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内地的各种变化让人目不暇给，边疆各地却因为清朝和北洋时代遗留格局的特殊性，大多没有被这时代的浪潮所立即席卷。西藏仍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一统天下；新疆也在继杨增新之后执掌权柄的金树仁治下维持着表面的平静；青海、甘肃、宁夏则是“马家军”的稳固地盘，虽然不久之后，动荡与变革也将在这些地方发生，但现在还可作壁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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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国民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执委 |
而这个微缩版的主人公，便是在1925年成立的“内蒙古国民党”。其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一个政党会有两个名字，正是大革命时代缩影的最直接表现。而其产生、发展、分裂乃至消亡，也与这两个名字息息相关。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也标志着大革命时代拉开了序幕。
而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产生的内蒙古国民党，便是在这架构之下被粘合起来的，从它的创始人的背景便可看出其复杂与混乱。
两位创始人一位名叫布延泰，汉名白云梯；另一位名叫默尔森泰，汉名郭道甫。
按说，作为政党的创始人，两位应该在一起奋斗过，有着相同的理想和信念，待到水到渠成之时组党，比如陈独秀李大钊。而这两位，在组党之前，不仅生活经历毫无交集，政治理念也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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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延泰1894-1980汉名白云梯 内蒙古国民党创人之一 |
由此可见，布延泰一直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属于“三民主义”的信徒。
而默尔森泰呢？相对于布彦泰明晰而单纯的经历，他则要曲折复杂得多。其人号浚黄，字道甫，也是1894年生人，内蒙古呼伦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人。按照现在的民族划分，他应是达斡尔族，不过，在民国时期，达斡尔人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都认为自己是蒙古人。其人自幼聪颖，少年时代便精通满文和蒙文，后拜呼伦贝尔道尹翟文选为师学习汉文，并在俄文专修馆学习了俄文，因而通晓满、蒙、汉、俄四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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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尔森泰（1894-1934），又名郭道甫 号浚黄，内蒙古国民党创始人之一 |
然而，呼伦贝尔毗邻苏联与外蒙古，那里发生的一切对之影响甚深，这注定了有着变革和民族复兴思想的墨尔森泰不可能在教育和宗教改良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很快，他的视野便转向了因“一声炮响”而传来的马列主义。1918年2月，在上乌金斯克城(今乌兰乌德)举行了第五次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大会，默尔森泰和另外两名青年代表呼伦贝尔学生会出席了这次会议，深受影响。回国后，模仿外蒙古平民合作社机构组建了“呼伦贝尔蒙旗合作社”。
1922年，墨尔森泰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蒙古问题》，由梁启超和布彦泰作序，直到此时，墨尔森泰和布彦泰这两位日后的建党者的人生轨迹才算有了交集，但二人并未谋面。布彦泰此时虽是国民党内蒙古党务特派员，但基本上只在北京及内蒙古南部盟旗活动，而默尔森泰则仍是立足于家乡呼伦贝尔。
很快，墨尔森泰这种“赤化”的倾向为掌控呼伦贝尔的奉系军阀所不容，于是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因为其声名卓著，被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聘为秘书兼俄文翻译。北京政府又任命他为中俄交涉公署咨议，中央蒙藏学校学监等职。
有了政府公务员的身份，默尔森泰政治活动更为方便。1923年,默尔森泰先后赴外蒙古与苏联考察，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共产国际的诸多领导人接触，“接受了其政治主张和想法”。回到呼伦贝尔后，仿照外蒙古青年党将呼伦贝尔学生会更名为呼伦贝尔青年党，成为了内蒙古地区第一个左翼政党的领袖。
北京政府之所以重用默尔森泰，是看重其社会贤达的身份，见他竟然如此“赤化”，便视之为危险人物，予以革职。
既然被北京政府革去公职，默尔森泰与南方的国民党的接触便顺理成章了。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全国大会，默尔森泰出席会议。会后在广州拜见了孙中山，在与孙中山的会谈后，对“三民主义”大为赞赏，据他自己日后回忆，此次会见，他“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因为当时外蒙所取的政策，完全没有差别的缘故”。
随着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大革命时代开始，受命孙中山在蒙古地区进行党务工作的布延泰以及其他蒙古族国民党员阿拉坦敖其尔、恩克巴图等人开始筹备建立基本政治纲领与国民党一致的内蒙古民族政党。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认为，组党是“蒙古人民的民族上、政治上的责任”。于是，布延泰和默尔森泰于1923年12月进行了会谈，协商筹备组党。在达成共识后，1924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组建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的预备会议，组成了中央执行机关。
1925年1月，“中华民国蒙党执行会”在北京成立。布延泰任会长，默尔森泰、乐景涛、李丹山、阿拉坦敖其尔、包悦卿以及共产国际负责内蒙古工作的特派代表奥齐罗夫等为执行会会员。同时，在北京还召开了内蒙古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也称内蒙国民代表大会预备会，并成立了以布延泰、默尔森泰为正、副委员长的筹备委员会。是年10月13日，这个筹备了近两年的政党正式宣告成立，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布延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默尔森泰当选为秘书长。
政党成立了，但政党的名称究竟该如何称呼却让日后的史家为之疑惑。按照如今统一的说法，其名称应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但当时也叫“内蒙古国民党”。之所以如此，有学者认为是翻译的问题，不过，这个政党的公函，在对共产国际时，一般是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而对国内，则以“内蒙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名义。若仅认为是翻译问题，恐不能自圆其说，这应该是其复杂的背景所决定的。
共产国际、国民党、共产党三方都对这个新兴政党的成立进行过支持，而其骨干党员，既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默尔森泰，也有国民党党员布延泰、阿拉坦敖其尔等人，还有乌兰夫、吉雅泰、李裕智等中共党员。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自然希望其成为共产国际在内蒙古的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友党，而中国国民党则希望其是自己在内蒙古地区的分支。如此局面之下，一党双名也就是不得不为的权宜之计了。
而这还仅仅是表面上的抵牾，在更深层面上，这个新兴政党该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内蒙古该走向哪里？则有着更为针锋相对的争论。
1925年10月13日到20日的成立大会，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以及冯玉祥国民军都有代表前来祝贺，会场上洋溢着热烈而团结的气氛，但日后分裂和自相残杀的种子早已深深埋下。
内蒙古国民党的分合生死
有句俗语叫做“龙多不下雨”，意思是龙王多了，互相推诿，雨反而下不下来。或者说，龙王多了，各有各下雨的计划，你争我夺，那雨也是下不下来的。
对于渴盼着变革、振兴和发展之雨的蒙古民族来说，内蒙古国民党的成立，无异于建立了一个求雨的祭坛，期盼着通过这个祭坛，让曾经许诺降雨的诸位龙王们——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降下甘霖。
然而，龙王多了，谁来降雨，降雨之后的收成归谁，龙王们可是互不相让的。而龙王们的争夺，也直接影响到了祭坛上向他们祈祷的祭司们——因为每个祭司都对应着一位龙王。
龙王的争斗使得雨最终没能降下，而祭司的争斗使得祭坛坍塌。
龙王们的争斗
中国国民党是将内蒙古国民党作为自己在内蒙古地区的分支和代理人，希望在该地区推行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作为北伐的策应，也为日后取得全国政权后巩固边疆做准备。当初布延泰作为党务特派员，任务便是在“内外蒙古宣传三民主义，进行党务工作”，不仅在内蒙进行了秘密宣传，且到外蒙广泛活动。1924年，在乌兰巴托，布延泰与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丹巴道尔吉进行了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便是关于加强蒙古人民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内蒙古创建国民革命党。
然而，就在这次会谈中，双方便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外蒙古方面认为内外蒙古民族和领土接近，因此坚持自己在内蒙古革命的领导权，而国民党方面则希望内蒙古国民党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分支来维护内蒙古和中国领土的统一性。
这本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但作为最大的物资支援者的共产国际，则并不希望这样的矛盾阻碍组党的进行，遂将之压制。而与此同时，有大量党员参与内蒙古国民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谋求主导权，这又与有着国民党党员身份的诸多党员产生了矛盾。
这些矛盾已经难以解决，而在共产国际内部，对于这个新兴政党的方针也有着激烈的争论。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片山潜认为，蒙古的全部土地应该联合成“联邦共和国，最近应奉行苏维埃化的方针……前景是加入苏联”。而布里亚特蒙古人，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仁钦诺则坚持建立包括统一的蒙古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的主张。
龙王们如此，祭司们的纷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看似一体的蒙古国民党，从一开始便存在着诸多派别：其一为三民主义派，领袖便是布延泰，这一派是中国国民党的坚定追随者；其二是呼伦贝尔派，领袖是与默尔森泰一起在呼伦贝尔从事活动的福明泰，这一派的政治理念与外蒙古的人民革命党相近；其三为中共派，代表人物为李裕智，其人不仅是内蒙古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是中共包头工委书记；其四为鄂尔多斯派，领袖是在鄂尔多斯常年从事抗垦斗争的旺丹尼玛、席尼喇嘛，他们手中握有武装，虽也与外蒙古联系密切，但并无更大的政治抱负，基本以家乡为根据地。
而作为内蒙古国民党二号人物的默尔森泰，虽然可算作呼伦贝尔派，但他并不主张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和外蒙古政府。在他看来，蒙古地区“物质文化之落后，人民户口之稀少，与夫荒漠土地之被人封锁，皆无自行发展之希望”，不但内蒙古“不能建设独立之国家”，即使现在已经宣布建国的外蒙古、布里亚特蒙古“亦不能长保存”。而蒙古民族的出路，绝不应该“联俄”，而应该“联汉”，因为“凡一文化落后之弱小民族，与他文化高尚之民族联合之时，不独终归同化，其结果必致灭亡，惟与程度与能力相差稍近者，其所给平等之待遇，亦较为优越”，而“今举俄罗斯、日本与汉族之国势程度以观察，则汉族一方面，最属薄弱，此对于蒙古民族较为有益者一也；且汉族方面，对于蒙古民族，虽为优越，然与世界列强比较之，仍为帝国主义之下被侵略之东方软弱民族之一，此与蒙古民族同病相怜者二也；至若汉族自古称为仁义道德之邦，对于四邻，本无吞灭之野心，此蒙古民族应当亲善者三也；其他对于历史上、地理上、经济上、文化上各方面，蒙汉两族之关系，尤为密切之至，此蒙汉两族互相联合、互相扶助之必要，更比俄日亲切也明矣”。
一派。对于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他也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内蒙方面之全体民族，既有自治民治之需要，又有彻底革命之表现，故内蒙问题之唯一出路，即根据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许内蒙以自治民治之解放”——这样的思想，使他不同于任何
如此局面之下，内蒙古国民党虽然建党时党员便有三百多名，候补党员三千多名，且组建了拥有三个旅，近两千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并建立了培养军事人才的内蒙古军官学校，可说有着很好的开局，但各种矛盾也从一开始便爆发出来。例如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其总司令是鄂尔多斯派的旺丹尼玛，副总指挥是中共派的李裕智，而三民主义派的包悦卿则是第一旅旅长及前敌总指挥，部队的控制权便成为争夺焦点，而结局则是在鄂尔多斯领导牧民抗垦多年，有着崇高威望的旺丹尼玛仅当了数个月的总司令便被蹊跷暗杀，最后由布延泰担任了总司令一职。
而在政党纲领上，有着“完成内蒙古的自治自决；确立平民政治；打倒中国军阀统治；废除封建制度；反对侵略压迫蒙古；清除出卖蒙古的王公”六条主张，虽然对王公制还根深蒂固的内蒙古而言已经算得激进，但与内地相比，还是柔和得多。但这纲领却也有着两个版本，当时日本的某外交官便发现:“虽然该党的汉文宣传比较温和，但蒙文宣传却极力向蒙古人传输革命思想。在其机关刊物《人民旬刊》上充斥着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外蒙古情况以及提倡废除内蒙古王公制度的小说等具有激进思想的内容。”
内部如此，外部环境的演变也使得矛盾迅速激化。1926年8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奉军作战失利，撤退到内蒙古西部。内蒙古国民党总部也随之迁到包头。12月，再次与国民军一起迁移到了宁夏(今银川)。从此，其活动范围只能限定在内蒙古西部，失去了在东部地区活动的基础。而三民主义派及呼伦贝尔派的根据地则是在东部，原本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两派式微，而中共派和鄂尔多斯派则因为根据地在西部则大有作为。1927年2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在席尼喇嘛的率领下击败乌审旗扎萨克和军阀井岳秀的军队，占领扎萨克王府，设立了“公民委员会”，掌握了全旗的行政、司法、军事大权。而李裕智在包头发展党部6个，党员2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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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尼喇嘛<1866～1929> |
默尔森泰在阿拉善活动数月，未能取得实质成果。他回到宁夏后，公开批评国民军，并指责布延泰作为党的领导人过于依靠国民军才导致失败。这极大地激怒了冯玉祥麾下大将宋哲元，打算逮捕默尔森泰。国民军是内蒙古国民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得以活动的保障，而默尔森泰又是共产国际所倚重的人物，为了两面安抚，布延泰命默尔森泰前往乌兰巴托，使其脱险，同时又在1927年7月召开特别会议，宣布暂停默尔森泰中央秘书长和常委职务。
此时，“四·一二”事变已经爆发，国共两党分裂，一场新的腥风血雨席卷全国，早已矛盾重重的内蒙古国民党也随之处于彻底分裂的边缘。为了应对乱局，共产国际召集各派领导人于1927年8月在乌兰巴托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阿木嘎耶夫主持，对三民主义派和呼伦贝尔派都进行了批判，布延泰、默尔森泰均被免除了职务，阿拉坦敖其尔等人则被开除出党。虽然看似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对左派默尔森泰尚有以观后效的期许，而对布延泰则有一棍子打死的计划——共产国际本打算将布延泰等人扣押。布延泰等三民主义派原本不可能逃出生天，但外蒙古领导人丹巴道尔吉认为“蒋介石的国民党在短时间内能够控制中国，还有可能进攻蒙古”，为了能有人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因此暗中保护了布延泰等人，派专车将他们护送回宁夏。
这样的大会自然不能制止分裂，反而使得分裂更为迅速。布延泰等人回到宁夏后，便在是年9月以内蒙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内蒙古国民党清党宣言”，宣言中称：“近来，竟有少数投机分子，由莫斯科回库，宣传共产主义，破坏本党原有组织，利用本党在库新开特别大会之机，假第三国际之势力，操纵会务，强制代表推翻本党第一次全内蒙代表大会之宣言及决议案，另行组织共产党部，实行赤色主义……与本党救人民之主义，大相径庭，况苏俄假第三国际扶助全世界弱小民族之美名，而实行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之事实”，据此“本党为保持蒙族，解放人民，脱离封建专制，完成国民革命起见，断不容赤色帝国主义流行于内蒙，陷我数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本党党员凡有违反本党主义者，均以敌待，立行铲除。”
不久，布延泰更宣布，“以巩固革命阵线及统一党权起见”，“改内蒙古国民党为‘中国国民党内蒙党部’”。
清党宣言既然公布，对于中共派的清除便随之展开。是年10月8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一旅旅长包悦卿在布延泰的授意下，在鄂尔多斯乌审旗将中共包头工委书记李裕智及其下属祁召才枪杀。紧接着，席尼喇嘛所率的第十二团则与包悦卿所部激战，将之逐出乌审旗。而席尼喇嘛也在一年后，即1929年春被暗杀，乌审旗的“公民委员会”政权随之失败。
三民主义派、中共派、鄂尔多斯派至此彻底决裂，互相视为寇仇。而呼伦贝尔派则在乌兰巴托的特别会议后，则留在外蒙古，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与白海峰、朱实夫等留苏学生代表团结成一体，组织了新的内蒙古青年革命党。但这个政党也没有持续多久便也分崩离析，默尔森泰与福明泰等人回到故乡呼伦贝尔，在1928年8月，以曾经的“呼伦贝尔青年党”的名义发动了著名的“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
这场暴动声势很大，迅速控制了呼伦贝尔地区六个旗的地域，但很快遭到东北当局的重兵围剿，而共产国际和外蒙古政府也拒绝予以援助，暴动坚持了仅一个月便被镇压下去。而在暴动结束后不久，苏联则做出了逮捕青年党分子并且宣布其为“日本间谍”的决议，留在苏联和外蒙古的青年党党员均被逮捕处决。默尔森泰则撤往沈阳，在发表不再坚持武力革命，“实现自由和合法的道路的斗争是有可能实现的”的宣言后，受到张学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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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如此，这个号称有着一万二千党员且有着相当实力武装的政党从此再未能有所作为。到1933年左右，终于销声匿迹。而组党的两位人物，也相继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布延泰在日后，曾参加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活动，一度被开除党籍。1931年恢复党籍后，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等职；1949年6月随国民政府迁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等；1980年8月2日病逝于台北。
默尔森泰在“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后，又开始从事教育活动，倡导设立“蒙古文化促进会”，主持创办了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并任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默尔森泰返回故乡，和原来的战友以及蒙旗师范的毕业生联系，商讨抗日措施，因被日本特务跟踪，不得不前往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寻求庇护。
岂料，这一去，便音信皆无，人间蒸发。直到60年后的199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保安机关档案馆的档案解密，人们方才得知，默尔森泰当年一到苏联领事馆便被逮捕，在1934年被苏联方面以间谍罪判处死刑，后改为在劳改营监禁10年。此后不久，在苏联的劳改营中去世，但具体时间和死因，则无任何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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