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31日星期四

内蒙古第五次人口普查通报及其政治性影响

1)赤峰市 451.80万人(蒙古族80万)
2)通辽市 308.35万人(蒙古族140万)
3)呼伦贝尔盟 273.65万人(蒙古族20万)
4)呼和浩特市 243.79万人(蒙古族17万多) 
5)乌兰察布盟 272.87万(蒙古族6万多)
6)包头市 229.74万人(蒙古族10万) 
7)巴彦淖尔盟 171.38万人(蒙古族13万)\
8)兴安盟 161.89万人(东部4盟市之一)(蒙古族人口:70万) 
9)伊克昭盟 139.54万人(蒙古族15万)
10)锡林郭勒盟 99.34万人(蒙古族15万)
11)乌海市 43.49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1.5万)
12)阿拉善盟 19.94万人(蒙古族4.93万)

内蒙古蒙族392.43万,东北蒙古310万。约占79%。( 通辽140万,兴安盟70万,赤峰80万,呼伦贝尔20万)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内蒙的汉族对蒙古人口与比例已经接近东北地区汉族对满族.

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某些内蒙的蒙古人还梦想什么民族自决, 甚至是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等群体性事件, 那个伦敦老韩集团不就一直打算在内蒙搞颜色革命吗? 如果将来内蒙真的有事发生, 那么事态的发展很可能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的.

如果说得不客气一点, 内蒙汉人的实力远远优越于当年的关东军之于张学良, 就只差一个柳条湖事件,然后北京默许甚至是鼓励内蒙汉人"放手大干"了...

因此, 在未来一旦内蒙"有事", 那么这种比例和数量的汉族人口将具备极大的政治潜力. 此外, 汉网, 汉知会在内蒙地区的分部, 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势力, 有可能在未来充当急先锋的作用.

来源:北方论坛

2011年3月30日星期三

巴特尔说:内蒙古人均产值已7000美元,位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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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说...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16日电(记者汤计、贾立君)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16日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说,目前,内蒙古全区人均生产总值已接近7000美元,位居全国前列。
  
巴特尔说,预计全区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390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1620亿元,年均增长17.6%,超过“十一五”规划目标4.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由全国后列进入中列。

在内蒙古旅行时的随想 -- 王力雄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的崩溃时期,大部份情况是政权解体以后,社会上立起形形色色的山头,拉起大大小小的杆子,虽然打著各种名号,但本质上都是一些军阀土匪。那些小土匪之间就互相征战,打来打去,打到最后打出一个大土匪,他就登基做皇帝,就成了正统。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流氓、偷牛盗狗之辈,一当上皇帝也就神圣了,就成了历史上的头面人物。圣旨一下,威加四方。那以后社会就重新恢复法律和秩序。他们再重新把老百姓拢到一块儿,还是一个社会。无非是倒退了一些年,人口死亡一批。但是没关系,再继续发展就是了。

过去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最终有一个生态底座托著。如果是人满为患,个个都活不下去,土匪们还打什么呀?哪还有东西供他们抢?扩大地盘不也是多余和自找负担吗?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口最多也就四亿五千万,大部份时间不超过二、三亿人。也就是只相当于今天中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那时中国的领土不比现在小,甚至清朝的几百年比现在还多一个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

何况那时的生态状况比现在要好得多。以蒙古草原为例,牧民说,也就是30年前,他们放牧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牛羊钻到草里头找不到。草太高了,牛钻进去外面就看不著了。那让我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场景。可现在呢?一个兔子跑过去——别说兔子,就是一个耗子跑过草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草就那么一点儿高,稀稀拉拉。草原人回忆20年前的文革时期,小学生每天早晨骑马上学的时候,靴子上都要被露水打湿。小学生个头小,腿短,脚只伸到马肚子。那就是说草原上的草还有马肚子那样高。可是现在早上骑马,露水能打湿的顶多是马蹄子。

我夏天开车去内蒙,走了几个盟,途经二十多个旗。真正能保留一些原来生态面貌的,只剩内蒙和外蒙的国境线一带。的确,在那里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自然生态。用体会这个词是准确的。脚踏上那儿的草地,就会感到踩在厚厚的一堆活的物质上。你要是在你踩下的那个脚印上去观察,那一个脚印的面积里我觉得有上百种植物和昆虫。那么多不同的物种纠缠在一起,又密又厚,几乎就没有重样的。有些厥类、灌木什么的,是要上百年时间才能形成它们的根系的。什么叫生物多样化啊?那就是。那是在几百年的自然状态中生长起来的。看著那样的环境,你真是会切身地感受对它的破坏是什么样的罪孽。

可是现在,能保持那样生态的仅仅是沿著国境线的窄窄一条。稍微往中国内地走一点,就看到大片大片的草原被开垦成耕地种上了庄稼。草原的面貌立刻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上面覆盖的植物变成了单一物种,或是麦子,或是油菜,看上去显得整齐、单纯,毛茸茸一片,颜色全是一样的。那儿的土地非常肥沃,庄稼长得特别好。但草原上千年时间里形成的腐殖质只有一尺多厚,开垦者先是一把火一烧,把需要百年才能长成的植被烧得干乾净净。然后把腐殖质犁开,土肥得只需要撒种,别的什么都不用管,秋天肯定大丰收。但甜头就是三年,三年以后就是苦果。一尺厚的腐殖质下面都是沙子,破坏了原来的植被和根系,失去了固定,再加上犁来翻去,表面那层土松得不得了,草原上的大风一吹,土就吹跑了,沙子就暴露出来,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沙化。

除了风,还有夏天的雨水冲刷。所有那些有坡度的地方,只要是被开垦的,你就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吨的泥土在坡下堆成的稀泥滩。那都是最肥沃的土啊!那不是仅仅一个水土流失就能概括的,那流失的是珍宝,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命根啊!可是只要是没被开垦的地方,坡度不管怎么大,雨水怎么猛,流下来的水都是清清亮亮,一点土都不带。你不能不感叹,大自然自身的安排是那样奇妙与合理。

我们曾说我们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我们也活得很好,我们现在粮食多得吃不了!也许没错,这些年粮食过剩,但粮食是怎么来的?这些"吃不了的粮食"又有多少是以那丰饶的草原变成沙漠为代价打出来的?这种代价可能意味著将来要有更多的"粮食不够吃"。政府曾反复地禁令不许开垦草原,但为什么就是有人不停地开垦?在那些逐利者眼中,撒下种子就能丰收的草原自然就成了他们垂涎的肥肉。他们有的是办法。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花钱,给个人一些好处。既然都是以利为先,只要有足够的利,就能一路绿灯。那些管事的基层机构,乡里区里,财政收入没有来源,你上级让他们自己创收,他们的奖金福利都得自己搞,如果来一个人说我开多少土地,每年交你几万块钱,几万块钱对他们就是一个大数啊。他们知道,那都是荒山僻野,上边的人根本看不到。就是偶然看到了,圆活圆活也就过去了。就是这样,一开就是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

千年形成的草原,只开垦三年就被毁掉,随后就既没有农田,也没有草原,而只剩沙漠。那沙漠还不是原地不动,它要蔓延,它注定要以沙进人退的结局惩罚人。

从那些正在被开垦的草原再往内地方向走,用不了多远就可以看到几年后那些正在开垦地区将要变成的模样。那些地方当年也都是内蒙草原,是牧区,都是那种一个脚印里有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然而现在只有光秃秃的山坡,露著大大小小的石头,到处是沙丘,几脚踩下去都不一定踩得著一根草。接著往内地走,到了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那里有一些水利,有一些农田,还有一些人工林带,大概是“三北”防护林工程。但那真地能改变生态吗?当你以对比的眼光审视它的时候,那不过是一些孤孤零零的树,刷子一般地在那儿立著。树种
是单一的,树下光秃秃。周围耕地种的是一些适合人类食用的单一作物,除此以外就是沙子。那难道能和那一脚可以踩到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相提并论吗?

中国的生态状况怎么样,每个人从自己生活的局部都可以感受得很清楚。我在东蒙所见是有代表性的。东蒙应该算是中国仅存不多的生态好的地方,它的状况如此,别的地方可想而知。而且我刚描述的生态变化系列,囊括在几百公里的行程内,一览无余,就像一个天然的展览馆一样。它可以说明整个中国,过去的生态是什么样,怎么破坏了它,而它的惩罚又是什么。

现在连黄河都干了,那可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咱不说迷信的预兆,至少它足以表明中国生态系统被破坏的程度。仔细想一想,咱们这块土地上,茂密的森林还有多少,乾净的河流还有多少?林子里还有几只动物,河里还有几条鱼?在我们的周围,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所有有活物的地方,几乎都有人撅著屁股在那儿往外抠。我家旁边那条引水渠,一天到晚都有人拿著各种各样的工具从那水里和水底的泥里往外弄,什么玩艺儿都给你弄出来,一点不拉,然后不是吃就是卖。河边卖鱼的分门别类,已经没大鱼了,从几两重的到一指长的,那都是卖给人吃的。最后是一厘米长的小鱼崽子也要分堆卖,给那些养宠物的人喂猫或喂鸟。你说那水里还能有什么东西剩下吗?

内蒙国境线有一条国防公路,在宝格达山的森林里穿行,我开车走过那里时,亮著车灯走在窄窄的路上,暮色中不时看到野生动物穿过公路。有野猪,我从来没见过那么肥的大野猪,领著小野猪从路上穿过去;成群的鹿,穿过去了;獐子,穿过去了;闪著漂亮皮毛的狐狸,穿过去了。但是非常奇特的是:所有的动物都是向著一个方向,就是往外蒙古的方向跑。就是说,连动物都已经明白,只要一受到惊扰,就宁可穿过公路,暴露在你的灯光下,也要拼命地跑到对面国家去。动物也知道哪个地方安全。外蒙古16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0多万。而这边是13亿人,都在琢磨著怎么把它们吃进肚子。之所以它们还敢到中国这边来一下,是因为那是边境线,一般的中国人不让去。而一旦有什么危险,它们一抬脚就能出国不回了。

中国的家文化为中国制造了太多的人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妻妾成群,中国女人因此都成了生育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生态毁坏的帐最终要算在家文化上,但是从这种家文化生出的伦理,过去又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的作用。举一个小例子,我亲见过一老人按照老辈传下的方法吃鱼。鱼身红烧,头尾做汤,鱼内脏做成一盘可口小菜,就连鱼鳞都不扔,小火炖足后冷却的汤可以凝成冻,又多一道菜。撇出来的鱼鳞和吃剩的鱼刺鱼骨一道,用油炸酥后,下顿饭的下酒菜也有了。那种节俭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你也就能理解,过去中国人对生态的消耗和索取是多么少。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西方个人主义中那种“人定胜天”的狂妄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天人合一、安贫乐道、知足者常乐那些在家文化中产生的伦理。所以,尽管家文化制造了过多的人口,如果一直维持传统伦理,几十个人的消耗不如西方一个人,也不是不能平衡。

怕的就是在已经制造出来这么多人口以后,约束人欲望的传统文化却就此解体,中国从此转上西方物质文明的轨道,每个人都以无限追求财富为目标,那就会把中国的生态环境迅速地推到毁灭境地。

综合考虑社会与生态的关系,应该同时考虑三个因素:人口、资源、欲望。如果人口少,人均资源自然多;如果欲望不同,人均资源的意义也不同。这三个因素,最人为的变量就是欲望。
http://members.multimania.co.uk/chinatown/author/W/WangLiXiong/WangLiXiong031.txt

《脱汉论》与福泽渝吉的《脱亚论》

19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代表日本保守思想与保皇立场的思想启蒙家福泽渝吉,曾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重要指导思想。

所谓的《脱亚论》,即是要脱离亚洲的意思,即是《脱亚入欧》之论。他认为东亚近邻的中国与朝鲜,依然迷恋于古风旧习,不求改革之途;日本应该“谢绝这些亚洲东方的恶友”,并且“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

福泽渝吉在他的《外交论》中,提到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是由实力决定的;他用“禽兽相接,互欲吞噬”的概念,来形容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人,被人吞食者是文明落后之国;他主张“我日本国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国人一起寻求良饵”,所谓的良饵,就是指日本邻邦的中国与朝鲜。

福泽渝吉的《脱亚论》,具有明显反汉人文明的特质,例如,反对儒家守旧的思想;他的思想,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理念。

东亚大陆上,有两只可怕的兽,这两只兽,正在荼毒东亚大陆的人民。这两只兽,一个是就是大汉沙文主义的意识,它是汉人无神论与道德相对主义的综合产物,其中包括五种毒性,即汉人中心主义(汉人排外意识)、汉人有权统治异族、汉人大一统意识、汉人专制与中央集权、汉人绝对忠于统治者等思想。

另一个就是共产主义,它是西方人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与道德相对主义的综合产物,其中也包括五种毒性,即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等思想。

中国的“中华”与“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意识是大汉沙文主义下的文化奴隶与兽。中国的“中华”与“中华民族”等,它们是文化妖魔的化身,它们是大汉沙文主义的病毒附体,是阻碍东亚大陆民主文明与吞食东亚大陆人民道德的毒物。

在这里提出《脱汉论》,实际上就是“脱离汉人的专制文明”与“脱离奴隶与兽的文化”。这有助于东亚各地区的人,重新恢复对自己的认知,重新肯定自己的独特文化,重新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重新让人认识自己对土地与人民的责任;人绝对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或物件,例如,所谓的国家、民族、祖国、历史光荣或历史契约论;人也绝对不是某一种意识形态的附属,例如,所谓的中原文化的边陲文化、边疆文化、附属文化等。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存在的目的,都是他自己文化的中心主体,都是他对自己生长土地的守护神,都是他自己同乡人民的保卫者;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土地与人民,担负起神圣的保卫工作与道德责任,这就是《脱汉论》,所阐释民族与人的个体存在意义、人的精神、人的道德、人的责任等的理念。

例如,汉人无权称维吾尔人的居住地为“新疆”,汉人无权称藏人的居住地为“西藏”,汉人无权称蒙古人的居住地为“内蒙”等;汉人也无权用历史契约论,来强迫各地的人民,接受其统治,例如,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台湾人、满洲人、宁夏回族、青海人、壮族等。基于人民有选择的权利,东亚大陆各地区的人民,都有权选择“独立建国”或与“其它地区合并为国家”,这是人民选择的权利,谁也不可以剥夺它!

东亚大陆目前除蒙古外,一百多年来的民主化,一直都是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主要在于“大汉沙文主义的阻挠”;大汉沙文主义中的大一统意识、中央集权与专制思想,一直是阻碍东亚大陆人民实行民主的障碍物;大汉沙文主义中的大一统意识、中央集权与专制思想,也是接引共产主义进入中国的接生婆。

这些障碍物,使东亚大陆的人民,无法接受美国《五月花号公约》与《独立宣言》的理念;真正的民主政治,绝对不是由一群奴隶或兽所建立的政治;它也不可以透过人民出卖自己的自由与平等权利来建立。东亚大陆一百年来的历史,都无法彻底摆脱这些弊端。

如果没有勇气,其他美德什么都不是

利比亚事件中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是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动武。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五十年代联合国曾经授权美国等多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击败了当时侵略南韩的共产北韩军队,保住了南韩;但南北韩毕竟还是两个政府,最后是两个国家。而现在对比利亚,则是从人道立场制止卡扎菲镇压本国人民。用中共的话说是“干预内政”。这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从人道立场进行军事干预,包括轰炸那个政府的军事力量和设施等等。对联军轰炸利比亚,国际上反应最强烈的是中国,中共官方媒体激烈批评谴责。当然,北京的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恐惧国际社会这种人道干预,因为如果中国再发生像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中共再像卡扎菲这样动用政府军队屠杀自己人民,国际社会就有法理和先例进行干预、进行制止。无论到时候国际社会干预的可能性多大,但这个先例和法理已经存在了。这才是胡锦涛们最不安和恐惧的。因为中共政权同样是靠屠杀自己的人民建立和维持的,所以面对卡扎菲的末日来临,中共政权是看在眼里的。

第二个史无前例,是美国自二战以来首次没有领衔正义的军事行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际上重大的西方军事干预等正义行动,都是美国领衔,所以美国被誉为“自由世界的旗手”。从二战,到韩战,到越战,到科索沃战争,再到伊拉克、阿富汗之战,更不要说用军事手段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等等,都是美国主导的。就是说:除美国以外,这次法国和英国为首的联军已经有了维护人类文明的强烈责任感。在这个事件中,最坚定果敢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法国最早对利比亚的反抗军政府给予外交承认。另外是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有加拿大总理哈珀,都非常坚定地支持建立禁飞区,誓言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为什么这三位对利比亚的立场清晰、坚定、行动果断,就因为他们也开始懂得邪恶必须铲除。

第三个史无前例,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人民面对政府武装力量时的坚持。卡扎菲是全球出名的疯子,他不仅动用军队,甚至花钱买雇佣军来杀害自己的人民。但即使面对如此的残暴和血腥,利比亚人也没有后退和屈服,他们仍然顽强反抗。卡扎菲的政府军队节节胜利,因为毕竟反抗军没有正规武装和训练,许多人临时学习使用武器。卡扎菲曾扬言要秋后算帐,在全国大清洗。但在如此这般的威胁下,利比亚人仍是选择继续抗争,这份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全世界!

联合国的授权,英法加拿大保守派领袖的坚定,更加上利比亚人民的坚定反抗,这场战局,现在就可以预测,卡扎菲的末日指日可待!利比亚会像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结束独裁者,开始一个新时代!

在突尼斯、埃及、约旦、叙利亚、也门,尤其是利比亚发生的一切,都在激发和教育受中共独裁统治的其他民族,如何起来反抗,结束中国的专制。哪块土地的未来,都是靠那里的人自己打拼出来的!正如当代知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約翰遜(Paul Johnson)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所说的,“如果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算不上美德。”所以說,在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旅途上,勇气,自尊与荣誉,责任感是最重要!

大汉沙文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两种最恶的病毒

汉人世界中心主义的背后,隐藏着汉人推行种族化的目的;这种汉人种族扩张与统治其他民族的意识,成为汉人侵略与压迫其他民族的合法依据,也成为汉人反对各地方民族自决与人民自治权利的主要原因。

汉人的世界中心主义,最终成为汉人大一统与专制复辟的主要意识,也成为汉人反对东亚大陆人民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如果东亚大陆各地区的人,要走向真正的民主化,那么就必须从反对汉人世界中心主义开始,也就是从反对“中国”与“中华民族”(指汉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的概念开始。

那些企图推动汉人种族化与容许汉人种族化的人,应主张《脱中国论》;在《脱中国论》的文化层次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脱汉论》。所谓的《脱汉论》,就是《脱离汉人沙文主义论》;汉人沙文主义,是东亚大陆专制文明的产物,它是一种危害人类的文化病毒;它会侵蚀人的良知、道德与理性,会残害异族人民的生命,会侵略与压迫异族,也会阻止人面对真实的生命与建立人的文明。

在两千多年来汉人的专制文化的统治之下,所有能够被允许存在的文化哲学,都脱离不了拥护、妥协或容忍专制体制的特质;所有被专制统治者,允许存在的哲学思想,都无法摆脱最终走向无神论、相对价值与相对道德主义的命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专制的统治者,成为人间的神;这个神,成为一切伦理、道德规范与典章制度的第一因,任何人文的价值,都不可以违背统治者的意志与利益,这就是专制文明,最终会走向无神论、相对价值与相对道德主义的原因。这是多么可怕的人文事实?

汉人的思想,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汉化后的佛家等思想;这些思想,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无神论、相对价值与相对道德之上;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质,那就是都是属于高度拥护或容忍专制政治的思想哲学,都是属于相对于拥护或容忍专制政治的思想哲学,都是属于统治者的御用工具。这可从它们能够在专制政治文明下,依然能够存留下来的事实,证明其拥护、妥协与容忍专制政治的本质。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汉化后的佛家等思想,无法成为对抗专制社会不公不义与统治者凶狠残暴的力量;不仅如此,这些思想,也成为阻碍东亚大陆人民民主化的障碍。

汉人文化的核心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思想,又以孔子思想为代表;孔子为了建立一套拥护专制统治者的治国哲学,竟然将许多原本绝对道德的价值,转化成为服务于专制统治者的相对道德思想,使儒家逐渐走向无神论的道路,最后成为奴化东亚大陆人民的文化病毒。


中共最近在曲阜兴建教堂和天安门孔子塑像,老实说,在天安门这样一个高度敏感和象征性的地方树立孔子像,从中国当下的国情来看,显然是只有官方策划才有可能。从几十年来主导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践踏,把孔圣人丑化成孔老二,到今日又奉其登堂入室,具九五之尊(据说,雕像9米5高,含此意涵)不能不说是官方立场上的一个巨大转变。强行那些非汉民族认同孔丘文化,外加顶礼膜拜。还有那些世界96个国家建立的320多家“孔子学院”,尊孔成为一种政治工具,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

那些专制御用的儒家文人,为了帮助统治者,扩大统治权力与领域,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汉人有权侵略与占领异族的土地)、“大一统思想”(汉人有权不断扩大疆土)、“华夷之辨”(汉人称异族为虫鱼鸟兽之族)、“王之教化”(指消灭异族文化,推行汉人文化)、“中原文化中心论”(其他民族的文化,都属于边陲文化;其他地区的人,都属于边疆人民)等,这就是汉人经常实行军国主义与推行种族化运动的原因。

此外,所谓的人情政治、酬庸政治、红包与贿赂文化、利益交换政治、贿选与买票政治、裙带关系政治、宫廷斗争政治、权谋诡诈政治、利益输送的政治、隐恶扬善、权大于法意识、司法不能独立、第四权(大众传播媒体)缺乏客观与公正性(指容易被利益团体收买)、贪污腐败的政治等,都与儒家思想,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为什么日本与韩国,能够逐渐摆脱汉人文化的影响?日本的福泽谕吉,曾经提出《脱亚洲论》,要求日本人民摆脱汉人文化的影响,再加上二战后,日本采行美国的宪法与民主政治模式,因此日本可以顺利摆脱汉人文化的影响;韩国有近一半的人口,信仰基督教,基督教的绝对道德理念,是对抗汉人沙文主义病毒的重要力量,因此韩国也可以逐渐摆脱汉人文化的影响;日本与韩国都曾经被美军占领过,都受到美国民主政治与基督教文明的影响。

日本与韩国,这两个国家,与上述其它受汉人文化影响的国家,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拥有“司法独立”与“第四权独立”的特点。这两种权力的独立化,必须依靠人民拥有绝对的道德意识,否则不可能产生;这可从汉人的文化,从来没有“司法独立”与“第四权独立”的基本意识,也没有任何历史的先例,可以得知。

所谓的汉人,并不可怕;汉人的思想,才是可怕的!汉人的思想之中,包藏有大汉沙文主义;这种大汉沙文主义,是一种可怕的文化病毒。

这种文化病毒,可以附着在任何的人文思想之中,例如,它附着在过去的三民主义与现在的共产主义里;它一直附着在现在台湾的民主政治里;它非常有可能附着,在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的民主政治之中。

大汉沙文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两种最恶的病毒,当它们结合之后,已经产生了各种危害的结果,例如,中共造成8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中共政权对非汉民族大屠杀史

中共执政后整死了超过八千万的人,共产党一胎化政策绞杀了无数千万尚未出生的婴儿。

1950年10月7日至1950年10月19日入侵Tibet大屠杀
1956年的Tibet土改与Tibetan抗暴大屠杀
1959年3月7日至1962年3月的Tibetan抗暴大屠杀
1962年5月中旬的伊塔屠杀事件”(导致1962年伊宁5•29大逃亡事件)
1968 年的内人党 2•4 屠杀事件(Southern Mongolian People)
1975年7月29日 至8月4日的云南沙甸大屠杀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
1989年2月13日到3月初的拉萨抗暴大屠杀(1989年的Tibet 3•5屠杀事件)
1990年的巴壬4•5屠杀事件”(Uighurs)
1997年的伊犁2•5屠杀事件”(Uighurs)
2008 年3月10日至8月23日Tibetan抗暴大屠杀(2008年的拉萨3•14屠杀事件)
2009年的Uighurs7•5屠杀事件

中共规模贩卖活体人器官营利,这是令人愤怒的共产党反人类罪;共产党正在全世界建立“邪恶轴心”(Axis of Evil),大陆共产党正在秘密“结盟与赞助恐怖主义的政权”,例如,伊朗、朝鲜、苏丹、古巴、利比亚、叙利亚等恐怖政权与宾拉登恐怖组织;共产党还暗中贩卖“核武技术与导弹”给专制政权与恐怖组织,这是严重威胁人类自由(Freedom)、正义(Justice)、幸福与和平的大罪。

南蒙古应该全面废除汉文字与汉文化教育

汉文字,一直是明显阻碍人类逻辑、分析、推理、归纳、抽象思维、形上思维、组合、科学论证、综合判断、精确思考、创造力、实证、诠释等能力的绊脚石!

由于古代汉人以刀刻书写,造成汉文字简短化与一字多义的特性,因此它是一种十分不精确、概念多元与混淆模糊的文字;由于它是汉人沙文主义与专制意识下的产物,因此它也具有十分不道德与不符合人性的特质!

汉文明,一直是明显压抑人类普世博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平安、喜乐、人权、幸福与和平价值的大山;汉人历史,一直是明显欺骗人类的“伪历史”与“宣传汉人沙文主义文化病毒的工具”!

为什么说它是“伪历史”?因为汉人的历史,向来都是由后代的专制政权所编写的;这些专制政权为了政治目的,它能容许“不同立场与意见”与“对其不利的史观与事实资料”吗?

这些汉人专制政权,为了巩固其绝对的政权,必然以大肆宣传汉人“世界中心主义”、“排外意识”(华夷之辨)、“华优夷劣” 、“华化主义”、“ 绝对专制”、“ 绝对忠于统治者”、“ 中原中心主义”(将异族文明边陲化 )、“ 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大中国主义”等的历史意识,为其统治之目的;在这样非人化的历史与文化教育下,被统治者如何能摆脱被汉人强制洗脑与奴隶化的命运?这就是汉人从小小的河南洛阳盆,能够扩展到现在大陆领土的原因,那些原本占绝大多数的非汉人,最终都被汉人以这种手段给逐渐异化与汉化了!

汉人文化,属于“极端邪恶”与“伪道德”的文明,所有的道德,都必须臣服于专制的绝对意志与意识,都必须不违背绝对效忠统治者的原则,如此怎么会有类似基督的绝对道德理念?怎么可能会有“超越专制”与“具有普遍价值”的真道德观与文明?这就是汉人普遍信仰相对道德观的原因,它们都是相对于专制绝对价值的道德观,因此属于“伪道德”的文化。

例如,人民必须无条件对统治者“忠”,而不是以“人人平等”的原则,对人类普遍地“忠”;即使统治者是坏人或杀人者,也必须无条件“忠”!汉人所谓的“礼义廉耻”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也都是这种属于这种相对于专制绝对价值的道德观,这样没有基本人的是非与逻辑思考性的道德观,是不是很容易导致人类文明与人性的邪恶化?

汉人文明,明显具有反人类历史文明、自由与民主的特质,完全违背人的价值与自主性道德;人类历史文明的潮流,就是由集体价值走向个体价值,由“专制与奴役”走向“民主与自由”,由效忠一个统治者走向对人民“爱与忠诚”,由信仰虚幻不实的理念走向面对真实与正义的理念,由信仰相对的价值走向信仰绝对的价值,由不信仰基督教的道德走向信仰基督教的道德,而汉人文明却是完全违反这个人类大历史文明的潮流!

汉人长期生活在这种“伪道德”的社会文明下,汉人逐渐变成没良心、同情心与麻木不人的禽兽,汉人可以经常明哲保身与见死不救,汉人可以长期忍受各种非人与奴役性的对待,汉人可以永远装聋作哑与扮演阿Q先生,汉人可以无止境地容许统治者滥杀人民与异族,汉人可以不对统治者的屠杀罪行进行谴责或忏悔,汉人早已成为人类最邪恶与愚昧的人群!

如果蒙古人或东亚人要彻底摆脱汉人沙文主义与文化病毒,那么除了必须拒绝接受汉人的历史与文化教育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彻底放弃汉字或类汉字(如日文、韩文等)的教育;

汉人文字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因此汉人的文字,自然而然就是包藏这些专制文化病毒的主要宿主与附体!只要任何人使用这个文字,就一定会受汉人专制文化病毒、缺乏形上与反逻辑思考习惯的制约,并且严重地影响人的正常创造与思维!两千多年没几个汉人有脑子与真正的人性!

以古汉人的“国家”一词为例,“国”怎么可以与“家”连用,那岂不是“家天下”吗?以“中国”、“中国人”、“中华”、“中华民族”、“汉人”、“华人”与“唐人”为例,若你我不慎使用该字,那岂不是代表你我已经认可,汉人沙文主义与大一统的合法性?以 “上帝”一词为例,怎么可以将“神”给专制化?以 “动物” 、“植物”、“生物”等词为例,怎么可以将这些生命体给“物”化?这些字既不能用,又没有合理的代用字,该如何是好?这根本就是语言创造者的文化意识与病毒问题,除了不用它外,还有啥更好的办法?

你怎么有可能以这些充满文化病毒与专制意识的东西,来建立人的道德、人人平等、人权价值、平等自由思想、科学创造、公义社会与民主文化;汉人的文字与文化,绝对无法帮助大陆人民,走向未来上述“人的道德与文明”的真实世界!

语言是一个工具,不是学问;工具好不好用,才是选择工具的目的;汉人文字没有现代的优势,学习时间又长,大陆人民怎么可以将人的幸福与文明建设工作,完全仰赖于它?更何况现在大陆人民如此地贫困与文明如此地落后!

汉人文字与文明,应该被放在博物馆或东方古语文学系中,供某些专家研究;一般的大陆人民,不应该再受汉人文字与文明病毒的危害,他们应该学习英文,并用它作为追求世界新知与培养真正道德的桥梁。

迅速斩断汉人沙文主义的文化病毒与相关文化的恶习,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专制与大一统的绝对意识,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永远“反人类普世博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平安、喜乐、人权、幸福与和平等价值”的惯性。

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长期被“非人、不人、禽兽与恶魔化”的困境,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长期 “文明野蛮、愚昧、贫穷与落后”的困境,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长期 “ 社会不公不义”与“ 黑暗世界”的困境,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长期 “ 坑蒙拐骗假大空”与“ 权谋诡诈”的国民性格,它可以帮助人们摆脱长期 “ 人心腐败”与“ 道德堕落”的人性危机。它可以帮助人们从新建立“人的价值观”与“人的道德观”,它可以帮助大陆人民从新建立人类真正“普世博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平安、喜乐、人权、幸福与和平等价值”的理念。它可以帮助人们从新建立人类基本“逻辑、分析、推理、归纳、抽象思维、形上思维、组合、科学论证、综合判断、精确思考、创造力、实证、诠释等能力”,它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文明的创造与创新能力”,它可以帮助人们“提高科学与物质文明的水平”。

它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帮助人们,学习“绝对道德”与“信仰”;是唯一可以拯救人们道德与灵魂的希望,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它,否则就有可能成为阻碍大陆人民道德重生与灵魂得救的罪人。

汉人千年来的思想与文明,就像是一潭充满死鱼与臭虾的大污池!想要用这潭污水,来洁净自己的道德与灵魂,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必须要用尊重人性与道德的文明,必须要用尊重生命与人权的价值,必须要用民主与自由的核心理念,才能彻底对抗与铲除汉人沙文主义与文化的病毒,而“绝对道德”与“信仰” ,正是上述文明与价值的主要基础;任何人想要用“非绝对道德与信仰”,来对抗与铲除“汉人沙文主义与文化的病毒”,都是愚不可及与必然失败的行为。

因为“汉人沙文主义与文化的病毒”是危害人们道德与人性的真正凶手,因为汉人文字是“汉人沙文主义与文化病毒”的宿主与带原者,所以必须用基督教的“绝对道德”与“信仰” ,来彻底对抗与铲除它们!

由于汉人长期被“大汉沙文主义”文化病毒所绑架者,因此现在的汉人,不是人,是禽兽,是魔鬼,是一群活在无间与阿鼻地狱里的邪灵;这样的群魔与邪灵!

从贩卖人体器官、贩卖人的血、贩卖人的良心、贩卖人的灵魂、贩卖人的尊严、贩卖假货、贩卖仿冒品、贩卖人口与偷渡,一直到贩卖祖宗的土地与资源;从饿死人、抢死人、害死人、骗死人、卖死人、整死人、打死人、毒死人,一直到中共军头所说的核捆绑与超限战争;从网路与媒体封锁、打压非汉民族、农民贫困、镇压人民、国有资产转移与掏空、谎言宣传、贪污腐败、不公不义、高失业率、假GDP数据、股市崩盘、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一直到中共官员偷光国家银行的钱与外汇,中共还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吗?

这些人心腐败、道德堕落、生态浩劫、环境危机、社会不和谐等问题,难道是历史偶然的现象?事实上,这都是“大汉沙文主义”文化病毒所造成的,因为“大汉沙文主义”中,包含有专制、大一统、类殖民主义、不公不义与汉人传统文化的恶习;中共与过去的国民党,都是中了大汉沙文主义、汉人中心主义、大一统等文化的病毒,它们是这种文化病毒的走狗与工具,它们也是这种文化病毒的食人与播病者。

整个南蒙古就像是一个妓院,中共可以任意强奸人,有些人还为自已找理由,认为被强奸总比饿肚子好;整个南蒙古就像是一个猪圈,所有的人都是中共所圈养的猪,都是中共的私有财产,中共随时可以宰杀人,南蒙古还有所谓人的尊严吗?

是谁在容许中共的专制与偷盗政治,因为他们都是“大汉沙文主义”下的产物,都是直接与间接支持中共专制与偷盗政治的人!

中华与中华民族,都是汉人统治者,在汉人大一统意识之下,依照某种政治目的与野心,所发明或延用的概念;这些代表国家与民族神话的概念,就像吃人的紧箍咒一样,永远套在南蒙古人民的脑袋上,使南蒙古人永远成为大汉沙文主义的工具与奴隶。

如果不能彻底反对与放弃“中华、中华民族、华人、汉人、华夏、唐人、龙的传人”等概念,那么南蒙古人就永远无法成为“爱人的人”与 “有道德的人”,永远不配被称为“人”与享有“民主与自由”的权利,也永远无法走向民主与自由化。

人不等于人,人才等于人,凡是被汉人沙文主义、专制与大一统等病毒贴上标签的人,就不等于人,只能活在罪恶与忏悔之中,因为汉人是压迫与屠杀人的代名词,这些被压迫与屠杀人,包括汉人与所有汉人周边的异族和非汉民族;所谓的汉人沙文主义、专制与大一统等意识,永远只是由一小部分属于汉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他们用它来获与最大的利益与奴役人民。

换言之,如果不彻底反对与放弃“中国人、中华、中华民族、华人、汉人、华夏、唐人、龙的传人”等概念,那么国民党与共产党走了,会有新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来;孙文、蒋介石、毛泽东走了,会有新的孙文、蒋介石、毛泽东来,这些都是汉人沙文主义附体与宿主,附体与宿主死了,病毒还会来,除非消灭汉人沙文主义的病毒,否则一切民主运动都没用!

大汉沙文主义是东亚大地上千年的幽灵,它是一种帝国扩张与专制主义的瘟疫,也是东亚大地上千年的病毒;我反对它,是因为它会将人禽兽与魔鬼化,使人成为拥护一种虚拟神话的工具,即使看见人在杀人也不会出面谴责与伸援;汉人从河南一小块所谓“中国”之地,到现在中共所统治的“大陆”之地,就是大汉沙文主义与铁血所建立的,数千年来的汉人,曾经为这种反人类罪与屠杀行为,痛哭流涕与严厉忏悔吗?

每当维吾儿、藏、蒙古人谈历史时,我就觉得身上流着邪恶的血,我羞愧地无地自容。

大汉沙文主义,起源于汉代,董仲舒倡导大一统思想,独尊儒术。儒家的思想,具有天下一统、拥护专制体制、专制就是最高的权威与价值、华夷之辨、绝对忠于统治者意识、强烈的礼教与礼治意识、重农抑商、高度地文化排他性、强烈地文化优越感、反对多元价值与创造力、强烈的治国平天下思想、对政治权力极度的渴望等思想。

所谓的大汉沙文主义,它包含汉人世界中心主义(如中国,即中央之国)、大一统意识、绝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盲目忠于统治者思想、军国主义(汉人有权侵略与统治异族,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华夷之辨(汉人具有强烈的排外意识与民族主义,华优夷劣(汉人以虫鱼鸟兽等名称丑化异族,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化异族(如华化主义,即汉人有权华化异族)、汉人帝国主义(如中华民族主义,即汉人有权统治异族)、中原中心思想(称其它地区为边疆或边陲文化)等。

在汉人沙文主义意识下,汉人认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汉人可以假造历史契约论,指称任何邻近汉地或曾与汉人发生关系的地方,都是属于汉人的国土,例如,曾经朝贡汉人政权的国家,都被汉人指称为属国;在汉人大一统意识下,汉人认为“你不归顺,我就可以打你!”,汉人可以堂而皇之实行铁血的军国主义与野蛮的帝国殖民。

大汉沙文主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治,会创造各种不必要的战争与内乱,中国的历史,向来是以专制的模式与成王败寇的定律,进行朝代的更替,并不是依据人民的选举,而是靠武力的争夺战;会创造一批凶狠的统治者与奸邪、权术、狡诈的御用文人;会产生类似帮会式的皇权政治,这种皇权政治必须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异己与反对言论,来维护政权;不能容与人民自决、地方自治与自主意识;会创造各种类外来政权或帝国殖民形态的政治;会创造各种贪污腐败的政治;不会有真正的地方建设,只会有各种为维护统治者与政权为目的之形象工程;是最换的专制政权,是人类文明罪恶的政治,是违反民主与自由潮流的政治,也是阻碍人民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政治。

在汉人沙文主义意识下,汉人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反对地方自主与自治、反对各地独立文明与语文,各地的宗教与文化逐渐被汉人文明与语文所取代。从中国古代《尚书》、《易经》、《诗经》、《春秋》、《礼经》及乐教思想等可知,儒家想要在上述中国自然与人文环境之下,建立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但是这种大汉沙文主义与大一统的乌托邦思想,却是侵害人“博爱、正义、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宪政、自决、自主、自治、爱自己的土地与人民、多元文化思想、多元文化创造价值、和平、幸福”等理念的邪灵。

汉人沙文主义的文化病毒,也隐藏有汉人各种浮夸不实的思想与意识,例如,贪恋荣华富贵(汉人重视福禄寿禧的价值,经常因此而出卖正义与良心)、贪恋权力与名位、人情政治、酬庸政治、裙带政治、红包与贿赂文化、讲究排场与面子、好利益输送、利益交换、隐恶扬善、结党为私、以权谋私、权大于法、好宫廷斗争、权谋诡诈思想(如《孙子兵法》、《三国演义》、《36计》、《厚黑学》等思想)、坑蒙拐骗与假大空、轻视生命(如《水浒传》随意杀人的思想)、明哲保身、逃避社会责任与享乐主义(如《红楼梦》思想)、消极容许社会不公不义的思想、缺乏对抗黑暗势力的勇气、缺乏与邪恶不妥协的精神等。

要了解大汉沙文主义的基因,可以从研究病毒的特性着手,例如,病毒的散布、伪装、突变、隐藏、附着、寄宿、转化、蚕食、并吞、繁殖、扩大、依存、潜移、变形、畸变、突围、逃脱、诡变、伺机、破坏、发酵、释毒、隔代遗传等特性,如此才有可能掌握与对付它。

从病毒的形成原因、过程与方式,可以充分了解大汉沙文主义,它的形成原因、过程与模式。这个大汉沙文主义,可以说是21世纪初期,人类文明的最大规模病毒,如果人类不想办法尽快研发出新的文化疫苗,那么人类的文明、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地球的生态系统与地球的环境,将会受到严重的危害,甚至会造成人类与地球集体毁灭的可能。

由于这种文化病毒太强大与剧毒,因此若想以汉人的文化与道德来对付它,那必然会失败的,因为这种文化病毒源于专制文明,它早就将所有会威胁它的哲学与思想,异化成为它的附庸与统治工具,例如,儒道墨法释禅等家哲学与思想;这些哲学与思想,绝对不会有“彻底决裂与对抗”专制的意识,这就是六四民主运动失败与现在中共仍然能胡做非为的原因。

如果在南蒙古不将大汉沙文主义与大一统彻底消灭,如果南蒙古人不能成为人类正义的力量,那么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口号与期待,并没有实质的意义!

(有关汉文字的缺点,请参阅William C. Hannas.著作,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How Asian orthography curbs creativity. )

狼王在草原的独白

寒冷的雪天,一只壮硕的白狼,站在蒙古草原上的高岗,连续不断地嚎叫;它的巨大嚎叫声,震动了整座冷漠的雪山,雪象海水般倾泻的乱石,从山顶上猛然滑下。

这些无止境崩落的雪,是如此地邪恶与无情,它就象魔鬼的铲子一样,准备埋葬草原与狼群未来的命运;狼王再多的嚎叫声音,似乎并不能唤回草原与狼群的生命,因为草原与狼群,正在逐渐灭亡之中。

狼王凝神望着一片被雪覆盖的荒地,雪地上充斥着呼啸的飓风;这飓风如巨大的搅拌器般,猛然卷起了,天空中乱飞的雪花,形成了一幅奇怪的图画。狼王突然发现,那不正是汉人的太极图?

狼王终于悟出了草原的历史,表面上,那白色部分,代表游牧文化,是狼的文明;那阴暗部分,代表农耕文化,是羊的文明;事实上,在汉人与草原人民不对称的武力条件之下,汉人变成了狼,一个侵略与掠夺者的狼,而草原人民变成了羊,一个被侵略与掠夺者的羊。

原始的游牧文化,勇猛精进,原始的农耕文化,温良恭俭让。在白色与阴暗之间,存在有一条灵活游动的蛇,这条蛇充满了“权谋诡诈”与“相对道德、自私自利、功利与投机等主义”的气息。

这太极图,似乎在陈述草原与汉人的互动历史;原来北方的游牧与农耕文化,一直处于互相斗争与厮杀的关系,狼与羊好像存在着一种永恒的仇恨关系。是什么样的原因,使狼与羊,无法建立真正和平与互助的关系?

汉人的太极图,完全建立在相对的道德主义上,最后逐渐发展成为无神论的内涵,这种建立在无神论与相对道德主义的哲学,已成为危害东亚大陆人民思想的病毒,不知道汉人是否能够充分了解?

为什么我会如此说,因为没有绝对的道德,就没有绝对的正义;任何建立在相对道德价值的思想,都是否定人信仰绝对价值的障碍,它将引导人走向理性的歧途,最后被人类自己人性中的恶与欲望所吞噬,这就是那些信仰无神论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犬儒主义、存在主义、功利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权威主义、左派等思想家的永恒困境。

那么人类应该如何重新建立合理的太极哲学?我以为,人类任何的哲学,如果不是建立在认同绝对的创造者、认同绝对的道德、认同绝对的价值、认同绝对的良心与正义,那么这种哲学,就有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的人文思想;汉人的太极哲学,如果不能够注入上述的内在价值,那么这种哲学,绝对是有害的。

如果从汉人内在积存的邪恶文明来看,那白色部分,犹如法家刻薄寡恩的文化,它的本质是狼与兽;那阴暗部分,犹如儒家驯服于统治者的文化,它的本质是羊与奴隶;那条中间游动的精灵,犹如道家以柔克刚与诡术的文化,它的本质是蛇与骗子。蛇诱惑了狼与羊,使它们各自偷吃了禁果;在太极图上,大阳中包藏有小阴,大阴中包藏有小阳,这就是它们彼此偷吃禁果的证据。

在草原生态之中,狼是一个很狡诘的动物。它的狡诘,代表了一种兽的强权与侵略意识,例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彼得大帝等,都曾经受到狼的意识之影响;事实上,当狼过度发展的时候,就是人类文明的浩劫,因为兽与人,经常被迫处于一种可怕的对立与战争关系。

每一个生命,与其它的生命一样,都是自由、平等、高贵、有价值、有尊严、有意义的!为什么创造者,要让狼成为羊的仇人,要让狼背负这种邪恶与罪恶的名声?为什么创造者,不能够让狼,同时拥有“自强不息”与“高贵道德心灵”的两项特质?从这点而论,我实在不理解,创造者对我们狼,到底有什么样善或特别的期望?

也许创造者会这么说,我所设计的自然生态系统,狼与羊的关系,正如同草原与农耕文化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就好像阴阳共存与相生的关系,它的本质,符合自然生态生长与和谐的定律。既然如此,创作者为什么要让人类,破坏这种自然和谐的关系?人类难道不知道,草原的灭亡,就是人类未来的灭亡?

狼王有许多的困惑,它不断地对天空问: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创造者无条件地,赋予受造者自由意志?难道创造者,没有办法限制人类的自由意志?难道人类可以摆脱创造者的道德律,自由行使自由意志?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要如何才能够,合理地约束自己的自由意志?狼王从人类对待草原的方式,发现人类似乎逐渐远离了创造者的道德律,人类难道不怕遭到天谴,不怕遭受未来自我灭亡的命运?

在草原上,狼是草原的保护神。当羊群过度地繁殖时,它们会威胁到草原的生机,于是透过狼来约束羊群的繁殖与发展,因为狼是羊群的天敌;这种自然生态的循环系统,原来是创造者美好的设计,它是一种十分合理的安排。

然而,现在的草原,由于汉人过度的放牧,由于汉人大量破坏草原而种植稻作,造成了草原生态的浩劫;汉人用草原上无数的丰草,来换取羊绒与羊肉,这种做法,满足了汉人无限贪婪与金钱的欲望,但是却毁坏了草原的生命,造成了草原的荒漠化。草原死亡时,就是人与狼群,灭亡的时刻!

汉人这种没良心的做法,到底是属于强盗、土匪、掠夺者、压迫者、小偷、吃人者,还是帝国主义者?草原变成了汉人生财的工具,草原变成了汉人掠夺的物品,草原变成了被汉人榨干乳汁的奶牛,苍天啊!有谁能够阻止,这些汉人疯狂与罪恶的行为?有谁能够帮助,这些汉人认识自己的罪恶、忏悔与救赎?

为什么造物者让受造者之间,面对这种无情的生物链对抗形式?狼是羊的敌人,人是狼的敌人,为什么它们之间,不能够和平共处?

在人的观念里,狼是一种阴险狡诈与凶狠的动物;但是在狼的心中,人才是一种更为阴险狡诈与凶狠的动物。狼的阴险狡诈与凶狠,只不过在于追求一顿果腹的需求;而人的阴险狡诈与凶狠,却是在满足魔鬼般无限贪婪的欲望,这一点人类好像并不知道!

那些汉人并不了解“太极共生与互助”的道理,正如同汉人不知道破坏草原,将会危害到全世界所有生态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如果汉人无法了解有神论的太极哲学,那么汉人应该从创造者的道德立场,来看待生命界的所有问题,例如,学习如何与其它生物和平相处、如何保护生态系统、如何保护自然环境、如何保护自然可持续发展性等。

表面上,人类这种学习与保护的态度,是人类对万物的基本道德与责任意识;事实上,它是人类维护自我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选择,难道人类一直弄不清楚,这么简单的道理?

狼王无法将这些话,告诉人类,它只能站在草原上,不断地发出悲恸的呼号;希望有一天,人类能够良心发现,并且理解狼呼号的心意,如此人、狼与羊才能和平相处,草原也才会有重生的机会。不知道狼王的心意,人类是否能够明白?

经过一个夜晚风雪的折腾之后,天空的左半边,仍然是乌云密布;天空的右半边,出现了微微的晨曦。这种右派光明与左派黑暗的激烈斗争,就像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永恒战争,不知道要在这个世界,持续到什么时候?

美国之音已经被中共渗透,回避报道蒙、藏、维等其他民族的报道

2011年2月14日,美国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议案,其中一项内容是:美国之音从2011年10月1日起撤销其普通话和粤语广播及电视节目。据说这个决定是为了节省一年八百万美元的财政开支,以及网络时代对华广播无必要等理由。

但是,实际情况则是:美国之音已经被中共渗透,美国之音中文组非常不愿意报道蒙、藏、维等其他民族的报道,或尽量少而又少的一笔带过,尤其有关对南蒙古问题。再有关与听众互动的节目中,凡是被问起南蒙古问题或有蒙古人打去电话时,或遇到此类维、藏的话题,他们总是闪烁其辞或者干脆回答说“南蒙古问题目前还未定论....”等。

美国之音中文组的那两位大陆出身的主播和幕后导播,电话接线员经常在关键时刻为中共说话误导听众,专题节目和新闻报道上的亲共立场随处可见。常年以往,鉴于中共渗透竟是越来越严重,撤销它对中国广播不一定是什么坏事,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而且美国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一份他们的内部参考上可以得到证实。

一直因为常看到美国之音的亲共报道而一次次添堵,这不,昨天我又在它网页的头条醒目地看到这样一个最新消息,大标题是:“美战机在利比亚坠毁,对禁飞区分歧扩大”。仔细地阅读了内容,原来此题目中的“对禁飞区分歧扩大”,指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的呼吁:“我们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火,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显而易见,这个大标题给人以仇美亲共的视角和倾向。

希望美国之音不要堕落成为中共在北美的“凤凰卫视”大家给国会议员发邮件,揭露美国之音和中宣部的瓜葛。美国之音在对待法西斯政权态度上软弱退缩,反反复复借助所谓“独立人士”之口,为中共捧臭脚,配合独裁者麻痹、愚弄听众。所以美国之音已沦为中共忽悠派的传话筒、应声虫,这样的广播就应该停,留着也没什么好作用。

回顾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历史,也算是起家于二战时全球反法西斯斗争浪潮,现在美国之音对北京政权一味奴颜卑膝曲意逢迎,不有愧于当初的创业者们么? 美国之音中文组马上,立刻换掉大陆出身的主播,不采访中共央视的喉舌专家,这种专家整天出现在央视,特别是这个宋晓军是最令人作呕的一个。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先生中途试图中止人发言,並指责有人发言不理性。不知是voa的观点抑或海涛先生个人观点。此人在voa有中共渗透之嫌,而且可能性很大。 综合海涛先生长期节目来分析,使人有此感觉。 试图中止姓何的这种方式的发言在亚州自由台和其他节目主持人中间也绝无仅有,也非海涛先生第一次的反应。

如果说美国之音有什么可被挑剔的话,就是对中共太温和。经常采访一些中共党的喉舌,如果voa没被屏蔽还可以理解。既然都被屏蔽了,这样做难道不是自作多情吗?中共好像也不领情吧,流氓视此为自己崛起,美国因衰落而示弱,岂不是自我讽刺?中国人辛苦翻墻出来听到这些岂不泄气?基于这个理由我不排斥裁撤。

面对最后一个共产帝国,美英都准备放弃对中国大陆的短波广播。但是要加强其他语种,包括蒙、藏、维族的广播。当然,这件事还要过美国国会那一关。

中共血腥镇压西藏人民争取自由,张鹤慈说——我赞同;现在,张鹤慈干脆公然声称,对于新闻媒体而言,揭露不揭露事实不重要,新闻媒体的意义只是“宣传”而已。他还说,就算是事实,如果不利于“争取”听众,也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报道。这样的人,跟中共法西斯对媒体的控制理念有什么不同?这样的美国之音广播,早点儿撤销。所以美国之音已成为中共御用文人的传话筒。 近年来中共金钱收买一些海外人士,让这些人打着“评论家”、“独立人士”的旗号,在海外为中共迫害人民的行为辩解,并配合中共散布中共“爱民”、“改革” 等虚假形象,麻痹人们,混淆视听。而其中一些人,例如大家熟知的张大仙鹤(张鹤慈),也逐渐成为美国之音的座上客,利用美国之音,为中共吹牛拍马,劝民众甘心忍受迫害。美国之音如果不能停止这种投降主义论调,被关停掉只能说是“自作孽不可活”。“中共豢养调教的御用奴才”宋晓军、张鹤慈们的鼓噪,岂不更觉得堵?

最近,美国之音的误导愈发公开和频繁,所以说美国之音已成为中共御用文人的传话筒。正是由于美国这种软弱态度,中共媒体才对美国加紧渗透和挺进,中共才以发展文化为借口加紧发展意识形态宣传攻势,美国之音和那些所谓的中国专家跟屁虫也跟着推波助澜。所以,从削弱中共的宣传这一点看,撤销媚共的美国之音广播,也算是一件好事。

2011年3月28日星期一

关于蒙古问题(1911-1916)-- 3 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

1911年8月4日【17日】
会议主席:
内阁总理大臣、御前大臣、皇室侍从长斯托雷平。
与会者:
财政大臣、御前大臣科科弗采夫,
海军大臣、海军中将 罗维奇,
工商大臣、三等文官季马舍夫,
代理陆军大臣、步兵上将帕利瓦诺夫,
代理外交大臣、二等文宫尼拉托夫及总参谋长、骑兵上将日林斯基。

鉴于库伦呼图克图和喀尔咯四盟王公派特别代表团衔命前来圣彼得堡,请求皇帝陛下接纳蒙古于俄国保护之下,特别会议需要讨论帝国政府在蒙古间题上应采取之方针。

该代表团于8月2【15】日抵圣彼得堡,次日受到代理外交大臣接见。从帝国驻北京使署及驻蒙古诸领事之报告中己经获悉,从向代表团之详细探询中亦已查明,中国政府准备对仍享有颇大自洽权,其实是当今中国统治王朝之藩属蒙古实行新政。拟实行的新政(在所谓内蒙已局部实行)将取消所说的自治,而在行政上应置喀尔喀与中国内地诸省同等之地位。

为作好长城以北与中国内地统一之准备,早己废除中国人移居长城以北禁令之北京政府,现已决定以中国人开拓蒙古土地,将中国矿业条例扩大推行于蒙古,并以铁路把喀尔喀几个最主要的中心与北京连接起来鉴于达此目的之主要障碍是在蒙古盛行之喇嘛教,北京政府准备封闭该地大部分佛教寺院。最后,还决定在蒙古编练和驻扎中国正规军,为此,要从蒙人中招募骑兵。

内蒙已变成黑龙江省和奉天省所属区,中国已开始在邻接俄境之喀尔喀诸旗垦殖,开始敷设从北京经张家口伸向长城以北之铁路,即将向蒙人征收固定赋税,并将全部税款供新编军队使用,几此种种均足以证明清政府之决心坚定不移。

中国对蒙政策之这种转变,立即引起蒙古王公和僧侣们极度不安,并唤起他们捍卫自身权利及固有地方制度之欲望。上谕要要求喀尔客王公对即将实行之新政表示意见,他们一致请求清政府切勿破坏自古建立的蒙古制度。随后,1911年7月,王公们在库伦聚会,决定在库伦呼图克图领导下联合起来,并脱离中国。他们意识到自己分散和无力应付中国人,决定吁请俄国对他们打算从事之事业给予援助,并希望捍卫他们至今享有之独立地位.为了呈递这份请求书,遂组成代表团,该代表团现已抵达圣彼得堡。

在开始讨论如何对待上述请求时,特别会议首先注意到,目前帝国政府不得不积极参与解决近东和中东各种尖锐问题;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从而削弱我国在西方间题上之影响极不适宜诚然,在蒙古问题上发生之危机,井不出我们所料,因自很久以来我国一直支持和庇护蒙人;我国一些驻蒙代表在颇大程度上促使蒙人产生一种信念,若想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之援助但在目前情势下,不宜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

另一方面,中国在蒙古拟实行之新政,中国农民在邻接我国边界进行垦殖,用铁路把这条边界附近之居民点与中国行政中心连接起来,以及中国军队之部署,尤其在紧靠我国领土之地区,中国军队之大量出现,不能不使我们忧虑。因此,蒙古问题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蒙人力图反对中国政府上述计划,支持蒙人之意图完全符合我国利益。

根据这些意见,特别会议认为,最符合我国政治宗旨和当前政治局势之作法是: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匆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

照特别会议之意见,在这个问题上贯彻这种方针,应授命帝国驻北京公使以友善之姿态向清政府递交一份意见书,指出:鉴于喀尔喀与我国为邻,俄国在该她有巨大贸易利益,帝国政府对喀尔喀地区之新政计划在该区蒙人中所引起之骚乱,不能漠然置之。而且,以破坏边界安宁为目的之新政本身,与最近屡次向我们表示中国政府愿与俄国保持友好关系之保证互相矛盾。

至于抵达圣彼得堡之代表团,应对其说明,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诺我国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鉴于代表们担心回蒙后的自身安全和害怕中国人报复,代表们本身以及派遣他们的呼图克图及诸王公均可能成为这一报复之牺牲品,我们应允诺在中国人面前替他们说情,竭力把派遣代表团一事说成对中国压迫一种幼稚的抗议,绝不应加以惩罚。无论如何,应该作到使中国政府和我国报刊(大概它们将会知道代表团到达)都认为代表团不带有政治性质。

鉴于帝国驻北京公使表示深信,为保障代表们之安全,为使我国捍卫喀尔喀独特制度之意见书达到目的起见,我国在库伦必须驻扎一些军队,特别会议认为:应立即派遗两连哥萨克带着机枪加强我国驻库伦领署卫队。

斯托雷平,B•科科弗采夫,格里戈罗维奇,C•季马舍夫,A •怕利瓦诺夫,A•尼拉托夫。

同意 1911年8月25日【9 月7日〕于彼得高府

①《国际关系》第二辑,第18卷 上册,弟329号文件。
②见第260号文件〔即本选第第1号文件—译者)
③拉弗多夫斯基在7月21日【 8月3日】第中报告称:照诸汗与王公之说法,如若脱离中国.他们希望得到我国局对保护,以防御外部敌人,并希望获得内部自冶及游牧生话不受侵犯之权利。其余所有条件他们完全让找国定夺倘诸王公遭到失败,则他们将有杀头之虞。由此可见,他们的请求是何等重要。”
④尼拉托失在3月6日【I9日」第1099号第(1号)电中把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议通知了郭索维慈,井建议向中国政府指出.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拟在喀尔喀进行之军事和行欧改革“是敌视俄国之行动”。 尼拉托夫在同一天第1100号(第2号)电中指示廓索维慈要提醒中国注意,在蒙古编练中国军队将破坏边界安宁,并“在两国总关系上不能不有所反应”。最后,尼拉托大要廓城堆慈暗示中国政府:“我们对蒙古代表及其派遣者之命运不能决不关心。”尼古拉二世在上述电报上批示:“同意。”1911年8月6日【19日】于彼得高府。”
选自: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1916),第三页-- 第七页

内蒙古稀土储量够全世界用1000年!

随着探矿深入,发现稀土已不是稀缺资源,内蒙古白云鄂博稀土矿远景储量已经够世界用1000年。过去媒体宣传是没有这个。

以内蒙古包头为例分析说,包头每年炼铁剩下的尾矿中所含稀土就有五六十万吨,它并没有回收而是放到尾矿坝中收储了,按地质资源统计这些资源就算被消费了,每年就递减了五六十万吨,这(测算)是不科学的。

不仅稀土“不稀缺”,而且可以通过研究让稀土回收再利用,手机里面的稀土元素用完之后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严格说并不是不可再生资源。

现在的稀土价格是史上最高价位水平,“萝卜价”、“猪肉价”已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了。稀土近年来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

其他国家也有稀土资源,只不过中国稀土业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很乱,低价竞争把国外企业都挤垮了,现在全球95%的市场占有率也是中国稀土业熬出来的结果,是花了代价和血本的。

国外稀土企业很清楚,95%的量都从中国拿,万一有一天中国抬价怎么办,因此他们不希望落入一个被控制的局面,所以就宣称自己有20年储备等等。

全球稀土年消费量为13万吨,而中国产能已经达到18万吨。各地看到市场好的时候就加大马力开采,完全没有控制。

回顾1988年,荷兰一个名为“促进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政府组织邀请免费前往考察和访问,荷兰目的就是要进口中国稀土,放弃原来从美国进口。

飞利浦公司就在荷兰,当时一年采购稀土是5000万美元,彩电和节能灯都要用稀土,另外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炼油也是要大量用稀土。

稀土资源战略性在于它的应用和功能,这需要其他国家一起研发,大幅限制稀土出口对整个稀土行业不利,甚至会导致“行业倒退”。

稀土只是功能性材料,不是结构性材料,添加的量少,可毕竟是17种元素的集合,有大量研发工作。

关于蒙古问题(1911-1916)-- 2

2 代理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巨科科弗采夫函,第828号1911年7月17日【30日】

极密
特急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先生阁下:
鉴予中国政府迄今主要在内蒙致力实行之新政现开始向外蒙推行,外蒙代表一蒙人宗教领袖呼图克图及诸王公担心中国人蓄意健害蒙人应享有之自治权,遂在库伦举行会议.现刚刚结束。

我国驻该城领事代表指出,这次会议决定向俄国政府请求庇护并请求接纳喀尔喀(外蒙)于俄国保护之下,为此.拟派代表团前来圣彼得堡。我国领事再三劝告他们,在他收到驻北京公使之指示以前,暂勿派出代表团,但从刚收到的电报中可以看出,王公、喇嘛代表杭达多尔济亲王及呼图克图之助手金库员司车林齐密特偕五名随员已于7月16日〔29〕日秘密潜来圣彼得堡。

不论帝国政府对蒙人运动决定持何态度,我意,此刻我们尚不具备利用币这一运动为我国利益服务之条件,代表团之到达不合时宜。

因此,我认为最妥当之作法当然不是施加压力,而是试图说服代表团,因他们提出之请求很童要,需要预先进行磋商,他们暂且可不必来圣彼得堡,为此目的,要派一个能妥善完成此项重任之人。我认为应补充一点,恰克图边界委员希特罗夫上校现在齐齐哈尔出差。恳请将您的结论及您根据本函要旨认为可以采取之措施从素赐告。
尼拉奇托夫
选自: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1916)(陈春华),第二--三页

关于蒙古问题(1911-1916)-- 1


1 驻库伦代理领事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第691号1911年7月15日【28日】

我将致电公使。
王公会议业已结束①。诸王公在长时间讨论之后得出结论:中国人施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对中国人之行动提出抗议是徒劳的,故决定立即向我国请求庇护,而对清政府之要求则暂时予以敷衍。今天活佛已将会议决议告诉我,并谓,数日后喇嘛、王公、蒙众代表团将前往彼得堡,就俄国保护喀尔喀一事正式提出请求。呼图克图和王公们担心中国当局得知后,或将对蒙人采取镇压措旅,故请求以某种借口立即把俄军派往库伦,俄军的到来将会阻止中国人之暴力行功。对此,我请求在收到您的复电前暂勿派出代表团。对于上述事实我国应立即明确态度。谨盼复示。

拉弗多夫斯基

①。《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以下简称《国际关系》第二辑,第18卷,上册,第260号文件。
拉弗多夫斯基在6月18日【7月1日】第595号报告中向廓索维慈陈述了中国政府在蒙古采取的军事性措施。拉弗多失斯墓写道中国政府之行动使蒙古王公惊惶不安,他们决定在序伦召开全钵会议“讨论蒙古人应采取何种措施,以对付中国人对蒙古人的彻底奴役”。

拉弗多夫所预见刻蒙占王公可能向俄国请求庇护,写道:“因此,对我国在蒙古奉行之政策方针发生极大影响之时刻即将到来。我国对蒙古事物之干预,无疑将招致远东事态复杂化。另一方面,倘我们不给予蒙古庇护,则我国将会--可能永远--丧失我国目前在该地所享有之崇高威信和好感,此外,我们将看到另一大国将出现于蒙古并取代我国在蒙古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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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俄国外交文书》,译自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于三十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文件汇编《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第二辑、第三辑,俄国外交部于1914年出版的橙皮书《关于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集》,以及苏联《红档》杂志总第18期和第37期。这些文件包括1911年7月--1916年3月俄国外交大臣及代理外交大臣给给俄国驻华公使、驻库仑领事及俄国派驻库仑的对蒙谈判全权代表、俄国驻蒙古外交代表的往来电报,密函,内阁会议记录及给沙皇的奏折等。

选自: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1916)(陈春华),第一页

2011年3月26日星期六

蒙古国“国家反腐败部”正副官员均因腐败问题被判入狱

3月22日,蒙古国高级法院公开宣判:反腐败部原部长桑嘎拉查因收受贿赂,保护腐败分子决定判刑2年零4个月,副部长松迪获刑2年,还有执行局局长阿拉腾也获刑2年。

国家反腐败部部长 桑嘎拉查
今日蒙古网民一片哗然,认为判决太快,也很草率,没有把好多严重问题揭露出来,背后还有问题,而且认为量刑也太轻。

据媒体报道:桑嘎拉查等人采取各种不法手段保护不法官员和不法商人,打击报复检举揭发者,并且收受贿赂金额很大,实际上把国家“反腐败部”改变成“保腐败部”。他被送往监狱时给他老婆说: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总统也会把我放回来的。非常有意思,他原来还是现在去被关押的“一口井”监狱的监狱长呢。

蒙古人的悲剧!

修补正史之遗阙 纠正野史之猎奇 全新诠释内蒙古最早倡导自治运动领袖人物沉浮命运。

现在的蒙古人很不自觉,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没有爱护蒙古文化的自觉心!懂了几句汉语就到处乱叫,跟蒙古朋友之间也用汉语沟通,这是个很不好的现象!!!蒙古文化的汉化不要去埋怨别人,须从自身找毛病!

还有,有些人认为不懂汉语就是没有文化的人,就是文盲。其实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不能拿别的民族语言来衡量!

卡尔梅克

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有一个卡尔梅克共和国,那里的卡尔梅克人就是留下来的土尔扈特人后代。“卡尔梅克”不是蒙古语,也不是俄语,根据俄罗斯史学家的考证,是鞑靼语,意思是“分出的”,“离开的”。鞑靼人先于土尔扈特人定居俄罗斯,17世纪初,当他们看见从准噶尔西迁过来的土尔扈特人时,便以“卡尔梅克”称呼。久而久之,来到俄罗斯的土尔扈特人也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以卡尔梅克人自称。

1771年,“是岁冬暖,河冰不冻”。渥巴锡仓促起事的时候,右岸9个乡的土尔扈特人无法渡河同行,从此便天各一方,永远地留在了俄罗斯。土尔扈特人东归后,沙俄官兵团团围困卡尔梅克长达数月时间。1771年10月19日,叶卡捷琳娜女皇二世下令撤销卡尔梅克“汗”的建制,把留下的13000多帐卡尔梅克人划归邻近的阿斯特拉罕省管辖,企图彻底切断他们“东归”的念头。

东归不成,卡尔梅克人并没有很快融入俄罗斯社会。由于历史原因,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方面,与沙俄依然格格不入,貌合神离。因此,1774年,当布加乔夫的农民起义军席卷过来的时候,他们就纷纷加入造反大军,共谋推翻沙皇统治。但是,关山阻隔,音信不通,他们和清朝很难保持事实上的联系,获得外部支持,缺乏与俄罗斯分庭抗礼的资本和底气。加之与其他部族之间长期的融合、交往,卡尔梅克人只好面对现实,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认可了俄罗斯属民的地位。沙俄有的是国土,缺的是人口,自然乐见他们在伏尔加河下游繁衍生息,戍边守土。卡尔梅克人屡次参加俄罗斯与波兰、瑞典、土耳其争夺领土的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1812年卫国战争中,卡尔梅克人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和俄罗斯军队并肩战斗,抗击拿破仑入侵。战场上的卡尔梅克人骁勇无比,屡建奇功。有意思的是,他们举的旗帜却仍然是准噶尔时代的军旗。

19世纪以后,牧民中的阶级分化不断加剧,水草丰美的牧场逐渐为俄罗斯经营者所控制。到了20世纪初,50%以上的牲畜已经集中在牧场主手里,75%的卡尔梅克人沦为贫苦牧民,迫于生计,只好受雇于人。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卡尔梅克人分裂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派,一部分追随布尔什维克,而顿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则加入白匪军团,与红军相周旋。“胜者为王败者寇”,白军溃败后,无法在俄国立足,其中的卡尔梅克人便亡命海外,流落到欧美一些国家谋生。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下,1920年成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区,1935年升格为自治共和国。20—30年代,卡尔梅克的经济文化有所发展,但速度很慢。按照前苏联的统一规划,这里变成全国的牲畜供应基地。

1941年6月,希特勒以闪电战进犯前苏联,苏联军队奋起抵抗,与德国法西斯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殊死搏斗。两万名卡尔梅克子弟组成的骑兵团,同仇敌忾,奔赴疆场,参加著名的基辅保卫战。战斗惨烈,生死咫尺,结果,半数之众为国捐躯。二战中,获得前苏联英雄称号的卡尔梅克人,按人口比例,在苏联各民族中高居首位。另一方面,德军也俘获了不少卡尔梅克人,胁迫他们当伪军,掉转枪口打前苏联。德军控制区,还有3名卡尔梅克领导投降变节,组织伪政府,参与搜捕游击队和支援前线的行动。这些情节,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一场民族大灾难。

1943年6月,苏军连续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斯克大会战大捷后,挥师收复了卡尔梅克。12月27日,二战尚未结束,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即发布命令: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12万余卡尔梅克人,均以“叛国通敌”的罪名,强行流放西伯利亚、中亚、哈萨克及阿尔泰。由于这种报复性的惩罚,军人的暴行,集中营式的奴役,长途跋涉,饥寒交迫,水土不服,疾病折磨,几乎40%卡尔梅克人在这场浩劫中死于非命,近百所寺院焚毁,宗教器物损失无数,精神创伤更是长期难以愈合。元气大伤的卡尔梅克人,已经濒临民族灭绝的边沿。西线战场上,美军俘获的1000多名卡尔梅克人,不敢返回俄罗斯,一来是乡亲们因为他们背上黑锅,备受磨难,二来听说苏军俘获的卡尔梅克人,或杀头,或坐牢,都没有好下场。他们希望回到伊犁,却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最终,按照其意愿,美国接纳他们集中定居在旧金山,大多数后来和黑人妇女结婚成家,实属无奈。据统计,目前散居全世界各地的卡尔梅克人约有1万多人。

直到1956年,根据卡尔梅克人的强烈要求,苏联政府才给他们平反,承认“肃反”扩大,允许劫后余生的他们陆续返回家园。1957年2月恢复了卡尔梅克自治区,1958年恢复了共和国地位,但所占地盘,已经今非昔比了,由原先的140万平方公里,压缩到16万平方公里。目前,俄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面积7.61万平方公里。人口33万,其中卡尔梅克人占45%,俄罗斯人占37%,还有哥萨克、车臣、达尔金人,以及少量的白俄、乌克兰、鞑靼人。卡尔梅克人信奉藏传佛教,恪守蒙族习俗,热情好客,勤劳勇敢,一如其祖辈先人。首都埃里斯塔人口10万,市内建有多处佛教寺院,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其浓郁的汉藏建筑风格,与俄式东正教堂迥然不同。

经过300多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卡尔梅克人正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推广民族语言,恢复民族自信,以新的姿态,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我所知道的“内人党”

我是1966年生人,那时我虽然太小不知道,但我家的几乎所有亲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迫害---运动实际上是自上而下开展的,首先是身为旗公安局长的叔伯爷爷被夺了权,打入牛棚,随后就定为内人党党魁,严刑逼供,要他交出所有党员名单--我爷爷只觉得稀里糊涂,哪能说得清楚?于是受到了百般折磨。紧接着,工作组就进了乡,村。开社员大会,发动群众,大举揭发--一时间好人惶惶不可终日,浑水摸鱼的坏人趁机跳出来,极尽造谣污蔑,栽赃陷害,打击报复之能事--一夜之间,所有的蒙古人,全是怀疑的对象。

在这里我要插入一段叙述:当地的绝大部分汉人几乎全是在民国年间因陕西遭灾逃到草原来的--当时他们来到我家附近时,大多已是奄奄一息了,是我的爷爷奶奶们,向他们伸出无私的救援之手--才使得这部分人存活下来的。

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的难民陆续来到,也就再也没有离开,到文革时期他们反倒变成民族主体了,这时,除了那些最早来的汉人还念及蒙古人的好处外,以后来的这些人,摇身一变,俨然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了---他们不顾当地蒙古人的极力反对--大肆开垦荒地--拼命挤占蒙古人的生存空间,这且不说,他们还把他们的所有陋习毫不保留的全部展现了出来--坑,蒙,拐骗,偷,撒谎尿屁,造谣生事---最要命的是,我爷爷辈的人大都不太懂汉语---这又成为这些刁民捉弄和嘲笑的对象,只要蒙古人见面行礼打招呼,后面就跟了一大帮汉人看热闹,嘲笑、挖苦、讽刺--什么难听说什么---我的爷爷们还蒙在鼓里,以为人家很羡慕他们呢---以至于我的父母,都不敢说蒙语--行蒙古礼---

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一场深挖“内人党”的运动轰轰烈烈的在我的家乡开展起来了---我的二爷爷被认为是封建宗教上层人士---因为他七岁就进了喇嘛庙,解放的时候已是当地一个大寺院的大喇嘛(主持)。我的姥爷是“台吉”---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成员---被定为--反动反封建王公贵族--也是内人党的基本群众。最可气的是:我的大爷爷当年被逼上梁山--后来当了内蒙中南部有名的大土匪--但他当时是专打日本人--后来也是与日本人打仗战死的--还有我的三爷爷当过蒙古军的团长,他在日本人投降后就回家种地了---这时早已去世好多年了---就这两笔陈年旧账也被他们翻了出来,而且如获至宝,大做文章---说我爸是土匪余孽---汉奸后代--你说这和“内人党”有什么瓜葛呢?要不是因为当时我爸也是文革积极分子,也代表一派势力,后果就不知道是什么样了?最荒唐时,两个蒙古人在一起讲话,都被认为是在密谋串联。因此,当时的蒙古人连话都不敢说了,两个人迎面碰上,只能用目光交流一下,然后逃一样地赶紧走开。我的两个叔伯爷爷,被折磨致残,各自捡了一条命。

要不是在内蒙插队的周总理的侄女,及时反映情况,毛主席党中央,及时下达了“十六点指示”,及时纠正了这场由上层错误发起(据说发起人就是康生),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大闹剧--还不知如何收场。但在这场闹剧中,几乎所有的蒙古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大批的蒙古族干部群众,遭到了无端的陷害,有不少人被残酷折磨,从而含冤死去--跳出来的那些人--事后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从此,心地善良的蒙古人也看清了他们的嘴脸--民族矛盾就此留下了阴影。在我小的时候--极端仇视当地那些整过人的汉人--(--但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倒也没觉得的所有的汉人都坏。那些早年从山西走西口来的汉人还是非常可爱的--他们讲道理、有信誉、有原则、对人也热情--离开内蒙古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才知道,大部分汉人是非常善良的,非常有包容心的--当年那场悲剧,其实是一场政治阴谋--)--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挖”内人党”。

2011年3月25日星期五

SMHRIC代表Sainbilig Batzargal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伸张正义

来自南蒙古的政治学者Sainbilig Batzargal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伸张正义,控诉被中国当局继续关押和监禁南蒙古民主联盟创始人哈达先生及其家属。被判刑15年的哈达先生一直未被释放和获得自由,2010年12月0日是哈达先生出狱的日子,但是致使至今,哈达先生和他的一家,新娜女士和儿子威勒斯一直被中共当局监禁着,失去了行动自由。


Sainbilig Batzargal女士要求欧洲议会和欧洲国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Hada先生和他的一家,督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监禁的南蒙古人和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促使中国政府允许他们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见解,维护南蒙古人的基本人权自由。


Statement of SMHRIC Representative Sainbilig Batzargal in Front of Chinese Embassy in Netherla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Sainbilig Batzargal. I am an ethnic Mongolian from the Chinese-occupied Southern Mongolia. On behalf of the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 (SMHRIC), I would like to bring to your attention the case of Mr. Hada, a prominent ethnic Mongolian dissident who spent 15 years in a Chinese prison on baseless charges of “separatism” and “espionage” and then was immediately taken into detention on his scheduled release day. Equally disturbing is that his wife and son were also taken into police custody the week prior to his release date.


Althoug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consistent in their attempts to convi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Hada is free by releasing pictures and videos of Hada and his family via unofficial channels, there has been no official word from the authorities on the family’s whereabouts and current condition. It is still unclear whether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are kept incommunicado together or separately. Contact with their relatives remains strictly prohibited. This is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since both Mr. Hada and his wife are ill.

Mr. Hada, an ethnic Mongolian scholar, founded the Southern Mongolian Democratic Alliance (SMDA) to promote Mongolian culture and ethnic identity among the Mongols in China, and to advocate Southern Mongolia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lthough the activities of the SMDA were completely in keeping with the laws of China, Mr. Hada was accused of trumped up charges related to ‘splittism’ and sentenced to an exceptionally long jail term. He suffered unbearably inhumane treatment in prison. Following Mr. Hada’s imprisonment, his family-run book shop was forcibly closed several times by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his wife and son were frequently harassed and interrogated. His son had to drop out from high school to struggle for a living. The family was supposed to have been reunited after this long traumatic separation on December 10, 2010. However as of today, almost three months following his scheduled release, there is no official notice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regarding the whereabouts of the family.

I would like to ask th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s of European countries help find effectiv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free Mr. Hada and his family. I also urge them to press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lease all Southern Mongolian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activists who have either been detained, imprisoned or put under house arrest for expressing their political opinions or defending the basic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 of the Mongols in China.

Thank you,

Sainbilig Batzargal


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
http://www.smhric.org/Latest_B.htm

荷兰国会部分议员邀流亡海外维吾尔、藏、蒙、汉族异议人士交流(图)

针对中东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以及在中国各大城市引起的民众和平散步抗议活动,部分荷兰国会议员邀请流亡荷兰、比利时、德国的维吾尔族、藏族、蒙族和汉族的异议人士进行交流。社会民主党议员波摩尔说,世界绝对不能够允许中国的八九天安门大屠杀和七五乌鲁木齐血腥事件再次发生。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

参加拜会座谈活动的蒙古族代表赛音(左)维吾尔族代表艾江(中)汉藏协会代表汤志敏(右)(天溢提供)

德国西部、荷兰、比利时之间的地理联系,经济、社会联系,虽然是三个国家,但是很像中国的京津塘,沪宁杭地区的联系。为此,流亡这三个国家的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和汉族异议人士、团体的联系也逐渐越来越密切。本周,荷兰国会部分议员邀请了四个民族的代表到国会进行交流座谈。有关这次拜访活动,记者采访了荷兰支持维吾尔族协会负责人艾江先生。对此,艾江先生对记者介绍说,“最近在利比亚、埃及、突尼斯发生了一连串的民众抗拒暴政的活动。为此,我们最近汉藏维蒙也联合起来,连续在荷兰、比利时、德国举行了一些活动。我们首先拜访了欧洲议会,然后回到荷兰以后,在国际形势这种特别对中国人权关注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又再次受到荷兰国会的部分议员的邀请。我们维吾尔人、汉人、藏人还有蒙古人,我们一起到荷兰国会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座谈会。”

关于这次拜会国会的代表,艾江先生特别对记者介绍说,“蒙古族代表叫做赛音,她也是一个很出色的蒙古族的政治学者。汤志敏女士,是欧洲汉藏协会副主席,在近期她作了很多关于中国人权的重要工作。

我们这个团体是由知识分子、或者是政治家组成的一个团队,我觉得将来可以在欧洲,特别是欧洲议会可以对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各个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艾江先生说,他们和议员们特别交流了目前中国的情况,以及如何因应中国发生的各种情况。“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波摩尔议员说的一句话,他说,在利比亚发生的镇压,他们作为一个民主派坚决反对这种镇压。在中国的未来绝对不能再次发生这样的事件。因为天安门事件发生,二十年已经过去了。他也特别提到,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不能够再次发生。维吾尔族民众的这种游行活动,无论按照当今的国际法还是时下中国的法律都是合法的、被允许的,是民众基本的生存权利。

如果中国人民再次站起来,真的为了民主和自由进行游行等活动,他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敢再次采取镇压的。他说,我会站出来给荷兰国会和欧盟议会施加压力。我们会全力支持中国的民主进程及其各种运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r-03252011111208.html

现任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2022年有望成为中国国家主席

本周五的《金融时报》就中国选举领导人不透明的制度发表评论,认为这种制度威胁中国的改革。
评论说,中国明年将是新旧领导人权力交接的一年,新领导人将不是任何过世的皇帝选定的,并以和平和有序的方式进行交接,这将是1949年中共执政以来首次。

评论分析,习近平和李克强估计会在2012年分别出任国家主席和总理。而其它7名中共常委的位置尚可能有变化。而竞争2022年领导人位置的名单已经出现。

评论说,现吉林省省委书记孙政才很可能最后会升到总理位置上。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有望最后成为国家主席。但是,最后的领导人选举是不透明的。需要经过大约50个和党关系密切的家族的协商和批准。

中国的官员们说,这是中国走向民主的过程,但分析人士担心,因为这些新领导人的诞生需要得到现有的利益集团中数百人的支持,他们无法得罪任何利益集团,这种过程最后将可能导致寡头政治或政治瘫痪,阻碍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甚至中国的持续发展。

2011年3月24日星期四

内蒙古巴图张嘎上诉到底:“这是无形资产”/王宁

几年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巴图张嘎的案件经过各种中国媒体的报道他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中国全国性的杂志《中国检察官》和新华社去年又再次以一起在中国看似非常小且普通经济案件的内容进行了报道。所有报道中就是不提巴图张嘎一家人逃亡到蒙古国寻求政治避难一事,后来巴图张嘎一家被前往乌兰巴托的中国警察绑架回了内蒙古的事件更是只字不提。非常奇怪的是,联合国驻乌兰巴托的难民机构至今没有给出巴图张嘎一家三口难民申请的最终结果。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原伊克昭盟)东胜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元月27日再次开庭,对原鄂尔多斯蒙藏医学院院长巴图张嘎进行了宣判。判处巴图张嘎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罪状是“挪用特定款物罪”。张案先是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元月15日开庭审理了10个半小时的,当天晚上休庭时法官无法定罪,宣布择期宣判。

巴图张嘎先生的委托律师呼和宝力高先生对博讯记者说:“公安机关前后对巴图张嘎更换了5项罪名,先是诈骗罪,不成立又换了侵占罪名,再不成立又换了故意毁坏财务凭证、非法集资、挪用特定款项等5个罪名,直到现在以挪用特定款物罪名进行了起诉。”

呼和宝力高律师则反复强调:“巴图张嘎根本就是无罪的,按照法律本身上诉也是应该赢的。”15年前,呼和宝力高因为和内蒙古著名的民族英雄哈达的关系非常好,在哈达被抓后,呼和宝力高也相应被抓。

巴图张嘎今天3月22日对博讯记者说:“我最近去了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叫琪琪格的法官告诉我说2月28日已经接受了我的上诉。估计4月初会开庭审理我的上诉案。”至今他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上诉的信函。巴图张嘎对记者说他对上诉的结果不报幻想,他说:“我估计还是输呗,他们的目的就是想给我扣个帽子,是吧?想尽一切办法扣个帽子。我原来在被押期间我的那个律师就告诉说,我的案子已经给定了。”记者问如果上诉的结果真是输了的话怎么办?他立即回答说:“再上诉,最后就到那个最高人民法院。这也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无形资产吧。”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巴图张嘎是以普通经济问题为名被抓和被当局提堂的,但是2001年元月11日他被释放出来时,当局给了他一份取保候审书。他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取保候审有四个条件,我的另外加了三条,就是一般同类犯罪的是4条,而我是7条。前面的4条就是限制出行自由等。给我的第5条是‘不得与境内外非法组织和个人联系。如果境内外相关组织和不明身份的人以任何目的与巴图张嘎联系必须主动向取保候审执行机关(公安)汇报。’第6条是‘保证在取保期间巴图张嘎及亲属以涉案的相关问题为由不到各级政府部门闹事,不准越级上访并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发表对国家及地区不稳定的言论。’最后一条就是我学校的善后补偿事宜必须由委托律师出面负责解决。”他接着说:“我这个一个言论对国家稳定有什么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事,是吧?”记者回答:“我也不了解你,看来你是个很大的人物了,一说话就能使那么大的国家不稳了,看来我要和你保持好关系,好像你要当总统什么的。”他哈哈笑了。

记者在采访时考虑,为什么一个以一位很普通的私人公司的经济问题案子的主角为被告的,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有了关系?还不准他与别人或组织联络, 似乎案件与那“两不”没有任何逻辑性关联或者因果关系。

巴图张嘎自己投资兴办了鄂尔多斯蒙藏医学学院,但是后来不久当地官员要求将校名中的“藏”字去掉,巴图张嘎没有去做。在2008年3月14日西藏和周围省份藏区发生的和平抗议被坦克车等被血腥镇压后,当局给予巴图张嘎学校的压力加大,并欲图关闭这个不听话的学校。最终以收回土地和查账等名目给巴图张嘎分别建立了上述5项罪名。因为不实,这些罪名后来一一被当局又自行取消了。

一位和巴图张嘎是亲戚的现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地区的乌云比利戈先生对博讯记者透露:“巴图张嘎在他学校的课堂上曾对3.14西藏事件评说过不少,这个也是带给了他不小的麻烦。”

巴图张嘎当初那个学院的学生主要是蒙古族和部分的藏族,几乎没有汉族。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11/03/201103240259.shtml

2011年3月23日星期三

有感于土尔扈特人的两次迁徙

迫于准葛尔部的压力,土尔扈特人选择了向西迁徙,他们到达了伏尔加河。可是到了那里又发现俄罗斯人蛮横了向他们征兵,征税。每次打仗的时候,都把土尔扈特人放到最前线。参战的土尔扈特人能够活着回来的,只有十分之一。在喔巴锡即位后的10年间俄罗斯向土尔扈特征兵32次,青壮年在战争中死亡了8万人。如果继续像这样下去,土尔扈特人离亡国灭种就不远了。

喔巴锡汗在和贵族们商议之后,决定回到以前的故乡去,此前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准格尔人被满清杀的干干净净。他们以为故乡现在已经变得安全了。

17万土尔扈特向东迁徙,一路上面对俄罗斯的围追堵截,他们到达故乡的时候只剩下了66073人。

谁料到,满清已经占领了他们的故乡,而他们现在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再也没有实力像和俄罗斯叫板那样和满清叫板了。满清要求他们的全体贵族前往避暑山庄朝觐乾隆。他们能做什么呢?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他们只能乖乖的服从。随后,整个土尔扈特被拆分成了三部分,分别移居各个地方,而且清廷强迫他们务农,结果很多人又饿死了。

从俄罗斯迁到满清的统治下,他们的境遇有什么改变么?还不是一样的受人欺负。蒙古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难道还能期望有什么好的结果么?

几百年的亡国史,用血泪告诉我们,没有蒙古的统一和强大,蒙古人永远都生活在别人的屠刀之下!

2011年3月21日星期一

清宫秘史中的土尔扈特


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就是说,约有九万人牺牲了生命。

土尔扈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早在明朝末年(公元1628年),土尔扈特人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塔尔巴哈台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沙皇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片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他们开拓家园,劳动生息,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

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140多年,到了18世纪60年代,他们又决心返回故土,主要原因来自沙俄帝国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

首先是政治,土尔扈特的体制是汗王决定一切,在汗王的下头有个叫扎尔固的这么一个机构。俄国政府要改组扎尔固,并把它的权力上升到和汗王一样,在权力上,对汗王渥巴锡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从经济上,沙俄政府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的游牧地,意味着土尔扈特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

从文化方面来说,土尔扈特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沙俄政府迫使他们信仰东正教,这一条对土尔扈特人,在精神上绝对承受不了。

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强制实行人质制度,目的就是控制土尔扈特人,一切听沙皇指挥,叫你向东,不能向西,叫你去打仗,你就得上前线。

18世纪,沙俄帝国竭力控制出海口。随着沙俄侵略势力不断扩大,战争越来越多,其中跟土耳其就打了很长时间。

俄国当时就征用土尔扈特的青壮年,作为俄国的军队跟土耳其打,那么这个战争中间,土尔扈特的人员伤亡也很大。而且这个战争打了21年,土尔扈特每次比如说去上10万人,几乎打仗回来就一、二万人,当时土尔扈特人说,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土尔扈特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尔扈特强盛时期,他们的汗国与沙俄地位是平等的,沙俄强大以后,要求他们俯首称臣。综述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在这样的形势下,土尔扈特人,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选择。

在1767年,当时的土尔扈特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开了一次小型的绝密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要东归故土。土尔扈特人毕竟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那里的草原、牧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撒下了他们的汗水。马上要放弃那块土地,说走就走,在老百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能想通的。

公元1770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一个秘密地点,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第二次主持召开了绝密会议。会上,他们庄严宣誓,离开沙皇俄国,返回故土去。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体战士总动员,提出土尔扈特人如果不进行反抗,脱离沙皇俄国,就将沦为奴隶的种族,这次总动员,点燃了土尔扈特人心中奔向光明的火焰。

尽管渥巴锡等人力图对俄国人保密,消息还是泄露了。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渥巴锡不得不提前行动。他们本来计划携同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当年竟是暖冬,河水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只好临时决定,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

第二天凌晨,寒风凛冽。当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着的伏尔加草原时,伏尔加河右岸的三万三千多户的土尔扈特人出发了,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用他们的话说:到东方去、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

渥巴锡率领一万名土尔扈特战士断后。他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刹那间,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壮之举,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将一去不返,同沙俄彻底决裂的决心。

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沙皇俄国女皇叶卡德林娜二世认为,让整个部落从她的鼻尖下走出国境,这是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耻辱,她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同时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土尔扈特人的队伍,很快穿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走在外侧的一支土尔扈特队伍,被哥萨克骑兵追上了。由于土尔扈特人是赶着牲畜前进的,来不及把散布在广阔原野上的队伍集中起来抵抗,九千名战士和乡亲壮烈牺牲。

东归队伍必经的一个险要山口,是奥琴峡谷。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骑兵抢先占据了这个山口。面对强敌,渥巴锡镇定指挥:他组织五队骆驼兵从正面发起进攻,后面派枪队包抄,将哥萨克军队几乎全歼,为牺牲的九千名同胞报了仇。

一路上除了残酷的战斗,土尔扈特人还不断遭到严寒和瘟疫的袭击。土尔扈特人由于战斗伤亡、疾病困扰、饥饿袭击,人口大量减员。有人对能否返回故土丧失了信心。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渥巴锡及时召开会议,鼓舞士气,他说:我们宁死也不能回头!

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消息,事前清政府一点也不知道。土尔扈特人无法和清政府沟通,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任何援助。英勇的土尔扈特人,仍然只有再次抖擞精神,向着既定的目标一步步走去。

公元1771年4月,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向朝廷奏报说俄方派人来通报土尔扈特举部东返。清政府才得知这一消息。土尔扈特人归来的消息在清朝朝廷中引起了争论,是把他们挡回去,还是把他们接回来意见不一致。

最后,清政府在众多蒙古汗和王爷的的督促下不得已决定:第一,这件事如果俄国政府要出面交涉,要坚决挡回去;第二,土尔扈特人回来以后,一定要好好安置。

土尔扈特人浴血奋战,义无反顾。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他们战胜了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实现了东归壮举。

在五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土尔扈特人终于到达了边境伊犁河畔。当时任伊犁将军的伊勒图,派锡伯营总管伊昌阿等官员在伊犁河畔迎接刚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等人。

不久,渥巴锡随伊昌阿到伊犁会见参赞大臣舒赫德,舒赫德向渥巴锡转达了乾隆的旨意,让渥巴锡等人在秋高气爽时节前往避暑山庄面见乾隆皇帝,并转交了乾隆皇帝颁给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的敕书。

乾隆的敕书是用满文和一种古老的蒙古文字托忒文写成的。 这份敕书充分表达了乾隆对土尔扈特人的赞扬与欢迎。不久,渥巴锡等十三人及其随从四十四人,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自察哈尔旗来到避暑山庄。

这一年,恰好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举行盛大的法会。乾隆下令在普陀宗乘之庙竖起两块巨大的石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土尔扈特人,举部回归的壮举,深深感动了蒙古各部,各地纷纷捐献物品,供应土尔扈特人。清政府也拨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叶粮米,接济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及《满文录副奏折》都有详细记录。

为了妥善安置归来的土尔扈特部众,清政府指派官员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最后确定的游牧地为“渥巴锡所领之地”,也称旧土尔扈特,分东西南北四路,设四个盟,各任命了盟长,舍楞所领之地,称新土尔扈特,舍楞为盟长; 还有和硕特恭格部,下设四个旗,恭格为盟长。

时间虽然过去了二百多年,然而,人们没有忘记东归的英雄,他们的事迹成为经久不衰的学术研究课题。很多学者,都赞颂土尔扈特人,重返故土的英雄壮举。

土尔扈特部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王

玛卡说母亲在晚年除了爱喝点酒之外,最喜欢的就是深受蒙古族人民喜爱的马头琴了,玛卡拿出几张精心收藏的照片,望着照片上和蔼、慈祥的老人,玛卡讲述了母亲充满着酸甜苦辣的往事。
1926年10月,母亲伴随着一声啼哭来到了人世,在豪华富贵的王爷府渐渐长大。母亲8岁那年,爷爷道尔吉·阿拉西告诉她:“我们家是和布克赛尔世袭蒙古王爷。17世纪初,汗王渥巴锡率17万众,为逃避沙皇的压迫,经历千难万险,从伏尔加河流域迁移到现在的新疆。从那次震惊世界的大迁徙算起,到我这儿是第八位王爷了。”

在王爷有一次新婚时,活佛悄悄告诉母亲说:“你是女孩,不能继承王位。王爷给你找后妈,就是要给你生个小弟弟。”可爷爷结了很多次婚,生的都是女孩。

爷爷对母亲宠爱有加,母亲上中学后,已经明白事理,爷爷主理政务时,有意让母亲跟他一起参与。母亲聪颖、灵慧,逐渐熟悉了王府的日常管理、内政外交。

一转眼,母亲长成了稳重成熟的大姑娘。可惜爷爷仅34岁就去世了。爷爷去世的时候,母亲正在乌鲁木齐女中上学。时局混乱,爷爷去世,王室又没有继承人,王室内的一些势力也乘机要挟,企图篡取王位,母亲因而放弃高中学业回到了家乡。

1945年8月,母亲回到和布克赛尔,因母亲从小就喜欢了解历史,关心国事,再加上先族策伯克多尔济是布延图亲王。当地领袖阿合买提江、赛福鼎·艾则孜等都竭力支持母亲称王。1946年1月,母亲被政府正式批准承袭亲王王位,18岁的母亲从此成为卫拉特蒙古族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王。

玛卡说,母亲的血管中流淌的是土尔扈特蒙古族的血液,她认准的事情是轻易不会放弃的。继承王位后,母亲大胆实施改革。鼓励牧民兴建牧场。在执政期间主张蒙古族妇女可以不戴既沉重又繁琐的头饰。母亲的聪明能干、善良美丽都赢得了蒙古族草原牧民的拥戴。

母亲继承了先王英勇善战的秉性,也是骑马射箭的好手。一次,叼羊比赛活动正在进行,母亲飞身上马,两脚一蹬,马像离弦的箭射向运动场。前面几位骑手正在拼抢一只小羊羔,母亲几个回合就把小羊羔从贵族们的手中夺了过来。贵族们不甘就此丢脸,他们拼命追赶过来,却被母亲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只见她把抢到手的战利品潇洒地抛入人群中。草原上一片欢腾,“女王万岁”的欢呼声响彻蓝天。

母亲巴力吉特成了蒙古族人勇敢和智慧的化身,也是众多亲王争夺的对象。本王室的贵族、塔塔尔贵族,就连远东的俄罗斯军官也纷纷向母亲示爱。但王室规定,女人继承了王位不得结婚。正当大家为蒙古族人有一位至善至美的女王高呼的时候,却突然传来母亲要结婚的消息。

身为女王的母亲爱上了一个青年。女王必须在王位和爱情之间作出选择。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一面是自己所爱的人,一面是至高无上的王位。经过一番痛苦的深思后,母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爱情。当母亲宣布放弃王位时,臣民们匍匐在地痛哭流涕苦苦哀求,王府的文武大臣、管家等都纷纷下跪挽留母亲,但最终,母亲还是冲破重重阻力放弃王位。有人说:“女王是不能嫁人的,要嫁就嫁同族的王爷,不能嫁给下等凡民。”活佛劝道:“巴力吉特,你要想好呐。你面前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为王,统领一方百姓,要么放弃王位,与这名军官结婚,成为凡民。”母亲说:“我意已决,放弃王位。”

1948年5月,母亲和这名军官结了婚。随着母亲的出嫁,和布克赛尔从此结束了亲王制。当时父亲是王府护卫队的一个排长,后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公安局工作。

母亲没有想到父亲的家那么穷,床上连一条像样的席子都没有,于是她拿出自己的嫁妆,把父亲家装扮了一番。有一年,和布克赛尔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雪灾,冻死、饿死牛羊无数,许多牧民无家可归。母亲就拿出财产为老百姓解决了一些生活困难。1950年,母亲任和布克赛尔县政协副秘书长,从那以后长期从事妇女工作。

母亲这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浪漫爱情故事最终却没有经受住生活的考验。这段忠贞不渝的爱情最终成了政治权力的“祭品”。

1957年前后,随着中共反右扩大化,母亲受到了隔离审查和批判。这时,父亲突然提出要跟母亲离婚。后来才知道父亲当时面临提拔,母亲当过王爷以及姥姥当过国民党立法委员的身世对父亲的仕途很不利。当年,母亲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甘愿放弃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最终竟是这样一种结局,母亲的心在流血。

离婚后,母亲主动向组织提出要离开乌鲁木齐。后来,她调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任妇联主任。塔城行署的一位领导见母亲既要工作,又要带两个孩子,生活很艰难。就对母亲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医生吧,这人老实善良,也是蒙古族。”

母亲提出两个条件:“他要对我两个孩子好,对我好。”一年后,这位名叫道加的蒙古族医生成了我的继父。继父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母女三人,并给了我们一生的幸福。

记忆里,母亲总是挺着肚子不停地写材料、交待问题。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今天被这个组织抓走,明天被那个组织批斗。“文革”中,母亲头上戴着“走资派”、“特务”、“封建王爷”等多顶帽子,造反派还把我母亲的一只耳朵给打聋了。母亲下放到农场去喂猪、种地、打土块。生小妹的时候,还没喂奶,母亲就又被抓走了,全家人哭成一团。这情景至今难以忘记。母亲在海子农场一呆就是10年。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继父忠诚地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苦难中,继父成了母亲的最爱。在这段日子里,继父也受到了牵连,被打成反革命,赶下手术台,关进了牢房。

继父和母亲生了4个子女,加上我们两姐妹,身边已经有6个子女,还有一名保姆,但在这个清贫的家里,继父给我们以保护和温暖,几十年来,我们都亲切地称他“爸爸”。有时,我们姐妹俩要去乌鲁木齐看亲生父亲,继父不但不生气,还主动帮我们找车,给我们带足路上吃的,并教我们到了生父家要有礼貌。

1978年,我母亲平反,先后任巴州政协副秘书长、秘书长,后来又任政协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委员。1996年12月初,继父突然患病。26日,继父去世。我们哭得死去活来,母亲也一病不起。1998年2月,母亲病危。临终前,母亲对我们说:“我和你们继父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26日,母亲去世这天,正是继父去世的日子。

传奇的历史就这样被定格了。讲到动情处,玛卡几次都止不住地热泪盈眶,她不停地擦拭着眼泪,母亲的音容笑貌就这样活灵活现地浮现在玛卡的眼前,唯一让玛卡感到非常内疚的是,母亲生前总喜欢一个人呆着喝闷酒,为了身体着想,玛卡和姊妹们总会制止,现在想起来,玛卡觉得很后悔,她们不应该干涉老人的这一生活乐趣,为了弥补,每逢母亲的忌日或清明节,玛卡总要点上两盏酥油灯,陪母亲喝几杯母亲生前爱喝的伏特卡,刚刚过去的这个清明节,玛卡照旧陪母亲喝了很长时间的酒。

玛卡说,母亲的传奇经历足够写一部内容详实,题材丰厚的历史剧了。玛卡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母亲传奇的人生能搬上银幕,我们期待玛卡美好的愿望早日实现。

阿拉善蒙古人之来历

硕特部落从青海迁移到内蒙古
进入河套地区的卫拉特部有三部分。第一个是1677年浩日罗为首的和硕特部,第二是 韩图,额尔德尼为首的绰罗斯部 第三批是洛桑贡布为首的和硕特部(进入河套地区的时间较晚,他是先去拉萨朝拜了达赖麻辣之后去的河套地区,1682年 康熙21年)而洛桑贡布的属民没有在河套待多长时间。1689年洛桑贡布去世以后因为洛桑贡布没有儿子 所以把他的庶民过户到噶尔丹道尔吉的手下。但噶尔丹道尔吉害怕噶尔丹汗和才旺阿拉不丹的骚扰,带着庶民跑到现今的新疆库车县被当地维吾尔人所杀。

卫拉特人进入阿拉善是1677年过了20年到1697年浩日罗,洛桑仁沁等从阿拉善逃走后清朝才在阿拉善成立的特别旗,让浩日罗的儿子阿宝主管旗里的一切事物,封为贝勒,阿拉善卫拉特人被封为亲王是雍正年代的事,这个我在追逐阿拉善地区缠头回回(说蒙古语的回族)来历的是后找到的一些资料。

另一说法是:清朝初年,蒙古鄂尔多斯部额琳沁、固鲁岱青游牧阿拉善地区,1649年因大札木苏叛乱,所部移牧河套地区。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76年),卫拉特准噶尔部部长噶尔丹击败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1677年,顾实汗孙和罗理率和硕特余部庐帐万余,自新疆迁徙,途经青海大草滩,移牧阿拉善地区。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设旗编佐,正式设置阿拉善和硕特旗。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徙牧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族弟纳扎尔玛穆特之子阿喇布珠尔,率部西藏礼佛,归路被阻,雍正九年(1731年)以后移牧额济纳河流域。乾隆十八年(1753年),设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两旗上不设盟,直属清廷理藩院管辖。

“卡尔梅克”称呼之来历

卡尔梅克人,原是突厥语对大漠之西蒙古土尔扈特部的称呼。土尔扈特本是统一的蒙古族卫拉特四部(和硕特、厄鲁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之一。

另一观点认为:“卡尔梅克”不只是对土尔扈特人的称呼,我认为他是对所有漠西蒙古的总称呼。现在慢慢的,逐渐变成了对所有蒙古人的称呼。维族,哈萨克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如今形容蒙古人都会用“kalmah”这个词。

今天的哈萨克,维吾尔族都把当地的蒙古人叫做“卡尔梅克-kalmah”,它应该是卡尔梅克的谐音,这个在《忙格得语四卫拉特史》中有详细的解释。“卡尔梅克”一词的内涵应该是 "剩余的",意思是被剩下来的。

说法有二
一是, 大额鲁特西迁以后对剩下的四卫拉特的称呼。二是,1771年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向东出发以后对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卫拉特人的称呼,但我更偏向于第一个说法。

对漠南蒙古人和漠北蒙古人都一样,“kamah” 这个词已经演变为操突厥语民族形容蒙古族的代名词。而且很多哈萨克人和维族、乌孜别克族等人都不知道“kalmah”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他们都解释为是骂蒙古人的意思。在我校的时候,维族人和哈萨克人都用“kalamah”这个词骂我们。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问别人,但是包括维族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词的意义和来历。后来我在《四卫拉特史》中才找到来历和答案。

2011年3月20日星期日

蒙古汗

巴图蒙克达延汗
巴图蒙克达延汗(1474-1517) 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1480年,满都鲁汗的满都海哈敦拥立他为汗,号达延(大元)汗。

1480-1517年在位。他即位时,蒙古正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他在满都海哈敦的辅佐下,先后收抚了四卫拉特,制定了约束他们的法规;进兵乌良哈,恢复了对兀良哈三卫的统治,并迁都至朵严卫的三江汇合之处;镇压了右翼封建领主的叛乱,杀卫拉特领主锲加思兰、伊思马因太师、永谢布领主伊巴赉太师、鄂尔多斯领主满都赉阿固勒忽,重新统一了蒙古,史称他为蒙古的中兴英主。

他为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万世一统的统治,废除由异姓贵族担任的太师、丞相职位,没收他们的领地,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使其均成为阿拉巴图(平民)。将漠南、漠北蒙古划分为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哈左翼三万户和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右翼三万户,分封给诸子统治。汗以察哈尔万户为中心,统领左翼三万户,委派济农(汗位继承人)以鄂尔多斯万户为中心,统领右翼三万户。他实施的措施,结束了自成吉思汗以来黄金家族与异姓赛特(权臣)并立的制度,结束了异姓权臣太师、丞相专横的历史。自1488年始与明朝有频繁的使节来往,并以边境互市形式进行贸易。1500年,因双方的军事冲突,互市关系逐渐中断。

达延汗是蒙古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大汗,从1470年到1543年整整73年。在1481年亲政之后,达延汗镇压了右翼土默特人、兀良哈人的叛乱。并从1497年到1505年间,他对从辽东到甘肃的明边境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攻击,使得明朝无法与卫拉特人联系。
1543年达延汗去世之后,他的孙子博迪继承汗位。虽然广大领土被达延汗的众多子孙瓜分,但从1544年到1634年蒙古帝国的汗位一直稳固的在达延汗的长支后裔察哈尔部中传承,历经博迪汗(1544-1548年)、库登汗(1548-1557年)、图们札萨克图汗(1557-1593年)、彻辰汗(1593-1604年)和林丹汗(1604-1634年)。

阿勒坦汗
阿勒坦汗(又译作“阿勒腾汗”、“俺答汗”)(1507~1582),明代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又译俺答汗、谙达、安滩等,亦名索多汗、葛根汗。孛儿只斤氏,达延汗孙。其部住牧在丰州滩(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一带。

1540年崭露头角,配合其长兄吉囊数征北方兀良哈和青海的卫部特(见瓦剌)等部。吉囊死后,势力日强,控制蒙古右翼地区,将察哈尔宗主汗迫往辽东。

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胁求通贡,史称庚戌之变。次年明朝迫于俺答威势,开马市于宣府、大同等地,旋因闭市而战事复开。

1570年,以俺答之孙把汉那吉降明为契机,明蒙开始和谈,俺答以亡入自己领地的赵全等九名汉人换回那吉。次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弟、子及各部头目皆授以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又议定通贡互市条款,规定每年一贡,以二月为期,贡由小王子故道,贡马不得过五百匹,贡使不得过一百五十名。还先后于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近边地区开设马市十一处,互市贸易,与市人数年有增加。从此开始了明蒙几十年和平友好的局面,促进了蒙古右翼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1578年,俺答赴青海西会见西藏喇嘛索南嘉错时,尊索南嘉错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是为达赖称号之始;并先后在归化城等地建立寺庙。在其扶持下,喇嘛教开始在蒙古广泛传播。

林丹汗
1603年,蒙古布延薛禅汗去世,次年由他的长孙林丹汗继位。林丹汗即位后,在巴林部境内的阿巴噶哈喇山修建了瓦察尔图察汉浩特(城)作为整个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林丹汗加强了传统的左右翼三万户的地方行政体制,命永谢布部却热斯塔布囊为特命大臣,率领一支军队驻防赵城(今呼和浩特一带),管理右翼三万户的蒙古各部,任命乌齐叶特(内喀尔喀)鄂托克锡尔呼纳克洪台吉为管理左翼三万户的特命大臣。察哈尔八鄂托克虽属左翼三万户,但直属林丹汗。

林丹汗为了有效地控制蒙古各部和巩固汗权,以察哈尔部为基础,直接控制了内喀尔喀巴林、札鲁特、巴岳特、乌齐叶特、弘吉剌特等五部,同时也遥控了蒙古其他各部。林丹汗执政前期,漠北喀尔喀三汗以及漠南喀喇沁的昆都伦汗、阿鲁科尔沁的车根汗、科尔沁奥巴洪台吉、鄂尔多斯土巴济农等,定期前往察汉浩特,朝见林丹汗,并与大汗共同商讨政务大事,参加大汗举行的宴会、围猎等活动。蒙古各部汗、济农、诺延、台吉,按照图们札萨克图汗大法约束诸鄂托克,并定期向林丹汗朝贡献物(《大黄册》,1957年列宁格勒版)。

林丹汗利用藏传佛教,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林丹汗登基那年,四世达赖云丹嘉措所遣迈达里呼图克图札阿囊昆噶宁波(大慈诺门汗)经鄂尔多斯抵达呼和浩特,作为蒙古地区黄教的坐床喇嘛。不久,林丹汗将迈达里诺门汗、卓尼绰尔济迎请至察汉浩特,不但自己信奉黄教,而且让他们在察哈尔地区活动,宣扬该教。1618年,当林丹汗26岁时,西藏红教方面派遣沙尔巴呼图克图到达蒙古地区,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林丹汗为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的法术所折服,在察汉浩特隆重地迎接了他。林丹汗封他为国师,并接受深奥密乘之灌顶。沙尔巴呼图克图为了取得林丹汗的信任,从五台山取来元世祖时红教八思巴喇嘛用千金所铸嘛哈噶喇金佛。林丹汗修建金顶白庙,将金佛供于其中。林丹汗为了弘扬佛教,召集昆噶敖德斯尔、班第达顾实、阿南达顾实为首的33名大翻译家,在1628-1629年期间翻译了108卷《甘珠尔》经 (前人已翻译过其中一部分),并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林丹汗把祖传下来的传国金印和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尔》经视为三大法宝。

林丹大汗以沙尔巴呼图克图为国师,改奉红教后,极大地影响了他从前的形象和声誉。信奉黄教的漠北喀尔喀和右翼三万户的各部汗、济农、诺延、台吉,与林丹汗逐渐有所疏远。影响较大的迈达里诺门汗,也与林丹汗发生了分歧,久居漠北喀尔喀,已不再同情和支持林丹汗。尽管林丹汗改奉红教后,其统治地位大受影响,但蒙古各部基本上仍听从于他的统一号令。而正当此时,女真人已从东北地区崛起。其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即汗位,国号曰"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早已引起蒙古和明朝的注意。
更何况,后金势力和影响已波及到蒙古边缘各部。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及喀喇沁等,不断遣人至察汉浩特,希望林丹汗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遏制后金势力。

1608年,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率领5000人进犯乌拉部。乌拉部为女真人的一支,与科尔沁相邻。乌拉部派人向科尔沁部求援。经林丹汗同意,科尔沁部翁阿岱巴图尔诺延及其子奥巴率领科尔沁部大军到达乌拉境,与乌拉部联军共同打退了褚英的军队。不久,叶赫部(在昌图和开原之间所居)首领锦太什受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又向林丹汗告急求援。林丹汗遂命翁阿岱巴图尔及其子奥巴领科尔沁部兵,往援叶赫部,杀死了努尔哈赤的部将布扬古(《皇清开国方略》卷12)。后金天命年间,科尔沁部的台吉们奉林丹汗的命令,曾几次同后金交战,保卫了自己的边疆。显示了自己的势力,科尔沁部的明安诺延的3个儿子还曾率领部众深入后金境内,大掠其牲畜。 但是,后金国主努尔哈赤在辽东地区的地位尚未巩固,他不敢与蒙古和明朝同时对立。因此,对蒙古人的挑战,尽量采取忍让迁就的态度,甚至以通婚(努尔哈赤娶科尔沁明安台吉女为妃)为手段,争取与科尔沁、内喀尔喀诸台吉保持和睦友好关系。

1619年六月,当努尔哈赤攻打明朝抚顺、开原、铁岭、辽阳之际,林丹汗也趁机亲率察哈尔和内喀尔喀五部,攻占了明朝的广宁城。当时,明朝为了不让努尔哈赤与林丹汗联合,使明朝东、北两面受敌,不断派人到察汉浩特,竭力讨好林丹汗,希望他与明朝保持友好关系。林丹汗也考虑到,与明朝保持友好,进行贸易,有利可图;同时利用明朝可以遏制和削弱后金势力。因此,努尔哈赤攻打辽东地区的初期,明朝北境基本上安然无事。为了表示谢意,明朝每年向林丹汗赠送白银千两。

1619年夏,后金取得了辽东地区以萨尔浒之战为中心的总体战役的胜利,士气大振。七月,努尔哈赤准备乘胜攻打铁岭。驻守铁岭的明军势单力薄,难以抵挡后金精税。于是明朝派人至察汉浩特,向林丹汗求援。林丹汗命内喀尔喀五部弘吉剌特鄂托克齐赛诺延、札鲁特鄂托克巴克、色本以及科尔沁明安诺延之子桑噶尔寨台吉等领兵万余,往援铁岭明军。林丹汗所遣大军乘夜色到达铁岭城下。此时,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已攻克了铁岭。他得知蒙古援军1万余人兵临城下,便指挥诸贝勒出城交战。齐赛诺延率领的蒙古军队,经不起数量上优势、斗志旺盛的后金军队的猛攻,纷纷败下阵来,奔辽河夺路而逃。后金军队紧紧追杀,活捉了齐赛诺延、巴克、色本、桑噶尔寨等台吉。

1619年十月,林丹汗派遣使臣康喀勒拜瑚持书到努尔哈赤住地,自称"四十万蒙古之主",藐视称"水滨三万人之王"(《皇清开国方略》卷7)的努尔哈赤,要求努尔哈赤无条件释放所获内喀尔喀台吉和科尔沁台吉,并警告努尔哈赤不得进犯林丹汗所攻取的广宁城。努尔哈赤释放了除内喀尔喀弘吉剌特的齐赛诺延以外的所有台吉,并写了一封指责林丹汗的措词强硬的信,通知内喀尔喀五部以牲畜一万赎回齐赛诺延。林丹汗拒绝努尔哈赤的要求,但仍准备设法营救齐赛诺延。

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和诸贝勒率领大军,围攻沈阳,打败明军7万守城部队,占领了沈阳城。努尔哈赤留下部分兵力驻守沈阳,指挥其余大部分兵力,准备乘胜攻取辽阳城。林丹汗得知后金占领沈阳并留下少数部队守护的情报后,令管理蒙古左翼三万户的大臣,乌齐叶特鄂托克的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率领内喀尔喀卓哩克图诺延、达尔汉巴图尔、巴哈达尔汉等2000骑兵前往沈阳营救被禁的齐赛诺延。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所率轻骑到达沈阳城下,与守城部队展开激战。但蒙古军队担心努尔哈赤的援兵前来增援,便撤回蒙古本土。1621年八月,内喀尔喀五部送万头牲畜,赎回了弘吉剌特鄂托克齐赛诺延。

1603年1612年,后金国主努尔哈赤遣人至蒙古科尔沁部,娶明安台吉女为妃。1614年四月,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娶科尔沁札鲁特台吉钟嫩女为妻。同月,札鲁特内齐汗,将其妹嫁与努尔哈赤五子莽古尔泰。接着,努尔哈赤第四子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莽古思台吉女为妃。同年十二月,札鲁特部额尔济格台吉女嫁给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雷。1615年努尔哈赤又纳科尔沁孔果尔台吉女为妃。1617年内喀尔喀巴岳特鄂托克达尔汉巴图尔诺延之子恩格德尔娶女真舒尔哈齐四女为妻。经如此频繁的联姻,减少了来自蒙古方面的压力,使努尔哈赤集中精力去对付明朝。

1618年四月起,努尔哈赤指挥后金大军,先后攻克了明朝的辽东要镇抚顺、开原、铁岭,并取得了萨尔浒大捷,歼灭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有生力量。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攻取沈阳后,乘胜攻克了辽阳城,四月迁都辽阳。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西渡辽河,攻下了明朝的军事重镇广宁(也称北镇)。1625年迁国都于沈阳。此时,后金国主努尔哈赤完全扫除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势力。巩固了在辽东的统治后,他将注意力逐渐转向了蒙古察哈尔部。首先对察哈尔的外围内喀尔喀、科尔沁等部采取了离间、拉拢、威胁等手段,以孤立和削弱林丹汗的势力。

1619年七月的铁岭战役后,努尔哈赤频繁遣人至内喀尔喀,要求诸台吉与后金盟誓修好,共同对付明朝。努尔哈赤与内喀尔喀建立同盟的目的是为了离间内喀尔喀与林丹汗的关系。十一月,在内兴安岭的色特尔黑地方,内喀尔喀五部部分台吉与努尔哈赤所遣使臣额克星额、绰库尔、雅希禅、库尔禅等刑白马乌牛,设酒盟誓,表示彼此修好,与明朝为敌(《皇清开国方略》卷6)。

1621年十一月,内喀尔喀五部的古尔布什、奔古勒二台吉率领所属六百户,至辽阳归附于后金(《皇清开国方略》卷7)。努尔哈赤设大宴迎接,并将松古图公主嫁给了古尔布什台吉。<
内喀尔喀部分台吉与后金通婚、盟誓等事,引起了林丹汗的疑心。他严厉指责管理左翼三万户的大臣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管束不得力,甚至怀疑他暗中与努尔哈赤已有联系,准备对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和其他诸台吉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反而加速了蒙古内部的分化。本来从林丹汗信奉红教后,尊崇宗喀巴黄教多年的漠北喀尔喀以及漠南影响较大的诸部,已与林丹汗貌合神离,开始自行其是了。

1622年二月,管理左翼三万户的特命大臣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与林丹汗发生分歧,遂率领所属乌齐叶特部与明安谔勒哲依图台吉所属乌噜特部共三千多户,投奔辽阳城,归顺了努尔哈赤。受其影响,1623年正月,内喀尔喀拉巴什希布、索诺木、莽果、达赖台吉等也各率所属五百户投奔了辽阳城。此时,乌珠穆沁部翁衮都喇尔子多尔济车臣济农与其叔之子塞棱额尔德尼台吉也因与林丹汗不和,率部投奔了漠北喀尔喀车臣汗硕垒。苏尼特部素塞巴图噜济农、浩齐特部策凌伊尔登、阿巴噶部都思噶尔札萨克图济农各率所部,也投奔了漠北喀尔喀车臣汗硕垒。针对锡尔呼纳克杜棱等台吉投奔努尔哈赤,林丹汗传令内喀尔喀和科尔沁部,不得与后金使臣擅自往来,若被发现,定要兴师问罪。

1623年五月,努尔哈赤又暗遣佑雷和伊沙穆,分别前往札鲁特右翼台吉达雅和色本两处。奉命监视右翼的札鲁特左翼台吉钟嫩和巴林左翼台吉昂安等,中途劫夺了佑雷、伊沙穆所带衣物。色本惧怕林丹汗问罪,于是率部逃入科尔沁。科尔沁奥巴也惟恐得罪林丹汗而不敢收留。色本台吉走投无路,只好投奔后金国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得知内喀尔喀的很多台吉怀有归顺之心,但被林丹汗所阻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决定以武力相助欲附之台吉。经多次往来,努尔哈赤已争取了科尔沁奥巴为首的诸台吉。

1624年二月,努尔哈赤遣巴克什、希福、库尔禅至科尔沁,在伊克唐噶哩坡(今科左中旗花土古拉苏木一带)与奥巴为首的诸台吉刑白马乌牛盟誓(《皇清开国方略》卷8)。此时,林丹汗叔祖岱青台吉与林丹汗不和,遂领所属锡纳明安鄂托克及其六子逃入科尔沁境内,受到奥巴洪台吉的保护。林丹汗命弘吉剌特鄂托克齐赛诺延领兵追回岱青台吉。齐赛诺延深入科尔沁,斩杀了前来堵截的奥巴属下六台吉,取胜而返。1625年十一月,林丹汗亲自率领内喀尔喀部分兵力,前往科尔沁奥巴洪台吉所在地格勒珠尔根城,围城问罪。努尔哈赤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5000名精锐骑兵,由农安塔前来援助奥巴,迫使林丹汗撤走。内喀尔喀巴岳特鄂托克达尔汉巴图尔之子恩格德尔台吉欲归后金,因惧林丹汗,不敢前移。努尔哈赤命诸贝勒率兵,移其部众于辽阳。

在此期间,努尔哈赤以札鲁特部人夺其使臣财务为借口,派阿巴泰、德格类等贝勒率领3000人,深入札鲁特左翼击斩了昂安台吉,尽获其妻孥人户畜产而去。面对后金统治者的军事压力,林丹汗未能有效地组织各部与后金正面作战,客观上为后金提供了蚕食其外围各部的机会。

1626年五月,努尔哈赤亲统大军,分兵八路进攻巴林部,击斩了该部台吉囊努克,收其畜产班师。巴林部的部分台吉率部逃入科尔沁境,归顺了努尔哈赤。同年十月,后金以札鲁特台吉鄂尔齐图等兵阻前往科尔沁的使臣为借口,由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率领万余兵马攻打了左翼札鲁特诸台吉,俘虏了巴克为首的14个台吉及人畜。随后,后金统治者又以武力迫使察哈尔所属阿剌克楚特鄂托克小台吉图尔济率属下百余户归附了后金。

1626年八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去世,其四子皇太极即位。皇太极登基后,加快了征服蒙古各部的步伐,三征林丹汗。

皇太极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拉拢并征服了察哈尔部外围的内喀尔喀(巴林、札鲁特、巴岳特、乌齐叶特、弘吉剌特)和科尔沁部,使素来强大的察哈尔部的力量大为削弱。于是皇太极将军事行动的锋芒直指察哈尔部。

奈曼和敖汉为察哈尔八鄂托克成员,影响较大。努尔哈赤及其继承人皇太极早就通过奈曼鄂托克中有影响力的乌木萨特绰尔济喇嘛,策动奈曼部长衮楚克巴图鲁台吉归顺后金。1627年二月,皇太极暗中遣人至奈曼部衮楚克所在地,希望衮楚克说服敖汉部首领索诺木杜棱及克什克腾部首领索诺木诺延归顺后金。四月,奈曼和敖汉部遣人表示,他们曾说服林丹汗与后金讲和,但他们的努力遭到林丹汗和克什克腾部长的拒绝。六月,奈曼和敖汉部长派遣乌木萨特绰尔济喇嘛至都尔弼城(后为清朝养息牧场),通知后金两蒙古部来降。皇太极领诸贝勒自都尔弼渡辽河,迎接了两部长。1627年十二月,察哈尔阿喇克楚特部长多尔济伊勒登、安班和硕齐、扣肯巴图鲁、昂坤杜棱等台吉,也先后率部依附于皇太极。

在此期间,皇太极曾数次遣人策动喀喇沁部归顺后金,但其所遣使臣均被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人截杀。1628年二月,皇太极以使臣被杀为由,亲自率领精锐之师征战察哈尔。皇太极命其弟多尔衮和多铎贝勒为先锋,率精兵先进。多尔衮探知多罗特部青巴图噜塞棱及其部众在敖穆伦住牧,于是合兵袭击了敖穆伦,多罗特部多尔济哈坦巴图噜受伤遁走,台吉固噜被杀,其部众万余人被皇太极俘获(《皇清开国方略》卷11)。

皇太极与喀喇沁通使,进兵察哈尔杀掠了多罗特部。于是,林丹汗兴师进抵喀喇沁部所在地,以武力裹走了喀喇沁苏布地塔布囊及其弟万丹伟征所属户口牧产。喀喇沁拉斯喀布汗与土默特、鄂尔多斯、阿苏特、永谢布的部分台吉联合,攻打了驻守赵城(在呼和浩特城一带)的林丹汗的一支军队。1628年七月,喀喇沁部首领派遣以4名喇嘛为首的使团与皇太极的使臣,刑白马乌牛盟誓,归顺了皇太极。

趁此机会,皇太极决定第二次征察哈尔林丹汗。1628年九月,皇太极分遣巴克什和希福传令西北归顺的外藩蒙古各部率领所属兵马,到达约定地点,以征察哈尔林丹汗。敖汉部长索诺木杜棱、奈曼部长衮楚克巴图鲁会于都尔弼城;内喀尔喀诸贝勒所率兵马会于辽阳城;喀喇沁和科尔沁部会于绰罗郭勒。皇太极统领大军乘夜攻入察哈尔部的锡尔哈锡伯图、英汤图等地,俘获了很多人畜而还。科尔沁台吉满珠习礼及巴敦(孔果尔之子)力战察哈尔部众,将所获物献给了皇太极。皇太极分别赐二人"达尔汉巴图噜"和"达尔汉卓哩克图"号。惟有科尔沁部长奥巴不忍心杀掠林丹汗及其部下,以足疾为由未到达所会之地,与其弟布达齐率部抵达察哈尔边界,虚张声势而还。皇太极遣人问罪,罚驼十峰,马百匹(《皇清开国方略》卷12)。

1630年十一月,阿鲁科尔沁部长达赉楚琥尔、四子部落台吉伊尔扎布墨尔根台吉、阿鲁伊苏特部台吉齐桑达尔汉、噶尔玛伊勒登等各率所部先后归顺了皇太极。皇太极将他们安置在西拉木伦河北岸游牧。1631年十一月,林丹汗为了用武力夺回阿鲁诸部台吉,遂兴师到达阿鲁科尔沁达赉楚琥尔牧地,带走了塞棱阿巴海的部众。皇太极亲率2000名精锐骑兵闻讯赶来,林丹汗早已越过兴安岭而去。

1632年三月,皇太极决定第三次远征察哈尔林丹汗,传令归顺后金的蒙古各部速率部来会。四月,科尔沁、札鲁特、巴林、奈曼、敖汉、喀喇沁、土默特、阿鲁科尔沁、翁牛特、阿苏特等部的部长台吉会于西拉木伦河岸,总兵力约10万。四月下旬,皇太极率领大军越过兴安岭,驻守都埒河。当夜,镶黄旗两个蒙古人偷马逃出,将大军压境的消息报告给林丹汗。林丹汗欲率部撤至漠北喀尔喀,但喀尔喀三汗与他不和。于是林丹汗率领所属10万之众,西奔库赫德尔苏,经呼和浩特,渡黄河到达鄂尔多斯。皇太极分兵三路穷追林丹汗41天,五月下旬进驻呼和浩特,得知林丹汗已南渡黄河而去。遂停止追击,经宣府、张家口返回。途中收拢了林丹汗所遗部众数万人。

后金大军到达呼和浩特后,林丹汗在成吉思汗陵前举行庄严的仪式,宣称自己为全蒙古的"林丹巴图鲁汗",遂带领察哈尔、鄂尔多斯部众,移动成吉思汗之陵,西渡黄河至大草滩。林丹汗在大草滩永固城一带拥众落帐,等待时机,重整旗鼓,准备东山再起。此时,一向坚决支持林丹汗事业的漠北喀尔喀却图台吉(土谢图汗部),于1634年初,率所部4万之众,直奔大草滩与林丹汗会合。林丹汗和却图台吉通过红教的关系,与藏巴汗和白利(康区)土司顿月多吉建立了联系(金巴道尔吉《水晶鉴》,留金锁校注)。

1634年夏,林丹汗不幸因病去世。林丹汗福金苏泰与其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率领察哈尔和鄂尔多斯部众自大草滩返回鄂尔多斯。喀尔喀却图台吉率部进入青海。<
林丹汗病故后,皇太极于1635年二月命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领兵1万,前往鄂尔多斯寻找林丹汗子额哲。三月,多尔衮在西喇珠尔格地方遇到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得知额哲所在地。四月二十日,渡过黄河,至托里图找到了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后来,后金统治者将察哈尔部安置于义州,分设左右翼察哈尔八旗,封林丹汗子额哲为亲王,并将皇女马喀塔格格嫁之,设都统和副都统统治察哈尔左右翼。

1636年三月,漠南蒙古十六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蒙古人之所以承认皇太极为汗,是因为当时的女真(满族)部和蒙古人似乎有着同一祖源关系,而且可以确定的是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的先祖就是猛哥帖木耳(猛哥帖木耳是蒙古名字,他曾于1412年被明朝册封为建州左卫指挥)。同年,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即位,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图瓦蒙古人简志

 图瓦人(Tuvas),或译作土瓦人,自称“特瓦人”(Tyiva),是一个渐渐被人们遗忘的民族。中国史籍称之为“都波人”、“萨彦乌梁海人”、“唐努乌梁海人”等。俄国旧称“索约特人”(Сойоты,源自Сойон,萨彦人之意)、“唐努图瓦人”等。

  图瓦人分布的地域大体上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具体来说主要是指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的广阔地区。这一地区面积近20万平方公里,清代称为唐努乌梁海,设佐领四十八,分隶外蒙的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哲布尊丹巴大活佛及札萨克图、三音诺颜两部。

1914年沙俄强占乌梁海,俄国十月革命后,乌梁海东部九佐领之地,属今蒙古国,中部俄占二十七佐领之地,于1924年宣布成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26年改称图瓦人民共和国(有的书说是1924年宣布成立乌梁海共和国,1926年改称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加入苏联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享有自治州的权力,1961年改为图瓦自治共和国,苏联解体后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

  图瓦人的族源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铁勒-突厥,另一个是鲜卑-蒙古。

  从族名来看,图瓦无疑与都播(都波)有较大的渊源。都播是九姓铁勒最北的一部之一,大致分布在今贝加尔湖西南方位、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这里也是古突厥人南迁之前的摇篮。公元二世纪时,匈奴衰微,鲜卑大举进据漠北,遂与留居其地的匈奴-丁零馀部(为数尚不少)发生了大规模的混血融合,其中拓跋鲜卑迁徙最远,漠北的北部和西部都受到了影响,都播部落更为显著,其得名当与“拓跋”有关,至少其组成是加入了一些鲜卑因素的。突厥兴起後,都播役属于
突厥,因其原本就是铁勒之一部,又远处僻地,故也颇怡然自得,今人研究发现图瓦语保留了许多古代突厥语的特点,应与此不无关系。

附注:按照前苏联突厥学家巴斯卡阔夫的划分法,图瓦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维吾尔语组-维吾尔突厥次语组。

  图瓦的另一个源头与乌梁海有关。“乌梁海”是清代的译法,元朝时多译作“兀良哈”。兀良哈是蒙古的一部,猛将速不台即出自兀良哈部,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更是蒙元帝国的得力干将,西征欧洲,南灭大理,其功业无须在此赘述。兀良哈在蒙古形成之前以“斡良该”或“愠良改”之名居于漠北的极北部,即今贝加尔湖以东以北、鄂嫩河上游一带,再往前追述,就是隋唐时的“骨力干”。骨力干是九姓铁勒最北的一部,位于都播之东北,距当时的京城长安最远,因此给著史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来说去,最初的源头还是在铁勒,其实按蒙古是一新兴部族,虽以东胡系统的室韦诸部为主体,但加入了不少像兀良哈这样原属铁勒-突厥系统的部落(最著者如克烈部、乃蛮部等)也是毫不奇怪的。有趣的是,对于图瓦来说,都播和骨力干真可谓“殊途而同归”了。

  现今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居住着一部分操图瓦语的人,其民族成分是蒙古族。不将其单独划族或划为相同语族语支、邻近地域的哈萨克族,我想应该主要与人数少有关,据1982年统计,仅有2000人左右;还有就是考虑到在历史上他们与哈萨克人很少有共同之处,倒是唐努乌梁海在并入苏联之前一直是属于外蒙古的;并且新疆的蒙古族大多属西蒙古,即瓦剌-厄鲁特的後裔,本来就与东蒙古有较大的差异,铁勒-突厥因素更浓,特别其先世斡剌惕部更是正好就分布于今唐努乌梁海地区,因此将阿勒泰图瓦人划入蒙古族还是有所依据的。

  最後要说明的是,图瓦人多信喇嘛教,但萨满教还保持着较深的影响,也有少数人信俄罗斯正教;图瓦人总数接近20万左右,有约2万人分布在蒙古国境内;外国的图瓦人用基里尔字母,新疆的图瓦人无文字,通用哈萨克语文或蒙古语文。

蒙古国的突厥语民族

蒙古国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是哈萨克、霍屯、查唐、乌兹别克、图瓦、乌梁海等突厥系民族。虽然霍屯、乌梁海、查唐、图瓦中也有属于蒙古部族的人口,但大多属于突厥民族。除哈萨克之外,其他各族人口均很少。现在,这些民族在语言及风俗习惯方面受蒙古族影响较大,只是在宗教信仰上有所不同。哈萨克人、图瓦人是蒙古国两个最大的突厥语民族,其中图瓦人当中也包括一些说蒙古语的部族。除了突厥语民族,蒙古国德少数民族还包括俄罗斯、汉(黑塔德)、埃文基(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

哈萨克人(Kazakh):哈萨克族人是蒙古国最大的突厥语民族,约14.1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西部的科布多河上游地区的巴彦奥-奥勒盖省、科布多省、巴嘎诺尔等地。其中巴彦乌勒盖省现有人口9.41万,哈萨克族占90%以上。哈萨克人大部分是额尔齐斯河上游哈萨克人的后裔,另一部分是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南坡迁来的哈萨克人后裔。为了寻找更好的草场以及逃避清朝的压迫和剥削,大约从1864年开始,生活在新疆的哈萨克人从阿尔泰山以西 迁徙到了蒙古的科布多边区,即现在的巴彦乌勒盖省地区并定居下来。1917年,蒙古的哈萨克人依照蒙古博格多汗的命令成为自治蒙古的属民,从而成为现今蒙古国合法、平等的一员 。哈萨克人都保留着本民族的民族特点,说哈萨克语,很多人会说蒙古语。近年来,由于哈萨克斯坦独立,很多哈萨克人都迁回哈萨克斯坦。

图瓦人(Tuva):图瓦人是蒙古国第二大突厥语民族。蒙古图瓦人约有3万人(其中包括1.5万唐努-乌梁海人(图瓦人)、1.2万阿尔泰乌梁海人和3千乌布苏乌梁海人),图瓦人主要分布于蒙古国巴彦-奥勒盖省、库苏古尔省、乌布苏省三个省。蒙古图瓦人当中也包括一些说蒙古语的部族。

查唐人(察坦-维吾尔人)(Chaatan-Uigur )指的是蒙古国西北部库苏古尔省(Khövsgöl Aimag )和乌布苏省部分地区说突厥语的民族集团,它包括4个相互关联的部族。

察坦人,蒙古语称作Цаатан,也就是Tsaatan,他们自称杜科哈人(Dukha),察坦人居住在蒙古国的库苏古尔省(Khövsgöl Aimag )北部,以前他们也被蒙古人称为住在树林里的人,现在通常叫做驯鹿人。察坦人主要以驯鹿游牧的生活方式为主,目前人数在200-400人左右,察坦人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是近似于图瓦语的一种杜科哈方言。由于受到领近的库苏古尔维吾尔人的影响,部分人也也通用Khövsögöl Uigur 。

库苏古尔乌梁海人(Khövsgöl Uriankhai):大约有3000人左右,库苏古尔乌梁海人居住在蒙古国的库苏古尔省(Khövsgöl Aimag )北部,库苏古尔乌梁海人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说蒙古语的部落,他们是外来的阿勒泰乌梁海人的后裔。还有一部分说突厥语的部落,是库苏古尔省的土著居民,被称作库苏古尔维吾尔,说一种接近图瓦语的库苏古尔维吾尔语(Khövsögöl(Khöwsögöl)Uigur ),库苏古尔维吾尔部落自称UIGUR(注意不是UIGHUR),这个部族约有1000多人,据说他们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回纥人的后裔。

唐努乌梁海人(Tannu Uriankhai)(Tuva ):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图瓦人,他们和现在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的图瓦人、中国新疆的图瓦人是同一个民族。约1.5万人。分布在巴彦-奥勒盖省、库苏古尔省(Khövsgöl Aimag )和乌布苏省(Uvs Aimag)。唐努乌梁海人是来自于萨彦岭的托真湖地区,与达尔哈特人杂居。在蒙古国的一些省份,比如在哈萨克人占多数的巴彦-奥勒盖省Bayan-Ölgii aimag,这些乌梁海人都属于图瓦人的范畴。唐努乌梁海人使用图瓦语,部分人通用蒙古语。

乌布苏乌梁海人(Uvs Uriankhai):为另一支乌梁海人,人数约3000人。主要分布在乌布苏省(Uvs Aimag),也是于17世纪从萨彦岭迁来。这部分乌梁海人说类似图瓦语的突厥语方言,但大多数人都会说蒙古语。

阿勒泰乌梁海人(Altay Uriankhai):也叫阿尔泰乌梁海人,在蒙古国有1.2万人。又可以细分为阿尔泰山乌梁海人和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阿勒泰乌梁海人主要分布在蒙古国巴彦-奥勒盖省的境内的阿尔泰山区,科布多合上游至布尔根河上游的地区。原生活在俄罗斯萨彦岭山区,后来由于沙俄入侵,才于17世纪迁到现居住地。阿尔泰山乌梁海人原来说突厥语,现大多数已转用蒙古语,与邻近的扎哈沁人和土尔扈特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的乌梁海方言原属于蒙古语,但与一般蒙古语有一些区别。

蒙古国的维吾尔人(Uighur):蒙古国的维吾尔人,主要分布在戈壁-阿尔泰省(Govi-Altai Aimag),人数大约1500人左右,另有100多人分布在库苏古尔省(Khövsgöl Aimag)的西部。这些维吾尔人来自邻近的中国新疆。

蒙古国的乌兹别克人:蒙古国的乌孜别克人叫做昌图人(Chantuu),昌图人分布在巴彦-奥勒盖和戈壁-阿尔泰省。

霍屯人(Khoton):蒙古国的霍屯人包括三部分,一部分叫做Qotong或Hoton(和田),约有2000人,说东干语;另一部分叫做Khotun,约有4900人,说突厥语;还有一些说蒙古语的部落,也叫霍屯,但人数不多。这些不同的霍屯人都是从中国新疆北部迁来。前者主要分布在巴彦-奥勒盖省,他们和中国的回族,中亚的东干人同源。后者主要分布于乌布苏省,有人认为他们来源于哈萨克人,也有人认为来源于柯尔克孜人。大部分霍屯人现在已经转用蒙古语或哈萨克语,民族特点已经接近邻近的杜尔伯特人。

西方议会制度不适合蒙古国情,人民渴望改变


1990年蒙古国一夜之间完成了社会制度变革,人民革命党中央集体辞职,解散政府,宣布建立议会制国家,人民自由选举国会议员及国家总统。变更太快了。蒙古国千年皇权制,70年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瞬间化为乌有,对这种突变人民在思想上很不适应,游牧制基础的脆弱经济很难支撑这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今天蒙古改革已经过去20年了,人民大部分仍处在贫穷状态,只有少数人发富了,没完没了的选举,各党派及利益集团的竞争,不堪耳目的腐败及丑恶,搞得人民疲惫不堪,叫苦不迭..人们在媒体上,网络上大声呼喊要求变革,甚至不少人怀念过去,要求解散国会,建立总统制国家。


2010年底具有90年历史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已经分裂,变成两个党。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以原政府总理巴雅尔,现任总理C.巴图宝乐德为首部分党员把“蒙古人民革命党”名称改为“蒙古人民党”,以此讨好既得利益者和激进派,争取选票。

原总统恩和巴雅尔为首很多老党员及基层党员坚决反对修改党的名称,召开全国党员大会,回复党的名称,并重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誓言同社会腐败和不合理制度进行斗争,提高人民生活,保护自然环境。

蒙古改革没有解决基层牧民的生活提高,好多牧民和各省,苏木居民纷纷搬家到首都乌兰巴托,结果国家将近一半人聚集到首都,因此造成整个城市冬天烟雾弥漫,贫民和无业人员剧增,随之而来的很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蒙古国和韩国土地租赁协议遭民众质疑

近日蒙古总统访问该国东方省之际,蒙古和韩国政府同时发布消息,蒙古国将东方省哈拉喀河两岸27万公顷(2700平方公里)土地以99年时间租赁给韩国,韩国将此片地建成耕种粮食和饲料的大农场。因为租赁土地面积太大,等于好几个乌兰巴托市。租赁时间过长,比起中国清朝1897年把香港租给英国100年的殖民协议只差一年。因此此决议不但引起不少本国民众的质疑,而且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关注。

2011年3月19日星期六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



蒙古历届总理

蒙古临时人民革命政府总理:
丹巴.恰格达尔扎布(1921.3- 1921.4)

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总理:
道格索姆.鲍道(1921.4-1922.1)

索德诺木?达木丁巴扎尔(1922.3-1923.6)
巴林.策伦道尔吉(1923.9-1924.11)

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
(注:1946年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变更为部长会议主席)
巴林?策伦道尔吉(1924.11-1928.2)

阿南德.阿玛尔
蒙古人民革命党(早期称人民党)主席:

索利.丹增(1921.3–1921.9)
道格索姆.鲍道(1921.9 – 1922.1)
策伦奥齐尔.丹巴道尔吉(1922.3 – 1923.3)
阿吉瓦?丹增(1923.3 - 1924.8)
策伦奥齐尔.丹巴道尔吉(1924.8-1928.10)

(1928年12月,人民革命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撤销了主席职务,取而代之的是集体领导的中央书记处,这个机构从1928年12月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0年3月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由若干成员担任。)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Ouml;lziytiyn Badrah(1928.12.11 – 1932.6.30)
Bat-Ochiryn Eldev-Ochir(1928.12.11 – 1930.3.13 )
博勒吉德.根登Peljidiyn Genden(1928.12.11 – 1932.6.30)
Zolbingiyn Shijee (1930.3.13 –1932.6.30)
Bat-Ochiryn Eldev-Ochir (1932.6.30 – 1937)
Jambyn Lhümbe (1932.6.30 – 1933)
Dorgijavyn Luvsansharav (1932.6.30 – ..

国家元首

博格多汗(转世活佛)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博格多.戈根.汗(1921.2-1924.5)

代理国家元首:
巴林.策伦道尔吉(1924.5 – 1924.11)

国家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博勒吉德?根登(1924.11 – 1927.11 )
姜仓.达木丁苏伦(1927.11 – 1929.1)
霍尔洛.乔巴山(1929.1-1930.4)
洛索勒.拉冈(1930.4 - 1932.7)
阿南德.阿玛尔(1932.7- 1936.3)
丹斯朗毕力格.道格索姆(1936.3 - 1939.7)

生态移民的措施得当与否将直接关系到蒙古民族的命运

曾经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蒙古草原,经过近两个世纪,三个时代(清末、民国和新中国)车轮的碾压,如今已经是辙痕遍野,满目沙痍。由满清、民国的移民放垦迫使牧场缩小北移,到近60年来内地氓流无节制的涌入,致使草原超载放牧,草场沙化,生态破坏。生态脆弱的草原终于不堪重负,被激怒的大自然也忍无可忍,愤怒之下以沙尘暴施以报复。从草原上腾空而起的沙尘暴,对曾经抵御蒙古大军的长城不屑一顾,肆虐之势直逼古老的京城,现代化的都市。沙尘吹洒在了紫禁城的琉璃瓦顶上,飘落在人民大会堂的窗棂上。
保护草原,恢复生态终于提到了日程,退牧还草,移民禁牧的措施也开始实施了。但从目前所实施的盲目简单,甚至粗暴的移民禁牧措施来看,随能使草原生态得以暂时的恢复,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乏科学化和人性化,特别是一刀切式的(不分蒙汉族一起迁移)移民禁牧模式,势必给蒙古民族的种族发展和文化传承带来冲击和影响,甚至于会把蒙古民族推向毁灭的边缘。所以,生态移民的措施得当与否将直接关系到蒙古民族的命运。

蒙古草原是蒙古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地方,保护草原,恢复生态的移民禁牧措施应该和保护蒙古民族的种族与文化的传承综合考虑,绝不能盲目简单的亡羊补牢,顾此失彼。移民禁牧既要考虑草原生态的保护,又必须要考虑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蒙古民族的利益。蒙古民族是个少数民族,不当的生态移民之策势必使蒙古民族遭到毁灭的可能,给将来留下无法弥补的悔恨,决策者们也定会成为遭历史唾骂的千古罪人。

保护草原,恢复生态,必须要究源治本。找出草原沙化,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和治理,才是使草原生态得以恢复和保持的长久之策。

盲目简单的禁牧移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蒙古民族从种族和文化上是与汉族完全不同的民族,其生存环境、生产方式、民俗风情都和汉族有根本的区别。现在要强行把他们迁移到汉人占绝对多数的新环境,势必要在种族血统和文化传承方面受到冲击和影响,生产与生存也定会出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一. 文化传承与种族保护问题

蒙古民族、蒙古文化与草原和畜牧业(游牧)是分不开的,离开了草原,离开了畜牧业也就没有了蒙古民族和蒙古文化。历史以来,草原畜牧业对蒙古民族以及蒙古文化的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形成了“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草原生产经营形式和民俗风情。搬迁禁牧势必要改变蒙古牧户的生活方式,也必然要影响到蒙古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的发展以及民族血统的纯正。

做为祖祖辈辈劳做生息在草原上的蒙古民族,现在要让他们离开世世代代以畜牧为生,具有蒙古语言文化环境的草原,到一个语言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汉族聚居地区去生存生活,语言文化上的障碍势必要给他们造成生产生存上的困难,出于生计的逼迫,他们不得不学习汉语言。更重要的是,对于适龄入学的蒙古族孩子们来说,由于缺少保持使用蒙古语言文化的环境和学习蒙古语言文化的学校,不得不放弃学习蒙古语言文化,转而学习汉语言文化。本来现在牧区就由于汉族氓流人口的大量涌入,语言文化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冲击,而如此粗暴简单的禁牧移民,自然就成为从语言文化上对蒙古民族同化的一次大提速。

移民过程中,并不是把蒙古族移民牧户集中安置在新的地方,而是被强行分散安置在汉人占绝对多数聚居的村庄城镇。从而使蒙古人原有聚居生产生活的环境被拆散,致使蒙古族内部间的通婚完全受到限制,迫使蒙古人不得不与汉人通婚。这种移民安置措施,必然造成从种族上对蒙古民族的进一步同化,把蒙古民族推向毁灭的境地。

在内蒙古的城市(农村)就可以看出,由于汉人占绝对多数,蒙古族人口连10%也不到。因蒙古族内部间通婚的受限,纯血统的蒙古人在城市蒙古人口中不到50% 。在语言文化方面,蒙古族人口的90%多都已经不会蒙古语言。蒙古人口较多的牧区,是仅存的也是有限的唯一一块能够延续保持民族血统,传承民族文化的净土。如果说汉族氓流无节制的涌入牧区是在蒙古民族中掺沙子,那么移民禁牧就是要把蒙古民族抛入沙海,蒙古民族势必要被大汉民族的强势沙海所掩埋。

满清统治时期,由于蒙古人被迫当喇嘛而影响和阻碍了蒙古人口的发展,那么现在粗暴简单的禁牧移民势必要加速对蒙古民族从种族到文化的同化。可见,在如此粗暴简单的禁牧移民的过程中,蒙古民族从种族到文化,不仅仅是受到冲击和影响的问题,而是要面临被完全毁灭危险。如此简单盲目,甚至粗暴的生态移民之策,不能不让每个有民族责任感的蒙古人对民族的未来充满担心和忧虑,也不难看出决策者企图借生态移民来实施毁灭蒙古民族的叵测居心。

二. 生产与生存问题

禁牧移民的牧户,被移送安置的地方都是农村种植区和城镇工业区。对祖祖辈辈以畜牧为生的蒙古人来说,生产和生活环境都是完全陌生的,种地或打工的行业也是完全生疏的。他们必然要受知识结构、劳动技能、生活习惯等限制。对新的劳动技能(种地或打工)都要从头学起,而要学会一种新的生产技能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精通就更不容易了。

农业种植区的土地有好坏之分,移民牧户分得的耕地好坏也很难说,原有农户也不可能把好的土地让给新移民户的。而且由于种植技能的限制,再加上前期投入、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等问题,很可能都要负债经营。移民到城镇的牧户,由于对各种行业的情况一无所知,更没有从事打工和从事商业买卖的技能和经验,短期内很难找到有适当收入的工作和能够维持生计的就业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蒙古移民牧户也只能依靠那点有限的禁牧补助款生活。
3B%0D%0A">农村和城镇的社会环境要比牧区复杂的多,私有化利益的驱动致使坑蒙拐骗无处不在。移民牧户们在生存生活上遇到困难后,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难免要误入歧途。而有些地方到禁牧结束后,由于在新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很多年轻人可能不愿意在回牧区放牧,而一些老的牧民又可能已经离开人世,草原牧场就会随之易主。其结果会是,草原生态暂时得到了恢复,汉人氓流见缝插针,新的氓流又随之而来,草原上汉人反而会更大量的增加,蒙古人反而会更少了,有的地方可能会完全成为汉人的草原。蒙古文化,草原风情也会随之变味,“草原文化”(草原文化的提法并不恰当)也就不再是蒙古韵味的草原文化了。

草原退化和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

蒙古民族祖祖辈辈劳做生息在蒙古草原上,在数千年的游牧方式中,创立和发展了这个地域的生态经济系统。一定的放牧时期,划分不同季节利用草场、划区轮牧,淘汰劣等牲畜,培养优良牲畜,确定合理的载畜量的畜牧经营模式。这些都是蒙古牧民历代沿袭下来的生产技术和保护、利用草原,保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的方法。历史上前一代人形成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的状况势必要对后一代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由大环境造成的牧区人口超量,草原牲畜超载的不良状况,迫使蒙古牧民无法沿袭祖辈以来形成的科学的畜牧生产技术和保护、利用草原,保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的方法,从而导致现在草原生态系统被彻底破坏境况。

一、氓流人口的超量增加是草原退化和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

造成草原退化、生态破坏的原因,看上去是超载放牧,实际是超载养人。因为,草原牧民的生活生存就是靠畜牧牲畜,牲畜量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超载放牧的根本原因是牧区人口的超量增加。牧区人口的超量增加,并不是蒙古人口在增加,蒙古人口的增加数量是极其有限的。人口增加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多年来(近60多年)汉族氓流人口无节制的大量涌入,致使本来已经不宽畅的草场拥挤不堪。

上世纪40年代以前,由于蒙古王公的存在,他们还能对自己的领地行使自治与独立的管辖权,能限制氓流进入或长期驻留。而新中国和自治区成立的近60多年来,政府从来没有对氓流无节制的涌入草原采取过堵截措施。汉族领导默许放任,蒙族干部怕被冠以民族分裂的帽子而不敢也无权采取措施。旗县政府、苏木政府又无权堵截或清理,致使汉族氓流人口大量涌入牧区,从而造成草原上人口超量,牲畜超载的局面。

这些氓流人口进来后,先是以给牧民帮工放牧的形式站住脚,然后一步步从老家接来父母及老婆孩子,而后再进一步把三亲六故也弄来。氓流人口的涌入要比牧区的蒙古人口的出生增长率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而且他们进来后还要生育人口)。多一家人就要多开辟一块牧场和居住点,多牧养一群牲畜。新开辟的牧场从哪里来呢?只能从原有牧户的草场中分割挤兑。从而导致草场不够用,无法四季走场,划区轮牧,最后连冬夏走场的条件也没了,以至于造成严重超载放牧,致使草场退化,生态破坏。

在满清及民国对蒙古地区的殖民统治期间,大量的移民开荒,使“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大片草原变成了耕地,很多实际都是广种薄收的贫瘠耕地。蒙古人及其牧场被迫后退,步步北移。以至于现在内蒙古的牧区草场只剩下从东到西仅靠边境,平均宽度仅百公里左右的一个狭长地带,可利用草场面积也仅有60万平方公里左右。而解放后又由于放任氓流人口大量涌入,内蒙古自治区从60年前成立之初的5、6百万人口,已变成现在的2400多万,而蒙古人只占百分之十几。整个内蒙古牧区的汉人人口平均都已在50%以上。尤其毗邻汉族农业种植区,交通便利的牧区,汉人人口最多的已达80%。就是那些靠近边境的,较偏远的、交通不便的牧区,汉人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

根据笔者所熟知的一个与汉族农业区毗邻的牧区苏木(相当于乡),面积大约2000多平方公里。60年代人口约1000人左右,其中汉人占三分之一,当时牧户都有冬营盘和夏营盘之分,还能冬夏走场(在更早的几十年前都是四季划区轮牧,随时走场)。而现在人口已达3000多,其中汉族人口已占到三分之二。牧场面积没变,牧户超增,别说四季轮牧,就连冬夏轮牧的营盘也不复存在。人畜只能居住在一个有限的牧地,从春天幼草发芽到冬天牧草枯萎,牲畜在一片地方死啃,这样的畜牧能不使草原退化沙化吗?

二、 旅游与矿业的无序开发也是原因之一

如果说无节制的氓流涌入是造成人口超量,牲畜超载,致使草原沙化,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那么近30年来,草原旅游与采矿的无序开发对草原退化、生态失衡更是雪上加霜。

草原旅游的开发,尤其是旅游点的无序建设,对草场造成的挤占和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驱车行驶在草原上,旅游点比比皆是。牧区地方各级政府都以创收为名,无须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不管私营个体,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只要给钱,就出租或出卖草场开办旅游点。

旅游点不但本身要占用草场,而且只要有旅游点的地方,自然就出现很多拉马赚钱做买卖的人,他们大多都是附近或远处农村来的农民,跑马践踏,使得旅游点周围几公里范围植被踏荒,牧草枯死、黄土裸露。更具有破坏性的是,旅游者都是开车而来,在草原上随便驱车碾压,一辆汽车的碾压要远远超过几十匹马同时奔跑所造成的植被损坏程度。由于下雨,草原上几天前汽车碾压过的,十几公分深得车辙中灌满了水,而再来的汽车就绕到旁边开辟新路。久而久之,草原上随处可见好几条、甚至七八条并排的、黄土裸露的汽车车辙。

我们的政府或旅游部门在谈到旅游时,总是说草原旅游带来了多大多大收入,从来不曾重视无序开发旅游给草原带来的破坏。

草原上的不合理采矿以及乱挖乱采也是植被破坏的原因之一。现在牧区很多地方都有开矿,什么金矿,石墨矿,萤石矿等数不胜数。这里除有少量是经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正规矿业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当地政府为搞所谓创收(实际都是当地政府官员在搞私人创收而已),擅自应允开采的个体和私营矿点,甚至还有个别牧户和外来氓流私自在山坡沟壑挖坑翻土人工淘金的现象。即便是国家批准立项开采的很多矿点,也都是出于眼前利益,未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

这些矿点不但占据大片草场,造成牧民失去家园。而且由于各种矿渣等废弃物的随意倾倒和堆积,废水毒气到处排放和污染,更大范围的破坏了草场,有的地方甚至还屡屡发生毒死牲畜的事件。

蒙古盟旗通录

内蒙古(内札萨克)49旗总录 1、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四部十旗]) 科尔沁部:科尔沁右翼中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左翼前旗;科尔沁右翼后旗;科尔沁左翼后旗。 扎赉特部:扎赉特旗。 杜尔伯特部:杜尔伯特旗。 郭尔罗斯部:郭尔罗斯前旗;郭尔罗斯后旗。 该盟四部于天命九年归顺清朝,康熙年间建盟。在盟内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哲里木乌拉(乌拉:蒙古语,山,下同)会盟,因此得名。 2、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八部十二旗]) 敖汉部:敖汉右翼旗;敖汉左翼旗。 奈曼部:奈曼旗。 巴林部:巴林右翼旗;巴林左翼旗。 扎鲁特部:扎鲁特右翼旗;扎鲁特左翼旗。 阿鲁科尔沁部:阿鲁科尔沁旗。 翁牛特部:翁牛特右翼旗;翁牛特左翼旗。 克什克腾部:克什克腾旗。 喀尔喀左翼部:喀尔喀左翼旗。 该盟八部于天聪年间归顺清朝,在本盟翁牛特右翼旗境内会盟。 3、卓索图盟(今辽宁省局部[二部五旗]) 喀喇沁部:喀喇沁右翼旗;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中翼旗。 土默特部:土默特右翼旗;土默特左翼旗。 该盟在土默特右翼旗境内会盟,于天聪二年归顺清朝。 4、锡林郭勒盟(五部十旗) 乌珠穆沁部:乌珠穆沁右翼旗;乌珠穆沁左翼旗。 浩齐特部:浩齐特右翼旗;浩齐特左翼旗。 苏尼特部:苏尼特右翼旗;苏尼特左翼旗。 阿巴噶部:阿巴噶右翼旗;阿巴噶左翼旗。 阿巴哈纳尔部:阿巴哈纳尔右翼旗;阿巴哈纳尔左翼旗。 该盟前四部于崇德二年至四年归顺清朝,阿巴哈纳尔部于康熙四年归顺清朝。该盟得名于锡林郭勒(蒙古语:锡林河),盟溯建于康熙、雍正年间,在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会盟。 5、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四部六旗]) 四子部落:四子王旗。 茂明安部:茂明安旗。 乌喇特部:乌喇特后旗;乌喇特前旗;乌喇特中旗。 喀尔喀右翼部:喀尔喀右翼旗。 该盟在四子部落境内乌兰花大道之东会盟,故以乌兰察布为盟名。四子部落于天聪四年归顺清朝,茂明安部及乌喇特部于天聪七年归顺清朝,喀尔喀右翼部于顺治十年归顺清朝。 6、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一部七旗]) 鄂尔多斯部:鄂尔多斯右翼中旗;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鄂尔多斯右翼前旗;鄂尔多斯左翼前旗;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 该盟于天聪九年归顺清朝,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与鄂尔多斯右翼前旗接壤处的王爱昭会盟,俗称大昭,故称伊克(蒙古语,大)昭盟。 外蒙古(外札萨克)102旗简录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一部二十旗),于康熙二十七年归顺清朝,会盟于土谢图汗部境内汗阿林地方,故称汗阿林盟,简称汗山盟。 喀尔喀车臣汗部(一部二十三旗),于康熙二十七年归顺清朝,会盟于车臣汗部境内克鲁伦巴尔和屯,故称克鲁伦巴尔和屯盟。 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一部十九旗),于康熙二十七年归顺清朝,会盟于札萨克图汗部境内札克毕赖色钦毕都哩雅诺尔,故称札克毕赖色钦毕都里雅诺尔盟。 喀尔喀赛因诺颜汗部(一部二十四旗),于康熙二十七年归顺清朝,会盟于赛因诺颜汗部境内齐齐尔里克,故称齐齐尔里克盟。 赛因济雅哈图左翼盟(一部[杜尔伯特部,与内札萨克之隶一旗杜尔伯特部同名异族,为绰罗斯种]十二旗),于乾隆十八年归顺清朝,乾隆十九年四月,上赐赛因济雅哈图盟名,十月分左右两翼。 赛因济雅哈图右翼盟(一部[同上]四旗),于乾隆十八年归顺清朝,乾隆十九年四月,上赐赛因济雅哈图盟名,十月分左右两翼后之右翼。 青海蒙古29旗简录 青海左翼盟(二部十二旗):青海厄鲁特部十旗;土尔扈特部二旗。 青海右翼盟(五部十二旗,附五个独立翼旗):青海绰罗斯部二旗;青海厄鲁特部七旗;青海辉特部一旗;青海土尔扈特部一旗;青海喀尔喀部一旗。独立翼旗五旗(厄鲁特部四旗,土尔扈特部一旗)。 青海厄鲁特部(厄鲁特旧设四卫拉特,杜尔伯特其一,辉特隶之,后并称卫拉特[详见青海厄鲁特部总传])于康熙三十七年归顺清朝,道光三年,其中的二十四个旗分为左、右翼,另附五个独立翼旗,会盟于查干多罗达来(蒙古语:白色七海)。 新疆蒙古17旗简录 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四盟十旗):南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四旗会盟于喀喇沙尔;北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三旗会盟于博克萨里;东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二旗会盟于库尔喀喇乌苏;西路乌纳恩素珠克图盟一旗会盟于精河。 青赛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二盟七旗):巴图赛特奇勒图盟四旗(辖:中路和硕特部中右左三旗,珠勒都斯和硕特旗),会盟于左翼;青赛特奇勒图盟三旗(辖:新土尔扈特部右左二旗,哈毕察克和硕特旗)。 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自俄罗斯东归,归顺清朝,诏分新旧二部,即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青赛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乾隆三十七年,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又分为南路、北路、东路、西路四个盟;青赛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又分为左、右翼两个盟。乾隆四十年,始设盟长。 宁夏蒙古2旗 厄鲁特部:阿拉善厄鲁特札萨克旗(今阿拉善盟阿拉善右左二旗)。 土尔扈特部: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札萨克旗(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康熙二十五年,阿拉善厄鲁特部归顺清朝,赐牧阿拉善,建旗一,不设盟。康熙三十六年,授札萨克(领主)。康熙四十三年,土尔扈特部内属,赐牧色尔腾,建旗一,不设盟。乾隆十八年,授札萨克。 另及:关于内札萨克蒙古其它盟历史沿革敬请关注拙作长篇小说《暗恋时代》“开练”目第四节“水消失在水中”。 注释: 1、盟:由会盟而来,清政府把漠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先后归附它的察哈尔、科尔沁、土默特等24部蒙古人称为内札萨克蒙古,把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向它朝贡的车臣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3部蒙古人称为外札萨克蒙古,为巩固其统治,规定邻近的若干旗每三年(也有一年举行一次的)举行一次会盟,会盟地址由清政府指定,通常是便于各旗集会的适中地点,一经指定,该地就成为盟的名称了;现在,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特别行政建制,相当于内地的专区(地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盟设有行政公署,自东部向中部至西部,计有呼伦贝尔盟(今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纳慕仁盟(已废)、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卓索图盟(已废)、昭乌达盟(今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已废)、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12盟。 2、旗:努尔哈赤建立的军事单位,满语叫“固山”,合有八个固山,各有不同的旗帜颜色,即正黄、正红、正蓝、正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种,因此,汉语把固山译为“旗”,后来,清政府把最初归附它的蒙古人也编成八个旗,再后来,又把内蒙古的24部蒙古人分为49个旗,指令定时定点会盟。

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促进货币形式国际化



在资本、土地即自然界和劳动这经济上的三位一体中,土地即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财富转化为货币及资本。如果按照土地和财富的总和来计算,那么“成吉思汗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三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土地都归入蒙古帝国的版图,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对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的历史贡献,美国学者杰克·韦瑟福德认为,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他在统治范围内建立了自由贸易的制度。他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交流,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蒙古帝国印制了世界上第一种国际通用的纸币。”我国格·孟和教授认为,在成吉思汗的推动和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和思想革命,出现了文艺复兴,“迎来了资本主义的曙光”。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韦伯在谈到“货币和货币史”时说:直到13和14世纪以后(即蒙古民族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随即走上银本位、金本位和复本位制的道路。西方从16世纪开始,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历史发展中,从经济角度来看,主要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种国际通用的纸币,并由此迎来资本主义曙光。鄂尔多斯学研究者杨勇、苏力德在《成吉思汗与蒙古族》中写道:“忽必烈即位后,中央政府开始发行统一的纸币。元统一后,纸币成为货币主体,通行全国。”美国学者捷克·法萨切伏德在谈到成吉思汗“建立国际金融系统”时说:“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在自己管辖的多国建立金融系统,并执行了成吉思汗坚持的商业政策。在中国执政的蒙古人开始流通纸币。”如果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的是有形的物质功能,那么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的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发挥的是无形的信息功能。

最初,“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才成为价值符号。”纸币是价值的信息符号。商品的价值是以信息形态以纸币形式观念地体现出来的。纸币以信息形态成为价值符号,这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蒙古人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的纸币,它的最大难度同时也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用国家的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也就是说,纸币的价值符号与国家的强制行动,是作为整体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的。对此关系,马克思说: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

成吉思汗及蒙古人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为纸币的象征意义体现出来并执行它的职能,创造了现实的社会条件。王来喜在《试论成吉思汗重商思想》一文中说:成吉思汗作为朴素的牧民领袖,为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在《大扎撒》中明文规定:“要保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这就从法律上承认并保护经商者的合法地位和各项权益。还在通道上设置守卫,建立驿站,畅通商路,给商业往来及贸易活动提供各种方便。成吉思汗下令:凡进入他国土内的商人,一律发给凭照,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对他们应优视厚待。这些法令和措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已成为草原居民的传统习俗。正如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所说:“成吉思汗统治后期,造成一片和平安全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商人们都向那里进发。”笔者认为,正是成吉思汗及蒙古人这些具体措施,使货币的流通加快,货币的权力增大。

成吉思汗或许不是经济学家(“越是好的经济学理论,越在于通过简单的原理,概括复杂的事实。”成吉思汗以最简单的原理概括了最复杂的事实,因此也可以称他为最好的经济学家),但他却是最卓越的经济建设的实践者,他本能地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马克思说: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也***益增大。一方面,形成了一个***益扩大的金银市场,这个市场不以金银的货币职能为转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这个源泉特别在社会大风暴时期涌现出来。如果说,成吉思汗靠“社会大风暴”手段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那么,他靠经济手段使货币权力***益增大,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货币权力增大的基本条件,是它所象征的商品数量和价值的增长,以及流通领域的扩大和流通速度的加快。马克思认为,在每一段时期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这种流动决定着同一些货币能够实现价格总额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又决定于每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成吉思汗及蒙古人不断扩大疆域,建立驿站,畅通商路,这就扩展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加快了货币流动的速度,因而增大了货币权力。成吉思汗既是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统治者,也是世界上最多财富和货币的拥有者,他自觉不自觉地发挥了货币的各种职能。“在质的方面,或按形式来说,货币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他们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

“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在外在形式上靠武装力量,而内有本质上靠货币权力,使四十多个国家、七百多个民族、五亿多人口都归服于大蒙古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实践了“全球化”。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I]P163成吉思汗为这种“社会实现形式”奠定了基础。现在,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外在武力作用消失了,但他使其国际化的内在货币权力却***益增大,使整个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人类进入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如果说蒙古人最先使其国际化的金钱变成了资本狼,并统治了整个世界,那么只要蒙古人最先训导资本狼,并征服了金钱,那就会再次征服整个世界。或许由此可见蒙古民族最先创造国际通用货币的内在玄机。

游牧民族能够最先发展货币形式,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的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它们固有的特征。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环境的适宜,天生的种族性格等等。

在社会各共同体中,牧民养牲畜,农民种粮食,工匠做工具,他们生产和交换的产品有多少价值,这需要衡量价值,需要某种抵押品即货币,而这些只有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和更多的产品交换中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只有在更广泛的产品交换和社会交流的活动中,才能使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

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或许他们并不知道它有什么历史意义,但是他们的行动却符合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需求,顺应了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之所以能够交换,能够变成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另一方面,产品作为独立的物,它可以转移和让渡。即:“使用物品可能成为交换价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为非使用价值而存在,作为超过它的所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

商品交换,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是游牧民族通过发展货币形式改变世界的根本原因所在。即:“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能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过程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

如果说人们刚开始交换产品的活动还受人们自己的控制,产品交换是人们生活需求的某种补充,那么一旦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它便控制了人们的社会活动,使“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商品生产有利也有害,商品生产阶段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它的积极意义来看,一是发展了物质变换和社会联系。即:“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二是交换关系变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由此产生了内在的原动力。即:“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中,游牧民族通过发展货币形式,改变了社会运行方式。

三十年代蒙古大清洗图片

 
 
 
 
 
 

大蒙古帝国与元朝的关系

很多人将蒙古帝国与元朝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元朝是大蒙古帝国亚洲东部的疆域,不包括蒙古帝国其它的四大汗国。

公元1206年,铁木真陆续统一蒙古各部后,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领的政权就是一个军事政权国家,它当时的疆域东起大兴安岭、萨哈林群岛,西至欧洲平原,南起喜马拉雅和阿拉伯半岛,北抵贝加尔湖。蒙古汗国的建立,是蒙古人真正意义上军事扩张的开始,并且此后不断向外扩张。

1209年--1218年,蒙古人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接着便是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战争。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收入势力范围。

在这些帝国的版图上,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者四大汗国,形成了大蒙古帝国。四大汗国是附属于大蒙古帝国蒙古大汗的“诸侯”, 而元朝是蒙古人在征服及击败南宋后建立的蒙古人族政权。元朝的第一个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是大蒙古帝国蒙古大汗的继承者。

盗窃同胞货物两蒙古国人被拘

3月15日下午2点,蒙古国人巴某向北京丰台警方报案称近万元的货物丢失。巴某反映,当日凌晨2点,他来京后直接前往早市进货。后遇到了住在某宾馆的蒙古国本国公民乌力吉、图日格二人。乌力吉、图日格邀请巴某住进他们的房间。

巴某休息片刻后再次外出,下午返回时发现自己的货物不见了踪影,两名同胞也不知去向。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刻布控,下午4点,将乌力吉、图日格控制住。目前,两人被警方刑事拘留。

蒙古国庆典建军90周年

3月17日下午,蒙古国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在国家中央文化宫举行,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额勒贝格道尔吉、国家大呼拉尔副主席恩赫包勒德、国防部长包勒德,以及中、美等国军事代表团出席。包勒德致开幕词。额勒贝格道尔吉发表讲话,回顾了蒙古国建军90年的历程,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要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继续为国家安全作出贡献。

3月18日是蒙古国建军节。

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将访问韩国

据蒙古国对外关系部新闻司发布消息,应韩国总理金滉植的邀请,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将于本月23日至26日正式访问韩国。韩国总统李明博、总理金滉植将分别会见巴特包勒德。

  访问期间,蒙韩两国总理将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蒙韩“睦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拓展两国政治、经贸关系以及公民往来等问题交换意见。巴特包勒德还将出席“韩国蒙古年”开幕式,参加蒙韩经贸论坛,并与韩国商界人士见面,就两国经贸合作和投资等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将签署“医疗援助服务和医学科学领域”、“建筑、口岸、运输领域”、“铁路领域”、“住宅小区供水设施无偿援助”、“蒙古向韩国派遣劳动力许可”等一系列合作协议。

蒙韩两国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不断拓展。1990年至2005年,韩国政府向蒙古国提供了1500万美元无偿援助和5400万美元优惠贷款。

蒙古同志团体获国际同性恋者人权委员会的费里帕奖

蒙古同志中心的logo
 本月早些时候,总部设在纽约的LGBT权利组织“国际同性恋者人权委员会”(IGLHRC)将本年度的费里帕(Felipa de Souza)奖颁发给了蒙古国的同性恋权利团体“蒙古同志中心”。

  3月7日,IGLHRC在纽约举行了费里帕奖颁奖仪式,来自蒙古同志中心的代表出席了仪式,仪式由知名演员阿兰-库明(Alan Cumming)主持。

  国际同性恋者人权委员会每年向有关团体或个人颁发费里帕奖,该奖以十六世纪巴西一位女同性恋者费里帕-苏萨(Felipa de Souza)的名字命名,费里帕-苏萨因公开表明自己与一位女性的同性恋关系而遭到当时天主教会的审判和酷刑迫害。以费里帕命名的人权奖是为了体现相关团体和人士在反歧视和争取平等权利活动中的勇气。

  IGLHRC在上个月发布的消息中说,位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蒙古同志中心是该国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LGBT权利团体,该团体在经过三年的力争之后,于2009年得以向政府合法注册。

  蒙古同志中心的活动主要是为当地同性恋者群体提供支持,并在社会、法律等各方面开展反歧视工作。IGLHRC认为,在受到恐同暴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威胁的环境下,蒙古同志中心开展工作的勇气值得表彰。

  去年,蒙古同志中心在本国发起了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相关的反歧视运动,希望在教育和法律等领域推动社会进步,该团体目前的活动重点之一是呼吁立法禁止性倾向歧视。此外,蒙古同志中心还与蒙古的警察部门合作,为警察提供保障同性恋者权利的培训。

  费里帕奖已设立多年,国际同性恋者人权委员会还为获奖者颁发奖金,帮助获奖的民间团体开展活动。哥伦比亚的同性恋权利团体获得了去年的费里帕奖,往年的获奖者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团体和人士,其中包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崔子恩。
http://www.aibai.com/infoview.php?id=21942

呼和浩特市免除蒙古语授课幼儿保教费

中广网呼和浩特3月18日消息(记者陈青平 呼和浩特台记者张航)日前,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财政局联合出台了《呼和浩特市学前教育蒙古语授课幼儿免除保教费管理办法》,进一步推进民族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完善民族教育助学体系。

  按照该规定,具有呼和浩特市户籍并在呼和浩特市公办民族幼儿园接受蒙古语授课学前教育的蒙古族幼儿作为补助免费对象,由市、区两级财政各分担50%资金补助的形式实现免除学费(保教费),补助标准是每生每月240元,每年补助10个月,各地区也可根据能力,提高补助标准或增加补助内容。呼和浩特市、区两级教育部门将组织实施补助发放工作,执行时间从2011年3月1号开始。

  该规定还指出:幼儿园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育费,如不按规定执行、弄虚作假,将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此项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分别于春、秋两季开学前及时足额下达预算指标,各级财政必须保证资金足额到位,区财政不得用补助金冲减、抵顶原有的幼儿园其他各项公用经费。

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11-03/1572676.html

2011年3月18日星期五

蒙古女人确实掌握着我们的命脉


蒙古人的未来在蒙古女人手里,这不是假话。请大家看乌拉特的少数民族与外族通婚率。蒙古有百分之40了。也就是说,按这个速度,中国蒙古人在未来10年内就被同化完了。落得跟满族一样的下场。那个时候,都是些所谓的蒙古族。 ­

本人极端鄙视哭着喊着找汉族男人的蒙古女孩,也极端鄙视一些无能的蒙古男人。打老婆,喝酒!不过,现在的蒙古男人可不是这样了。我就想不通了,那些女孩怎么想的。居然还有很多借口,比如周围没有蒙古男人,这也叫理由?你周围没有,其他地方也没有??如果每个女孩都这样想,那其他地方都不会有蒙古人啦!我的同胞们,趁我们民族还没被屠杀光之前,好好挣钱,多养几个。 ­

我对伊斯兰教还是有比较深的了解,穆斯林民族能够保持民族特性,完全归功于伊斯兰教。我想,藏传佛教软化了蒙古人,蒙古人以前绝不是这样的。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蒙古人都信了伊斯兰,那么,今天蒙古人的数量绝不会这么少,民族绝不会这么分裂。蒙古人还是比较分裂的,从语言上就看出了。但这不是问题,最终要的是心理上的分裂。所以说,蒙古人应该选择萨满教和伊斯兰教。 ­

知道察合台汗吧,是他们家族最终确立了今天中亚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知道帖木儿吧,他是第一个有宗教圣战意识的蒙古可汗,在将要征服明帝国时病死。他的后代南下印度,建立了莫卧儿(阿拉伯语中蒙古之意)帝国。可是东方的蒙古人却选则佛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看过我日志的人都知道蒙古人为什么这么少。黄教软化并限制了蒙古人的发展。 ­

越扯越远了,蒙古女人确实掌握着我们的命脉。可她们没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好男人还是很多的,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和硕特蒙古西迁进入青海

公元15世纪初,和硕特蒙古西迁进入新疆,加入卫拉特蒙古联盟,一直到公元17世纪中叶游牧在乌鲁木齐一带。和硕特加入卫拉特,是卫拉特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和硕特贵族取代绰罗斯氏的统治地位,始称“卫拉特汗”,和硕特部已势冠四卫拉特部。由于和硕特部为成吉思汗的直系血统,在四部中地位最高。自从它的创建人博贝买尔孜到鄂车尔图汗,前后经四代约100多年,博尔济吉特氏贵族和硕特首领一直担任“丘尔干”的“达尔加”(即盟主),统处四大部落事务。无论是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尤其是青藏高原统一于祖国大家庭的历史,如果没有和硕特蒙古族,那都将失去它应有的光辉。当时,和硕特部落的游牧地推进到北自额尔齐斯河中亚古斯河、巴尔咯什湖东岸,南到塔拉斯、楚河一带,东部则与哈密为邻。

17世纪30年代和硕特部落首领顾实汗率领卫拉特联军,由今新疆地区攻取青海,继而统一青海高原,建立了和硕特汗廷,汗庭统治青藏高原长达80余年,时间上与清崇德、顺治、康熙三朝(1636-1722年)大体相当,由于和硕特汗廷的建立,青海至今成为卫拉特蒙古聚居区之一,对蒙藏社会政治、军事、宗教文化诸方面都有重要影响,这是卫拉特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和硕特蒙古势力从进入青海到最后在西藏的结束,经历了顾实汗、达延额齐尔汗、达赖汗、拉藏汗四代人的经营。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统治青藏高原,这在青藏地区的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原来属于青海一带的蒙古各部纷争的局面,统一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而且也使蒙藏两在民族间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因此,和硕特蒙古进入青藏高原,其地位和作用应给予正确的评价和硕特蒙古的祖先在蒙古高原北部及贝加尔湖西南、北方额尔古纳河下游和海拉尔河下游呼伦贝尔草原及科尔沁草原等广大的森林地带。

冷兵器时代大蒙古帝国的互联网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王者,连亚历山大、凯撒大帝都不能与他同日而语,他创造的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更无人能够改写,可谓地球上最后的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蒙古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最北方到北冰洋,最南方达波斯湾和西沙,最东方至朝鲜半岛,最西方在波兰境内(部分匈牙利),蒙古帝国总面积达到三千五百多万平方公里,在鼎盛时期曾达到4500万平方公里。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展现了蒙古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最大的生存范围!蒙古帝国最大疆域的形成,是在蒙哥汗之弟旭烈兀统帅的第三次西征当中,公元1260年4月6日,当旭烈兀的大将怯的不花统帅的蒙军成功攻克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之后,蒙古汗国的势力范围已经抵达西南亚。同时,汉人大将郭侃还成功夺取了小亚细亚半岛和地中海的富浪国(今塞浦路斯岛)。

至此,蒙古汗国这个由东方兴起的雄壮帝国达到了历史的极盛时期!据专家考证,在高科技发达的美国版图上,现今很多地名使用蒙古语命名,但是历史上从未有人证实过蒙古人的铁蹄踏过美洲大陆,令人匪夷所思。而令人匪夷所思的不仅仅只此一点。

现代社会互联网借助电传信息改写了人类历史,把整个世界用无形的纽带紧紧相连。互联网的确是当今人类最伟大的创举,它推进了世界文明进程。蒙古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为辉煌璀璨的文明,当时蒙古帝国版图已经达3千万平方公里之多横跨欧亚大陆,在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成吉思汗是如何传递信息统辖偌大的蒙古帝国?而冷兵器时代13世纪蒙古王成吉思汗是如何将互联网写进蒙古帝国的辉煌历史的?这要从蒙古立国的元大都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哈拉和林说起。

从元大都哈拉和林出发到远东欧洲现今俄罗斯境内的里海,行程约2万多公里,当时传达信息的唯一工具是蒙古马。如果派将士骑蒙古马以最快的速度到达里海少说也需要2个月之多的时间,在军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靠这样的时速传递军令,是远远不能实现已经达3千万平方公里蒙古帝国版图的统治的。成吉思汗无愧于伟大的王者,他的英明无所不能。在哈拉和林到里海两万公里的路途,他下令建立四十个军中驿站,建立了四十个驿站命令必须以当时最快的飞速度四十天到达里海,两万公里用四十天的神速是13世纪的交通史上绝无仅有。成吉思汗命令挑选训练优良品质的蒙古马和骑手,一个骑手每走一个驿站派备两匹训练有素的蒙古马,一匹马载骑手,一匹马上备足军粮风干牛肉酸奶马奶酒炒米,这些蒙古独特的高级营养品补充了士兵足够精良的体力耐力,飞速的马儿跑累了,蒙古骑手便飞身另一批体力充足的蒙古马,用这样的方式轻而易举以一天的飞速行程到达一个驿站,用四十天的时速到达远东里海,令欧洲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百思不得其解。此后这种奇特的互联网驿站星罗棋布合众连横遍布三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蒙古版图。成吉思汗发明的互联网为他征服欧亚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辉煌的蒙古文明,成吉思汗无愧为世界历史上一代最伟大的君王。

中国的所谓“少数民族”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对少数民族的称呼比较多,不过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无论这些名称的称呼和用词,都带有严重的歧视和贬义色彩。是汉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排斥。

而“少数民族”这一称呼很可能来自与英文的“minority”一字。“minority”的意思就是“少数者”的意思。或用“少数”两字来称谓其他民族。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也罢,从人口数量考虑的也罢,所谓“少数民族”指称,是不尊重其他民族和鄙视其他民族的一种称为性质。从而总是被人指着鼻子说“他是个少数民族”。感觉自己是“少数者”,或是一个“弱者”。从而执行从权威的压制“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那些行政命令。“多数”和“少数”的分别,不仅仅是称为上的区别,更深层次的含义是把民族属性推向了对立面。汉人是“多数”,“多数民族”必须压制和统治“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必须服从,依附于前者,必须服服贴贴甘心做“小兄弟民族”。进而那个所谓的“多数民族”可以明目张胆地欺负和任意摆布、同化其他民族,形成另一个离奇的大“中华杂种民族”。

其实人们养狗和挑选狗的时候还特别看重他的“纯种”和“血统性”呢!因为纯种狗保持着他的先天优越基因。看看那些杂种狗,最后只会沦落为人人喊打的流浪狗,还有在赛马场,跑得最快,且价格最昂贵的是那些具有优良血统的种马。还有种牛,种羊等。何况人呢!

《继续努力吧》-- 唯独坚持和决心才是万能的!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坚持”
人才也不能:最普遍的还是没有成功的人才
天才也不能:无作为的天才几乎成了格言
教育也不能:这世界充满了受教育的废弃物
唯独坚持和决心才是万能的!

附英文稿:

Press On
By Calvin Coolidge

Nothing in the world can take the place of persistence.
Talent will not; nothing is more common than unsuccessful men with talent.
Genius will not; unrewarded genius is almost a proverb.
Education will not; the world is full of educated derelicts.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Alone are omnipotent.

卡尔文· 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是美国第30位前任总统(1923年-1929年 ) ,共和党 。

卡尔文·柯立芝简历:John Calvin Coolidge(1972-1993)生于佛蒙特州(Plymouth),原名约翰。1895年毕业于安姆赫斯特学院,改用卡尔文为名。毕业之后在Northampton, 麻萨诸塞州做律师,1899年入步政界。他还当过沃伦·G·哈定的副总统和麻萨诸塞州州长。柯立芝在1921-1923年就任副总统。他是很早用收音机的人,在做总统时有好几个第一次:他的宣誓演讲是第一个在收音机广播的总统宣誓演讲;1924年2月12日,他在收音机广播第一次政治性演讲 ;同年2月22日,他在白宫发表收音机演讲 ;柯立芝是最后一个没有试图干预自由市场的美国总统,让经济周期听其自然。在他的总统的职务期间,美国体验了经济狂长的一个期间,所谓的咆哮的二十世纪(Roaring Twenties)。 柯立芝不仅能降低税律,而且减少了国债。

南蒙古蒙古文图书发行量陡降

目前蒙古文图书发行量出现下降趋势,有很多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当局不尊重蒙古语言文字,学了蒙古语言文字没有用武之地,找不到工作,不能当饭吃,受拜金主义影响, 不尊重知识,不尊重蒙古人知识分子等。当今社会风气是蒙古族人也不崇尚知识,不爱读图书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古以来,我们蒙古族人有着尊重读书人,崇尚知识和图书的优良传统。但是当今大部分大众认为,读书是为了找工作,读书是为了升官发财。可没有几个人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民族和个人文化素质。

农村牧区的群众当中喜欢读书的人更甚少,少数喜欢读书的人也自己不愿意买书,买不起蒙古语书,用蒙语能读到的书籍少得可怜,当局不审批书号,蒙古人写的书无法出版,所以也就从内容和类型上无法丰富蒙古语图书市场。这跟蒙古国家图书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也从而导致蒙古人青年一代缺乏读书的兴趣和购置典藏图书的习惯,买书的时候就没有了钱,但是吃喝玩乐的时候很有钱了,在物质的享受上,他们从来不会珍惜金钱的。

在这么一个不崇尚民族语言历史文化,不崇尚民族知识的社会里,人们的文化素质都是普遍很低的。已经没有了任何民族信仰和民族道德标准的那些人们,天不怕地不怕,金钱和官权地位已经成为人生价值观。为了金钱,人们不怕挖祖坟,因为没有文化,从坟里拿走的只是金银珠宝,其他什么图书档案类的,都给烧掉了。

在内蒙古社会交际当中,蒙古人科学家、教师、作家、翻译、编辑、记者等脑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特别低,从而薪酬也很低。可是当局的电信部门等的一个官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特别高。凭什么这种人的薪酬偏偏是那么高?难道知识分子的劳动不如他们的劳动一样值钱吗?!也许聘用高级知识分子来当官或做事,其效果肯定是好的多的多。

我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当你下乡或作客的时候,主人来介绍你的时候,非得给你找个官衔来介绍你不可。如果你没有什么实际的官衔,那也得介绍你是什么什么组长、班主任或者编造一个官衔套给你的。已经是21世纪知识时代了,可我们社会还是用过去的汉人封建观念来行事,其不是很可笑的事情不是吗?!

总之,被一个不崇尚知识,不爱读书,拜金主义泛滥,无法热爱和承传、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社会里,蒙古文图书发行量肯定会陡然下降,甚至会走向灭亡,死亡。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一、该条例起草的历史背景

(一)起草该条例的法规建设背景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5月1日,是实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由科学理论开始成为伟大的社会实践。”(司马义.艾买提与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就《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工作谈话时的讲话,内蒙古人民政府网报道。2006.7.1)

蒙古民族是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区域自治的主体民族,蒙古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及社会职能问题一开始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1947.5] 第五条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的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消除一切民族间的隔阂与成见,各民族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各民族自由发扬本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与革命传统,自由发展本民族的经济生活,共同建设新内蒙古。”(引自《内蒙古统战史史料选编(一)》,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1987.7,页387)第十二条又规定:“普及国民教育,增设学校,开办内蒙古军政大学及各种技术学校,普及蒙文教科书,发展蒙古文化。”(同上,页388)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语言和法律条文肯定了蒙古语言文字的平等地位和社会职能。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自治区民族语文工作的政策/法规建设逐步得到加强。由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颁发的政策/法规性文献有:

1.于1953年7月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关于反对忽视民族语文倾向及进一步加强民族语文工作的指示》。指示共七条,其中的第一条规定:“结合民族政策的学习,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有关部门对通过民族语文进行工作以及在发展民族语文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进行一番检查。肯定成绩,批判错误,从理论上政策上教育干部,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解决现有问题。”第二条规定:“在干部当中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蒙文学习是开展蒙文工作的关键。”“有一定蒙文基础的同志要认真地继续学习,保证在一定时间内达到会用的程度;会蒙语不会蒙文的同志,要学会蒙文,在蒙古干部当中进行蒙文扫盲;不会蒙语的同志,一般要学会日常的会话,再继续提高;直接和不懂汉文汉语的蒙古群众及其干部长期接触并进行工作的汉族干部也要学习蒙文蒙语。各机关的领导同志要重视此项学习,学习时间要有保证。群众中的扫盲工作,日常讲蒙语的地区,一律以蒙文进行扫盲。蒙古小学一般要采用蒙语课本,从四年级开始,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再适当增加汉文。各地蒙古中学的课程可依据将来升学和工作等各方面情况,规定各地蒙汉文的比例。”第三条规定:“党政群各机关发出的各种文件、指示,要用蒙文翻译。牌匾、标价、登记表格、证明书等要做到蒙汉文对照,各种公共场合要解决蒙古老乡语言上的困难,各种会议要设翻译;第四条规定: “有计划地培养蒙文干部,奖励好的蒙文著作、编撰、翻译”;第五条规定:“开展蒙文研究工作,建立蒙文研究会;”第六条规定:“加强党政对蒙古语文工作的领导”;第七条规定,编制委员会、组织部门、人事部门和财政部门要解决随着语文工作的加强而发生的必要的编制问题、干部调配问题和各项经费问题。

该指示的颁布,掀开了蒙古语文工作政策/法规建设的第一页,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欢迎。

2.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现称“人民政府”)于1962年8月29日以[62]蒙语办哈第590号文件批转各地实行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共六章(四十条),其中有总则、蒙古语文的使用、学习、规范、名词术语、翻译工作、科学研究、培养蒙古语文工作者、组织领导等。该条例草案的制定,基本纠正了1957年反右斗争中出现的“左”的干扰,吸纳了自治区成立15年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使蒙古语文工作的措施体系得到了充实和完善。其第一条规定:“进一步发展、丰富、充实和加强蒙古语文,充分发挥其为自治机关行使职权和为广大蒙古族群众交际工具的作用,以促进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发展,使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三条又规定:“蒙古语文工作中必须尊重蒙古语文的内部发展规律。要按着蒙古语的发展规律去处理蒙古语文发展、丰富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不断地吸收其它民族语言中,特别是汉语文中适合自己的东西,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3.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民委员会于1963年2月9日联合颁发的《关于加强民族文教卫生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包括民族语文工作、民族教育工作、民族文化工作、民族卫生工作等四段。关于民族语文工作共列八条,第一条规定:“蒙古语文是内蒙古自治区机关行使职权的工具,是广大蒙古族群众的交际工具,是重要的民族形式。发展、丰富、充实和加强蒙古语文,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是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第二条规定:“必须充分发挥蒙古语文在自治机关行使职权中的作用。”同时规定了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并行的一系列内容和加强翻译工作的措施。其中明确规定“翻译人员的待遇要适度提高,认真实施内蒙古人民委员会公布的‘调整翻译工作者级别待遇的方案。’”第五条规定“加强自治区的蒙文出版机构,提高蒙文书籍、报刊的质量,大力加强发行工作。”第六条规定“蒙族干部学习并掌握蒙古语文,在汉族干部中提倡学习蒙语,在蒙族居住较多地区和牧区工作的汉族干部,要积极学习蒙语;不懂汉语文的蒙族干部,也要积极学习汉语文;对于民族语文工作有成就的以及积极学习民族语文的干部,定期地给与奖励。”第七条规定“在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三个自治旗工作的干部和商店、医院、交通、邮电等部门服务的工作人员,要积极学习当地民族语言。”第八条规定“健全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加强民族语文工作的领导。”关于民族教育工作共列八条,第二条规定小学分四种:全用蒙古语文教学;以蒙古语文教学,从五年级开设汉语文课;以蒙古语文教学,三年级开设汉语文课;以汉语文教学,三年级开设蒙古语文课。中学三种,高等学校三种。

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于1962年4月19日以蒙文办刘字第206号文件颁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学习与使用蒙古语文奖励办法》。该奖励办法共九条,第一条为制定该办法的目的;第二条为奖励办法;第三条为奖励条件;第四、五、六、七、八条为相关程序。第九条规定“过去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公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学习使用蒙古语文奖励办法’等,同时予以废止。”

5.2001年9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内政发[2001]99号文件颁布实施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学习使用蒙古语文奖励办法》,该办法共五章,其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为奖励条件; 第三、四章为奖励办法、组织领导和审批程序等;第五章规定原《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学习与使用蒙古语文的奖励办法》同时废止。

6.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于1996年4月16日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市面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并用管理办法》(共十二条)颁布实施。

7. 由包头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2年3月21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实施的《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该条例共十四条,其中对法律范围的界定和处罚措施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对全区的市面用文法制化管理起到了引领性作用。蒙古语文工作的法规建设方面起步比较早的地区中有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和乌兰察布市以及相关的旗县(市)。

(二)起草该条例的政治背景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蒙古语文事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另一方面,蒙古语文工作也受到过“左”的干扰,蒙受过十年动乱即“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粉粹“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自治区蒙古语文界在内蒙古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和指导下,召开蒙古语文工作务虚会议等一系列研讨会,积极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回顾并反思蒙古语文工作的历程,总结蒙古语文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方向,帮助少数民族繁荣发展民族语言文化。而“四人帮”所坚持的反动政策恰恰与此相反,他们污蔑少数民族语言是“鸟语獸言”,从根本上否定民族语文的多元化发展方向,妄图取消民族语文工作进而消灭民族语文。在十年动乱期间,几乎所有从事蒙古语文工作的中年以上学者和相当一部分青年学者全部被打成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内人党”“蒙修特务”。“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蒙古语文界的同仁们,从“牛棚”中爬了出来,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和污泥,尖锐地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们在讨论中说,纵观50多年来的民族语文工作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开展蒙古语文工作既是贯彻党的政策需要,也是开展实际工作的需要。党的使用发展民族语文的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是没有前提的。我国历届宪法都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学者们还指出,在不少公文中阐述蒙古语文工作的必要性时往往出现这样的说法:“我旗的蒙古族人口中仍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懂或不太懂汉文汉语,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做好蒙古语文工作”云云。(不便于公开文件名)这种“有条件”地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的宣传,是与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方向是有矛盾的。

大家异口同声地呼吁:“要想贯彻落实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只有正确理解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实质,制定并实施以民族语言文字多元化发展为方向的语言文字法规才能够有效地保护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化。”

(三)完成新时期蒙古语文

规范化 信息化工作任务的需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20世纪末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出的伟大抉择。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我们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随着经济一体化、农牧区城镇化和信息处理网络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与发展的工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拉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去遵循同一规则,参加全球经济大循环,在一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个性削弱和丢失,丧失自我发展的内涵支撑。所以我们要注意在经济全球化中趋利避害,克服文化单一化弊端。”( 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同志在世界汉语大会前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见教育部网) “语言文字及它所记录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但是,农村城镇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将使一些语言濒临危险,甚至可能消亡,从而严重威胁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一种语言消亡,它所承载的文化常常也会随之消亡,这将是人类文化的严重损失。语言资源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要珍视它,保护它,开发它。只有实现了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才能更好地保护和有效开发、利用民族语言资源。” “今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语言文字是少数民族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和民族认同的重要体现。做好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作,有助于民族地区的日常交际和信息化,有助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各民族语言的平等政策是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具体体现。要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快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提高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水平,促进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的发展。” (原国家语委主任袁贵仁在乌鲁木齐举行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标准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5.8)

这也正是新时期蒙古语文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而这项任务的完成则需要有一个明确而强有力的语言法规才有可能实现。

二、起草条例的过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的历史经验,1980年4月间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语委”经请示人民政府有关领导批准,启动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起草工作由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主任舍那木吉拉负责,时任语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甘珠尔等人执笔起草。从1980年开始起草条例到2004年正式通过为止整整花费了24年的时间。

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1988]第7号文件中明确指示:“自治区语委要尽快组织人员起草《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送政府审定。”

1990年自治区语委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汇报了第五次修改该条例草案的情况,并听取了政府领导对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接着自治区语委根据政府领导的修改意见,又作了一次修改,拿出了第六次修改稿。

1993年自治区语委向自治区人民政府上报了 “自治区语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蒙古语文工作的报告”,并请政府转发各地执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以内政发[1993]第66号文件转发了自治区语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蒙古语文工作的报告”。自治区语委在报告中说:“《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广泛征求意见,现已基本成熟,准备提交自治区人大审议后颁布实施。”接着,自治区语委于 1993年8月31 日以[内语字]第10号文件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送审《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草案)》”。

2003年6月25日自治区语委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办报送了2003-2007年立法规划建议项目的公函,该函称:“根据贵办内政法发[2002]5号通知精神,经研究,我委确定《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为立法建议项目,请予审定。”公函所附的立项报告书中强调指出:“建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或轻视蒙古语文的倾向,往往在实际工作中得不到与汉语言文字同等的地位。这就需要立法来加以解决事实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该报告书的第二段中谈到“调整对象和范围”时说:“一是全面系统地阐述蒙古语文在自治区内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明确学习使用繁荣发展蒙古语文的基本政策;三是明确规定蒙古语文工作的各项保障措施。报告的第三段中提出了内容构成:总则、蒙古语文的学习﹑蒙古语文的使用、蒙古语文的规范化和科学研究﹑蒙古语文的管理机构及职责﹑奖励与惩罚﹑附则等七章。在第四段中建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于2003年列入立法计划,2004年审议出台。”

2004年自治区语委与政府法制办先后召开10次会议与自治区有关部门协商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研究修改条例草案。同时还组织人员深入基层,广泛听取盟、市、旗、县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内常发[2003]72号文件精神,自治区语委与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组成考察团于2004年5月12日至26日在新疆和西藏进行学习考察,并吸纳了新疆和西藏民族语文立法方面的经验。

2004年8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杨晶以内政字[2004]283号文件,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草案)》议案。文件称:“《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草案)》”已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2004年第九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提请审议。

2004年9月22日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次审议《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草案)》,自治区民委(语委)副主任特古斯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就该条例草案作了说明。

2004 年9月23日分组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为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和繁荣发展,制定这个条例是十分必要的。同时组成人员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会后,内蒙古人大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自治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组成调研组,分别到锡林郭勒盟和通辽市,针对条例草案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调研。2004年10月21日,内蒙古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人民政府法制办、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厅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就条例草案的修改进行了座谈,并根据组成人员审议意见、立法咨询顾问的意见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对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2004年10月27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内蒙古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办、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大家对条例草案的大部分款项表示赞同和支持,对于部分条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进行了修改。

2004年11月26日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次审议《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草案)》(已经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9次主任会议决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阎华在会上做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草案修改稿)》修改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草案修改稿既表决稿,该条例的修改过程宣告结束。

社会上曾有过一种传言,认为《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迟迟不能够得到通过的主要原因是有些领导不愿意出台这类法规。事实证明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谣传。在领导层中,对于出台蒙古语文工作条例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出台一个什么样的条例有些不同的意见。根据当事人回忆,从八十年代初以来,多数人主张出台一个操作性强、措施体系到位、“含金量”高一点的条例才有真正的实际意义。他们一致认为,出台一个不伦不类的条例,还不如不出台的好。而多数人的这种意见恰好得到了自治区党政领导的认可和支持。

三、主要条款的内容及修改的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的起草和修改过程比较长,先后修改过十多次。而每一次修改的过程就是一次不同意见和不同主张的踫撞,同时也是参与此项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共同提高并统一认识的过程。人的认识水平受很多方面的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起草修改一部法规性文件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从起草并修改的过程来看,凡是参与此项工作和讨论的人员,都是认真负责的,都是善意的,其目标都是为了出台一部高质量的蒙古语言文字法规。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的起草与修改过程中使有关的措施能够达到体系化,同时为了防止出现法规措施上的疏漏以及偏差,大家都作了十分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为说明问题起见,以自治区语委送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草案)>>(1993.8.31)﹑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杨晶提交给自治区人大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草案)>>(2004.8.23)﹑内蒙古自治区人大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2004.11.26)等三个稿件按时间顺序排列成稿①、稿②、稿③,加以对比,并适当作些评述。

(一)制定蒙古语文工作条例的目的和依据 准确地表述制定<<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是制定本条例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关系到该条例的性质及引领性方向。

很显然,<<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是保障蒙古语言文字繁荣发展的法规。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产生过分歧。然而在表述制定本条例的目的方面,却有过重要的改动。

稿①中表述:“为了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繁荣发展,提高各族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条1)

稿②中表述“为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繁荣发展,提高蒙古族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条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十一、十二次会议对蒙古语文工作条例的目的和依据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宝音德力格尔等组成人员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们说,把蒙古语文仅仅定位在 “交际工具”的高度,这是远远不到位的。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要从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蒙古语言文字本身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学习使用制度化的高度去考虑问题才能使其贴近这项工作的本质属性。这样,最后通过的正式条例基本采纳了上述意见,稿③中表述为“为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学习使用制度化及其繁荣发展,使蒙古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条1)这样的表述,反映了新时期蒙古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提出了蒙古语言文字本身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及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工作的制度化,接着又规定了繁荣发展蒙古语言文字,更好地发挥其社会职能的内容。

(二) 蒙古语文的地位 自治区语委提交人民政府的条例草案没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一条中规定的“同时使用几种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这一规定。稿①中表述为“蒙古语言文字是全区通用语言文字,是行使自治权的主要工具,自治区各级国家机关执行职务时,应当并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条2)对此,自治区民委有关负责人在条例草案的说明中解释说:“这主要考虑到,我区蒙古族人口只占全区总人口的16.96%。另外,蒙古民族居住情况从整体上看大杂居小聚居,再加上蒙古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情况也不尽相同。”(2004.9.22,自治区十届人大第十一次会议)

对此,稿②表述为“蒙古语言文字是自治区的通用语言文字,是行使自治权力的主要工具,自治区各级国家机关执行职务时,应当并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条2)

最后,稿③修改为“蒙古语言文字是自治区的通用语言文字,是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自治区各级国家机关执行职务时,同时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可以以蒙古语言文字为主。”(第二条)

稿③的上述表述十分贴切,一是它没有违背区域自治法的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二是内蒙古自治区60年来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是按上述精神进行工作的;三是正确界定了“同时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可以以蒙古语言文字为主”的范围。

(三)蒙古语标准音 根据国务院关于八省自治区蒙古语文协作工作的[1974]3号文件和[1977]138号文件精神,于1979年9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第三次八省区蒙古语文专业协作会议,讨论确定了中国蒙古语言的方言划分、基础方言、标准音和蒙古语音标方案。1980年3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以[1980]80号文件转发了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关于确定蒙古语基础方言、标准音和试行蒙古语音表方案的请示报告》。文件规定:“以我国蒙古语中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土语为标准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于1982年9月28日以[1982]193号文件《转发自治区语委关于在全区推广蒙古语标准音的几点意见的报告》。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以[1981]25号文件下达了《关于下达推广蒙古语标准音的宣传要点的通知》。以上三个文件均使用了“我国蒙古语”“国内蒙古语”“中国蒙古语”等词,其含义和概念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境内的蒙古语。

据此,稿①表述为“蒙古语以中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土语为标准音。积极推广蒙古语音表方案,要以标准音进行规范蒙古语。”(条30);稿②表述为“中国蒙古语,以中部方言为基础,以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土语为标准音。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广蒙古语标准音。”(条3)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条例》是地方性法规,不应确定“中国蒙古语”的 标准音。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内蒙古人大法制委员会综合各方意见后将该条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广蒙古语标准音,自治区以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土语为蒙古语标准音。”(条3)会议期间,有的组成人员还提出了应当增加“统一蒙古文标准写法”的内容。据此,稿③表述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广蒙古语标准音和统一蒙古文标准写法,自治区以正蓝为代表的察哈尔土语为蒙古语标准音。”这样一来,即明确了标准音的推广依据,又规定了统一蒙古文标准写法的内容。蒙古文书写法的规范化是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方面,但是在过去的有关蒙古语文工作的法规中没有规定过明确的条文,因而在蒙古文的书写规范化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这次能够把它写进去,适应了蒙古文书写标准的规范化需要。

(四)蒙古语文工作经费 关于蒙古语文工作的经费问题,是本条例中备受关注的一个条款。从修改草案的过程来看,在稿①中没有写蒙古语文经费方面的条款;稿②中表述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一定数额的蒙古语言文字工作专项经费。各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蒙古语言文字经费纳入本级财经预算。”(条5);稿③中规定“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蒙古语言文字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经预算。”(条5)

把蒙古语文工作经费问题纳入各级政府财经预算,也是本条例的重大突破。过去,对于蒙古语文工作经费的预算投入和开支方面很不平衡,各个地区和单位在操作上随意性也较大,因经费奇缺而不能开展工作的情况比较常见。这次条例中规定了经费预算的条款,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改观。

(五)蒙古语授课教育的资金投入 对于蒙古语文授课为主的民族教育的资金投入不足,是困扰教育界的一个难题。从条例草案的修改过程来看,稿①中没有写资金投入方面的条款;稿②中表述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逐年增加民族机动金,加大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教育的投入。”(条9)讨论中大家认为没有必要提出通过增加民族机动金的办法来增加蒙古语文授课为主的民族教育的资金投入,根据组成人员审议意见,稿③中将该条修改为:“自治区人民政府逐年增加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教育的资金投入。”( 条9)

(六)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 对蒙古语文授课为主的民族教育实行优惠政策和资金补贴的条款,在稿①中没有得到表述,在稿②中表述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校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生实行减免学费、杂费、发放助学金、奖学金等制度。”(条10);在稿③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校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生减免学费、杂费、教材费,实行助学金、奖学金制度,保证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条10)从上述条文中可以看出,正式颁布的条例所列措施基本体系化,该写的内容基本都被包括在内。

(七)增设专业 扩大预科班计划单列 在稿①中表述“根据自治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自治区现有各类高等院校根据需要积极创造条件,扩大或增设以蒙古语文授课为主的系或专业。自治区高等院校,对以蒙古语文授课为主的实行单列招生,根据需要和学校的办学条件逐步增加招生人数。”(条10);在稿②中表述“各类高等学校根据自治区建设的需要,逐步扩大或者增设以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为主的专业。各类高等学校应当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专业实行计划单列招生,并逐步增加招生人数。”(条13);稿③规定“各类高等学校逐步加强或者增设以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为主的专业,并扩大预科班的招生规模,预科班应当招收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生。各类高等学校应当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专业的招生实行计划单列,逐步增加招生人数。”(条13)

(八)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在稿①中没有表述,在稿②中表述“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重点扶持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在稿③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特殊政策,拓宽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渠道,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接受用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大中专毕业生。”(条14)

(九)法律责任 关于法律责任的内容,在稿①中设了一条,表述为“对于违反本条例或歧视蒙古语言文字的单位和个人由蒙古语文工作主管部门视其情节,给与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条38);稿②中设立了三条:“违反本条理十六条规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条33,用蒙汉两种文字颁发公文的条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条34,社会市面用文应当并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条款) 违反本条例其他条款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由有关单位做出处理。(条35)稿③中规定了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条35,公文中用蒙汉两种文字的条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蒙古语言文字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3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条36,指市面用文的管理办法)

违反本条例其他条款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应当做出处理。(条37)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当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而没有使用,或者妨碍公民使用,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部门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条38)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条39)

从以上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稿①列了一条,稿②列了三条,稿③列了五条,使行政处分与行政处罚的条目越来越清晰化,便于执法人员的掌握和操作。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罚款数额应当缩小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的意见,稿③中修改为:“300元以上,2000元以下”,这也是符合法理的改动。

从总的来说,“法律责任”这一章,基本回答了违反或不执行本条例的话怎么办的问题。这也是过去历次蒙古语言文字法规性文件中所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十)蒙古语言文字津贴和翻译工作岗位津贴 在稿①中表述“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对能够熟练使用蒙汉两中语言文字处理日常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经蒙古语文工作管理部门与劳动人事部门批准可享受津贴。”(条36)

在稿②中表述“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开展工作并达到自治区规定标准的工作人员,享受蒙古语言文字津贴。”(条17)“…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人员,享受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岗位津贴。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从事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并获得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享受事业单位同等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工资待遇以外的其他待遇。”(条18);在稿③中规定:“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中,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开展工作并达到自治区规定标准的工作人员,享受蒙古语言文字津贴。具体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条17)“…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人员,享受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岗位津贴。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从事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并获得专业技术职务的,在医疗保险、住房和差旅费等方面享受同等专业技术人员待遇。”( 条18)常委会审议时有些组成人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两种岗位“不属于特殊岗位”,因此不应享受特殊津贴。在讨论中大家统一了认识,认为上述条款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蒙汉兼通的人员付出的劳动比单语人员多,有利于激励大家的学习使用蒙古语文的积极性,有利于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发扬和繁荣发展。若没有任何特殊一点的措施来激励蒙古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也就会失去制定该条例的实际意义。

蒙古语言文字津贴和翻译工作岗位津贴的条款,最终被纳入该条例,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目前,在国内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法规中尚未见到这类条款,蒙古语言文字条例中率先规定上述条文,相信会有一定的引领性作用。

四、该条例的实施及效果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实施一年多来,自治区领导高度重视该条例的宣传、贯彻和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通知”于2005年1月11日(内政办字10号文件)下达,进一步加大了宣传工作的力度。2005年5月1日、2006年5月1日开展了宣传日活动,并按条例的要求规范修订了过去的规章制度,加快了蒙古语言文字工作的依法管理进程。与此同时,各地区还开展了执法人员的培训工作,为提高其业务素质及执法水平,规范其执法行为打下了基础。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得到了自治区各族人民的热忱拥护和高度评价。

根据语言政策/法规的构成要素理论,该条例在指导方针(即:发展,还是使其消亡)上,坚定地按着党和国家关于民族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方针,确定了起草并修改该条例的思路;二是该条例所列条文即措施涵盖面较全、贴切到位,基本形成了保障蒙古语言文字学习、使用、研究、保护、发展的法规性措施体系。过去的法规性文件中提出过“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这次新增加了“标准化、信息化”和“蒙古语言文字工作的制度化”,既体现了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特点和任务,又为克服蒙古语言文字工作中存在的随意性倾向提供了法律武器。本条例中专门设置了“应当加强对蒙古语言文字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做好蒙古文古籍的抢救、搜集、整理、出版工作”(条33)、“蒙古语言文字跨地区间的协作和国际交流”(条34)、“对重点科研项目应当统筹安排、统一管理,并纳入自治区科学研究计划,拨付专项经费予以扶持”(条31)、“应当逐年增加蒙古语言文字广播、电视、电影、报刊、图书出版、网站的投资和补贴”(条28)等条款。三是每个条款的法律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职权范围明确,执法主体的任务清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自治区领导就深有体会地提出,蒙古族人口在全区人口中所占比例比较小,要想发展蒙古语言文字必须采取特殊的措施才能达到目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每一个条款的规定中都有一定的特殊措施要素,这也正是该条例的特点。而措施体系是政策/法规的生命。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实施一年多来,蒙古语言文字授课小学生的人数有所增加。根据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区报名上小学并征订蒙古文课本的小学一年级学生约10万名左右,到了21世纪初期,小学一年级征订蒙古文课本的学生减少到2万人左右。随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区建设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蒙古语文授课小学生人数开始出现上升趋势,2005年秋增加了近300名蒙授生,2006年又有所增加。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实施一年多来,社会市面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明显好转,国家机关发往蒙古族地区的公文基本做到了蒙汉文并行。党政机关翻译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得到加强。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信息化课题立项与实施工作有进展。《蒙古语语料库》、《蒙古语知识库》、《蒙古语术语数据库》、《蒙古语标准音推广研究》等重大科研项目获得资助。

参考文献:
①〈〈民族政策文件与领导讲话〉〉(蒙文版),民族出版社,1952年9月;
②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
③乌兰夫革命史料编研室编,〈〈乌兰夫纪念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④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民族团结革命史料选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
⑤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乌兰夫回忆录〉〉,北京,1989年5月;
⑥〈〈民族工作〉〉编辑部编,〈〈民族工作手册〉〉第八章〈〈民族政策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
⑦〈〈内蒙古日报〉〉1947-1957年间的相关报道与文章;
⑧色.贺其业勒图著,〈〈社会语言学 语言政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色.贺其业勒图)


附:《蒙古语工作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9号)

  2004年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现予公布,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2004年11月26日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2004年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学习使用制度化及其繁荣发展,使蒙古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蒙古语言文字是自治区的通用语言文字,是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

  自治区各级国家机关执行职务时,同时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可以以蒙古语言文字为主。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广蒙古语标准音和统一蒙古文标准写法,自治区以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土语为蒙古语标准音。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蒙古族公民学习、使用、研究和发展蒙古语言文字的权利,鼓励各族公民学习、使用、研究蒙古语言文字。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蒙古语言文字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蒙古语言文字的规划、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蒙古语言文字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 学习和教育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重点扶持以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为主的各级各类教育,培养兼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各类专业人才。

  第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逐年增加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教育的资金投入。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校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补贴,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生减免学费、杂费、教材费,实行助学金、奖学金制度,保证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

  第十一条 汉语言文字授课的蒙古族中、小学校,应当设置蒙古语言文字课程。

  第十二条 蒙古族人口较多的盟市,应当兴办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第十三条 各类高等学校逐步加强或者增设以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为主的专业,并扩大预科班的招生规模,预科班应当招收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学生。各类高等学校应当对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专业的招生实行计划单列,逐步增加招生人数。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特殊政策,拓宽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渠道,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接收用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大中专毕业生。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蒙古族聚居地区的农牧民,开展以蒙古语言文字授课为主的实用技术培训,加强实用技术培训的配套建设。

第三章 使用和管理

  第十六条 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公文应当使用蒙汉两种文字。

  驻自治区的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按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在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中,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开展工作并达到自治区规定标准的工作人员,享受蒙古语言文字津贴。具体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八条 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应当加强蒙古语言文字翻译机构和队伍建设,配备翻译人员。

  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人员,享受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岗位津贴。

  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从事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并获得专业技术职务的,在医疗保险、住房和差旅费等方面享受同等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待遇。

  第十九条 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召开大型重要会议时,应当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召开一般性会议时,应当根据与会人员的情况,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

  第二十条 各级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各级信访部门对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群众来信来访,应当使用蒙古语言文字接待和处理。

  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社会市面用文应当并用蒙汉两种文字。

  社会市面用文的具体管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三条 公共服务行业向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公民提供服务时,应当使用蒙古语言文字。

  第二十四条 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应当合理配备蒙汉兼通的工作人员。

  第二十五条 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录用、选拔国家公务员和聘用工作人员及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等各种考试,应当提供蒙古文试题,应试人员可以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笔试和面试。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蒙汉兼通的人员。

  第二十六条 各广播、电视、电影机构应当加强蒙古语演职人员队伍建设,编播和制作满足公众需求、内容丰富的蒙古语节目和影视作品,增加播放时间和次数。

  各级文艺团体应当增加蒙古语文艺节目。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蒙古语言文字教材、课外读物、音像制品、蒙古文报刊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和蒙古语言文字网站的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开辟多种发行渠道,鼓励商业、供销等机构代销蒙古文图书,提倡集体和个人开办蒙古文书店,并予以政策扶持。

  各级新华书店应当做好蒙古文图书的发行工作,并设置销售专柜。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年增加蒙古语言文字广播、电视、电影、报刊、图书出版、网站的投资和补贴。

  第二十九条 蒙古族聚居地区的基层文化站和图书室应当提供蒙古文图书、报刊,放映蒙古语影视作品。

第四章 科学研究和规范化、标准化

  第三十条 蒙古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应当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并重的原则,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发展。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蒙古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对重点科研项目应当统筹安排,统一管理,并纳入自治区科学研究规划,拨付专项经费予以扶持。

  蒙古语言文字科学研究机构和有关高等学校,应当有计划地培养蒙古语言文字科学研究人才,不断扩大蒙古语言文字科学研究队伍。

  第三十二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应当加强蒙古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作。

  自治区人民政府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应当组织蒙古语言文字等级考试,对以蒙古语为职业语言的在岗人员进行蒙古语标准音的培训和测试。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蒙古语言文字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做好蒙古文古籍的抢救、搜集、整理、出版工作。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蒙古语言文字跨地区间的协作和国际交流。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蒙古语言文字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3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条款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应当作出处理。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当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而没有使用,或者妨碍公民使用,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发布部门: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含常委会) 发布日期:2004年11月26日 实施日期:2005年05月01日 (地方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