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内人党”事件窥探

·巴赫（蒙古族）·

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通过挖肃“内人党”运动，对蒙古族人民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进而企图消灭蒙古民族的民族意识。相反，蒙古人从中受到启示，看清了中共的本质。

严家其、高皋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指出：“内人党”冤案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发生的最大冤案之一。”

一、文革最大冤案之一

　　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当“文化大革命”的恶浪在北京泛起之后，首先冲击到了内蒙古，使内蒙古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浩劫。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即有计划地开始对乌兰夫等蒙古族领导干部进行诬陷。华北局书记解学恭等人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报告，对于乌兰夫历来的讲话采取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手法，生拉硬扯地罗列了五条罪状，称“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一九六一年一月，为了让人们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域范围不仅是历史上形成的，而且是一九三五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划定的，是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后实现的，为此，乌兰夫决定向内蒙古的各级干部印发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一举动竟被指为“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而且歪曲事实，说一九三五年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是“当时党内教条主义者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发表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报告还诬陷乌兰夫“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发动修正主义政变”，还说乌兰夫“打击汉族领导干部，扫清推行民族分裂主义的障碍”，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解学恭等人这个“报告”精神的指导下，以揭发批判乌兰夫为中心发动起来的。这就是内蒙古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打倒乌兰夫》的社论，在报刊上公开诬蔑乌兰夫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份子，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是封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进而谎称是“当代王爷”。这些耸人听闻的罪名，就是为了进一步迫害乌兰夫等一大批蒙古族领导干部，为滕海清等人在内蒙古的全面夺权制造舆论。

　　在揭发批判乌兰夫的过程中，把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奎壁，自治区副主席、党委统战部长古雅泰，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以及一大批蒙古族干部打入所谓“土家村”、“云家店”，捏造成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以后逐渐扩大，株连之广，实属惊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内蒙古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夺权斗争的全面胜利，即内蒙古山河一片红。中共调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出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在成立大会上，滕海清大肆吹嘘夺权斗争的成就，进而诬陷乌兰夫等一大批蒙古族领导干部，还提出“深挖”所谓乌兰夫的死党和余党，扩大打击面。

二、“挖肃”运动及其迫害

　　滕海清既不学无术，又不懂民族政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打土豪，分田地”出身的武夫，唯一的本事是打人、整人、杀人。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很快发动了一场所谓“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运动，简称“挖肃”运动。这是内蒙古“文化大革命”进入另一个阶段的标志。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对文艺界发表谈话，讲了文艺界挖黑线问题。二十七日江青又在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步清理队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特务鼻祖康生说：“内蒙敌人是有很多的，有苏修的，有蒙修的，有傅作义的，内部有乌兰夫的。”并且面授机宜给滕海清这个忠实的走狗。

　　滕海清秉承江青、康生的旨意，明确提出在内蒙古进行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滕海清说“已经揪斗了一批乌兰夫的残党余孽，挖出许多叛徒、特务，以及重大政治案件线索。”“问题越揭越深，线索越揭越多，情况越揭越明。”“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挖黑线、清流毒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巩固政权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需要。”这六个需要把人为制造的“挖肃”运动，提高到了内蒙古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位置上，故一场灾难从此就开始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的社论说：“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十二日讲话发表后，我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闻风而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以乌兰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发起了总攻击。这场以挖乌兰夫黑线为中心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清理阶级队伍和群众专政紧紧结合，汇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的洪流。”这是对挖黑线运动来历及在内蒙古的重要性的说明。

　　四月十三日，滕海清在呼和浩特市军民大会上说：“我们正在开展的挖黑线肃流毒的人民战争，已经进入了向乌兰夫及其一切残余势力发动全线总攻击的新阶段。”他把“清流毒”改称“肃流毒”，这就是“挖肃”运动的来历。

　　四月二十三日，滕海清所控制的《内蒙古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煽动说，“发动全面总进攻，就是要在全区旗县以上的各条战线，一起出击，全面开花。斗争的重点是文教卫生、公检法和党政机关，其中公检法是重点。但是，既要狠抓重点，又要顾及全面。”可见，杀气腾腾，不可一世。把这场灾难性的“挖肃”运动推向了高潮。

　　于是，“揪叛联络站”、“揪乌联络站”、“揪哈联络站”、“揪黑手联络站”等“挖肃”组织，纷纷建立。

　　从江青到康生，经滕海清及其打手的精心部署，挖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再天，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朋斯克，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以及巴图巴根、博彦巴图、鲍荫扎布、木伦、义达嘎、巴图等一大批蒙古族领导干部被打入“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将他们渲染成为该集团的左一套班子，右一套班子，明班子、暗班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将内蒙古的蒙古族干部，无论是西部的，还是东部的，绝大多数都被打入了“乌兰夫叛党集团”。

三、假“内人党”搞垮蒙古人

　　由于毛泽东疑心蒙古人有二心，特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赴内蒙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内人党”事件，挖“内人党”不仅挖到了蒙古包，而且挖到了羊群里，使蒙古族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上百万人受到株连，七十至八十万人遭逮捕和关押，近十万人被迫害致死。最后，一向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发现情况不妙，只说了一句：“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同时，将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降级为省军区，归北京军区管辖，又调六十九军、四十二军进驻内蒙古，与二十七军和三十八军联合实施全面军管，名为抵御外敌，实为防止蒙古人暴动。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对滕海清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在康生的指使下，“挖肃内人党”便成为主要目标。

　　所谓“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文化大革命中简称为“内人党”。内蒙古历史上有两次“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国际、蒙古人民革命党（即今蒙古国）以及冯玉祥等均派代表出席，其目标是实现自治。白云梯（国民党员）当选为委员长，郭道甫、包悦卿等当选为中央常委；共产党员吉雅泰、李裕智等当选为中央执委。后来，共产国际插手这一组织，清除了国民党人白云梯、郭道甫等人，故分裂为左、右两翼，分别投靠共产党和国民党。至三十年代中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名存实亡。

　　一九四五年八月，内蒙古东部的蒙古族知识份子和蒙古青年，第二次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党部，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一九四六年三月，又改组为“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四月三日，在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上，以乌兰夫为代表的共产党势力得胜，归顺共产党的哈丰阿、特古斯等人都一个个升官晋爵，一些反对派遭到清算。这就是是历史上的“四三”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乌兰夫是个汉化和俄化的共产党的忠实信徒，不会讲蒙古语，在中国共产党的导演下，依靠共产党的势力，分化瓦解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搞垮倾向于民族自决的政治势力，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为毛泽东打江山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后来，乌兰夫官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星上将、国务院副总理、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民委主任，还独揽内蒙古的党、政、军大权，红得发紫。但是，好景不长，这个早期投靠延安的留苏派、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最终被毛泽东无情地抛弃了。这颇具讽刺意味，历史就是这样愚弄人。

　　其实，说乌兰夫对抗党中央，要搞民族分裂，则是对他的冤枉。振兴蒙古民族的雄心壮志和民族气节，一点都谈不上，说他只会替共产党卖命，倒是一点也不假。

　　为了搞垮蒙古人，滕海清秉承陈伯达、谢富治和康生的指示，竭尽全力把“挖肃”运动引向了挖“新内人党”。滕海清及其打手们使用极其残酷的逼供手段，从曾经参加过一九四五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人身上，寻找“内人党至今有地下活动”的线索，把哈丰阿、特木尔巴根、朋斯克等一批早期投奔延安，紧跟共产党的蒙古族干部说成是：“钻入共产党内，窃据要职的民族分裂主义份子、内人党。”并向林彪报捷。

　　为了让人们相信他们编造的谎言，把早已被公安部门认定的反间计“二零六案件”重新抛了出来，作为“内人党”存在的证据。

　　所谓“二零六案件”，即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内蒙古公安厅三处突然接获一信寄自集宁的信，信中称：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开了由二十二名代表参加的“内人党”首届代表大会。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又召开了四十三名代表参加的“内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说该党有党员二千三百四十六名。

　　此信事关重大，内蒙古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由内蒙公安厅组成“专案组”负责侦破。并连夜报告中共中央，要求国家公安部协助破案。中共还决定加强对有民族情绪的人士的盯梢和跟踪，暗中访查老内人党成员的言论和行动，增派军队，暗布岗哨，等等。经过反复侦察，未能破案。最后的结论为：属于个别人的反间破坏活动。

　　当时，中苏交恶，形势越来越紧张，双方的特务也日见频繁。很难说此信不是ＫＧＢ反间计。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所设的一个“陷阱”。因为在整个挖“内人党”的过程中，从未发现任何材料能证实这一材料是事实。

　　然而，康生和谢富治听说此一案件后，如获至宝，认为这可能成为搞垮蒙古人的“重型炮弹”，立即召见滕海清及其打手们，令其以此为突破口，打垮蒙古人。

　　滕海清正要杀气腾腾地打一场挖“内人党”的歼灭战时，却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副组长高锦明从良心出发，反对再挖“内人党”。结果他被滕海清打成为内蒙古的“二代王爷”，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暗班子。

四、一场恐怖的深挖“内人党”

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是挖“内人党”的高潮阶段。

　　滕海清在中共的领导下，深入挖“内人党”的第一线亲自督战。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他大肆叫嚣：“从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现在不但军队里有，还被他们夺了权，有的已钻进革委会来了。”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中共领导人给滕海清下了一系列挖“内人党”的指令。康生说：“军队里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这是埋在我国北部边疆的定时炸弹，挖！决不能手软。”谢富治帮腔道：“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江青也煞有介事地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的”，“内蒙的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黄永胜接过来杀气腾腾地叫道：“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净。”这就等于明确告诉滕海清，让他把整肃的矛头指向内蒙古的党、政、军各级干部。

　　滕海清对北京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立即炮制了一份文件《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声称“新内人党是一九四六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份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份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力，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我党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一九六零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发展时期……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组织。”

　　经过这样一番离奇的捏造，终于勾划出一个以乌兰夫为党魁的庞大的所谓“新内人党”。结果，把内蒙古地区几乎所有的蒙古族干部及知识份子都划入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新内人党”名下，进行了一场残暴的迫害。

　　滕海清陆续派出了大批的工宣队、军宣队领导挖内人党的运动，后又组织起北京及内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使用蒙骗的手法，驱使工人、现役军人、青年学生打头阵。他们采取逼、供、信的手段，又处处私设牢房关押。由于这些军人、工人、青年学生大部分为汉人，所以整肃起蒙古人来一点也不手软。这样一来，一个空前的迫害狂潮就像洪水般地泛滥成灾。

　　为了配合这场恐怖的深挖“内人党”运动，滕海清还极力推广所谓的“伊克昭盟经验”，即对内人党徒决不可以手软，只有触及他们的皮肉，才能刺痛他们的灵魂。并且还推广了几十种极其残忍的酷刑。

　　滕海清授意和支持的这些法西斯组织，不仅可以私设公堂、任意刑求，而且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将抓来的人分给各单位关押，日夜审讯。一些受害者在逼供、诱供之下，屈打成招，乱咬乱供，把更多的人牵连进去。越扯越多，一时间人满为患，学校、工厂、办公室、寺庙等等都成为私牢。最后，大自军区司令、自治区主席，小至各中、小小学、幼儿园、街道办事处、农村公社和生产队、牧区蒙古包等等，到处都是牢房。

　　受害者在酷刑折磨下，出于无奈，编造假笔记、假文件、假党旗、假印章等。如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的白音公社的一位教师被迫交出“党纲十二条”，是逼供者故意放他回家伪造的；内蒙古军区一位军官不得已让妻子用孩子的红领巾假制了一个上面画有锄头和套马杆的党旗上交；伊克昭盟的一个受害者被迫伪造了一枚“内人党”印章，而所刻蒙文却不成字。经过一番折腾，挖出了一百多个内人党的变种组织。连草原上的民兵连也被打成“内人党”的变种组织，受害者被迫编造了一些组织名称，什么“井眼党”、“沙窝子党”、“黑虎厅”，等等，名目繁多，无奇不有。

　　在挖“内人党”的运动中，所有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时也有其他少数民族，有一些汉人也受到牵连。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等，都是家常便饭的事，还有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如在哲里盟曾有妇女被逼着与公牛交配；尚有两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两只灯泡。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惨状经历者不堪回首。断胳膊、断腿多是小意思。被迫害致死者竟达十多万人之多，上致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达理扎雅、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等；下至普通农、牧民，甚至还有妇女、儿童。

　　笔者的一位朋友（现在美国）就是受害者，当年她只有二十四岁，为小学教员，住边远地区，但也逃脱不了关进私牢长达六个月的命运。她全家受到清洗，她的两个老师被打死。凡是蒙古族的精英或知识份子，都是主要攻击对象。株连的人数之多，殃及的范围之广，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中共的国庆节前，中共总理周恩来接到其侄女自内蒙古偏远的边境牧区寄来的信，说：有十几户的草原蒙古包中，只有三户不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为蒙古人喊冤叫屈。但是，挖“内人党”为中共统治集团有计划、有目的的血洗蒙古民族的重大部署，周恩来也不可能出面制止。这使七十至八十万蒙古人民蒙受不白之冤，遭逮捕和关押，上百万人受到牵连，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种下了蒙汉冲突的祸根。

　　这里顺便提一下，挖“内人党”不仅限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同时也挖到了新疆、青海、甘肃和东北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区，只要是蒙古人，就难逃一劫。

五、“清理阶级队伍”另一种形式的迫害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活动。至于为什么要“清队”？清什么？怎么清？中共中央从未发过专门文件，作出任何规定和说明。所以各地只能自行其是，没有统一的政策和标准。

　　在内蒙古，“挖肃”运动和深挖“内人党”，也被视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部分，只是变换了一种提法而已。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滕海清及其打手们又抛出了一份文件——《关于在牧区划分和清理阶级成份的几项政策规定（草案）》，全面否定了中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一贯政策，决定在牧区划分阶级、斗牧主，分牲畜。在牧区划分牧主、富牧、上中牧、中牧、下中牧、贫牧等两个阶级，六个阶层。牧主、富牧是牧区的剥削阶级。这是滕海清等人对中共阶级斗争哲学的一大发展。这还不够，又要在蒙古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喇嘛中划分阶级，以喇嘛的学位来划分。真可谓千古奇闻！

　　凡是划分为牧主、富牧、封建上层、宗教上层份子的人，剥夺其公民权，没收他们的全部金银珠宝、大量现款、所有牧畜，冻结其所有的银行存款，直接归中共的国库所有。

　　林彪提出了一个歪点子，叫“政治边防”，强迫几十万蒙古人从边境地区向内迁徙，趁机向内蒙古大批移民。霎时间，翻天覆地，一片混乱。

　　为了扩大打击面，在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地区，尤其是在蒙古族农民中重划了阶级，使蒙古族的地主、富农的比例急剧上升。斗地主、牧主，分财产，极大地伤害了蒙古族人民。在宗教上，内蒙古境内的约一千五百座寺院被打、砸、抢，认为蒙古人信奉佛教就会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故要彻底砸烂。喇嘛所遭受的迫害，足令闻者毛骨悚然。

　　在批斗过程中，通常蒙古族牧民、僧人都不会讲汉语，只能讲蒙古语。而滕海清及其打手们没有人懂蒙古语，于是，冲着蒙古人骂道：“讲人话（即汉语）！不许讲牲口话（蒙古语）。”

　　从前，蒙古族聚居区社会中，藏传佛教的庙仓经济占农牧经济的相当比例，召庙有自己的土地、牧场、矿场、牲畜，喇嘛拥有很多生产资料。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以“破四旧”的名义，对蒙古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进行了全面的破坏。他们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制定指标，要求在三、四个月内采取“逮捕一批、集训一批、劳改一批、动员还俗一批、入学一批”的办法，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

　　仅以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为例，一年中拆毁召庙十四座，大小殿房二十七栋，共三百四十八间。没有拆除的用作关押喇嘛和蒙古俗人的私牢。佛教文物被毁坏殆尽，珍贵的“大藏经”等经典被付之一炬。除亩产归公外，甚至连喇嘛的个人生活资料也被没收。更有甚者，佛像被砸烂之后，佛头上巨大的钻石、红宝石等不翼而飞，即被那些目不识丁的军人所偷。

　　由此可见，“清理阶级队伍”如同“挖肃”、挖“内人党”一样，实质上是掠夺蒙古人的土地和财产，迫害蒙古人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六、蒙古族人民的愤怒抗争

　　由于“挖肃”运动、挖“内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旷日持久，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刑求方法也花样翻新，尤其在偏远的山区和草原，死亡和残伤的受害者不计其数。绝大多数人连“内人党”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却不明不白地成了内人党党徒；越来越多的所谓变种组织出现；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被打成“内人党”；挖“内人党”不仅从内蒙古挖到东北各省的蒙古族聚居区，而且挖到甘肃、新疆、青海的蒙古族中。蒙古族的许多传统活动和风俗习惯也被视为“内人党”的活动；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们觉得离奇。上百万人受株连，几十万人惨遭迫害，多少人又含冤而逝，使人们不得不思索，这是为什么？这个朴实、善良而又笃信佛教的骑马民族被激怒了。

　　蒙古人骑着马，冲破层层封锁，跑到北京，站在天安门前，默默地诉说内蒙古人民的冤情。最著名的是，内蒙古的“八百铁汉”，裸露着上身，将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的肌肉上，来到中南海（中共国务院办公室）门前，苦诉内蒙古人民所受的灾难。引来成千上万的北京市军民，人们极为同情，暗骂共产党丧尽天良。

　　蒙古人怎么想中共中央、毛主席也不会允许如此迫害蒙古人。但是，他们错了。毛泽东在铁的事实面前，并没有认错，授权周恩来起草了一份文件，只指出在挖“内人党”运动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善良的蒙古人这是才发现，毛泽东的批示说明：中共挖“内人党”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内人党是存在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也是真的，清理阶级队伍也还是对的，砸烂佛教寺庙都没错。这是一场骗局！

　　于是，引发了更为全面、彻底纠正挖“内人党”错误的抗争，人们把矛头对准直接责任者——滕海清。工人、农民、牧民、知识份子、干部、学生、蒙古族、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上下下，形成了一致行动，批判滕海清的错误，一时出现了空前规模的批滕运动。

　　从牢里被放出来的人到处揭发牢中黑幕，实在令人发指。死亡者和伤残者的家属闹上公堂，要求报仇和抚恤。滕海清的打手们见势不妙，纷纷销毁黑材料和打人证据，然后四散奔逃。

　　蒙古人的愤怒之情，随着种种惨案的公布于众而日益高涨。到处都有受害者及其家属举行的街头控诉会和刑具展览会，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高呼“向滕海清讨还血债！”“挖内人党是政治骗局！”还有许多死亡家属自发组织起来，起名曰：“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等等，都来到滕海清的官邸呼冤求救，哭天喊地，真是令人心碎。

　　结果，中共以“安定、团结”为借口，调滕海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正当蒙古族人民对所受迫害进行强烈抗争的时候，中共中央未经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盟划归甘肃省。最后，原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分之二领土被瓜分。

　　乌兰夫带领蒙古人干革命，为共产党卖命，结果，土地被瓜分，蒙古人无不痛心疾首，愤怒至极。这一决定，引起内蒙古进一步混乱。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古前线指挥所，统一领导内蒙古的工作。同时，把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降级为省军区，归北京军区管辖。又调六十九军、四十二军、二十七军和三十八军进驻内蒙古，用以对付蒙古人。

　　一九七零年一月八日，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所决定：现有党、政、军干部十九级（即科长）以上者，统统进入中共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洗脑子”。该班的班长是中共的特务鼻祖康生，政委是江青，顾问为周恩来。内部纪律像监狱，学习班长达两年多，创下了“学习班”之最。

　　从表面上看压住了社会秩序，但蒙古人并没有屈服。这更增加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仇恨，对汉人的排拒情绪。这也成为后来蒙汉冲突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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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与“内人党”冤案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　引自一九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一）
一九六六年夏召开的那次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使前门饭店永远载入了史册。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身兼中央和地方党政军十几种职务的乌兰夫，突如其来地遭到激烈批判和围攻，会后便如陨星一般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前门饭店会议挑开了内蒙古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腥红序幕，它也是内蒙古十年烽烟的第一场政治戮杀。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第十七天的时候，华北局工作会议也在前门饭店开幕了。中央和地方的会议交错举行，毛泽东当时的用意是∶以中央带动地方，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央终于批准撤销了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从此，乌兰夫被监护在北京，不能返回日思夜想的内蒙古了。

（二）
滕海清平素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而又暴躁，尤其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在内蒙古局势动荡复杂的情况下，中央派他来支左，真可谓人非其选。

　　此时内蒙古局势持续恶化。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康生把到京已经几天的滕海清召到钓鱼台谈话。康生对滕海清说∶“内蒙的敌人是很多的。”

　　滕海清随身带的秘书走笔如飞，一字不漏地记录着每一句话。

　　康生又说∶“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用的人就知道了，奎壁、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

　　二十八日中午，康生又打电话召来滕海清和高锦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应召赶来了。郑维山同滕海清一样，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一九五五年授衔的中将。

　　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

　　康生主观臆断，对内蒙古形势做了极为歪曲的判断。

　　滕海清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初冬的北京满目萧条。这两天，江青在北京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讲的是文艺界的“黑线”问题，江青说∶北京的文艺界必须大乱。

　　当时，滕海清刚好回北京汇报工作，得到了一盘江青讲话的录音带，如获至宝，立即带回内蒙古。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乌兰巴干在“文革”期间曾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位风云人物。

　　一九四九年，组织上派乌兰巴干到自治区党校学习。在学习期间，经审查发现∶乌兰巴干有过变节行为，但考虑到他当年入伍不久并且没有隐瞒，因此未按叛徒定性，只取消其侯补党员资格，转业到地方工作。

　　一九五八年，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后，又被选入建国优秀创作丛书，重排精装本，并多次重印，在当时广为流传。

　　乌兰巴干当上了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主席，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几年之后，“文革”风暴平地而起，乌兰巴干抢先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摇身一变，成了内蒙古文艺界造反派的头面人物。

　　那时，公安厅有个干部名叫丁ＸＸ，在四处造反的形势下，也想立上一功。他把自己以前工作上掌握的有关历史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档案和一些地方发生的案件材料，悄悄交给了乌兰巴干。

　　那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个女演员同内蒙古大学的一位男教师关系暧昧，被人发现。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教育或纪律处分一下也就过去了。可事情不巧，这位内大教师偏偏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后回国的人员。

　　乌兰干巴嗅觉很灵，感到其中有机可乘，便循迹而至。

　　他串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些人先把女演员关了起来，连续审问，逼她编造交代了有关参加叛国组织的情况，搞出了一份七八十人的名单。

　　小说家使出看家本事，结合丁ＸＸ提供的材料，写写划划，编编抄抄，不几天就整理出了一份材料—《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

　　乌兰巴干向“滕办”秘密送交有关“内人党”的材料，这是第一次，同时，这也是“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正式提出“内人党”问题。

　　十一月二十五日，乌兰巴干手下的“掀叛联络站”非法拘捕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特古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曾是东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

　　据后来内蒙古有关组织的统计，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其实，乌兰巴干炮制这些材料的手段十分简单，无非是篡改历史——包括内蒙古的历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历史，把历史的说成现实的，比如捏造说历史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现实中还在继续活动等等。

那张所谓的《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也是这么来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北京，钓鱼台。

在八号楼宽敞的客厅内，灯火通明，窗幔低垂。这天夜里，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人要在这里接见滕海清一行。

滕海清和李树德先汇报了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挖肃”运动的进展情况。当提到革委会委员（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再天时，康生插话说∶“王再天这个人很阴险，他是苏修特务，内蒙是否还有别人？王再天不仅是苏修特务、张学良的忠实走狗，而且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

　　此时，内蒙古的“挖肃”运动已经遍地开花，被挖出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和内人党党徒成千上万。滕海清心里本来还在敲小鼓，怎么会有这么多阶级敌人呢？眼下，他听了康生和江青的话，心里增加了不少信心。

　　江青说完，康生对滕海清等人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铎，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

　　滕海清和李树德点头称是，康生又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至此，康生一伙对挖“内人党”运动已经做了明确指示，滕海清经过这一番耳提面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了。

（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物又起到了牵动全局的作用，他就是郭以青。

　　郭以青是三十年代的老北平中共地下党员。五十年代，郭以青调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文革”前夕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

一天，郭以青带着几名造反派，突然来找核心小组副组长高锦明。

郭以青等人信誓旦旦地说∶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他的“内人党”问题和“二○六”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巴图供出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木伦和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等，一共八个人，都是盟市级以上的干部。

　　高锦明听罢郭以青等人的汇报说∶“内大又立了一功。”

　　核心小组研究后决定，秘密逮捕上述八名盟市级以上干部，对他们实行分别军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和交待，使案犯无法串供。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炎热的夏季，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这天，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

　　会议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三五一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

　　同时，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也向康生口头请示过。康生说∶“你们内蒙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他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具备了合法的形式。

　　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在全区席卷而来。

　　当时，特古斯肺结核、胸膜炎复发，每天发烧，可是对他的车轮战昼夜不停，当他休克出汗，说不出话来时，便休息片刻，旋即再战。

　　特古斯实在支持不住了，答应写材料。他写了几十页，把全部历史颠倒过来，但涉及有关具体人时，仅限于老“内人党”范围，不几天，他又全部推翻了书面交待。

　　在突审特古斯期间，外调的专案人员曾找到抗战胜利后在东蒙地区工作的胡昭衡和张策，调查特古斯早年的历史情况。

　　胡昭衡、张策分别于１９６８年八月和１９６９年四月写出书面证明材料。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氛围中，他们坚持原则，事实求是地陈说了那段历史，一致肯定了特古斯当年的表现。

　　苏尔原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干事，特古斯揪出后，被指派参加了特古斯专案组。一九六九年二三月间，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张ＸＸ告发说，苏尔在一次上厕所进门前，摸了第二颗扣子，是特务联络暗号。于是，苏尔被隔离审查，关了半年时间。

　　１９６９年五月二十二日，经毛泽东批示的中央二十四号文件下达后，内蒙古地区开始为“内人党”冤案中的受害者落实政策。苏尔获释，重回特古斯专案组。

　　七月二十五日，苏尔和特古斯专案组的几个同志以及原宣传部干事高克林、就特古斯问题，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由高克林执笔。

　　在长达六千多字的报告中，他们如实地反映了特古斯专案的前后经过，指出“我们搞特古斯‘新内人党’问题，从开始到现在，是在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还将张策、胡昭衡证明材料附于报告之后。

　　其时，在内蒙古军区领导机关中，受灾最重的要数军区政治部。

　　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是军内第一个“新内人党”，军队系统正是从他这里强行“突破”的。

　　鲍荫扎布在严刑之下，屈打成招，编造了他手下的“内人党”党员名单………。

　　骑五师战士郭建奇遭受严刑拷打，当抽打他到１６００多次后，他申辩道∶“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果然，他趁上厕所，就割肚剖腹，掏出了自己鲜红的还在微微搏动的心………。

　　伊盟盟委书记暴彦巴图被打倒后，遭受批斗共三百余次，一次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康生听过伊盟造反派的汇报后，说∶“像暴彦巴图这样的坏人，是极少数！”

　　于是，由于康生的一句话，暴彦巴图一直被关押到１９７２年秋，是伊盟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