车轨师吉祥阿底峡等显身引导,使您精通密法和般若义理。我顶礼于吉祥上师您的足下!” 五世达赖喇嘛则写道“您永远与无数佛王佛子一同在三秘宏化功业之中度时,说某某圣者、成就者显身加持了您等话,怎能成为您伟大之处的赞美之词呢?” 扎西巴丹写道“您亲眼见到天人导师释迦佛王、药师如来、无量光佛等被众弟子围绕的情形。我顶礼于吉祥上师您的足下!” 五世达赖喇嘛则写道“您已经驾驭成就遍主大金刚持果位的坛城之海的放射和摄收,而把您得到某某本尊的加持之类的话,作为颂词来说出,极不相称。”可见扎西巴丹所说的宗喀巴大师的“秘”是受到某某大师、成就者的传承和得到本尊、佛、菩萨的显身加持。而五世达赖喇嘛则提升为宗喀巴大师在诸本尊坛城之海中是与遍主金刚持无别的诸佛之尊,是以人身游戏的佛的幻化之身。

因此佛家对“秘”的认识是分深浅层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仓央嘉措传》为“秘传”,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描述的内容中包含了上述两个层次的“秘”。但是作为书名,对本书而言是没有根据的。因此笔者认为把该书将错就错地称作《秘传》是没有道理的。根据它的原版,今后对该书不以“秘传”来称呼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不仅仅是为达尔吉诺门罕写的六世达赖喇嘛传正名的问题,而且可以避免好多无为的探索,也可以消除人们的六世达赖喇嘛似乎有什么秘密事情的模糊想法。

5.本书作者达尔吉诺门罕本名阿旺多尔济,或叫伦珠达尔吉。在阿拉善佛教界一直被视为第思桑结嘉措的转世,受过七世达赖喇嘛授予的“清净宝贝法王”封号。关于它的事迹笔者写过专论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6.概括这部传记的主要内容,早在18世纪末由阿拉善蒙古族高僧洛桑图丹嘉措写成了诗文体的传记《传记礼赞颂——加持之源》。他被收入《六世达赖喇嘛传两种》一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达尔吉诺门罕写的六世达赖喇嘛传1919年已经被译成了蒙古文。译者是布利亚特蒙古人格力格嘉木苏道仁巴。我们从 1998年在乌兰巴托出版的《蒙古文学荟萃》第33卷上可以看到由G·扎木苏荣扎布转写成基里尔蒙古文的部分内容,可以说其翻译质量并不高。据说内蒙古图书馆也藏有一部蒙古文译本,暂没有看到它,不知为何人所译。阿拉善广宗寺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都藏有根据达尔吉诺门罕写的六世达赖喇嘛传改写的仓央嘉措来到阿拉善的历史和当地有关佛教传播情况历史的蒙古文作品,两者内容相差不大,广宗寺收藏本内容稍多。据广宗寺收藏本的记载,作者是巴雅斯呼楞,应南寺大喇嘛等人的要求而作。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已由G·朝格图整理发表,请参阅《阿拉善语》杂志总17期。由嘉木央丹培尼玛翻译、由本人校注的新的蒙译本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12月在呼和浩特出版。

参考书目
1、达尔吉诺门汗:《一切知语自在法称海妙吉祥传记——殊异圣行妙音天界琵琶音(thams cad mkhyen pa ngag dbang chos drags rgya mtsho dpal bzang bovi rnam par thar ba phul du byung bavi mdsad pa bzang povi gtam snyan lhavi tam bu ravi rgyud kyi sgra dbyangs zhes bya ba bzhugs so)》,阿拉善南寺18世纪木刻版。
2、贡却乎丹巴饶吉(dkon mcog bstan pa rab rgyas):《安多政教史(mdo smad cos vbyung)》,吴均等人汉译ben,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4,兰州。
3、达木却嘉木苏(dam chos rgya mtso):《蒙古政教史(hor chos vbyung)》,何·全布勒(he·chos vphel)蒙译本,民族出版社会1996.3,北京)。
4、朝洛蒙:《蒙文篆刻》,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1,呼和浩特。
5、贾拉森:《缘起南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8,呼和浩特。
6、《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民族出版社,1981,8.北京。
7、洛桑图布丹嘉木苏(blo bzang thub bstan rgya mtsho):《传记礼赞颂——加持之源(rnam thar gsol vdebs)》,阿拉善南寺木刻版。
8、扎西巴丹(bkra shis dpal ldan):《秘传颂(gsang bavi rnam thar)》,塔尔寺木刻版。
9、五世达赖喇嘛《敏居乔珠玛(mi vgyur mchog grub ma)》,塔尔寺木刻版。
10、《六世达赖喇嘛传两种》,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12,呼和特浩。
11、《蒙古文学荟萃》第33卷,1998,乌兰巴托。

附 信理:《仓央嘉措秘史》版本与考证 《
仓央嘉措秘史》(以下简称“秘史”)的原著为藏文,作者系内蒙古阿拉善盟广宗寺(俗称南寺)创建人、第一世迭斯尔德大呼图克图(蒙语大活佛)阿旺多尔济(1715-1780年),在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撰写,后来手抄本传入西藏。
大约在20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时代,由达赖经师、大格西华瑞·罗桑甲萨(甘肃石门寺僧人)推荐,由西藏一位贵族官员在拉萨刊印发行。此乃《秘史》藏文版之起源。
到了二十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于道泉先生将北京雍和宫喇嘛携带的《仓央嘉措情歌》译成汉文,后又译成英文,向全世界传播。仓央嘉措做为旷世藏族诗圣的真面目才渐为世人所认知。与此同时,于道泉先生依据《隆多喇嘛全集》的内容,也将仓央嘉措的达赖喇嘛身份公诸于世,开创了仓央嘉措研究的先河。只可惜当时的于道泉先生未见到秘传的文本。
到50年代,学者庄晶先生偶然机会发现藏文木刻版的秘传″曾将其中主要内容信手翻译下来,可惜版本的出处没记下″。直到1980年,庄晶先生依据拉萨哲通厦家刊印的木刻版《一切知语自在法祥妙本生的殊胜妙音天界琵琶音》正式译为汉文,由民族出版社于1981年正式出版发行。此乃汉文版秘传之起源。并由此掀起80年代的一次史学界、文学界研究仓央嘉措情歌与身世的热潮。
200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了藏族歌舞《东山升起的月亮》,仓央嘉措的诗歌再次传唱大江南北,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有关仓央嘉措的网络文章和各类作品大量涌现,使及仓央嘉措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令人遗憾的是,自于道泉教授七十年前开创仓央嘉措研究先河以来,仓央嘉措的身世之谜却依然没能解开,《仓央嘉措秘传》的真实性,可信性,在史学界始终没有展开正式的研究和讨论。25年以来,秘传似乎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孤证”悬挂起来,既没有被改证,也没有被印证,更没有被引证。无论是清朝的正史资料,或是现代史学家的专著,对仓央嘉措的历史,都是在1706年青海园寂嘎然而止,少数史家提到后面的秘传内容,均以不可信的口吻介绍性地点到为止。迄今为止,还没见到一位历史研究者正式论证或承认秘传记载的后40年历史是真实可信的。
这实际上等于在主流历史的地位上排斥了《秘传》,排斥了仓央嘉措后面40年的漫长人生路。本来就因为弟巴桑结嘉措对五世达赖园寂匿丧15年,就已经使六世达赖完全丧失了转世灵童阶段,晚坐床至少10年;升座之后即陷入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危机,始终就没有安定过,在位仅8年就被诬为“假达赖”遭拉藏汗武力废黜。所以第六世达赖的本生传记内容本来就很少,如果不再对《秘传》进行甄别,很可能造成有限的历史资源的浪费。
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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