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达什达瓦部族的故事

在准噶尔汗国末期,在确定该国最高统治者汗位问题上,政治高层内部发生严重的对立甚至混乱,这混乱中准噶尔汗国贵族达什达瓦(Dashidava)被杀害。为了逃避更严重的后果,达什达瓦(Dashidava)之寡妻率领的部族,离开水草丰盛的伊犁,迁移至清军西北大营巴里坤(Barkoel)。最终在这个时期,准噶尔汗国和清朝长期对峙中,后者取得了胜利。为了拉拢准噶尔贵族层,清朝政府封赐达什达瓦妻子为“车臣默尔根哈敦”(Tsecen Mergen Hatun)。

乾隆来纳军机大臣的建议,决定把他们再移往外蒙古(Halkh Mongol)的鄂尔坤(Orhun),达什达瓦部族暂时安定下来。

1744年,在承德兴建的第一座皇家庙宇普宁寺即将落成,需要大批喇嘛住持。这时车臣默尔根哈敦已经病故,在总管布林(Bvrin)的请求下,乾隆决定调该部的喇嘛一百余名及家人、奴仆近七百人,迁往热河。这批喇嘛分两批由鄂尔坤起程,于当年九、十月份抵达热河,因路上病故、逃亡等原因,实到喇嘛一百零四人及家眷等近五百人。

1759,留在鄂尔坤的部众被全部迁往热河。这年十一月初,乾隆晓谕军机处“……既愿内移,则来年交春后,三宝即率伊等量力行走,至热河居住……”转年正月十五,达什达瓦部众在理藩院郎中三宝(满族大臣)和总管布林(准噶尔官员)的带领下,行程万余里,用时四个月,于五月初五抵达承德。据清代热河副都统富当阿在乾隆二十四年的奏折称:“查两次移来热河安插之达什达瓦人及前往军营人等,男妇大小共二千一百三十六口”。达什达瓦人原为准噶尔部一大族人,从伊犁(ILI)迁出时,有人口一万余,至此仅余五分之一。

一段插曲

先到热河的达什达瓦人,均为喇嘛及其家眷,乾隆将一百零四人全部安置在普宁寺诵经,“每名每月得给钱粮一两,米二仓斗”,而且下旨兴建有一千间房屋的“蒙古营”,待第二批人员抵达热河,当即可以住进新居了。

1744年,达什达瓦兄弟伯格里的妻子奏请率部内迁,被乾隆“准其携带属人,赴察哈尔正黄旗居住”。正当察哈尔总管巴尔品奉旨进行安置之时,一件突发事件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因车臣默尔根哈敦已经过世,伯格里之妻经常恃强抢占族中人口、财产,后来发展与清廷派出的郎中苏章阿关系暖昧,更是一手遮天、巧取豪夺。当伯格里之妻率部开拔之后,达什达瓦部族立即上告,乾隆闻讯,命御前侍卫成林,将苏章阿械选清军乌里雅苏台大营,经审讯核实后砍头正法,并派理藩院员外郎索诺穆,将伯格里妻子、女儿扎岱及女仆二人安置京师,并将她所属男女一百六十余人,解送保定,分给保定、天津、青州、沧州、德州驻防满洲八旗官兵为奴。如今在清代宫廷档案中,还存有保定府城守尉纳玛依、青州将军达色、天津将军噶尔锡关于“分赏”这些人口的奏报。

后期故事

定居承德的达什达瓦人,按规定仅能编五个牛录,乾隆命他们编成三十一个牛录,全部入蒙古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设三品总管一员,四品副总管一员,四品参领一员,五品佐领二员,六品骁骑校二员,所有人员按等级领有终生的俸银禄米,为方便食用牛羊和骑射习俗,并划出北起五道梁、南止罗汉山、西至狮子园、东到磬锤峰的广阔牧场。

1760年,在普宁寺增建了一座经学院——普佑寺,用达什达瓦部族从伊犁带来的固尔(Guulz)扎庙中烧毁的佛像残片,重新铸成高一米的释迦牟尼鎏金坐像。

1764年,在 “蒙古营”正对的高埠上,仿照已经毁于战火的伊犁固尔扎庙,修建起如今依旧风貌巍然的安远庙,将第二批到承的十七名喇嘛安置其中。

1765年,为加强西北边防,乾隆从承德达什达瓦部中选调官兵五百携家眷一千余人,与东北锡伯族人一同迁往伊犁。如今,他们生活在昭苏县(Mongolkvrai)。

据《清鉴》记载;“准噶尔(Jungar)部众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皆厄鲁特人种也,俗耐劳苦、勇战斗,以一人能劫数十人为壮士,自天山以南、葱岭以西,诸部一闻其至,无不畏伏”,经多年战乱,“二十余万户,死于瘟者十之四,窜于俄者十之二,死于兵者十之三,说者以为是厄鲁特人种之一大厄运”。

留在承德的达什达瓦官兵二百余人及家属近千人。这些额鲁特人以自己蒙文名字的头一个音节为姓,全村的人主要有寇、徐、赵、吉、杜、白、那、于、武九大姓。他们都是厄鲁特(Oeled)蒙古人的嫡传,他们来自同一个部族准噶尔,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姓氏绰罗斯(Tso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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